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稀土产业新监管框架的形成背景综述

［摘要］ 战略短视所导致的稀土产业政策错位，使我国稀土产业发展出现一系列重大偏差。国内稀土资源损耗与流失加剧，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管理乱象频生；国外发达国家凭借核心稀土科技和系列专利，以及富有弹性的战略储备制度牢牢掌控了全球稀土产业链，致使我国作为全球第一稀土大国，稀土话语权和定价权旁落。内外交困的背景下，“稀土新政”姗姗出台，我国新的稀土监管框架浮出水面。

［关键词］ 稀土产业政策应用定价权产业链

2009年8月，工信部牵头拟定的《稀土工业产业发展政策（修订稿）》和《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修订稿）》吹响了我国全面严控稀土监管的号角。其后，《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勘查开采管理暂行办法》、《稀有金属管理办法》（草案）、《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稀土行业准入条件》（征求意见稿）等一系列重量级法规或草案和征求意见稿纷纷出台，我国稀土产业新监管框架初步显现。目前，全国稀土等矿产开发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已进入验收和公示阶段，南北稀土矿区产业整合初见端倪；稀土产业被列为国务院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六大重点行业之一，并入选“十二五”科技规划；内蒙古自治区推出稀土资源战略储备方案，以稀土和煤炭为研究重点的国家矿产地战略储备试点方案接近收尾。

近一年来，“稀土新政”在国外跌宕起伏的舆论喧嚣甚至众谪中艰难前行，并从资源控制、产业整合、国家收储等多个层面得以逐步推进。梳理“稀土新政”的出台背景，反思稀土产业演进的成败得失，有助于厘清迷思，完善监管，推动我国稀土产业的健康前行。

一、我国稀土产业的形成与演进

化学元素周期表第六周期ⅢB族中原子序数从57至71的的15个镧系元素，加上同族与其电子结构和化学性质相近的钪（21）、钇（39）共17种元素，统称为稀土元素，简称稀土（RE或R）1。作为改性添加元素和基体元素，微量稀土即能明显改善作用对象的质量性能，或显著提高金属材料的强度、耐磨性和抗腐蚀性，或与其他元素组成用途各异的新型功能材料；其独特的电子亚层结构，光、磁、电领域特异的能量转换、传输和信息存储功能，以及催化性能等，使稀土广泛应用于传统产业、高精尖科技和军工等13大领域40多个行业，从“工业味精”演进为“工业粮食”，成为“万能之土”，在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领域更是赢得 “新材料之母”和“21世纪的黄金”的美誉。近年来，每4项高新技术发明就有一项与稀土相关，几乎每3到5年就能发现稀土的一种新用途。

1.我国稀土资源的分布特点

稀土是与石油一样的不可再生资源。虽然稀土在地壳中的丰度不低，但由于分布分散，品位不高，分离提纯困难，全球能达到工业开采价值的稀土矿床并不多，且多为轻稀土元素。目前，我国稀土资源在全球已探明储量中所占份额为30%左右，分布呈“北轻南重”的特点。其中，轻稀土以内蒙古白云鄂博铁铌稀土混合矿、四川冕宁和山东微山的氟碳铈矿为主，其稀土资源的全国占比分别为83%、3%和8%；重稀土以江西、广东、福建等南方七省的风化壳淋积型（离子吸附型）稀土矿为主，合计占比为3%。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富含钇、镝、铽等储量稀缺、军事用途突出的中重稀土元素，是我国极具国际竞争力和重要战略价值的珍贵矿产资源。

2.我国稀土生产和出口大国地位的初步确立

我国稀土资源的勘查与开发起步于1950年代。1950年代至1980年现并探明的一批重要稀土矿床2，为我国稀土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证。1980年代初，包钢选矿厂开始出产高品位稀土精矿，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处于试开采阶段。1988年，我国稀土精矿产量已居世界之首，达2.964万吨。1990年冕宁开始生产氟碳铈稀土精矿，1999年我国稀土精矿总量达7万吨，稀土产业初步形成三大生产基地（内蒙白云鄂博、四川冕宁、江西等南方七省）、（北）轻（南）重两大体系的基本格局。

