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6 21:50:12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190-02
地方本科院校的历史学专业，虽然招生来源已很广泛，一般都面向全国招生，但所招新生毕竟不能与名牌大学的生源相比，而且大多面临比较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如何应对危机，以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设特色专业，引导高校各专业根据自己的定位，确定个性化发展目标，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笔者认为，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与需求的变化，在高校不少专业课程纷纷探索教学特色的新形势下，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教学无疑也应该以追求课程特色为努力方向之一，以提高教学的质量。此处所说的课程特色，并不等于在通史课程之外设置区域史之类的特色课程[1]，而是在专业通史课程中追求特色，形成特色，以特色求质量，以特色求发展。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史教学的特色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
一、在课程内容方面，构建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史内容体系，凝聚自身的内容特色
在历史学课程体系中，中国古代史课程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有着比较稳固的知识体系和教学内容。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从初版到修订版再到增订版），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从第一版到第五版）等影响极大的教材使得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内容和知识系统长期稳定不变，对中国古代史教学起到了推动作用[2][3]，但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今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普遍依赖已经形成的既有教材和体系，有很大的惰性。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更新很难尽如人意。地方院校历史学专业仍在普遍使用几十年来一直通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陈旧的内容体系，单调的教材形式，很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探索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在史学课程体系中，中国古代史以时段最漫长，内容最复杂而尤其需要构建有特色的内容体系。在这一方面，重点院校做了一些尝试，值得地方院校同行借鉴。北京大学张帆教授编著的《中国古代简史》继承了《中国史纲要》注重贯通的特点，是一项比较成功的尝试。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史教师认为，中国古代史教学在内容上需要做出适当的详略取舍，如以中华文明史的重大变迁问题为重点，开展课堂教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必备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学生理解重大事件，能够分析当前的社会转型问题。其教学内容是以春秋战国社会转型、魏晋南北朝社会变迁、唐宋变革、晚明社会变迁等四个重大社会变迁问题为线索贯串起来[1]240。知名院校的成功尝试对地方本科院校的史学课程教学颇有启发。
改革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内容，宜用一以贯之的知识线索贯串全部内容，在兼顾全面性的同时，力求知识的新颖和创见，凝聚自身特色。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史教学应顾及中国古代历史的各个方面，但很难讲好，只能在全面和重点之间折中权衡，要以脉络贯通为旨归。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而应积极吸收专题史研究成果。严耕望就认为中国通史宜以文化史为重[4]。纵观各时期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张帆《中国古代简史》、樊树志《国史概要》都是有特色的课程教学例证。
二、在课程目标方面，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和本地中学历史课改实践，彰显鲜明的地域特色
除了上述将教师本人对古代通史的研究所得融入教学内容，要培育中国古代史课程的内容特色，还应当依托当地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开展实践教学，带领学生积极研究地方历史传统与地域文化遗产，把实地考察和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当中。要将地方历史文化精华有机地融入中国古代史课程之中。还应充分挖掘地方志资源，让地方志内的丰富资源成为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历史人类学方法引入中国古代史课程群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探索途径[5]。
借用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我们也应该说“在当地发现历史”。随着区域史地方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兴起，我国史学界几乎公认，任何地方的历史都值得发现和挖掘，从而为理解国家历史提供新的视角。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是能够离开地方史、区域史的，都是由无数地方史和区域史有机整合而成。因此，我们的中国古代史教学，从史源的角度而言，其实本来就应当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每一种人群中发现和提炼历史，从而为形成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在地化资源。
其次，要关注地方历史教学实践，引领改革方向，努力反映地方历史教学的实践经验，增强高校历史教学的针对性。地方本科高校的历史学专业负担着培养中学历史教师的重要使命，更承担着推进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的新任务。因此，必须紧密结合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培养模式上的教学改革。及时地了解中学基层历史教学的现状和需要，切实改进师范院校的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发挥有效服务地方教育和社会发展事业的功能。具体来说，可以和中学联合开发历史课程资源，可以开发和编写校本教材，可以创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播基地。如此方能彰显地方教育特色。
三、在课程教法方面，改进教学模式，探索有特色的教学方法、手段和考核方式
要形成中国古代史教学的特色，还有必要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多种试验，在不断地试验中总结和积累经验，探索适合自身特色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对教师提出了相应的更高要求。教师必须紧跟中国古代史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不断提高自身的中国古代史专业学科水平，为此，需要开展中国古代史相关专题的针对性研究，例如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军事史等专门史学科，才能给学生以有效的专门化指导。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加深对中国古代史各方面内容的认识，让自身的知识个性在教学中逐渐彰显，从而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方法。
要探索具有个性特色的教学方法，途径因人而异。例如充分开发和制作历史图表，利用图表进行中国古代史教学。严耕望认为，“图与表最能使读者、听者容易领会，使他们印象深刻，其功效较文字说明要强得多”[4]197。而现在通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大多缺乏图表，甚至全无图表，这是需要高度重视和加以改进的问题。既然存在这一不足，我们就可以在历史图表的教学上创出特色。再如现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普遍存在史料不足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在史料的教学上创出特色。再如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历史论述比重不少，于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高校，就可以在民族史和边疆史的教学上创出特色。
在教学评价上，中国古代史课程也应该探索有特色的考核方式。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史的学业成绩考核方式向来以闭卷考试为主。这是绝大多数高校都通行的方式，其中又有考前命题制卷和建立试题库的不同做法。为了做到教学管理的规范有序，也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这种考核方式方式是不宜随意改变的。但是，中国古代史教师并不是无所作为，也可以探索特色。例如在命题制卷时，可以适当地根据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精讲的研究心得制成考题，这样的考题就是颇有特色的，其评分标准也就相应的需要凸显特色。在考题类型上，可用填空题、选择题、论述题，而史料分析题尤其能够体现特色。
四、在课程对象方面，增开中国古代史公选课程，为中国古代史特色教学培育新的生长点
本科院校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基本生长点是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其次是研究生。一般来说，我国的历史学专业本科生数量普遍不多，但知名高校有着数量可观的研究生，他们也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对象，甚至是重点对象。在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实力一般较弱，相当一部分高校没有招研究生的资格，只有人数有限的本科生，因此要发展中国古代史教学，迫切需要培育新的生长点。
怎样培育新的生长点呢？一条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力争取为全校本科生开出中国古代史公共选修课程[6]。在地方本科院校，开设历史学专业的并不多，但不管有没有历史学专业，非史学专业本科生的数量都是庞大的，其中对中国古代史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不在少数，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对象。知名高校已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表率，例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笔者不揣浅陋，也已在本校开设中国古代史公选课程三年，每学期开设，每期选修人数逐渐增多，仍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选课需求。在中国古代史公选课的教学上，我们在有限的28课时之内，在专业课内容的基础上，选择有自己特色的内容，精心编写了十几讲教案，制成课件，精心教学，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
总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地方本科院校的中国古代史教师在积极向知名高校的同行学习教学经验的同时，也应当努力探索和构建适合自身条件的有特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立足地方，开发本地历史文化资源，与地方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接轨联动，以鲜明的教学特色影响周边，辐射全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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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小健.论中国古代史的课程群建设――兼论文化人类学对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意义[J].大连大学学报，2012（5）.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2篇
1919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由此构筑了中国古史 分期论辩的基础与前提。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古史分期的论辩大体经历了三 个时期：即3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 战。论战大体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 质等三大主要论题展开，参加论战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等， 有新生派陶希圣、梅思平等，还有托派李季、陈邦国、胡秋原、王宜昌、杜畏之等。吕 振羽、郭沫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分别肯定 殷商、西周为奴隶制社会，西周、战国以后为封建社会，而托派人物则否认中国社会历 史曾经过奴隶制阶段，认为“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上产生了 封建社会”[1]。对于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或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2]，或 曰“商业资本主义社会”[3]，或曰“前资本主义时期”[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 史论战，揭开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大论辩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古史分期的论辩，烽烟再起，导火索为郭宝钧于1950年3月19日在 《光明日报》发表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此文结合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揭示了殷代 集体殉葬之史实，并对殉人的身份，作了不确定的推测，曰：“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 ，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郭沫若看到这篇文章后，撰写《读 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刊于《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一文，指出：“这些人毫 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 是一大群奴隶”，“因此，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此说既出，引来众 说纷坛，由殉人身份的论断，掀起了新一轮的古史分期论辨。这场论辨一直持续到20世 纪60年代初，大体形成了三个回合：1950年至1953年为第一个回合，两军对垒主要是“ 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第二个回合时在1954年至1956年，由两军对垒演变成 多方对阵，“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相互 角力，特别后两者，形成辨坛劲旅。至此，古史分期的论辨已达到高峰。《历史研究》 编辑部从数以百计的论辨文章中，选出42篇代表作，编成《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 问题论文选集》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书，由三联书店(1956、1957年)出 版，算是对前两个回合作了一个小结。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第三个回合，这一回 合较之前两者，激烈程度渐趋缓和，并呈现出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论辨更加理性化， 尽量从问题的全面和思想深层去考虑自己的学术观点，如郭沫若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研 究中的两个问题》(刊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围绕“中国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 ”和“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标准”两个问题，概括了50年代分期争论的内容，虽仍申明坚 持“战国封建论”，但对其它学说也显示了宽容；二是结合中国通史的撰著，各派均从 理论阐述到史料解释，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
