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制约

摘要：居民消费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目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由于过大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内需不足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不利。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以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4-0033-03

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不断扩大趋势。1991年城乡收入差距是2.34，到2007年已攀升到3.32。1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7.11倍，2007年达到13785.8元；而农村居民收入只增长了4.84倍，2007年只有4140.4元。而城乡恩格尔系数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有关研究显示，90年代初我国的基尼系数刚超过0.3，而目前在0.4-0.5之间，已达到国际警戒线。对比美国，20世纪70年代为0.35，90年代初超过0.4，90年代末才达到0.45，我国基尼系数提高速度快于美国，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较快。

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负面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这主要表现在：量的方面，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制约了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和消费率的提高，导致内需不足；质的方面，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城乡消费断层、延缓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和消费率的提高，导致内需不足

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随收入的变化而绝对变化，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长幅度要小于收入的增长幅度，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不同。高收入者受其生理极限制约，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高收入无法转化为消费；而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却无力消费。这种现象的综合结果将是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出现递减趋势，消费率偏低，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农村居民对永久性收入的预期。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才开始建立，并且农民增收政策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因此未来收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农村居民会把更多的财富储蓄起来，转移到未来消费，因而也会降低现期消费率。

国家统计局曾利用1986-2003年城乡居民住户资料和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对绝对收入假说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显示：第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分配成反比，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平均消费倾向越低；第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对收入差距的变动更为敏感(农村居民对基尼系数的弹性系数0.71远高于城镇居民的0.28)。这一结果部分解释了自1996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里，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城镇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和平均消费倾向低于城镇的现象。农村居民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这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更加疲软。

金融危机暴发以来，美欧等传统中国商品出口市场对我国商品需求下降，使得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的外需即出口乏力，并且短期内难有起色、长期则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因而，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就成了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而其中重点则是刺激消费。这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最大缺陷之一就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拉动。与投资相比较，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严重不足。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基本处于60％以下，2007年更降至49％。与钱纳里的多国模型相比，我国的居民消费率明显低于模型中的标准值。根据其研究结果，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在工业化中期(人均GDP达到560美元)消费率水平应该在80％左右。可以说，金融危机的暴发增强了我国通过缩小城乡差距来刺激消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城乡消费断层、延缓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也造成了城乡居民消费不能有效承接，使现阶段的生产力失衡状况进一步加剧。这是因为：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已达万元级的消费阶段，农村居民还停留在干元级的消费阶段，并且难以突破，以致在城镇居民的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后，农村对这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还是衔接不上，继而出现家用电器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现象。这是导致消费品市场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当高收入阶层对一些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已经趋于饱和时，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低收入阶层由于受到收入增长的限制而无法达到更高的消费层次，城乡居民消费不能实现有效承接，从而产生消费需求的断层，使得大量工业消费品缺乏消费需求。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虽然一直以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在不断下降，但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比城镇居民高7-9个百分点。2007年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3.1。这说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农村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仍然偏高，而且大多数农民只注重消费的数量而忽视消费的质量。此外，农村居民的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也远远低于城镇水平，落后城市至少10年。

目前在全国农村推行的“家电下乡”活动就是很好证明。“家电下乡”的主要目的就是刺激农民消费需求、加速消费结构升级，但其效果并不理想。直接原因是家电价格仍然过高，实质却是农民收入过低、买不起。

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

(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改变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的现状，对促进消费需求，提高我国消费率意义重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途径，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二是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使农民分享产业环节的增值利益。三是在农村实行公共财政。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电力、通讯等的投资，增加对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建立稳定的财政支农投入增长机制。因为上述具有公共性的商品和服务长期以来很大部分都由农民自己提供，这分流了农民用于消费的有限收入。同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还有利于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形成农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从而刺激农民消费需求。

(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强化财政税收政策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的存在，因此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对缩小城乡差距十分重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具体来说就是在垄断行业加强竞争，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整顿依靠垄断地位取得的不合理收入；完善和规范公务

员工资制度、津贴制度，健全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各地、各部门公务员的津贴标准和种类；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根据单位公益性大小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加快建设个入收人信息系统和个人支付结算体系，加强对个人收入的监测；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财产类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

财政和税收政策也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加强财政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三农”的税收优惠可以直接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为农民减负。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直补力度和税收优惠力度。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税种，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作用不明显，收入主要来源于中低收入者。因此要着重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制定更趋合理的税率、费用扣除标准和征收方式。逐步推进以个人所得税为核心，以房产税、遗产与赠予税等财产税为辅的税收体系。

(三)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

根据里兰德的预防性储蓄理论：由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刺激消费者采取比确定性环境更谨慎的行为，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以防范未来的不确定性对劳动收入所带来的冲击。张继海(2008)的计算机模拟和实证分析也证明：社会保障有助于城乡居民增加现期消费支出，降低预防性储蓄和提高长期平均消费倾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突出表现是保障水平低、覆盖率不高。这在农村尤为明显。随着农村居民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及土地保障功能的不断弱化，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可是适应当代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才刚刚开始构建。

1996年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开始试点，2007年中央才明确提出当年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止到2007年5月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仅1815万人，而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高达2100多万。除了少数东部发达地区，一般地方都参照国家每年的贫困标准来制定低保标准。

2002年10月，中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截至2008年9月全国参加新农合人口8.14亿人，实际参保率高于85％。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由最初的人均20元提高到80元，农民缴费也相应提高。

2007年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171万人。全年共有392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比上年增加37万人。全年共支付养老金40亿元。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有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种类型。除合作医疗覆盖率较高外，其他两类覆盖率偏低。并且农村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普遍偏低，远不能满足农民抵抗风险的需要，农民不得不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努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散农民的风险，增强其消费安全感，从而在更大程度上释放消费需求。

(四)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当前我国的农民身份制度赋予了农民诸多“劣等性”待遇，如农民迁移和择业、税收负担上的城乡差别、财政分享上的城乡差别。农民身份制度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也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这是因为根据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将吸引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从农村转向城市，获取收入。农民收入增加又会对生产资料产生巨大需求，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农村市场。所以消费需求的增加是支撑工业化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重要保证。但由于我国城乡割裂的户籍制度，使农民世世代代锁定在农村，即使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也难以取得城市户口，不能随工业化的发展向城市大规模迁移。这就使得我国农村市场的培育遭遇“瓶颈”，从而制约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因此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更多地获得迁移、就业、参与经济发展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以及受教育与再教育权，这是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制度保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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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吴书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