就稀土分离而言，自1975年8月徐光宪课题组在全国第一次稀土大会上提出“串级萃取理论”，串级萃取技术和工艺就在其后几年的国企推广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推动我国稀土萃取分离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稀土分离成本的大幅下降，结束了美国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对全球稀土生产的主导，改写了我国单纯依赖稀土矿石出口换取稀土制品的历史。1990年代，在我国单一高纯稀土大量出口所形成的“中国冲击” （China Impact）下，国际单一稀土价格下降30%～40%，国外稀土垄断企业纷纷选择减产、转产甚至停产，并寻求与我国内地企业合资、合作。1998年，我国一跃成为稀土原料与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3.稀土产业政策错位下的管理乱象与市场低迷

1990年代末稀土大国地位的易主代价不菲。由于忽略对稀土战略地位的前瞻性认识，仅视稀土为一般出口创汇产业，在“有水快流”思路导引下，稀土采矿权被贸然下放。产业进入门槛降低和短期利润的诱惑，使地方企业、民营企业大量涌入，各地大小矿点破土而出、遍地开花；国企技术人员纷纷跳槽，亦变相助推稀土冶炼分离工艺的扩散，各类采冶、分离企业或小作坊由此激增，最多时高达上千家。矿区无序开采和冶炼分离能力盲目扩张的结果是稀土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供过于求，并经由多头出口、低价竞销而大量外流。在低廉的资源、环境、劳工成本下，1990年至2005年我国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出口价格却仅相当于1990年的64%，2005年前后稀土价格甚至低至每公斤16元，稀土企业生产经营举步维艰，外汇收入损失惨重。据徐光宪院士介绍，1995-2005年高纯优质稀土的廉价出口，使我国至少损失55亿美元，日韩等国趁势储备了20年的稀土。

虽然1991年南方离子型稀土矿被列入国家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1998年稀土产品出口配额制度开始启动，1999年4月至2000年12月对拟新建的稀土矿产开采项目暂停审批和颁发采矿许可证，2002年实施《外商投资稀土行业管理暂行规定》，2004年制定《稀土产品出口目录》等，但上述举措并未能使我国稀土资源无序开采和廉价外流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从1998年上半年起，稀土价格大幅下滑，至2004年左右探底后，一直持续到2005年上半年，前后低迷长达7年之久。

在全球高科技电子、激光、通讯、超导等稀土原材料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之际，我国稀土产业政策错位所导致的掠夺性开采、产能过剩、供需失衡、低价竞销，致使我国稀土长线产品滞销，短线产品出口价格不升反降。美日等国不仅趁势大幅增加廉价稀土储备，而且适时加大稀土深加工和应用领域的研发，在稀土元器件和终端应用产品等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拔得头筹、抢占先机。

二、“稀土新政”的出台背景分析

“稀土新政”肇始于2005-2009年以限产为核心的稀土调控措施的成效不彰。2005年下半年，为整顿和规范稀土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改变我国稀土资源过量开采和廉价流失现状，发改委、商务部、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联合制定了稀土产业3年整顿目标，并在徐光宪等稀土专家和从业人员的呼吁和建议下，对稀土开采、加工和出口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调控。具体内容：（1）取消从1980年代以来对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的出口退税，减少稀土产品出口配额和出口入册企业数目，对稀土冶炼分离产品加征出口关税；（2）停发稀土矿采矿许可证，下达稀土矿（REO）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将稀土矿产品和冶炼分离产品生产纳入指令性计划管理；（3）将部分矿产品和冶炼分离产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稀土冶炼、分离（限于合资、合作）列入限制外资进入领域，稀土勘查、开采、选矿列入禁止外资进入领域；（4）举办《2006～2020年稀土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草案）》论证会，审定稀土行业标准，编制《稀土工业产业发展政策》和《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筹建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等。