1966年至1976年，“”中断了学术界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78年10 月，《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吉林省长春市联合召开中国古代 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会开得很热闹，知识分子沉寂了多年，开始又能畅所欲言。 而且这是一个热门话题，无不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中，中国古代史 分期已定下用郭老(沫若)的说法，中国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长 春会上又把这个问题翻出来，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重有人提。会下就有一位与会的 教授说：‘现在是西周封建说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5]1979年后，全 国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论文，出现了“春秋封建说”、“秦统 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等，论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直到 80年代中期，论争的热度才逐渐冷却下来。
中国古史分期论辨最为纷扰的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断限，各派虽均以马克思主义 社会形态理论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但由于使用的尺度不一 ，或以生产工具为矩，或以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规，因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先后出现八种“封建说”，争奇斗艳，让人眼花缭乱，学术魅力也引人入胜：
1.西周封建说
首倡此说者为吕振羽(注：见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刊于《中山文化教育 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吕氏又著：《论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 ——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刊于《新建设》1959年 第9期，对“西周封建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赞同并主张此说者有吴玉章、翦伯赞 、范文澜、杨向奎、徐仲舒、王玉哲、王亚南、杨翼骧、束世@①、李埏等。代表作为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2 年延安出版)和《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1954年第1集)、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5期)、王玉 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王亚南《西周领主 经济封建社会的形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诸特点在地主经济封建社会的残留》(载于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束世@①《关于西周封建 制形成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李埏《试论殷商奴隶制向 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为博 士生授课，一再申明“西周封建说”。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学家吴玉章在一些讲话中 ，也表示主张此说。
2.春秋封建说
此说由李亚农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曰：“周宣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 页，走进了典型的封建制社会。”[6]主张此说者有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 ：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光明日报》 1962年5月10日刊逯立达《唐兰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对其“春秋封建说”作了 较为详细的介绍)、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 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
3.战国封建说
倡导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的是郭沫若，主张此说者有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等。代表作 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 (《文史哲》1952年第5期)、吴大琨《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 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2期)、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 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秦统一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黄子通、夏甄陶、白寿彝、金景芳等。代表作有黄子通、夏甄陶《春秋 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白寿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 问题》(1977年讲话，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 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第2、3期)。白寿彝认为春秋战国 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秦统一，标志着封建社会确立。这一看法，在很大程 度上沿承了他的导师黄子通的学术观点。田居俭《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 十年》(载于《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将白寿彝列入 “战国封建论”者，并不确切，应为“秦统一封建论”者。
5.西汉封建说
侯外庐首先提出此说，赵锡元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代表作为侯外庐的《论 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赵锡元《试论中国奴隶 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6.东汉封建说
20世纪50年代，周谷城提出此说，70年代末，郑昌淦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代表作是 周谷城的《中国奴隶社会论》(《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 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晋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 和《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它》(三联书店1980年版)、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 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赵俪生《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看我国 古史的分期》(《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长孺晚年也主张“魏晋封建说”， 其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观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详细论述。
8.东晋封建说
此说由梁作干提出，代表作为梁作干的《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 帝国的灭亡》(《暨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二、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
在八种“封建说”，西周、战国、魏晋等三说为最强，“三强”之中，以“魏晋说” 最为丰富、系统，不仅成果多，队伍壮，而且还架构起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显示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魏晋说”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局面，这自然与尚钺先生的研究和倡导是 分不开的。
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它曾将其古史分期 理论归纳为七点：第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和一 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 和发展；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反过来，生产关系 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和影响。”[7](p354)第二，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所经历的时间“ 越古越长”[7](p355)。第三，除社会主义外，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内部开始产 生的。“在古代阶级社会中，不会存在着某种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且相反，经常是许多 不同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前行生产关系的残留和后起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与现实的主 导的生产关系，经常交织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历史现象因社会发展阶段 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会产生本质完全不同的结果，家庭公社、农村公社与农奴制大 庄园解体，均出现大量自耕小农，小农分化、破产，“前者为奴隶制提供大量的奴隶新 来源；后者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输送了广大的产业后备军。”[7](p355-356)第五，古 代商品生产发展，商人、高利贷者日益活跃，他们一方面兼并小农，占有大量奴隶；一 方面腐蚀贵族奴隶主，与诸侯王“分庭抗礼”，这是奴隶制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第 六，奴隶制社会的矛盾，除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外还有新兴奴隶主与氏族 贵族奴隶主的矛盾，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吴起改革、商鞅变法等，即属于这类矛盾， “其间并没有什么进行封建改革的意义。”[7](p356)汉武帝“算缗钱”是贵族奴隶主 与商人奴隶主争夺财富的矛盾爆发。第七，关于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阅”的规定、晋 铸刑鼎、子产作刑书，“既是针对奴隶的，同时也是保证新兴的富有奴隶主的利益。” [7](p356)
