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翻译研究的生态途径

［摘要］ 以冰心翻译为例，考察翻译研究的新途径——生态途径对具体翻译活动的阐释力，得出以下结论：生态视角下的冰心翻译体现出整体性生态哲学的基本精神、存在关系和实践路径；在翻译选材上，冰心轻欧美而重亚非，体现了对翻译生态整体性的自觉维护；她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相持而长的存在关系呈现了整体性生态哲学的核心特征，这种共生与互生的生态存在关系得以实现主要得益于冰心至诚无息致中和的生态伦理观；在她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中也处处体察出她“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实践至诚之道的路径。

［关键词］ 冰心翻译；生态整体观；共生与互生；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103—04

生态学已成为一门显学，它不仅具有原初生物学意义上的理解，而且随着与各人文学科的结合，其意义已扩展到了其它的学科领域。生态的核心含义是整体观下的共生。生态视角考察翻译是指从共生的方面整体性考察、认知和理解翻译环境、翻译诸主体、原语与译语、原语与译语世界、翻译的宏观选材微观译法等。从生态途径对翻译进行研究，译界学者特别是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并在论证生态翻译学建构的可能性，合理性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做出了不朽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然而，这种翻译研究的新取向对实际翻译活动的描写和阐释力究竟有多大，还有待验证。也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虑，胡庚申教授从该视角出发对傅雷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了生态诠释。另外，《上海翻译》也开创性地在2009年第4期上辟出专栏同时刊发了三篇从“适应和选择”维度下对张谷若、严复这两位翻译家的翻译活动重新阐释和以《牡丹亭》为例对具体译本的研究，这些研究极大地验证了翻译研究生态途径的可行性和阐释力。但是，正如胡庚申教授在“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一文中所指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类比的翻译研究已有一定的共识，然而总体上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欠缺还是颇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引”而未发，一些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引用生态学相关术语表达的阶段，尚没有依据生态学的基本内涵对翻译活动给予深入一致的描述和阐释；狭隘单一，尚缺乏多维度的、对更多的问题做出更多的诠释和概括等方面［1］(P3)。本文将尝试从不同的维度，从生态学的三个核心概念入手，依据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对冰心翻译活动给予深入的描述和阐释，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丰富翻译研究的这一新途径。

一 （译本选择上）重亚非轻欧美冰心翻译生态整体观之体现

生态整体观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系统理论，形成于20世纪，代表人物主要是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其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2］(P39)。整体观是生态学的首要特征，它贯穿于生态研究的各个环节，也适用于从生态视角研究翻译的始终。

生态整体观下的翻译生态是指原作、译作和原文与译文所呈现的世界以及原作者、委托者、译者、读者等翻译中诸主体之间互相关联的整体之敞开的进程状态本定义是在生态整体观的相关理论阐述和胡庚申教授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定义的启发下修改而成。［3］［4］。翻译生态整体性指翻译诸主体之间，诸主体内在自我之间，原作与译作之间，原语与译语世界之间完整、和谐、平衡和持续存在的存在关系和生存关联。其存在的基本前提是非中心化，遵循完整和动态平衡两个原则，核心是对整体以及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另外，由于译者是翻译生态系统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翻译生态整体观不仅要强调翻译生态环境这个母系统的整体利益，还要突出强调译者这一子系统对母系统平衡稳定的重大作用。

通过对冰心从事翻译时期我国翻译生态的研究，我们发现冰心在对所译作品的国别选择上体现出强烈的生态整体性意识。

冰心1923年始在美国学习英国文学，1931年出版处女译作《先知》。在初涉翻译时，冰心未选译当时占主流翻译的英美、欧洲大陆的作品据王建开统计，1931年间我国共出版外国文学作品179种，其中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数量为55种，欧洲大陆89种，亚洲12种，其他4种，多国合集6种，国籍不明13种（王建开，2003：64）。［5］，反而青睐于处于少数、边缘地位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作品，从其首部译作的选择上，其生态整体性思想已初见端倪，这种生态整体观在她翻译的高峰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冰心翻译高峰期（1955-1965）是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由于我国政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也使得文艺政策、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也与苏联保持一致，大量翻译了俄苏的文学作品。1949年12月至1958年12月，我国翻译出版外国文艺作品共5356种，其中翻译出版苏联（包括旧俄）文艺作品共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作品总种数的65.8%［6］( P45-47)，和其他国家的译作相比，在数量上占了遥遥领先的地位。另外，英美文学作品的译介在建国后的1954年和1953年至1959年分别形成了高峰，七年间推出308种翻译作品［7］(P5)。与此同时，解放后，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开始了，对正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亚非各国人民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和极高的敬意，也很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亚非各国人民的情况，因此，被压迫民族的作品翻译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1949年至1959年间，我国翻译亚非国家文学作品共285种，其中如果除去日本的55种，解放后介绍翻译亚非国家文学作品230种［8］(P160)。但在占绝对优势的苏俄文艺作品翻译和相对繁荣的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局面下，对被损害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是处于边缘状态。身处新中国成立后翻译蓊郁蓬勃发展的大潮中，面对纷繁的翻译作品国别和作者的选择，冰心并没有盲目地加入俄苏文艺作品的翻译主流，也没有选译自己曾留学国别的文艺作品，反而选择翻译了亚非国家的作品。她一生共译介了来自8个国家的50多部作品［9］，其中除了马耳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诗歌《燃灯者》和晚年与丈夫吴文藻一起参与翻译的《世界史》和《世界史纲》来自于上头的任务外，其余的翻译均出自于其自发的选择。她所翻译的文学作品主要来自亚非地区，集中对印度泰戈尔、安纳德、奈都夫人的译介，还翻译了四位加纳诗人和三位朝鲜诗人的诗歌。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冰心在翻译选材的取舍上，体现出翻译生态整体观，和对翻译生态整体性的追求，这是在当时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子系统所发挥出的对整个翻译生态环境动态平衡的重大作用。

