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江湖之“易筋经”

无疑，互联网已成为时下最为自由的沟通平台与信息传播载体。网络时代，是一个盛产观点、意见和评论的时代。但与此同时，一些“网络暴力”等不良行为，也在频频刺激着人们的眼球、内心甚至是道德底线。让人忧心的同时，不得不慎思一些问题，应怎样看待网络信息和网络舆论，如何有效地进行网络管理？

崔保国：“网络政治”不是万灵药

文/高艳

崔保国，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媒介经营中心主任。

网络影响决策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近日来有些社会关注度非常之高的事件最开始都是从网络上引发的，慢慢延伸成了社会公众事件，并且导致相关行政部门介入。您认为网络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在其中担当着一种怎样的角色，起了怎样的作用？

崔保国（以下简称崔）：这些事件中充分体现了网络媒体对高层决策的影响。在重大新闻事件中，网络媒体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此外，网民拍手称快之余，我们不得不反思，建立一个对权利进行有效监督机制的重要性。

青：这几年来，网络表现出了其强大的煽动力，有舆论指出，网络已成为最大的参政议政的场所，有人将其比喻为“庶民的会场”，对此，您怎样看？

崔：截至2007年12月，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报告表明，中国网民数量已增至2.1亿人，位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位。尤其是2008年的一系列“抵制”事件更突显出网络正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舆论平台。

在新一届的政府报告中，利益表达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新的关键词。网络的特性被很多人认为是非制度性表达的最佳渠道。

网络真正成为“庶民的会场”还需要官方对网络舆论的及时梳理和适时引导。毕竟，结合历史来看，煽动力大的舆论平台一旦被利用，往往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庶民会场”也可能引发“多数人的独裁”。如何让网络平台成为公民权利和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政策的警示器和社会稳定的缓冲阀？这是我国媒介生态中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新媒体产生新的利益博弈

青：有学者指出，与网络舆论的民意表达相比，似乎更应该关注现实中的民意表达渠道。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

崔：首先，网络民意和传统媒体中体现的民意一样，都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社会的完整民意，弱势群体仍然缺少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渠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存在着弱势群体的缺席，尤其是农民群体的集体缺位，更是我国政治领域和媒体发展中最显著的特征。

青：现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网托”、“网监”，您如何看这一现象？

崔：在网络领域成为“风投”和热钱追逐的“互联网产业”后，这一领域成为新的资本集中地和利益群体逐鹿中原的战场。互联网被赋予了太多的期望，“网托”的出现不足为奇，而且还正向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别有用心的“网托”和直抒胸臆的网民在鱼龙混杂的网络舆论中，成为潜在的网络安全威胁者。

对于“网监”，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当代中国，互联网的管理都是一个难题。“网托”、“网监”的存在体现了新媒体生态下新的利益博弈。

青：网络实名制的讨论一度成为众人关注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对此，您是怎样的观点？

崔：我认为，网络实名制的运行逻辑有悖于网络的本质与特性。近几年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风靡，未成年人沉溺游戏一直成为社会、家长、学校头痛的事情，各式各样的网络游戏戒除方法纷纷被抛出，有采用物理治疗的、有玩心理医治的、还有采用身份识别技术阻止的，但都收效不佳。可见，运用技术性的手段管制互联网问题，总会出现相应的破除手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网络世界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从现阶段中国的互联网生态来看，我认为没有必要实行实名制管理。即便实行实名制管理，民意的表达还会借助网络的开放性与多元性曲折地表达出来。

青：我们了解到，目前除了少数几个网站，比如人民网，新华网等外，其它网站是不具备采访权的，对于网络媒体采访权的放开您如何看待？

崔：中国的几大门户网站已经在争取平等采访权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网络媒体在表达民意，引导舆论等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中国政府也在进行相应的政策转变。只不过这种网络媒体的进化与升级需要历史的机遇和漫长的时间。

