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心理测验技术

心理测验是测量人的智力、能力倾向或个性（人格）特征个别差异的工具。这种工具有器械或实物的，也有文字或图表的。用心理测验进行测量，必须实现量化，并且达到标准化的要求。中国古代没有严格科学意义的心理测验，但有丰富的心理测验思想，甚至可以说，现代心理测验都可从那里找到雏形，看到它们的影子。现代心理学家张耀翔和林传鼎两位教授，都高度重视中国古代心理测验的发掘与研究。张耀翔曾总结评论：“中国古代对于心理测验的贡献，不在施行步骤、计算、结果或结论方面，而在择题与方法（设计）上。择题与方法是测验中较为重要的部分，须用思想，其余计算等都是很机械的。早年西洋测验家只知在运动、感觉、记忆等简单特性上做测验。他们认为情绪测验很困难，品性测验更谈不到。最近才有这一类尝试，竟得意外收获。中国自始即认情绪及品性测验为可能，且最需要，故再三论及。品性是许多特质的综合，异常复杂，测验时当然不能像测验知能那样限定时间，草率从事。这正是中国提议的测验切实处。假使我们运用现代科学仪器、控制及统计诸原则，将先哲提出的问题加以分析，在方法上加以补充，然后一一去试验，焉知没有惊人的发现。”[1]

燕国材教授对中国古代心理测验也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就一般方法而言，“归纳起来不外乎问答法和情境法这两种心理测验法”。这集中反映在庄子的“九征法”、《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大戴礼记》的“六征”法、刘劭《人物志》的“八观”“五视”、诸葛亮的“知人性”七法等。至于具体方法则有：教育测验，如选拔与考试制度；分心测验，如“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测验；动作测验，如民间的“抓周”；特殊能力测验，如“试射”；创造力测验，如连环测验、形板测验、迷津测验。[2]这里则尽量以现代心理测验作框架，从测验方法（设计）和数量化的角度，将古代的心理测验归纳概述如下。

一、动作判断法

动作判断法是以动作发展特点或动作技巧作为心理测验根据的测验方法。此种测试方法，就其被试年龄说，小至婴儿，大至成人。对婴儿有抓物“试儿”，对成人有“试射”选拔。

（一）抓物“试儿”

这是我国民间让儿童周岁时抓物品，以测试其感觉-运动发展特点的方法。南北朝时的颜之推曾就此种方法作过记载：“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盟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3]这种“试儿”俗称“抓周”，以儿童周岁抓物而名。婴儿的动作是其身心发展的重要机能，手的操作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其认知活动，所以用抓物测试其感觉-运动发展水平，“以验智愚”，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于依据婴儿先抓到什么东西来预测其未来从事何种工作则缺乏科学根据，因为婴儿选抓何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在1400多年前已有动作测验的记载却是难得的，林传鼎教授评价说：“这种针对婴儿期感觉-运动发展的特点，以实物为材料的近似标准化的测试方法可以说是1925年格塞尔（A. Gesell）婴儿发展量表的前导。”[4]这段评论应当说是公允的。

（二）“试射”选拔

在古代射箭是狩猎和作战的重要本领，所以历代都重视“试射”，以此选拔文武官员，或参与祭祀。从《礼记》记载看，我国周代已采用“试射”这种测验形式。“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天子之制，诸侯岁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5]从现代心理测验看，这是属于特殊能力测验的单项测验。它根据射中次数的多少，以及行动是否合乎礼仪，动作是否合乎乐律，来判断能力的强弱，以确定是否录取。林传鼎教授评价说：“按现在的测验学术语来说，它用了参照效标的记分法。”[6]效标是衡量测验是否有效的外在标准。上面所说的，“试射”射中次数的多少，动作是否合乎礼仪和乐律，就是射箭这种特殊能力测验的效标。

二、问答鉴定法

问题鉴定法是指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以其知识和思想内容，来鉴定人的心理行为品质的测验方法。它包括口头问答和书面问答，后者有些类似于现代的纸笔法。