二 翻译与创作相持而长冰心共生与互生的生态翻译观之形成

翻译生态整体观下原作与译作、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翻译中的诸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生互生的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翻译中诸主体、原作与译作、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之间存在着的内在本质上的、原初的关联性，它决定了翻译中诸主体、原作与译作、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之间可以互相进入对方内部构成对方本性的一部分或全部的现实性。它与非生态关系下孤立性存在所演变的“惟竞争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惟竞争原则”把翻译中诸主体、原作与译作、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之间的彼此关系看作是完全的外部存在，可以随外部因素改变而改变，它们之间是完全孤立的。这种惟竞争原则信仰译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强力（倚仗的强力和技巧的强力）征服、操控原作，从而实现自我或我方利益的满足，这样的行动原则和生存信仰导致了译者伦理和道德上的两难境界。而翻译生态整体观下所呈现的生态关系宣扬原作和译作、原作者和译作者、原语世界和译语世界的共生和互生，它虽然也强调竞争，但竞争仅仅是生态关系下关联性存在所强调的竞争，是共生和互生的辅方式，是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冰心的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互为部分或全部本性，呈现出这样一种相持而长的生态关系。

冰心青少年时期读了很多林纾翻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块肉馀生述》、《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等。翻译文学与冰心的创作有着非常直接的渊源。冰心本人多次坦承她的创作是受到了翻译诗歌的影响。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她说：“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去发表。” 在《繁星》自序，《《冰心全集》自序——我的文学生活》等多处她也反复提到《繁星》和《春水》的创作是受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而大家非常熟悉的“春水体”文学语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受郑译泰戈尔作品的感染。

冰心“春水体”中所体现的散文化形式和口语化的语言使她的译作语言也颇有特色。冰心译文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译文语言清新朴素、婉转流动，适当运用排比句和对比句所形成的自然跳荡的韵律感，再加上原文内容清纯的大自然和温柔亲切的爱的主题，使她的译风与她文学语言中轻柔雅丽的文字，浑然天成的韵律，优美清丽的意境相得益彰。

几经磨难，向往爱与自由，充满青春理想主义的冰心曾回忆，“解放前，尤其是1951年从日本回国前，都因为那时我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对于自己周围的内忧外患，既感到悲愤和不满，又看不到前途的希望和光明，这造成了我的作品日见稀少的原因［10］(P588)。”解放后，她所熟悉的旧的手法很难描绘崭新的内容，翻译，这时，成了她最好的代言品。她将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和独特风格用于翻译中，铸就了她人生的翻译高潮，这一段时期（1955-1965年）冰心翻译了纪伯伦的《沙与沫》（1963），翻译了泰戈尔的13部作品，印度安纳德的民间故事集《石榴女王》（1954），印度安利塔·波利坦的诗歌，印度奈都夫人诗选，四位加纳诗人的诗歌，三位朝鲜诗人元镇宽、朴散云和郑文乡的诗歌，尼泊尔马亨德拉的《马亨德拉诗抄》等，翻译延续和补充了冰心的创作。

通过文学创作，冰心的译笔不断地得到滋润，而翻译又反之延续和补充了她的创作，和谐关爱的生态理念充盈着她整个的翻译过程，最终她的翻译作品得到海内外读者和专家们的激赏。

三 “至诚无息”冰心生态翻译伦理观之核心

冰心的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相持而长的关系，体现出整体性生态哲学的核心特征。而这种生态存现关系如何得以实现？我们似乎可以从深深影响冰心成长的中国古典哲学、文论中探究析明。荀子曾说“惟至诚无息，唯能相持而长。”指明了至诚乃相持而长的根本前提。对于这一至高追寻的思考，《中庸》中也早有论证。《中庸》在第一章中就写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以“致中和”为目的，并阐明了“致中和”的条件，即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中”的实现依赖于 “诚”，不仅要“诚”而且要“至诚”。至诚的功效在于“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薄厚，薄厚则高明。”至诚之道的实践路径是“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冰心在翻译选材、译论阐述以及翻译实践上都体现了这种至诚无息致中和的生态翻译伦理观。