上述调控措施一度使我国稀土产业走出低谷，2006年国内稀土价格普遍上涨1-3倍，除南方部分地区外，2007年仍保持相对高位。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国外需求下降，主要进口方以消耗存储削减进口，稀土价格再次巨幅下跌，我国稀土企业重陷困境，江西大部分企业甚至进入停产半停产状态；稀土标志性产品氧化镨钕的出口价格从2006年初的每吨7万元上涨至2007年11月的17万元，再跌至2008年5月的13.5万元，直至2009年8月的7万元，重回2006年初的水平。

始于2005年的上一轮调控措施成效不彰，实与我国稀土产业演进中累积多年的内外桎梏密切关联。

1.稀土资源开发和进出口管理失控

（1） 稀土企业长期超指标生产

从2006年开始，国土资源部连续5年对全国稀土矿开采企业下达稀土开采总量控制年度生产指标及其分省指标，2006-2009年稀土矿(REO)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分别为0.866万吨、0.870万吨、0.876万吨、0.823万吨。其中，中重稀土的控制指标为0.832万吨、0.882万吨、0.912万吨、1.002万吨。然而，2006-2009年中重稀土的实际产量却严重超标为4.51万吨、4.50万吨、3.60万吨、3.27万吨，导致战略性稀土资源无可挽回的流失。从2007年开始，发改委（工信部）连续4年下达稀土矿产品和冶炼分离产品(REO)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前3年的计划指标与国土部在数量上存在不小差异3，2010年才基本统一。2006-2009年矿产品实际产量分别为13.25万吨、12.08万吨、12.45万吨、12.94万吨；冶炼分离产品实际产量（含废料回收所得）分别为15.70万吨、12.60万吨、13.53万吨、12.73万吨，超过全球总需求；冶炼分离能力保守估计为17万吨，实际可能超过20万吨。同期国内稀土消费量分别为6.28万吨、7.26万吨、6.79万吨、7.30万吨，过量稀土只能廉价外流。

（2） 配额安排与权重设置不当

据2009年国际稀有金属与稀土年会数据，2004-2008年我国稀土总配额（含稀土新材料出口）分别为65609吨、65609吨、61821吨、59643吨、47011吨，国际市场需求相应为56583吨、45600吨、45207吨、52051吨、48193吨，稀土出口量超出世界需求量，导致低价竞销。2004年紧缩配额后，违规倒卖配额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配额价位也随行就市持续暴涨，不少掌握配额的非生产型贸易公司因此牟利。由于配额管理中没有细分元素,对轻、重稀土出口采取“一刀切”，导致出口企业为争取出口资质，提高出口权重，偏向出口储量稀缺、价格昂贵的中重稀土，形成“鼓励”中重稀土出口的反效应，与调控初衷完全相悖。

（3）外企绕过配额壁垒变相出口

自1993年加拿大AMR公司与江阴市稀土材料厂组建合资公司后，法日美韩等国开始大举进入我国稀土产业。随着稀土管控政策逐步收紧，国外一些稀土应用企业纷纷到我国稀土矿产资源丰富的包头、赣州等地投资设厂，通过廉价收购稀土原料或初级产品，并简单加工成稀土合金或其它允许类出口产品，再运到国外进行储备或深加工。这实际上是变相获取我国稀土原料，曲线操控我国稀土产业供应链。据统计，2010年1-9月不受配额监管的钕铁硼合金和磁粉的出口量共计6390吨，占2010年全年出口配额30258吨的两成以上。究其原因，在于一些外资企业经由极为粗略的加工工序，通过打造重稀土“镝”元素含量远高于平均值的钕铁硼合金，再正常出口到国外提炼加工成高端产品，实现附加值倍增。