当互联网逐渐成为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利用的沟通方式时，我相信中国政府不会不考虑网站的采访权开发问题的。在近期的中央各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渐成熟后，在直播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网站工作人员的身影，从这点上，可以看出，实践总是走在政策的前面。

制度化的渠道建设最为关键

青：您觉得网络的民意表达，在整个社会民意表达渠道中所占的比重应该是怎样的？

崔：以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制度性的民意表达渠道才是真正可以给予全民“公共领域”的高速路。如缺乏制度性、现实中的利益表达习惯，网络的表达渠道很可能被“网监”、“网托”控制，成为被利用的渠道和“虚假的民意”。

现阶段，网络上有一些情绪性严重的帖子广泛流传，这也提醒了我们：当网友更多地采用原子化的利益表达形式，往往会带来两个负面结果：第一，利益表达的无序、低效。因此，这种利益表达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很难影响政府决策。第二，如果某一群体在利益表达中经常性的遭受挫折，他们的沟通形式很可能由和平转向对抗，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破坏政治秩序，影响社会安定。

青：目前，博客被人喻为“参与性媒体”，通过博客这种形式，“一人一媒体”、“所有人向所有人的传播”得以实现，您怎样看博客在表达社会公共诉求方面所担任的角色？

崔：前几年，当博客蓬勃发展，“人人开博”的时候，学者与民众对于博客寄予的过高期望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互联网的内容越发丰富和细化，网友的网络注意力日趋分散。而写博客、看博客并不是中国网友网络生活的主要选项，真正能够在公共事件中发挥作用的博客（主）占网民总数的比例很小，很多细分领域的“意见领袖”，他们的博客内容尚不能带动公共舆论。

“一人一媒体”更适合描述博客的性质，而“所有人向所有人的传播”仅仅是从理论上的论证，而非实际达到的效果。当然，与传统媒体相比，博客的自由度与及时度仍占很大优势，很多公共单位或企业型的博客行为正成为博客领域的新兴生力军。

青：伴随着网络言论的开放，发泄情绪的不良言论、甚至是“网络暴力”也充斥着网络。不久前流行的“人肉搜索”，也开始体现出网络空间的不安定因素，您能否具体谈谈在网络言论中，哪些是不可突破的道德底线？

崔：即便是在现实生活中参与到某一件事情的始末，也未必能够看清楚事件中各方的想法，判断双方得失。更不要提通过网络上的文字或图片就可以了解一个人或者理解一件事。现实生活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远非只言片语可以解读。谁都没有资格充当“道德卫士”去评判自己本不够了解的人或事，侵犯人家的隐私，甚至造成其精神与肉体的伤害。

从众心理的可怕在于某些网友基于共同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以道德优越感对某个异己者进行道德审判。这是一种群体参与的网络狂欢，有很强的游戏性质，并逐渐演化为非理性的人身攻击，成为彻头彻尾的暴力行为。

青：我们了解到，在加强网络信息监管方面，国外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通过网络立法等等。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对此加以管制，从而让这种传播平台达到扬长避短的效果？

崔：美国网络色情的控制模式对我国的网络传播净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种模式可以总结为：“以技术手段为主导、网络素养教育为基础、政府立法为保障、积极寻求国际合作的综合管理模式”。但是，它却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出版界和电脑界等不少组织和机构的联合反对，这些组织还向费城法院提出诉讼。结果，当年6月，费城法院的三名联邦法官组成的小组作出了否决《传播净化法案》的决定。

提倡自律是目前的重要任务。制止网络上不良内容的传播不可能，但制止接收不良内容是可能的。应建立媒介素养教育的科学框架，引导网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结合一定的技术手段，并联合技术能力强的企业和公司将普通网民暴露于不良信息的机会减少。我国已有的网络监察部门亟需提高监察的精度，将民意与不良信息区别开来，而不是成为堵塞网民正常表达意见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