在译本选材上，心中漾溢着对生活无限衷爱的冰心，坚持不转译，坚持要译有价值的作品，体现了她对翻译事业的诚，对读者的诚。冰心认为翻译必须是有价值的。就连对纪伯伦这样名家的作品，她在译《先知》时也绝非拿来就译，而是先读一遍，有了“深刻印象”后又重读一遍，直到“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这才“着手翻译”。同时，她坚持不转译，坚持在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之后才译，她说“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不转译，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译了出来，我就太对不起原作者了［11］(P2)。”冰心所译泰戈尔、奈都夫人的诗都是作者本人用英文写的，纪伯伦的《先知》和《沙与沫》也是纪伯伦用英文发表的著作；而印度安利塔·波利坦的诗歌则源自于原作者本人寄给冰心的英译文打字稿；朝鲜诗人的诗歌是根据朝鲜访华作家代表团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

在翻译论述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成长的冰心，以中庸思想努力在太直译和太意译这两个极点中寻找“中”，一个既不能太直译也不能太意译的平衡点。在小说《遗书》中，冰心借主人翁之口谈到了一些关于翻译的看法，如“我所最不满意的，就是近来有些译品尤其是小说诗歌生拗已极，必须细细的，聚精凝神的读下去，方能理会其中的意思。……因为太直译了，就太生拗；太意译了，又不能传出原文的神趣。”冰心在《译书的我见》中也多次提出译书应是“为供给那些不懂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既然译出来，最好使她通俗，” “译本中间夹杂着外国字……实在是打断了阅读的兴头和锐气”。同时，她又进一步指出，“翻译的文字里面，有时太过的参以己意，或引用中国成语这点多半是小说里居多使阅者对于书籍，没有了信任……［10］(P12-15)。”

在翻译实践中，处处体现出“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至诚之道实践路径的冰心，翻译了大量泰戈尔的作品，为了加强对泰戈尔的深刻理解，她还专程到了泰戈尔的故乡——印度，体验印度人民的生活习俗，感受泰戈尔对印度热烈的爱。在翻译中，她恰当地增加了一些注释详介印度的风土人情，以至诚之心帮助读者全面体验泰戈尔作品中对自然和祖国的拳拳爱心。例如，泰戈尔诗中多处描写了印度的河流，如第94首：“我的心悠然地随着在远空下的莲花河一同曲折流走。” “我有小古巴伊河作我的芳邻。”第126首“在茹卜那伦的河岸上我起来，清醒着” 等，冰心在翻译时对“莲花河、小古巴伊河、和茹卜那伦河”均加上脚注注明这些河流的地理位置以及与作者的渊源。另外，冰心在译泰戈尔《孟加拉风光》中描写帕提沙地区文章的开头第一句“穿过那些‘湖泽’到卡里格雷村去，一种想法在我心中形成。”更是对‘湖泽’做了长达百字的详尽解释，从而帮助读者更加直观、深刻地理解原作的诗情寓意，体现了译者至诚之道的实践路径。

通过大量的创作和翻译实践，冰心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情感取向、思维路径和审美意识，三者在她文笔清丽、意蕴隽永的笔下化成了充满生态意味和哲思的文字涓涓流出，最终书写出了她“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至诚无声、大爱无疆的人生意境。

四 结 语

生态视角是翻译研究的新视角，生态视角研究翻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极大地推动了译论的发展，对考察具体翻译活动也具有较强的阐释力。从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入手对冰心翻译活动进行研究，为翻译研究的这一新视角提供了一个多维的选择，以生态学的三个核心概念的基本内涵对翻译活动的阐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生态视角下的冰心翻译研究体现出整体性生态哲学的基本精神、存在关系和实践路径。在翻译选材上，冰心轻欧美而重亚非，体现了对翻译生态整体性的自觉维护，冰心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相持而长的存在关系呈现了整体性生态哲学的核心特征，这种共生与互生的生态存在关系得以实现主要得益于冰心至诚无息致中和的生态伦理观。在她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中我们也可处处体察出她“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实践至诚之道的路径。

［参 考 文 献］

［1］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 ［J］. 上海翻译，2009（2）：3-8.

［2］ 王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J］. 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37-46.

［3］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 上海翻译，2008（2）：1-5.

［4］ 方梦之.中国译学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5］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6］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 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 文学评论，1959(5)：41-77.

［7］ 孙致礼.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8］ 季羡林,刘振瀛.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1959(2): 151-171.

［9］ 卓如编. 冰心著译选集［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

［10］冰心.冰心文集（第五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1］李景瑞.翻译编辑谈翻译［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