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标准，尚钺先生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确定在汉魏之际。为了 支持他的“魏晋封建说”，他对“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进 行了辩驳。认为“西周主要的农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没有铁 器，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如牛耕、深耕细作等在西周时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制形态来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权没有 完全或最后形成，农业生产由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组织进行，公社内的“私田”仅归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买卖；再次，世袭贵族通过“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劳 动者。基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无法构成封建的剥削性质的。关于“战国封建 说”，他指出：“不论是资料或理论上，都不能使人构成一个象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印 象……头脑中连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系统也未能建立起来，相反地，从整个历史发展线 索来看，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不仅看不见如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一 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7](p340)“两汉封建说”者的主要依据 是汉代已有租佃关系和小农经济的存在。尚钺先生说：“小农经济和租佃关系发生的时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因此，仅凭这些现象是不能作为论证封建社会存在的决定 性证据的，因为这些小农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或是奴隶社会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当 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当时整个经济基础，才能比较明确的认识到这种小农和 租佃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7](p342)汉代生产工具落后，技术原始，生产率低 下，而贵族生活又“是那样的奢侈，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是那样的厉害”，小农无法维 持再生产，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豪民而为他耕作”，通过“见税什五”苛刻的租佃关系 “寻得一种保护”，这“正是奴隶制度下的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向奴隶命运沉沦变化的步 骤。”因此，“说汉代是封建社会，实在难以另人信服。”[7](p343)
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 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 ，即要上溯夏商，下及两晋南北朝。”[7](p346)自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他列举了 四方面的变化：第一，由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他说：“从战国到汉代，虽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在其中，商品生产和流通却不断发展，且呈现某种程度的 活跃，甚至连贵金属也成为贷币；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朝代，自然经济却占了绝对的统治 地位，前一阶段颇为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却长时期地(不是短暂地)极度衰落了，物物交 换成为主要形态。”[7](p346)第二，农奴制劳役制的变化。曰：“主张西周是封建社 会的同志认为，西周时，农奴制和劳役经济占主要地位……而主张战国秦汉是初期封建 社会的同志们，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解释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关 系，对于两晋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为客’的现象，也将作如何解释呢?”[7](p346- 347)对于这一变化，何兹全先生归纳为“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的变化。曰：“从战国到两汉，在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都 不断发展，直到两晋以后，才没落下去。把不断发展的奴隶制手工业，解释为封建社会 中的奴隶制残余，也很难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学术思想的变化。曰：“战国 时代学术思想中产生了‘百家争鸣’，汉武帝时虽‘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但在西汉 后期至东汉，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人感应’到阴阳五行的谶纬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这时起传入。东汉末作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另方面，东汉初又产 生了以王充为代表反对迷信和谶纬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此外，文艺、科学都有进一步 的高涨。对于这些现象又将怎样解释呢?适应什么社会要求产生这些上层建筑呢?这些上 层建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变化与问题，均是其“魏晋 封建说”的重要论据。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 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 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注：见尚钺：《＜中国封 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载于《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也是其“魏晋封建说”的内容。
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lǎng@②、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lǎng@②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③——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 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国通史讲义》(即《尚氏中国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将奴隶制、封建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划 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 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封建制度的发展——隋唐五代，封建主义最高阶 段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晋封建说”，构建了他的古史系统 。从尚钺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研究的总体情况看，他对奴隶制的兴衰，研究得较为充分， 而对封建制度形成的探讨，略显薄弱。
奴隶制如何瓦解?封建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问题给予较为充分说明的是王仲荦 先生。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发表名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 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线索，以依附民(即农奴)阶层的形成为标 志，描述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衰与兴的过程。认为夏至战国为原始奴隶制；战国初至东 汉，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自汉武帝时，大量“流民”出现，至东汉末，黄巾起 义，埋葬了奴隶制，引起了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旧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不得 不让位于新的依附民与封建主的生产关系，至魏晋，形成了封建制；封建土地所有者与 依附民“部曲”、“佃客”构成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基本阶级；魏晋时，封建制的优越性 并未立即显露出来，到了南北朝，封建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为唐 代的昌盛作了准备。王仲荦先生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尚钺先生有关研究的薄弱之处，而且 沿着尚先生的学术思路，将“魏晋封建说”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稍后，何兹全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发表了《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体阐述了 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个方面：即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 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绘了中 国历史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线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不仅构建了“魏晋封建说”的理论体系，还将“魏晋封建说”的 研究作了一系统的总结。
这样，在“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钺 、王仲荦、何兹全。尚钺对“魏晋封建说”具有开创之功，王仲荦则有开拓之力，何兹 全有集大成之劳。对于尚钺的开创之功，王仲荦在尚先生逝世之后，曾赋《挽尚钺同志 》诗，概括了尚先生的学术贡献，曰：
三千桃李列门墙，老树婆娑扑鼻香。
若问门人谁最健，中国粲粲扶余王。
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
从来学术难定论，且继前贤要著书。
“古史自今开草昧”注曰：“尚钺同志主张魏晋封建论。”[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 古史分期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1959年，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受到批判，翦伯赞先生将尚钺的学术观点与“食货派 ”联系起来。何兹全先生说：“史学界开始批判尚钺教授和他的魏晋封建说，而我也执 这一说，认为汉魏之际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我俩虽无深交，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 翦伯赞教授曾著文说：尚钺同志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不近，而和《食货 》余孽倒似一伙。”[5](p90)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没有迹象表明尚钺先生与陶希圣在 学术上有任何渊源关系。虽然何兹全先生早年曾受陶希圣的影响，但其以后的学术思想 与陶氏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尚钺先生较为接近，同属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翦伯赞 先生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对于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及由此所遭受的磨难，戴逸先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曰：
他具有许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种创造精神和执着性格。他提出了魏晋封建论和资本主 义萌芽说，体系最完备，论述最详尽，旗帜最鲜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范文 澜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并称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他对自 己的学术主张，极为坚持，虽然碰到万钧压力而毫不动摇。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 太严酷了，有的情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 中提到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晋封 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 反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领导命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 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然……从50年代中期，直到结束 ，长长的二十多年内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无数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汹涌而来。服劳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钺同志遭受的坎坷经历，一言难尽，非 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镇静自若，处之泰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争取保留自由 研究的权利。他对自己认定的真理，执着追求，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无 畏气慨。阅读他的遗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挑拣他在论证和运用史料中的疏 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种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勇气，那种“威武不能移”的铮铮铁骨 ，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渝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12]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21世纪； 中国古代史研究； 新出史料； 实践； 经验
21世纪最初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史学史，这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是接续了20世纪末的研究走向，还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向更早时期的轮回？它的实践给予我们怎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又如何转化为促进中国古代史进步的因素？这无疑都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在有限的篇幅里评述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现状并提出发展设想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仅挂一漏万无法避免，且因个人的专业知识和学养局限，评说不当而获其他领域内行之讥恐亦在所难免。下面从研究趋势和面临挑战两个方面，以断代史研究为线索，扼要回顾和评述最近13年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并对未来发展的进路提出不成熟的意见。