（4）非法稀土走私猖獗

随着我国出口配额和出口入册企业数目的减少，稀土走私活动日渐猖獗。据推算，2006-2009年间，除国内消费和正常出口外，每年大约有2-3万吨稀土以氧化铁、大理石、去污粉、石灰粉等名义通过“伪报品名”出口，或被转运到检测力量相对薄弱的小港口“异地报关”而不知所终。2008年以来，从各个环节查获的走私稀土达16000多吨，2009年11月、2010年7月深圳海关和南宁海关又分别破获两起案值上亿的稀土走私大案。据悉，目前稀土走私已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链条，由专业团队运作，涉及主产地、海关以及海外销售全行业。我国走私稀土大多流入日韩，2009年8月28日英国《泰晤士报》披露，日本一些大型企业约1/4的稀土需求依赖走私。猖獗的稀土走私不仅打压稀土价格，抵消配额保护效应，而且势必使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稀土战略储备体系建设无以为续。

2.稀土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受资源条件和采选工艺技术，尤其是乱采滥挖、采富弃贫、漏采压矿等乱象的影响，我国稀土资源的回采率、回收率和浸出率较低，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目前，国有稀土矿采选冶综合利用率一般为60%，民营矿普遍不足40%，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平均低于50%。包头白云鄂博主、东矿稀土随铁开采，受市场需求和生产计划所限，每年约有2/3已完成开采、运输、破碎工序的稀土矿石没有经过分选就被直接排入尾矿坝堆存，稀土选矿回收率不到50%，利用率仅为10%。未实行分流、分堆管理的尾矿坝，稀土资源稀释贫化严重，为二次资源的综合回收利用增加了难度。目前，每年递增0.9米的尾矿坝已成为占地12平方公里，围墙高35米，容量达1.7亿吨的人工悬湖，其所形成的固体污染源，尤其是钍等放射性污染，对周边环境和居民健康，以及黄河水源都构成了严重威胁。1998年就曾有5家包头稀土冶炼厂污染草场658平方公里，致使该市2万多头牲畜生病的报道。2004年底，包头一些沿黄河排放含铵废水的稀土厂因为污染了包头市东河区自来水厂在黄河的取水口而被停产整顿。2005年11月2日，徐光宪等15位院士向国务院联合提交《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并于2006年和2008年两度再次呼吁。另据包头有关部门统计，包头地区稀土企业每年产生的各类废水约1000万吨，废水含氮量约5克/升，超出《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规定的氨氮二级排放标准(25毫克/升)近200倍。未经有效处理而排放的废水，给当地居民生活饮水，周边水域环境和农田引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南方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的开采、分离相对容易，政府限采、限产政策长期得不到很好执行，偷挖盗采、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导致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中重稀土严重流失。由于储量有限的中重稀土大多掩藏在花岗岩风化壳之下，用“池浸法”每开采1吨稀土，就得破坏200平方米的地表植被，剥离300平方米表土，产生2000立方米尾砂，稀土浸取回收率只有25-40%。如此砍树除草、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开采，造成每年1200万立方米的水土流失，一度被喻为“搬山运动”。 据报道，赣州稀土矿的过度开采和冶炼，使赣南地区约1500万亩土地的地表植被遭到破坏，4000多万立方米尾沙废土未得到妥善处理，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系河床升高。“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原地浸矿法”推广后，稀土浸取回收率提高到70%，对地貌、植被的损害相应减少。但是，含硫胺、草酸或碳酸氢铵的浸矿剂和浸出母液的残留、泄漏仍会渗透地表和地下水，造成大范围水域污染和土壤环境质量下降。而且原地浸矿法需要一定的地质条件，对矿石性质和围岩条件要求严格，适用范围有限。目前，南方池浸作业仍占相当比重，稀土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尚难从整体上得到好转。