三国时的刘劭对问答法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何谓观其感变，以审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将欲求之，必观其辞旨，察其应赞。夫观其辞旨犹听音之善丑，察其应赞犹视智之能否也。故观辞察应，足以互相别识。”[7]刘劭认为，观察一个人在骤变时的反应，就能了解他的心理行为的常态。人们内心的思想感情往往为其复杂的外部表现所掩盖，所以要真正探求到他的心理状况，就必须看他言谈的中心，考察他的应对方式，这样才可以判断其语言含义的美恶和智能的高低，从而鉴定出人们不同的心理特点与品质。这里的“观辞察应”，就是问答鉴定法。他还指出：“然则论显扬正，白也。不善言应，玄也。经纬玄白，通也。移易无正，杂也。先识未然，圣也。追思玄事，睿也。见事过人，明也。以明为晦，智也。微忽必识，妙也。美妙不昧，疏也。测之益深，实也。假合炫耀，虚也。自见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余也。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7]这里具体地分析了通过问答等方式了解人的心理特点与品质的情况。

具有心理实验性质的“知人之法”，也涉及用问答法测验人的心理。例如，《六韬》中“八征”的前四种方法，诸葛亮“知人七法”中的前三种方法（问、穷、咨）等都是问答法，借助言语，以问答的方式观察和测验人的心理，特别是人的智力和性格。在今天，问答法仍有其重要意义。

书面问答法在我国广泛应用。我国唐代科举取士中有一种“帖试”，即“帖经试士”，实际上是现代考试中常见的填空测验。 “帖试”后来演变成为缀字测验，即填空。例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还有一种变式，称为“对偶法（类比法）”，如：“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些都是书面问答法的实例。

此外，猜“字谜”也是一种特殊的问答法，它可以帮助了解人的联想、思维、想象和运用知识等方面的能力，也是民间喜闻乐见的活动。与之类似的“对联”也属于问答鉴别法。

三、情境鉴别法

情境鉴别法是创设一定的情境（亦即控制某种条件）观察测定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方法，也可以说是通过心理实验来测验的方法。

庄子曾提出了创设九种情境去观测人的心理、行为的方法，称之为“九征”。他说：“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省人得矣。”[8]他创设的情境是：远处工作（远使之），近处工作（近使之），复杂情况（烦使之），突然提问（卒然问焉），紧迫情况下相约（急与之期），令管钱财（委之以财），告知危急（告之以危），喝得酩酊大醉（醉之以酒），男女混杂相处（杂之以处）。所要观测的心理与行为是：忠实（观其忠），恭敬（观其敬），能力（观其能），智力（观其知），信用（观其信），贪心（观其仁），气节（观其节），规矩（观其则），好色（观其色）。从现代测验理论看，就是给予某种情境刺激以观测所诱导出的心理与行为反应。可见，庄子的方法（设计）是合乎科学的。

这种情境鉴别法被历代（特别是汉魏）许多思想家所采用。《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刘劭《人物志》中的“八观”、“五视”，诸葛亮的“知人七法”等，都有情境创设的测验思想。三国时期，由于当时各国都迫切需要政治、军事等诸方面的人才，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故而促进了对人的才性等诸心理特性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以察举、征辟方式选拔人才产生了许多流弊，如“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9]，因而也促使人们采用观测人们心理行为的方法以选拔优秀人才。有学者评论说：“诵汉魏诸儒名著，知其对于心学一门，较周秦研究，愈加精密，其所施检查人心之方法，亦颇有独到之处。谓心理测验发明于汉魏时代，并非无因。”[10]

四、器械测试法

器械测试法是指采用有关设计的器物，来试测人的智力、创造力的心理测验方法。器械测试法包括博弈、九连环、八阵图、七巧板等，有的与现代心理测验中的板形测验和迷津测验很相似。这些测验的意义深刻，而且对现代西方心理测验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博弈

博弈是古代的博戏和弈棋，为两个人对局的智力竞赛活动，虽不具测试与被测试含义，但对比较人们智力、运筹能力的高下是有作用的。一般研究者并不将博弈纳入古代心理测验来讨论，而笔者则认为其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博弈始于何时没有明确记载，难以说得准确，文献记载孔子已谈到博弈： “不有博弈者乎？”[11]“博”是局戏，用六箸十二棋；“弈”是围棋。庄子则提到博塞，“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12]成玄英疏：“行五道而投琼曰博，不投琼曰塞。”唐朝诗人杜甫在《今夕行》中也写到博塞这种娱乐活动：“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后博戏发展成为象棋，对弈取胜主要靠人的聪慧，具有比较智力高低的意义。