一、 趋势
2000年至2012年，中国古代史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总计在3.5万篇以上，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约在2 800部以上。尽管不同断代的研究有不同特点，但仍呈现出一些共同的内容，反映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内在一致性。
（一） 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持续进步的态势
2000年至2012年间公布和整理的新资料中，殷周时期主要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和大量殷周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南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湖北张家山汉简、北京大学藏汉简、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和墓志，唐宋时期主要有新获敦煌吐鲁番文书、《俄藏黑水城文献》、天一阁藏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唐宋墓志，明清时期主要有徽州文书、契约和官府档案。其中清华大学藏战国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天圣令》可能是近十余年来最重要的古史新资料，特别是清华简和张家山汉简，为苦于资料不足的战国秦汉史研究者打开了一扇观察历史之窗。上述新出资料涉及经学、史著、律令和法律制度、政治与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领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在新的历史知识背景下，研究工作得到了全面深化。在商周史领域中，研究者依据新出甲骨文和殷周青铜器铭文，讨论了殷周时代的方国、官制、历法、家族形态和礼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战国秦汉三国史领域中，研究者依据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走马楼吴简，对秦汉三国时期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律令分类、官制和爵制、郡县乡里地方行政、户籍制度和家庭结构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些成说得到修正。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简内容丰富，在已刊布的三册清华简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与《尚书》有关的文献，如《金》、《康诰》、《顾命》等，它们为研究古文《尚书》的真伪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成书于战国的史书《楚居》也为研究楚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20世纪末新出文献如郭店楚简的《老子》三篇、《太一生水》、《性自命出》，上博简的《缁衣》、《周易》、《孔子诗论》等继续得到学界关注。在晋南北朝唐宋史领域中，新获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天圣令》和墓志，为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律令、兵制和军事文书、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此相关的研究工作因而得到了拓展。在明清史领域，对各类公私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为资料相对丰富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锦上添花。总之，由于大量新资料的不断刊布，不仅一些新问题进入了研究领域，研究者对许多历史细节有了更为接近真实的判断，而且某些长期争议不决的课题如法律形态、赋役制度、土地占有方式等也获得了新的线索，并推动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 传统课题和新课题并行，研究者的兴趣点更为广泛
在先秦史领域，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殷商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讨论较多的课题有：（1）关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理论研究、早期城址与文明起源及发展、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演进、中原以外的民族和地区的古代文明。（2）殷商的方国、地理和族属，都鄙邑落和商的统治方式。（3）周代的礼乐祭祀制度和历谱。（4）上博简和郭店简所反映的文化思想，其中对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形制与编联以及《诗论》与《诗》学着力较多。（5）区域历史研究持续发展，以前已受重视的楚、齐、晋、赵和巴蜀的历史和文化仍被研究者所关注，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秦、燕文化得到了开掘。
在秦汉史领域，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等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拓展。在政治史方面，传统的官僚、选举、监察和分封制度得到进一步开掘，政体形态、行政运作管理体制、乡里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公布为研究战国末至西汉初年土地占有形态，以及汉代法律构造和律令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两个方面遂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并获得了富有新意的成果。对宏大问题的思考是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的一个特点，研究者试图通过对新出资料和传世文献的新解释，重建秦汉国家和官僚演变模式。赋役史研究也有新的进展。社会史研究一向是秦汉史学者所重视的内容，本时间段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集中在礼制、风俗和性别史上，人口和都城继续受到关注，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1]。
在魏晋南北朝领域，土地制度、门阀士族、职官制度、选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封爵和俸禄制以及地域集团，是近三十年来的研究重点，本时间段研究者仍然关注这些课题，深度有所拓展。对基层社会的探讨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出现的新趋向，礼制研究也有新收获。北方民族史是研究的一个重点，北方诸民族的名号、民族融合中的政治和文化轨迹，是研究者着力较多的方面；以往注意不多的长江中游诸蛮社会的变迁也受到关注。自然环境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得到初步展开。随着走马楼吴简分批整理出版，简文所记录的赋税收支、吏制、户与里的规模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研究成果丰富。一些青年学人试图通过“历史书写”即文本的变化，对国史书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替和正统性的建立过程提出新的解释[2]。
在隋唐五代史领域，政治史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中枢体制与政务运作、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官制和行政文书、国家祭祀和地方祭祀的关系以及由此显示的国家政治形态等方面展开。经济史方面，对传统研究课题如赋役和土地制度的探讨较之前几年的相对冷落而有所回升，对唐代江南农业结构的研究则为这个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城市史是一个“新兴”的课题，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史研究，研究者主要关心的是城市的内部结构、市场位置的选择和变化、娱乐场所的设置及其作用。对《开元礼》的考察是这些年唐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主要探讨《开元礼》的制作过程和内容，《开元礼》的行用，以及《开元礼》作为礼典和唐玄宗营造盛世的精神产品的意义。包括唐与朝鲜半岛诸国以及日本的关系在内的东亚历史的研究成为有待深入讨论的新领域。此外，妇女史和家庭史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3]。
在宋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相对集中的议题和视角。在制度史方面，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地方行政制度、基层社会管理，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官员与以士人为主体的民众在地方事务推动中的互动关系，重视对制度运作和政令施行过程的考察。由于两宋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宋的边防和军事政策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一些研究领域出现了融合的趋向，如有的研究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考察经济发展与大众文化、民间信仰、地方意识的关系。疫病、灾害和社会控制也是研究者关照的内容[4]。
在辽金西夏史领域，西夏《天盛律令》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有多部专著问世，推动了西夏法律制度史研究的深入。在政治史方面，学者关注辽、金、西夏的州县制度、路制和部落制。民族关系和宗教向为该领域研究的中心，在本时间段，研究者依然关注这些课题，着力尤多的是金的道教和西夏的藏传佛教[5]。
在元史研究领域，政治制度史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在本时间段中，元的政治体制、中书省性质、怯薛、法律体系、地方政治、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关系等课题受到学者的重视。在经济史方面，学者研究了蠲免和赈济制度、盐和酒业、江南经济的发展、手工业者的身份和贡献，新发现的元代契尾资料则对元代土地制度提供了新的认识。在社会史方面，除研究华夷正统观念与汉族知识分子在元帝国中的政治位置之外，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性别史研究及色目人家族和文化倾向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元典章》的校释和《通制条格》的研究，以及景教、藏传佛教、全真教和伊斯兰教也是元史研究的热点。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元（高）丽关系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关于成吉思汗、托雷、拔都、铁木迭儿等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6]。
在明史研究领域，政治和军事史研究集中于政治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卫所制度方面。经济史研究侧重于人口、土地、赋税及农业与手工业。社会史研究涉及基层社会的管理、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区域史研究是一个时期以来明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经济与社会，在延续这一传统的同时，研究者的视野扩展到其他地区。注重晚明史研究是这个时间段明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在全球化视野下，晚明社会转型和特质、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与此相关并伴随着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年，明史学界对郑和下西洋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集中研究。此外，明代的历史地位也受到研究者的重新审视[7]。
在清史研究领域，清八旗驻防、八旗世爵世职及八旗与清代政治等课题受到学者关注。清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历史视野下的边疆与政策、区域经济及其对清代社会变化的影响、疾病医疗与社会的关系、婚姻和家庭、民间信仰以及清代学术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开掘。美国学者罗友枝（Evelyn S.Rawski）、欧立德（Mark Elliott）等人提出了“新清史”概念，强调清朝的“满族元素”和独特性质，在国际范围的清史研究中产生了影响，中国清史学界做出了回应参看林存阳、朱昌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清史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280页。关于新清史的讨论甚多，不一一列举。最近的综述参见李爱勇《新清史与“”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第106118页。。
（三） 研究理念和学科建设的思考
大体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第一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历史学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第二个十年（20世纪的最后十年），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具体问题的考察，彼此之间的交流有限，对学科发展的整体性思考较为薄弱；进入21世纪后，一些学者开始从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思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以及本学科发展的走向。