概而言之，稀土产业链愈是上游污染愈重。稀土生产的全过程，特别是上游的采选、冶炼分离阶段会产生大量“三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中国稀土学会的资料显示，在冶炼等生产过程中，每生产1吨稀土金属大约产生8.5千克的氟和13千克的烟尘；利用浓硫酸高温焙烧工艺平均生产1吨稀土焙烧矿，产生9600-12000立方米含有精矿粉尘、氢氟酸、二氧化硫、硫酸等的废气，约75立方米酸性废水和1吨左右的放射性废渣(含水)。多年来，我国稀土产业以不足300亿元的年产值，成为全球稀土矿和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绝无仅有的最大生产方，并以全球30%左右的储量占比满足全球95%以上的稀土需求。这一畸形的供求格局构筑于巨大的显性和隐性社会成本基础之上，是以沉重的乃至无可逆转的国民健康、资源损耗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其要害在于，以我国不可再生资源损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支撑起发达国家稀土高科技应用和军工体系跃升。

3. 稀土应用技术落后，产业链和价值链受控

稀土是典型的科技依赖型产业，稀土产业的经济效益不仅来源于稀土矿产的开采冶炼，更取决于以稀土科技为强力支撑的稀土资源在深加工领域的二次开发应用。长期以来，美日等国在多渠道廉价获取我国稀土资源的同时，不断加大稀土高科技研发投入，力图通过抢占稀土知识产权制高点，从技术上实现对全球稀土产业链的操控。他们借助原创核心专利，采取横向(同时进入多个国家)和纵向(不断完善设计，进行后续申请)扩展方式，构筑了严密的全球专利网，形成对我国稀土产业科技研发和应用市场的专利覆盖。目前，全球与稀土有关的5000余项有效专利技术，尤其是包括稀土新材料在内的中下游产品的核心技术和系列专利已基本为之掌握。美日等国由此雄踞全球稀土价值链高端，致使稀土产业链的主导因素不再拘囿于资源环节，而更多地为应用环节所操控。资料显示，在稀土原料、新材料、元器件和终端产品的产业链条中，产品价值由低端向高端呈裂变式增长，前三者价值之比大体为1:50:500，后者增值更甚。

由于近三十年来对稀土产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的重视与投入不足，我国稀土产业自主创新不足，应用开发滞后，稀土生产和出口长期以污染大、能耗高、附加值较低的中上游产品为主，在稀土深加工和应用开发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著。我国虽然拥有多项原创性的稀土冶炼分离提纯技术，但在稀土新材料领域基本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在稀土元器件和终端应用产品领域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更少。据统计，自1985年4月1日我国专利制度建立以来，稀土类专利申请共计4288余项，其中国外企业专利申请2188项，占我国稀土类专利申请总量的51%以上。一半多稀土类知识产权的旁落，使我国巨大的资源消耗和沉重的环境代价难以获得合理的补偿与回报。

近年来，我国年稀土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供给日本市场，而日本是全球稀土深加工和应用领域实现附加值最高的国家，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的稀土占日本稀土消费总量的90%以上。我国输日氧化钕，出口价每吨20多万，日本提纯成金属钕返销我国，进口价每公斤20多万。一进一出，价差近千倍。通过进口廉价稀土初级产品，出口高纯化中间品或终端应用产品，自身没有稀土资源的日本，将稀土深加工环节的巨额利润几乎全部留在了国内。

钕铁硼永磁材料（烧结、粘结）是日本住友特种金属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下属的麦格昆磁公司于1983年研制，其后双方达成交叉专利许可，并在多国申请专利。一旦某些专利权失效，住友和麦格昆磁又将类似技术全部申请专利。为突破专利覆盖，避免出口侵权，中科三环、宁波韵升等5家企业先后花费上千万美元购买其专利许可，出口价值损失高达上亿美元。目前，我国已突破高性能钕铁硼磁体制备关键核心技术――合金速凝甩带技术，并拥有多项钕铁硼速凝薄片的发明专利，但钕铁硼磁体成分专利权仍掌握在美日等国手中，直到2014年以前才能陆续到期。