（二）九连环

中国古代的九连环由九个金属环连在一起而成，可分可合生出许多变化，连环的解脱过程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智能与技巧熟练水平。据《辞海》记载，古代有两种九连环：其一是民间玩具，“连环系金属丝制成，套在条形横板或各式框架上，贯以剑形框柄，可合可分。中以九环最为著称，故名。”其二是民间戏法，“即戏法节目‘剑、丹、豆、环’中之‘环’，将九个金属圆环（直径约7寸），运用熟练技法，或合或分，或套成花篮、绣球、宫灯等形象”。下面是属于民间玩具的九连环的一种图示：

这种连环测验，可用来检测一个人思维的创造性、灵活性、敏捷性等品质，以及动作技巧的熟练程度。张耀翔教授对九连环的意义、影响曾作过概要评述，他说：“战国时代已有连环试验，20年前（注：张写该文是1940年）已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鲁格尔（Ruger）采入他的心理实验内，并将实验结果著为一书，名《中国连环的解脱》（ The Chinese Ring Puzzles），研究学习心理者无不参考。连环试验创自秦昭王，被试为君王后及其群臣。先是昭王遣使者遗君王后以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不？’昭王分明是用它作一个智能测验。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锥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国策・齐策》）。”[13]张耀翔本人也曾运用九连环进行实验，被试均感兴趣，这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范例。连环测验把心智技能与动作技能的测验寓于操作玩具与变换戏法之中，把测试人的智能水平和训练、发展人的智能结合起来，是非常有意义而又受人欢迎的，其所欠缺的是尚无精确的记分标准。

（三）八阵图

八阵图原指诸葛亮的练兵作战阵法，后来历代民间艺人仿八阵图，布成迷津，让人行走，成为一种智能娱乐活动。它相近于现代的迷津测验，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称：“（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后人考其遗迹而绘成图形（详见《武备志》）。今陕西沔县，四川奉节、新都二县尚有其遗迹，“八阵图”系聚石为之，各高5尺，广10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9尺，正中间南北巷悉广5尺，凡64聚。张耀翔教授推测，有可能由中国留学生或到中国留学的西洋学者，传述八阵图而演成迷津测验。据考证，浙江兰溪诸葛村古建筑群的平面布局正是按诸葛亮的八阵图设计的。该村以一口池塘天池为中心，四周环绕数十座明清建筑，几条小巷呈放射状从天池向外辐射分布。可以明显看出，村落布局呈九宫八卦形，与八阵图暗合。张耀翔甚至将迷津测验上溯到尧舜时代。尧为了测验舜的智能与品格是否能胜任统治大业，当暴风雷雨大作之时，他命舜到山林川泽去，考察他的行为。结果舜并未迷失，胜利而归。这就是《尧典》上记载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是一个以人为被试的大规模迷津测验。

八阵图及其演变形式，毋庸置疑是中国式的迷津测验，这一古代心理测验，不仅可以测试观察力、记忆力、思考力、创造力等多样能力，而且能够反映出被试在走迷津时所表现出的情绪、意志、性格等品性。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编制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迷津测验。

（四）七巧板

七巧板是将一块正方形薄板截成七块，用以拼排成多种多样的图形，是一种很好的非文字的拼板智力测验。这种拼板智力测验用于娱乐或测试都是很有趣味的。从拼排活动中能训练、培养和发展人的智力，用来测试时也可反映被试的智力水平。例如，你可以将七巧板拼排成：（1）“心”字；（2）跑步；（3）骑马；（4）帆船；（5）鹅；等等（见图2）。

七巧板起于何时，为何人所创，尚未完全考证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它由宋代黄长睿所撰的《燕几图》演变而来，到清代时又发展成童叶庚创制的“益智图”。这样看来，七巧板流行于宋至清之间。《辞海》称：“燕几”是一种可以错综分合的案几，初为六几，有一定尺寸，称为“骰子桌”。后增一小几，合而为七，易名“七星”。纵横排列，使成各种几何图形，按图设席，以娱宾客。清代童叶庚撰《益智图》，自谓：“摹七巧图益智而加益之”，“亦足开发心思”。他将七巧板增加为十五块，合则成正方形，散则可以拼排各种文字、事物等图形（见图3 ）。

七巧板的智力测验意义得到了林传鼎教授的肯定，林教授认为，“七巧板的操作属于典型的发散式思维活动，操作的成果是形象转化。它需要知觉组织的能力和空间想象的能力，而且通过图形中场的分解与接合，能使儿童认识到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分解的任意性随需要与目的而转移。成功地完成作业，动机将受到强化，有助于发展创造力。益智图这个名称意味着智力是可以增进的，智力作为一种动态过程是可以改变的。”[14]这段心理学意义的分析是很透彻精辟的。