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对疑古思潮的评价旧话重提。一种意见指出，“古史辨”派在研究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对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而言，传世典籍和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于缺乏科学的态度。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普遍采用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的进程。若干年前已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社会，并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发展阶段进行重新界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古国”（传说时代）、“方国”或“王国”（夏商至战国）和“帝国”（秦汉至清），以及“上古时代”（传说时代至战国）和“中古时代”（秦汉至清）[8]。在最近十余年中，又有不少研究者对用封建社会命名从秦至清的中国历史阶段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史学月刊》和《文史哲》杂志分别就此组织了专题讨论。2007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举办“‘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笔者参加了此次会议，目睹了学者之间的激烈交锋。根据笔者的观察，有的坚持旧说的学者感彩重于学理分析，而持新说的学者在实证和理论说明上还有欠缺。目前关于秦至清的社会形态出现了“皇权社会”、“帝制时代”、“帝国农民时代”、“郡县制时代”、“宗法地主社会”、“选举社会”等不同概括参见赵轶峰《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513页；谷川道雄、冯天瑜《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第110115页；张金光《关于中国古代（周至秦）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载《文史哲》2010年第5期，第531页；何怀宏《“选举社会”的概念――秦至晚清社会形态命名初探》，载《文史哲》2010年第6期，第522页；李若晖《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载《文史哲》2011年第1期，第518页；《“秦至清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笔谈》，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第531页。。值得肯定的是，最近的讨论从以前被强调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扩展到国家权力和文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讨论初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随后的研究中几经起伏，经历了从将中国历史道路服从于世界历史的“共性”，转变为注重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过程。其间走过了一些学术弯路，现仍然面临着如何使理论概括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揭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质这一难题。要获得共识，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
20世纪80―90年代，刘泽华提出并发展了“王权主义”概念，他试图用这一表述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9]。 这一解释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强调“王权”的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支配社会和经济[10]。 进入21世纪，“王权主义”理论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11]。 “王权主义”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为数不多的独立思考的成果，值得重视。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检验和丰富这种理论，并激发出我们对中国古代史的新认识。
由于受到国学热、“后殖民”理论的影响，有的研究者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通行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皇权和专制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古代存在“专制主义”是西方学者的偏见。这个观点引起了讨论，范围涉及民主和专制的性质、对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认识、儒家文化和专制主义的关系等。批评者认为“中国古代政体赞同者”的共同缺陷是以论代史以及概念和逻辑运用上的混乱参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28页；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的依据何在》，载《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79107页；王瑞来《皇权再论》，载《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第325页。。关于“专制”内涵和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讨论在学理上不够深入，这也是它来去匆匆倏忽而过的原因之一。
关于唐宋变革也是这十余年讨论较多的课题。“唐宋变革论”是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意指中国唐宋时期出现的商业革命和市民社会，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对唐宋时期出现了怎样的社会变动，以及这些变动是否具有“变革”意义，也进行了初步考察参见“‘唐宋变革’论研究专栏”论文，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536页；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在各个断代，制度史尤其是政治制度史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如何推进制度史研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思考。有研究者提出要研究“活”的制度史，通过考察作为“过程”的制度史和作为“关系”的制度史，深化对制度史的研究[12]。
摆脱王朝和地域体系，引起了研究者的共鸣。在秦汉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的视野不仅扩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的更上延到西周时代，以期通过长时段研究来深化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认识。注重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变化，也成为这个时期秦汉史研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隋唐和宋是前后相继的王朝，以往研究常常画地为牢。在这个时期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唐宋史研究者感受到研究中朝代壁垒的负面影响，他们开始将唐宋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较长期的历史时段进行考察，努力使研究工作深入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打通宋辽金元史，从事贯通整合研究，也已显露苗头。在清史研究中，出现了晚清史的回归迹象。按照正统的社会阶段划分，晚清原本属于近代史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它与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被人们所认识。晚清史回归到清史研究的整体中去，在清代史的框架中思考晚清七十年历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宋辽金元是中国境内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往的研究虽然注意到这些政权之间的关系，但整体的研究较为薄弱，影响了对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准确认识[34]。
（四） 国家扶助政策与大课题的设立
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科研工作一直受到国家相关机构的资助，但与自然科学相比，扶持的力度较为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情形在世纪之交发生了改变。1996年和2002年，国家分别提供巨资资助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断代工程）和大型《清史》编纂工程（以下简称大清史），从而为研究早期中国历史和清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契机。夏商周断代工程在2000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大清史还在进行之中。断代工程的初步成果主要体现在为中国古史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西周末年提供了一个大体的年代参考。断代工程引起了古史年代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讨论。一些学者在肯定断代工程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教训，即学术研究是一个有自身发展规律的事物，不能制定硬性的限期成果指标[13]。笔者的粗浅看法是，首先，国家对学术事业尤其是作为基础学科的人文领域的支持值得肯定并需要进一步加强，但学术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有各自的分工，学术管理者不应介入学术研究工作。其次，如何使用好国家提供的资助，有效地组织一个学科的全国研究力量，推进研究工作，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对得失利弊加以认真总结。最后，对研究结论的认定是在学者的讨论中达成的，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中，限于资料以及研究者对资料认识的差异，对一个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十分正常，因此，对某些尚有疑问、尚存争议的问题，可以不必匆忙地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存留分歧，这既是对学术事业的尊重，也是对学术事业的推进。
（五） 其他
2008年至2009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西高穴村发掘了一座汉魏大墓。关于此墓是否为曹操高陵引起了学界热烈讨论，并延伸到学术圈外。该墓已被盗掘，学术意义不大，但由曹操墓引发的争论显示了公众对考古和历史知识的热情。曹操墓真伪“事件”再次提示专业研究者：我们在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定位于“专”、“深”、“精”的同时，是否需要与公众进行学术互动；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公众的质疑；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形式，将准确的历史知识告知公众。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和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管理者思考。
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持续进步的整体趋势，新资料的不断刊布是获得进步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不仅对许多历史细节有了更丰富的认识，而且使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解释获得了更多线索，从而为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能。研究者的视野也愈加开阔，传统课题和新课题都得到了关注，研究工作的分布更加均衡。未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因此具备了一个较高的和更为合理的学术基础。
二、 挑战
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整体趋势是走向深入，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存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理论素养和问题意识的欠缺、学术评论的缺位，以及在理解新出资料上出现的某些偏差。
（一） 理论思考
尽管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没有放弃对历史理论的思考，但相对来说，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对古代历史的重建，而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着意有限，对实证的热情超过了带有宏观色彩的理论分析，缺乏对中国历史发展路径的更多的原创性解释。我们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如“酋邦”、“父家长制”、“贵族社会”、“唐宋变革”、“内卷化”等都来自域外，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如“历史的书写”等则是在它们在其发生地热度减弱之后才引起我们的重视。高度模仿现象显示了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存在的重大缺陷。
对理论关注度不足并非出现于今天。由于对以往给历史研究工作带来不良影响的“以论带史”的反感，研究者懈怠于宏观和理论问题的思考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成为我们放弃理论的理由。理论和方法是一门学科的魂魄，中国史学发展史清晰地显示，中国历史学的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与史学观念的改变、史学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离我们最近的事例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学的成绩。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洪流中，我们打破了不符合学术规律的思想枷锁，提出了许多富有朝气的思想创新观念，从而促进了中国历史学整体性进步。这就是说，离开了对理论的思考和探索，我们研究工作的价值将会大大降低，我们前行的步伐也将减慢。
（二） 问题意识
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史的不同断代都出现了研究工作立意有限的情形，一些评论者将之归咎为选题重复。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选择了同一个题目，而在于能否在题目中寻找出更多的历史意义。什么是问题意识？这个“问题”似乎不言自明，实则有讨论的余地。问题的出现总是时代性的，也总是与新的资料有关。是否具有问题意识的最重要标志在于我们是以描述式的眼光抑或以分析式的方式介入研究工作：在前者，只有对历史的复原或重建，而研究者选择的研究对象的价值或完成重建目标后的分析则不在考虑之中；在后者，研究工作始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判定，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终止于对历史“真实性”的判定，而是延续到必要的分析说明。尽管提出和解决问题与研究者的个人才具有关，但一个好的问题总是来自于对学术史的认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对历史的新的发问。