受工艺技术水平和设备自动化程度所限，我国钕铁硼永磁材料在均匀性和一致性上不及日本，产品只能供应电声、磁选等中低端市场，音圈马达（VCM）、核磁共振（MRI）、风力发电机、车用电动机等中高端市场已基本为日本掌控。1999年我国钕铁硼产量与日本相当，产值却不足日本的1/3。目前,我国已超过日本成为钕铁硼第一生产大国，但钕铁硼磁体的均价仍只有日本的40%左右。在高性能钕铁硼市场，中日两国市场份额分别为23%和71%，差距悬殊。

4.全球稀土囤积暗战加剧，中国定价权旁落

矿产资源战略储备是指一国为保障国土与经济安全，对具有较强供应脆弱性的战略矿产和急需矿产所实施的储备。早在2002年前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挪威、芬兰、英国、韩国就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制度。

美国自1923年以阿拉斯加国家油储首开矿产资源基地储备的先河后，又通过《战略物资储备法案》、《国防生产法》、《国家物资和矿物方案》的颁布，来确保美国军需生产和储备供应。1981 -1982年里根政府拨付上百亿美元两度购买储备物资，到1985年末美国战略储备已达63类93种。长期以来，美国对国内战略矿藏实行“只探不采”政策，国内消费和战略储备主要来源于海外市场。美国的稀土储量位居全球第三，但1999年以后美国对本土稀土矿藏逐步实施保护性停产，位于加州的全球最大单体氟碳铈矿床芒廷帕斯矿也于2002年封存，国内需求则与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一道依赖从中国的廉价进口。

日本于1983年建立稀有矿产战略储备制度后，即以官民并举的方式对石油和钒、锰、钴、镍、钼、钨、铬等7种稀有金属进行储备。2006年5月，日本为确保其高科技产业的绝对竞争力，提出了《国家能源资源战略规划》，并将铂、铟及稀土类三种资源纳入储备对象。2007年底，鉴于中国加大稀土出口管控，时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的甘利明敦促中国放开对日本和其它稀有金属买家的限制。2008年2月，日本宣布加大战略资源储备力度，将包括稀土在内的共计31种稀有矿产资源列入“储备清单”，储备方案纳入国家能源资源战略规划。2009年7月，日本制定《稀有金属供应确保战略》，提出加强经济外交以利于海外资源获取，通过资源回收利用、替代材料开发以及资源储备等措施来保障稀有金属供应。

2008年3月，韩国锁定12种稀有金属为“国家极为稀缺的战略资源”，并声称另外19种亦是韩国关注目标。2008年7月，韩国知识经济部决定以官民合作方式扩大稀有金属储备规模，到2012年将储备种类增加到22种。2008年11月，欧盟出台原材料整合战略，以确保海外原材料获取来源。2010年年初，欧盟宣布建立稀土战略储备。

多年来，日本通过政府拨款、企业收购、投资参与等方式,累积了足够使用20年以上的稀土储备。日本年稀土消费总量的83%从中国进口，但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日本只将其约1/3的进口量用于工业生产，其余2/3作为战略储备封存。自我国加大稀土管控力度后，日本进口稀土的渠道和策略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即从先前的大量集中采购转变为多批次少量分散采购，或经由香港、泰国等地进行转口贸易，甚至高价收购广西、云南一带稀土走私品，以规避市场关注和警觉，同时巧妙利用采购时间差，扭曲正常供求关系，打压操纵稀土价格。

战略资源储备制度强力支撑了美日等国对国际稀土供求市场的把控。凭借大额订单和雄厚财力，国外主要进口方对我国稀土产业实施联手打压，价格下跌时大量购进囤积，价格上涨时消耗存储停止采购，待价格再次跌至谷底再行购进。如此恶性循环，致使全球惟一能大量供应各种规格品级稀土产品，占据全球95%以上产量份额、80%以上市场份额，本应拥有最大话语权和定价权的中国稀土企业长期在微利线上徘徊，产业发展和利润空间受制于人。

