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与典籍翻译中的文化传递

摘 要： 本文以《道德经》的翻译为例，结合生态翻译学理论，解析生态翻译策略在典籍英译中对传递蕴含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典籍翻译 《道德经》 文化传递

典籍文献承载着民族的文化意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其阐释与翻译是体现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道德经》以其明晰不足、暗示有余的特点吸引古今中外学者的阐释和翻译，其思想内容的日常经验性和题旨的无时代性使其具有较高的现代相容性和可参与现代学术讨论的丰厚潜力。

如何有效地传递《道德经》的精髓，实现其现代转型，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弘扬民族文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开启了翻译分析与阐释的新的篇章。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此理论指导下，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道德经》英译本，继而加深中国古典文化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一、生态翻译学概论

二十一世纪初，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并通过其专著及一系列论文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得到了我国众多学者的支持。“翻译适应选择论”明确了翻译的定义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中心”、“译者主导”是其核心理念，强调“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是其方法论，从翻译时间角度描述了翻译的交替循环过程；“汰弱留强、适者生存”是其目的论，指出译者和译作共同遵守的自然法则。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翻译学”。该学说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翻译研究，它的优势在于加强跨学科研究，使人们可以在更广阔、更复杂的生态背景下研究翻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相比，尚属稚嫩的此论显露了蓬勃的生机和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二、《道德经》英译

《道德经》又名《老子五千言》，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华典籍中最具代表性的哲理书。内容上主要阐述自然无为思想，其中包含不少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辩证观点，是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皆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早在16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道德经》就开始了它的译介行旅。特别是近世以来，西方各国争相从中国典籍中寻找民族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老子学说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学术界甚至把《道德经》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看做是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据统计，截至目前《道德经》已经被译成28种文字，有1100多个版本，其中英译本182种。《道德经》底本及注不胜枚举，内容玄妙难懂，思想博大精深，加之中外文化迥异，语言差异甚大，故给后世留下巨大的阐释空间和个体参悟的机会，以至于每位译者都会觉得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种认为已经把握住其内在哲理之思的想法一旦外化为文字表达，便立刻失去其丰富的内涵，也就是失去恒常性，《道德经》的巨大魅力就在于此。翟林奈（Lionel Giles，英国著名汉学家Herbert A. Giles之子）在《道德经》英译本作序时说，《道德经》就好比哲学文献中的“白矮星”，形体虽小，却有极高的密度，散发着极为耀眼的智慧之光。

因此，如何在《道德经》译介过程中恰如其分地传递其文化内涵，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彰显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次有益探索。

三、《道德经》英译中的文化传递

（一）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活动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对于“翻译生态环境”，胡教授定义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也就是说一部好的翻译作品，必须与影响其生存发展的一切外部条件取得和谐、统一。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使很多学者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他们认为，老子哲学中反对战争、主张和谐的观点对消弭人类具有的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具有时代性意义，这种内向用力、十分含蓄的道家文化是解救欧洲危机的良药。自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能源危机、生态恶化、战争威胁、吸毒等社会问题，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信仰危机，西方希望在东方智慧典籍中寻找解脱和出路，国外的“老子热”不断升温。《道德经》在英语世界受到了其他任何中国典籍文本都无可企及的普遍关注。《道德经》的“无为”思想满足了西方人寻求救世良方的迫切愿望。根据中国著名学者陈鼓应解释：“无为”意为顺其自然，不妄为。许渊冲将其翻译为does everything without interference， 意为不干涉之意；Arthur Waley 将其译为 relies on actionless activity，并在注脚中增加注释： because “action” can only make one thing high at the expense of making something else low， etc. 这两者与陈鼓应不谋而合，形象地刻画出“无为”即顺天意行事，不干涉自然之意，若有意为之，则势必会引起战乱纷争的不良后果，为西方人对战争所带来灾难的困惑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注脚。辜正坤译为 behaves without taking unnatural action，意为行动自然，无“不干涉”之意，而铃木大拙（D.T. Suzuki）和卡罗斯（Paul Carus）合译的译本中将“无为”翻译为 non-assertion，偏重于“没有主张，懦弱”之意，与老子的“无为”的“不恣意妄为”的核心是有差距的。

由此可以看出，译文要做到既精确表达老子的思想，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精髓，又正好满足西方人从中寻求救世良方的迫切愿望，必须实现原作、译者、译本与生态翻译环境的和谐统一。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译者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就译者而言，他/她是一个独立主体，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译者处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交互点上，既是翻译的主体，又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看，“译者为中心”可以解释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能否生存。

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跨越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像《道德经》这样的哲学文学著作，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道德经》是迄今流传下来的极少量的古籍之一，时空的变迁，语言的发展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其的非经典化，使其在母语内的翻译都极为困难。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要有严谨的求知态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精益求精。例如：

《道德经》第十八章：“六亲不和，有孝慈。”

林语堂的译文：When the six relationships no longer lived at peace， there was praise of “kind parents” and “filial sons”.

辜正坤的译文：Filiality and benevolence come along with the family feud.

许渊冲的译文：When the family is at odds， filial sons and kind parents are needed.

Arthur Waley 的译文：It was when the six near ones were no longer at peace that there was talk of “dutiful sons”. 同时，Waley在附注中指出“六亲”为“father， son， elder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 husband and wife”.

西方人注重个人主义，东方人则看重家庭人伦，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亲人之间出现矛盾，才有父慈、子孝价值的提倡。“六亲”指父子、兄弟、夫妇。

林语堂的译文当中“六亲”直译为“six relationships”，指代不够明确，这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便会感到茫然、费解。辜正坤、许渊冲直接以“family”代替，“六亲”的含义被泛化。Waley根据自己深厚的中国文学和文字功底，以及对老子思想的深刻理解，用心独到地采取深度翻译的方法，在篇末用心考察中国文字后作出注解，所以读者看了注释一目了然，会领悟这句话的含义，从而积极引导西方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古典文化，这充分体现了Waley在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充分发挥了其“译者中心”的主观能动性。

四、结语

在典籍翻译过程中，应该突出强调译者为中心主导的整体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在典籍翻译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导作用，从而使翻译生态系统和谐，使原作的生态文化得以传播，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新的文化元素，更好地完成翻译的使命，向国外传播原作的生态文化，这样就可以达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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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2年度哈尔滨理工大学校青年基金项目“从英译《道德经》看典籍翻译的文化传真和应采取的翻译策略”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YF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