与问题意识相关的是研究工作的“碎片化”。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是近年来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笔者在阅读相关论文和在多个研讨会场合中看到了关于这个议题的分歧和激辩。“碎片化”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因而也是一个悠久的话题。近半个世纪前，西方史学界即发生了“宏观历史”论和“微观历史”论的论争。一方面人们承认微观历史所做出的贡献纠正了“那种建立在薄弱基础上的冠冕堂皇的结论”的偏差，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随着小型研究成果的积累数量日益增加，它与历史学对整体要求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而如果没有一个“宏观历史”结构，就不可能将“微观历史”现象“纳入范围庞大的论述中去”[14]；同时，“微观历史学”不能逃脱更大的结构框架[15]。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活动始终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碎片”。第一种是研究工作必有的“碎片”。由于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知识范围和研究领域，而历史研究必须从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开始，且对历史细节的澄清是对历史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前提，因此“碎片”是历史研究程序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第二种是缺乏问题意识且止步于琐细目标的“碎片”。这样的研究也有其价值，但意义有限。尤其是当一个时代的多数学者都倾心于此，将人类历史活动复杂变化的现象割裂开来，形成“碎片化”的研究风气，历史研究工作将不会得到推进。尽管一个学科需要在大视野、大问题与具体研究之间寻找平衡，尽管不同时代因学术规律制约而表现出特定的研究取向，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特质和旨趣都有其价值，但从根本上说，作为整体性的历史学科需要起于“碎片”，却不能止于“碎片”。
（三） 学术评论
所有学术研究活动都存在学术评论，但学术评论是以自发的抑或是自觉的方式出现，其意义大不相同。自发的学术评论工作大都是随机性的，而自觉的学术评论工作则具有明确的学术针对性。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自觉的学术评论工作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开展，引领学术发展、推动学术进步的学术评论机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大约有两点：第一，与一般研究工作不同，学术评论要求评论者不仅是一个领域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他还应当对学术发展的趋向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一篇好的学术评论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大于一般问题的研究。第二，评论必然要涉及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著作，评论也并不总是赞扬和肯定。虽然我们常说学术评论是对事不对人，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情况。评论者和被评论者的纠葛不时溢出学术范围，从而限制了学术评论工作的开展。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我们仍应当正视，一个学科如果缺乏有效的学术评论活动，学术进步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最近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创办了《历史学评论》，这是一份专门性的学术评论杂志，范围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我们提出了对学术评论意义和内涵的理解，即学术评论最重要的意义是引领学术事业的发展，而其具体规划则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在认真梳理学术研究脉络和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思考史学发展的大势，探讨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及其在运用于具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第二，考察一个时代学术精神和学术追求的各种表现；第三，立足学术前沿，分析热点和难点、各种学术问题出现的原因和研究的态势、学术现象变化的趋向，以及研究活动显现或潜在的价值和困难，并对研究工作进行前瞻；第四，对不良学风进行批评，保证学术研究的纯洁性；第五，分析科研机制和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16]。我们也期待着通过广大学人的共同努力，弥补中国历史学在学术评论方面的缺环，建立起良好的学术评论机制。
（四） 新出资料
前文谈到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现象是新资料的不断刊布，以及研究者使用新资料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我们通常都是从积极意义上理解新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的推进，我们也期待新资料能够成为重建古代史的重要基础[17]。 然而如何更为稳妥、更为准确和更为有效地使用新资料，我们可能还欠缺理论上的自觉。当下关于新出资料与历史研究关系的基本问题可能是：新出资料的价值如何认定？新出资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新出资料与传世资料以及其他资料的关系如何认识？相应的理解便是：第一，新资料是否需要接受对其真实性的评估？在有的研究者看来，较之传世文献，新资料更接近历史原貌，特别是那些档案文书之类的资料，是真实性确凿无疑的资料。而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所有历史资料都有人的因素介入，因而也都具有某种程度上不“真”的可能。即使是被有的研究者视作“第一手”资料的官方档案，也有虚假的可能。例如在尹湾汉墓《集簿》关于高龄者人口数字统计和荆州松柏汉墓户口簿的男女人口数字统计中均发现了造假迹象[1819]。 因此，对待新资料同样要有怀疑精神。第二，新资料公布后的普遍情形是研究者蜂拥而上，有的人以跑马占地的心态仓促撰写文章，发表并不成熟的作品。这种表现与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学风背道而驰，值得学界认真反思。第三，不少使用新资料的论文在宏论之后得出的结论与使用传世文献研究的结论并无差异，这样的研究究竟有多大的价值？或者说，我们使用新资料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是否应该减少或放弃这种意义有限的重复性劳动，将精力集中在努力发现新问题方面，这同样值得学界思考。
（五） 电脑技术
电脑技术的使用是近十几年来历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它的积极因素是全面的和多重的，然而我们依然要注意到电脑技术环境下的历史学所遭遇的新问题。电子技术新兴之时，域外学者曾批评了数字化的历史学：数字的明晰性、准确性和确定性并不能带来连贯的整体，计量分析也不能重现人类历史的景象[20]。中国的情形则不尽相同。在中国的古史研究领域，由于资料查阅和誊抄时间的节省，电脑技术使用最明显的负面后果是对资料的罗列增多和分析减少，电脑技术只是成为资料堆砌的工具。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电子技术还会不断进步，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也将持续地、深刻地受到它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提高我们对历史“深度阅读”的能力，如何提升我们的史识，值得每一个研究者思考。
三、 结语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这个判断大致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都来自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次，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发问都来自他所处时代遭遇的问题；从而最后，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历史学。同样，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有其特定的人文背景。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总结20世纪西方史学面临的问题时，分析了三种“终结”，即“历史学的终结”、“历史学作为一种学术事业的终结”和“启蒙运动的终结”[15]。这迥异于中国学者的学术场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提供怎样的学术内容？这也许是21世纪最初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实践和所获取的经验让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表现出了不同时间段的差异，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体现了学理和逻辑上的连续性。它不仅在宏大问题和具体研究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更重要的是它将实证作为研究的基础，依然沿着20世纪初新史学建立以来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路径前行。它的实践和经验在给予我们学术自信的同时，也促使我们进行更多的思考。
实证保证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但历史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使其价值超越了“科学”的层面。实证是研究的手段，它提供的是认识历史的坚实基础，而历史学最有价值的指向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历史研究，我们了解了我们从哪里来，如何来；也启示了我们向何处去，怎么去。在今天研究资料空前丰富、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化、研究视角日益全面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理由在研究理念上寻求新的突破，在研究目标上寻找有重大意义的生长点。
我们需要打通不同研究领域的壁垒，加强不同研究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每一个研究者面临的问题都是具体的，然而在宏观层面上，所有的具体问题都具有内在一致性。这就是说，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是相通的，从而不同领域研究者的经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
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学术自觉的勇气，在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同时，思考学术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及其在运用于中国古代史具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问题意识如何获得，历史研究的边界和范围问题，如何突破传统课题研究的方法论瓶颈，等等。这些工作的意义不仅可能提升具体研究水准，更重要的是，它有益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的整体性进步。
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中心议题，此后的讨论不绝如缕，其研究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不曾断裂的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对它的重建和解释无疑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重大贡献，也会对研究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供重要参考。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讨，在宏观层面上可以集中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早期文明的产生过程和早期国家的发展路径；第二，王权或王制时代的出现及其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第三，王权或王制时代向皇权或帝制时代的转变；第四，近代化的起点和特质；第五，自然环境和人口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影响；第六，中国历史发展走向中的观念形态。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始于当下，我们今天需要做的工作是，将这些问题放在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框架中，运用大量新出资料提供对历史的新认识，提出中国学者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使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求真、致用和益智方面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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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杨振红： 《松柏西汉墓簿籍牍考释》，《南都学坛》2010年第5期，第18页。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4篇
11月15日上午举行的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音乐史学会秘书长修海林教授主持，宁波大学副校长邵千钧、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戴嘉枋和宁波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喻辉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特约代表刘再生教授和蒲方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做了主题发言：刘再生教授在题为《时代与学术》的发言中，针对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及学者的精神追求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了大师辈出的时代成因，认为以“过去一现在一未来”之探讨与研究为使命的历史学，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或许在21世纪下半叶会再次出现大师辈出的盛景；期望在座的青年学者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承担起责任，成为时代的精英、希望和曙光。在题为《对汪毓和2012版的认识及思考》的主题发言中，蒲方教授结合这本体现了汗毓和先生数十年史学研究的最后成果，提出了自己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如何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接触”和“融合”，如何把握20世纪中国音乐“迅猛变化”的历史现象，以及音乐史教学的实质等三个问题的思考。随后，学会公布了第八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获奖名单并进行了颁奖仪式；学会副会长郑祖襄和冯长春分别对此次获奖的学生论文按古代史组和近现代史组两部分进行了点评。
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与会代表在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两个分会场宣读交流自己的论文。这些论文同前几届年会提交的论文相比，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都有新的拓展，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中国音乐史研究以及教学方面的新成果。