三、结论

战略短视所导致的稀土产业政策错位，使我国稀土产业发展出现一系列重大偏差：国内稀土资源的损耗与流失加剧，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管理乱象频生；国外发达国家凭借核心稀土科技和系列专利，以及富有弹性的战略储备制度牢牢掌控了全球稀土产业链，将我国这一“稀土资源、生产、出口、消费第一大国”长期压制在稀土产业链中低端和价值链末端，使“稀土在中国，技术在国外”成为我国稀土产业真实镜像的无奈写照。经由多年掠夺式开采和贱卖，1996-2009年间我国已探明稀土储量已大跌37%，目前保存较好的仅为2700万吨。按现有生产速度，我国中、重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20年，不排除有一天需要依赖进口；按人均资源量计算，我国已是稀土资源贫乏国家。

鉴于稀土深加工和应用领域的高科技依赖，短期内我国稀土产业发展困境难以得到全面改观。随着我国新的稀土监管体系的逐步建立，发达国家势必会继续利用其稀土高科技优势，通过知识产权、技术贸易壁垒等手段遏制我国在稀土应用领域的拓展，我国稀土产业将不得不直面更为严峻的挑战。

可以说，稀土产业以巨大的显隐性成本长期成为全球不可再生战略资源绝无仅有的最大提供方，却遭致话语权和定价权的旁落，正是我国近30年唯GDP发展观的逻辑必然。稀土困局为我国长期奉行的外向型重商主义发展模式所附注的绩效标识，值得国人掩面深思。

注释：

1、元素周期表ⅢB族的钪Sc、钇Y和镧系15个元素镧La、铈Ce、镨Pr、钕Nd、钷Pm、钐Sm、铕Eu、钆Gd、铽Tb、镝Dy、钬Ho、铒Er、铥Tm、镱Yb、镥Lu共17个元素统称为稀土，有轻、重两组或轻、中、重三组之分。轻、重两组通常以钆为界，镧、铈、镨、钕、钷、钐、铕称为轻稀土或铈组稀土，钆、铽、镝、钬、铒、铥、镱、镥、钇称为重稀土或钇组稀土。轻、中、重三组之分没有一定之规，若以萃取法分组，则镧、铈、镨、钕称为轻稀土，钐、铕、钆称为中稀土，铽、镝、钬、铒、铥、镱、镥再加上钇称为重稀土。钪划归稀散元素，一般不与其它稀土元素共生。钷是人造放射性元素，过去一直认为自然界中不存在钷，直到1965年芬兰一家磷酸盐工厂在处理磷灰石时发现痕量的钷。钇的原子量仅为39，但其离子半径在其它重稀土元素的离子半径链环之中，化学性质更接近重稀土元素，在自然界也与其它重稀土元素共生，故归为重稀土组。

2、50年代初期内蒙古超大型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床，60年代中期江西、广东等地风化壳淋积型（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床，70年代初期山东微山石英一重晶石一碳酸盐稀土矿床，80年代中期四川凉山冕宁牦牛坪式碱性伟晶岩一方解石碳酸盐大型稀土矿床。

3、2007-2009年稀土矿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分别为13.18万吨 、13万吨、11.95万吨，冶炼分离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分别为13.70万吨、11.89万吨 、11.07万吨。有报道称2008年稀土冶炼分离产品实际产量达到14.4万吨。

参考文献：

[1]车丽萍余永富：我国稀土矿选矿生产现状及选矿技术发展[J]．稀土，2006，2

[2]杨达卿：中国能源供应链话语权危机 谁在贱卖我们的稀土[N]．现代物流报，2009,9,15

[3]李家涛：中稀土出口凸显的发展战略困局[N]．信报，2010,10,12

[4]提高稀土话语权仅靠控制资源和出口是不够的――专访稀土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小卫[J]．稀土信息， 2009,12

[5]陈占恒：中国稀土产业和相关政策概览．中国稀土学会222.35.76.42/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