同世界各国的机巧板相比，中国的七巧板是最早发明的。据有关资料，西方第一个机巧板是由法国的塞甘（E. Seguin）于1864年制作的，包括十块木制的几何形小板。1908年比纳（A. Binet）在智力量表中使用了两块三角形，用以拼成长方形。直到1914年肯普夫（U. A. Kempf）制作了对角线机巧板，它是一种五巧板，由三块直角三角形（两大一小）、一块长方形、一块正方形组成，这才跟中国的七巧板很相似（见图4）.[15]。七巧板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被称为“唐图”。刘湛恩曾于20世纪20年代著有《中国人用的非文字智力测验》（英文）一书，向国外介绍九连环、七巧板。张耀翔教授相信，“西洋流行的形板测验（form-board tests）是由中国七巧板、益智图脱胎出来的”。[16]

由上可知，无论从历史和现实考察，七巧板的心理测验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都是充分的。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文化遗产，进一步研究它记分法的可行性，使之成为能体现中国传统特色的测验工具。在开发儿童心智方面，应加快生产研发七巧板、益智图之类的智力玩具，使之与魔棍、魔方之类的智力玩具相媲美。

五、等级数量法

史蒂文斯（S. S. Stevens）认为：“就其广义来说，测量就是根据某种法则用数字对事物予以确定。”现代心理测验侧重于对人的心理水平与心理特质进行量化研究，那么古代的心理测验思想中是否也有量化的思想呢？回答是肯定的，朴素的量化思想是很早就有的，甚至可以上溯到孔子。孔子对人的智力与品格不仅有语言定性评价，而且出现了等级评价和数量评价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后世评价心理问题产生了影响，我把它们视为等级评定法和数量指标法的萌芽。

（一）等级评定法

孔子在评价人的智力水平时，开了等级评定的先河。孔子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1]并且，“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7]另外，“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8]可见，孔子对人的智能有三种等级评定，第一种分为上智与下愚二个等级；第二种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第三种分为上、其次、又其次、下四个等级。后来有的思想家将这种等级评定用之于品性。例如，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19]他把人性分为三个等级，也是上、中、下。韩愈承袭“性三品”，指出：“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20]他同样是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予以评定。魏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将人的品行定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然后按所品评人才的言行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的等级比过去增加了许多，对人的心理品格水平高下的区分也更细了。

（二）数量指标法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开了用数量标明智力水平的先河，他在评价两个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时说：“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21]孔子的学生陈亢与伯鱼对话时也有类似的意思，陈亢在问过伯鱼后说：“闻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18]从以上可知，是用一、二、三、十这些数量在标明一个人的智能水平，这跟现代心理测验的量化思想是相符的。《中庸》有一段话还从相反的视角评价智能水平，这就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当然以上这种数量指标只是粗略估计，并非今天的精确统计。又如，有的古籍记载，魏曹子建七步成诗，幸免于死；宋刘元高一目十行，人人称能。前者说明完成一种作业所需的时间数量，后者指一个单位时间内所完成的作业数量。更值得一提的是，南朝诗人谢灵运自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至今共用一斗。”[22]这虽是诗意的夸大，但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具有比例或指数的性质，富有心理统计学的意义。

注：本文节选自杨鑫辉教授著《现代心理技术学》。

参考文献：

[1]张耀翔.心理学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15.

[2]燕国材，朱永新.现代视野内的中国教育心理观[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3]《颜氏家训・风操篇》

[4]林传鼎.智力开发的心理学问题[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8.

[5]《礼记・射义》

[6]林传鼎.智力开发的心理学问题[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3.

[7] 《人物志・八观》

[8] 《庄子・列御寇》

[9] 《抱朴子・审举》

[10]程俊英.汉魏时代之心理测验[A] 心理杂志选存[C]，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一年.

[11]《论语・阳货》

[12]《庄子・骈拇》

[13]张耀翔.心理学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13.

[14]林传鼎.智力开发的心理学问题[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8-9.

[15]潘菽，高觉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308.

[16]张耀翔.心理学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13-214.

[17]《论语・雍也》

[18]《论语・季氏》

[19]《春秋繁露・实性》

[20]《韩昌黎集・原性》

[21]《论语・公冶长》

[22]《南史・谢灵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