在音乐考古学方面，王子初在《音乐考古学中的类型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重视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类型学方法论的问题，认为目前一些音乐考古研究者往往只关注类型学作为一种考古学方法论的手段，并没有重视其要实现的目标，类型学方法论的应用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中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王清雷的《古埙简史述论》从考古实物的角度出发，结合音乐文献，从形制纹饰、音乐性能、演奏方式等方面对七千年来古埙的发展简史做了初步探讨，对个别埙的真伪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音乐考古的实物和对象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和限制，此次会议上陈秉义的《铣琴、渤海琴之寻踪》、孔义龙的《关于中国古代青铜钟一钟单音及双音的设置与应用问题》、别志安的《测音数据映证羊角钮钟非双音钟》、李清的《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以及王秀萍的《甲骨文音乐史料初步整理与研究》等文章分别利用作者的地域优势，对作者单位所在地区的音乐考古对象进行整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在考古对象与音乐实际的联系方面，吴修文的《瑟之调弦与柱位》结合考古出土瑟柱及其他相关文献，对文献中瑟调弦、瑟柱进行了论述。操知箴、王清雷的《唐代乐俑述论》则提出通过唐代乐俑了解唐代音乐生活的新思路。
“中国音乐史料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此次会议宣读论文数量最多的一个领域。这部分的论文基本可分为四方面：第一是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料的研究。杨善武《从郑译乐议等三段文献的内在联系看史料的系统解读》试图以郑译乐议的解读为突破口，找到古代史籍所载郑译乐议、笛上三调与蔡元定燕乐调三段涉及两种音阶观念文献的内在联系，认为从这三段文献的内在联系可以看到我国音乐史上两种音阶观念的普遍存在。康瑞军《“全宋诗”中的音乐资料与相关理论问题探讨》以72册《全宋诗》中的音乐资料为素材，分析其类别、比例及其对宋代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可以对其中音乐文献进行“写实”、“言事”、“写意”的初步划分。黄艺鸥《中国音乐编年史的理论思考――北宋音乐编年史研究的个案》认为，编年史的叙事方式与史学视角作用于音乐史学研究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史料的挖掘与整理，而是对音乐史的叙事与重构。石林昆《〈乐律表微〉的理论律学初探》对《乐律表微》（度律、审音）进行了校勘，并对其内容进行解读。陈伊笛《〈列子〉音乐言说论释》通过列子《冲虚经》中大量言说研究了列子的音乐观点。罗冬芹《乐府歌诗题名初考》对《乐府诗集》中乐府歌诗题名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究，并从乐府歌诗题名的概况、乐府歌诗题名研究的变迁，以及乐府歌诗题名释义三个不同视角，对“歌、行、曲、乐、谣、舞、操、引、章、调、弄”等十一个题名进行了论述。陈怡静《初识晚明才女叶小纨及其〈鸳鸯梦〉的音乐学价值》，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早有杂剧剧本流传于世的女性剧作家叶小纨及其创作的杂剧《鸳鸯梦》进行了研究。荆建华《“和”、“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整理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学者们围绕《淮南子・天文训》中“和、穆”而起的各种观点。丁同俊的《“葭灰占律”只是迷信吗？》通过古人运用候气之法来获得求律的标准这一现象，提出我国古代有没有标准律高的问题。尹蕾《换个角度看“黄钟”和“大吕”――〈周礼〉中两段文献的非乐学解读》研究了十二律使用顺序中明显的“阴阳”对应关系。
“中国音乐史料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音乐史料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数量不多，仅有潘林紫《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特点及应用》和刘宇统《浅论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两篇。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史学本身的特点和对史家的要求，史家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识,即“历史意识”和“史
学意识”。
关键词:秉笔直书 据礼直书 据事直书 灵活运用 《史记》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本文对“秉
笔直书”优良传统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从三个方面对“秉
笔直书”传统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分析“秉笔直书”传统的提出和形成。“秉
笔直书”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出现的。在中国史学的长期
发展过程中，由于史学本身的特点和对史家的要求，史家心
目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识，即“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之际，再到秦汉时期，中国史学上
已经滋长了明确的史学意识并演变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反映这一过程的史书主要有《春秋》、《左传》、《史记》。
第二部分，论述司马迁撰写《史记》对“秉笔直书”
优良传统的全面继承。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对资料的采用、
文字的表述风格、以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就充分
体现了这一优良传统。
第三部分，揭示《史记》对“秉笔直书”传统的革新。
这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司马迁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
基础上，促成了中国史学传统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
的转变。主要是从立《项羽本纪》、立《陈涉世家》、《高
祖本纪》之后不立《孝惠帝本纪》而立《吕太后本纪》、撰《平
准书》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重视工商业的发展、
把周边少数民族写入史册等四个方面表现出来，他在前人
的基础上，大胆地主张“据事直书”的史书撰写新标准，
打破了孔子生活时的“据礼直书”传统，为中国古代史学
的优良传统注入了新内容、新活力。“据事直书”传统的
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章 “秉笔直书”的提出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他的提
出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它是随着史
学的产生而出现的，是中国古代史官撰写史书时追求的最
高精神境界。
“秉笔直书”的提出和形成，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
出现的。然而，史学的产生又同文字的出现有直接的联系。
人类只有在创造了文字以后，才得以记载自身的历史，进而
产生了历史撰述。据考古发现，现在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文
字是在河南商都废墟中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它记载的是商朝
君王的一些巫祝卜辞等内容。因此，可以断定商朝时文字已
经产生，这为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类的需要，史学应运而生了。时至今日，中国史学的发展已
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
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史学本身的特点和对史家的要
求，史家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识，即“历史意识”和“史
学意识”。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之际，再到秦汉时期，
中国史学上已经滋长了明确的史学意识并演变为自觉的史学
发展意识，反映这一过程的史书主要有《春秋》、《左传》、
《史记》。瞿林东先生在《中国简明史学史》一书中对“历
史意识”有详细论述。其中，就强调人类自身历史的记忆和
描述，是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求
真、求实”就是对史家撰写史书的一种基本要求。“秉笔直
书”传统的形成，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和延伸。根据瞿先生
的分析，从孔子的“书法无隐”到“直笔而书”，不止是提
法的变化，也包括人们在认识上的发展。他认为“书法不隐”
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而书”是从主动方面提出
来的，这反映了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是从个别到一
般的认识过程。现在看来，不管是“求真、求实”，“书法
不隐”，还是“秉笔直书”，都是史学对史家撰史的一种要
求，“书法无隐”从被动方面，针对个人提出，“直笔而书”
是从主动方面提出的，但它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书法无
隐”是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求真、
求实”的具体化；“直笔而书”又是在“书法无隐”的基础
上提出来的。“秉笔直书”的明确提出与形成，最终确立了
其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第二章 《史记》对“秉笔直书”传统的继承
到了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中国封建社会出现
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时逢盛世，史学界这时产生了
一位文化巨人司马迁，他撰写了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史
记》，作为一名史官，他在撰述《史记》过程中，全面继
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先后有了“厥
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折中
于夫子”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述汉非”的公正、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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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评价标准。
2.1 “大一统”盛世的呼唤
秦汉之际，秦国通过武力吞并了六国，定一统天下的
局面，始皇帝嬴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
步入了封建社会时代，随着西汉时高祖、文、景帝采取“无
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到了汉武帝统治时，国富民强，
中国出现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所谓时世造英雄，政治
上的“大一统”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必有反映。首先，在
思想上，就是这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主张，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并使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封
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次，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就是，一方面，
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史学家们的著作要为“大一统”
盛世局面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史官，他们又要恪
守职责，秉承先人“求真、求实”的优良传统，他们站在历
史的高度、客观、公正，全面地看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和
事件。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2.2 《史记》全面继承了史学的“秉笔直书”优良传统
《史记》主要是从资料的采用、文字的表述风格和对
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上全面地继承“秉笔直书”优良传统。
司马迁撰写《史记》在文字表述上也有很大成就，他
以当时的口气写出了人物的语言，使人物更真实，更生动。
班固非常赞赏司马迁《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并借助扬雄
等人的话“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史记》对“秉笔直
书”传统的继承还在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其
中，以“述汉非”为最有力的证明。当记载吕太后的事迹时，
司马迁把吕太后处置戚夫人及赵王的残忍手段如实地记录了
下来，彰显于世人面前，“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
王少，不能早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黎明，孝
惠还，赵王已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
饮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虽然当时吕太后已
经过世很久了，但是汉武帝统治时，依然属于西汉时期，还
是刘氏家族的统治。司马迁能在刘氏统治下记载刘氏祖上犯
下的恶行，也是置生死于度外，顽强坚持“秉笔直书”传统
的表现。汉朝强大时，汉武帝还在用兵、对周边国家动武，
司马迁就认为，这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炫耀自己而发起的，
这些战争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只能是劳民伤财，破坏农
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在这里，司马迁本着“秉笔直书”的优
良传统比较客观公正地记录了吕太后和汉武帝的事迹。“秉
笔直书”传统最终在《史记》一书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
第三章 《史记》对史学传统的革新――“据礼直书”
向“据事直书”的转变
《史记》全面地继承了古代史学的“秉笔直书”优良
传统。但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就是要求人
们在学习，吸收前人的经验成果时，要能够批判地继承，
提出新的观点，有新的认识。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久负
盛名，就是在于他遵循了这一特点。因为他促成了“秉笔
直书”优良传统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转变。
3.1“秉笔直书”中的“据礼直书”传统
“据礼直书”时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礼”就是
孔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曾有言曰：“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在孔子的言论中，他一再强调“礼”的地位和作
用，把“礼”视为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子曰：“事君尽礼，
人以为谄也”。“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
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这里，孔子不仅谈
了“礼”在社会上的存在，还具体地明确了“礼”的准则是：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正是居于此，他在记载晋国
历史时，对于史官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一事，就非常赞同
史官董狐对赵盾说的话。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
讨贼，非子而谁？”。在这里，董狐称赵盾“子为正卿，亡
不越竟，反不讨贼，”就是居于“忠君”观念的，董狐认为
赵盾是正卿，作为臣子，他就应该对君王尽职尽忠，没能保
护好君王的安危，没能惩办赵盾就是失职，要负主要责任。
3.2“据事直书”传统的新开创
司马迁不仅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秉笔直书”优良传统。
而且还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改革，有所创新，这就是从“据
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转变。具体通过以下四个方面
的内容表现出来：
3.2.1 立《项羽本纪》、立《陈涉世家》
本纪、世家，都是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之一，他在
撰写《史记》时主要采用了五种体例结构“网罗天下放矢
旧闻”，全面系统地叙述历史，突破了不及君亲的饰讳藩篱。
“五体”即本纪、十表、八书、世家、列传。“本纪”编年，
广载军国大事，摘载诏令制诰，记载帝王事迹，以象征历
史发展的统绪。“世家”述开国承家的诸侯、功臣。“列传”
叙人臣事迹，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北辰。这种不同的题
名及载述笔法，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序列。所以，纪传史是
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反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
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司马迁根据当时的
历史形势，为项羽立了《本纪》。司马迁的《史记》中记
载的另一个不符合传统礼仪的就是为陈涉立《世家》。据《史
记》介绍“陈涉少时，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他起来
反抗秦朝的统治就是以下犯上，礼法传统上，他是要被治
罪、杀头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正是“据礼直书”时代，
所以他才称赞董狐按礼法记载史实是“书法不隐”，并且，
用“弑”字来着重强调赵盾以下犯上不合礼法的行为。然而，
《史记》中司马迁却把这样一位古人要把他归为“以下犯上”
的千古罪人列入了开国承家诸侯的世家行列，这足以看出
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官，他虽然以继《春秋》创一代大典为
己任，但他没有盲目地遵循孔子，完全按照古人的观点、
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立《项羽本纪》，立《陈涉世家》，
是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批判地继承“秉笔直书”传统，
推动了史学领域从“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变化之一。
3.2.2 《高祖本纪》之后不立《孝惠帝本纪》而立《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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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本纪》
吕太后本是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孝惠帝的亲生母亲。
吕太后虽然贵为皇后、太后，但是，按照中国古代流传下来
的传统，皇后及后宫的女人是不得参与朝政的，皇后的职责
是管理后宫三千佳丽，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替皇帝管理好家务
事，她就是皇族的一个家长，要求其母仪天下。“女子无才
便是德”，传统观点提倡看重的是女子的为人、品行，至于
才识、学问那是男人们追求的目标。“本纪”是为帝王而立，
记载其事迹的。可司马迁却没有按照常规立《孝惠帝本纪》，
而立《吕太后本纪》，这正是司马迁“据事直书”如实记载
历史真相的表现。司马迁这样撰写历史就是要告诉后人，吕
太后虽然不是帝王身份，却形同帝王；孝惠帝是皇帝享受着
帝王封号，却没有帝王的实权。司马迁这就跳出了传统真实
地反映了西汉吕太后篡夺皇权的历史真相。
3.2.3 撰《平准书》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重
视工商业的发展
在《平准书》一文中，司马迁详细地记载了西汉时期
几位皇帝对商贾的压迫政策。高祖时，“乃令贾人不得衣丝
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复商贾之律。
然子孙仍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到
汉武帝统治时期，刚开始，对商贾的限制也是很严格的，“贾
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
没入田、僮”。随着卜式向府衙、县衙捐献物品、银两，使
得汉武帝一度改变了对商贾的政策，还让卜式出任官职。但
是，好景不长，随着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建议在中央设置大
农，掌管天下的铸铁煮盐之业，主张“贵即卖之，贱则买之”
使商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由此可
见，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始终坚持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永远
是历代君主不变的经济政策。司马迁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逆流而行，提出重视工商业的主张，他谈到虽然工商业在发
展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弊端。司马迁对工商业的认识和
主张，有力地展示了他看问题的长远目光。并且，他能够在
“重农抑商”政策下，客观公正地评价工商业，提出注重发
展工商业的主张，这无疑又是“据事直书”的表现之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因为地理环境的影响，人口的分
布状况，还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形成了中国与东夷、南蛮、
西戎、北狄的华夷五方格局，中国是这五方配置的核心，四
夷按照方位配置在中国的四个方位，“中国”这两个字，从
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是处于中心的国家。这就促成了中国
古代的人们形成一种长期的观念，那就是我们国家是处于中
心地位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民族都是华夏的外延，
甚至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夷狄民族的一
部分，这样，居住在中原的汉民族就长期形成一种“天朝上国”
的观念，而且，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些“华夷之辨”
的观念，也正因为居于中原的汉族经济发展快，文化程度高，
而四方夷狄因为经济落后，文化发展程度不高，所以居于中
原的汉族以衣冠礼乐文明自居，歧视夷狄为野蛮人，甚至是
“禽兽”。对待两者的态度也是决然不同的，“狄人伐邢”，
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慝，不可弃也”。
在文化领域，一般是汉族统治中原，由汉族史官撰写史书时，
涉及到少数民族历史的是少之又少的，这也是受到“华夷之
辨”的影响，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再一次逆
流而行，把周边少数民族载入史册，先后作了《匈奴列传》、
《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而且，在
《匈奴列传》开篇就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曰淳维”。司马迁这就承认了匈奴与汉族都是由华夏演变而
来的，两者是同根同源的，作者先后在以上诸篇列传中，详
细地介绍了周边的几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发展过程及与中原
汉朝的战争、和平的关系。在记载这些民族历史时，司马迁
是本着客观、公正就事论事的态度来撰写的，他把少数民族
和汉族放在一个同等的地位来进行比较、记载。这是史无前
例的，这足以看出他开创“据事直书”的胆识和创新精神。
结束语
“秉笔直书”是史官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史记》
获得“信史”美称的内在支柱，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秉
笔直书”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史记》
是在全面地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前提下，有所创新地推动
了“秉笔直书”传统从“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转
变，“据事直书”的确立，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对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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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字]初中历史；新课标；新课改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21-0011-02[作者简介]白真玲（1974―），女，福建厦门人，本科，厦门市第一中学教师，中学一级。
教育部于2001年7月正式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2011年又作了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新课标规定了初中历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提出了初中历史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笔者是初中历史教师，在落实新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只有认真学习、吃透新课标，对其规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了如指掌，才能有效落实新课程教学改革。
一、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
新课标要求学生“逐步掌握学习历史的一些基本方法，如计算历史年代的方法、阅读教科书及有关历史读物的方法、识别和运用历史地图和图表的方法、查找和收集历史信息的途径和方法、运用材料具体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等”，使学生“初步具备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让初中生初步具备学习历史的能力，应是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核心目标。笔者认为，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素质。在初中阶段，如果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学习历史知识的基本技能和方法，能阅读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就为以后自主读史和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识读历史图表、掌握古代干支纪年方法、正确计算历史年代等，这些既是基础知识，也是读史的必备技能。
识读历史图表，就是要学会识别历史地图和历史表格，如各历史年代的地图、历史年表、各类统计表等；知道古代的纪年方法，就是要懂得中国干支纪年法、王朝君主和年号纪年法等；正确计算历史年代，就是懂得将干支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的计算方法。
二、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
新课标建议：“注重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了解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结合具体、生动的史实，从多方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如创设历史的情境，使学生感受到历史上出现的矛盾、纠纷，从而产生了解和探寻历史的愿望。”
笔者感受到，这一建议，实质上是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的学习方法。为此，笔者在组织教学时，特别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由传统的接受性学习转变为自主性学习。一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历史学科故事性强，教师可以通过多设计些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如表演情境、故事情境、对话情境和媒体情境等。笔者在教学实践“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内容时，先播放影片《火烧圆明园》的片段，使学生对圆明园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初步印象，生动的表现形式不但激发了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也加深了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二是鼓励学生论史。史论结合，是历史的显著特点。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论史，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鼓励学生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小论文。同时，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做到“论从史出”。如在教学评价晚清重臣李鸿章时，要基于史实，客观全面，引导学生敢于质疑，大胆评论。三是启发教学。关于启发教学，孔子有很精辟的论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在学生充满学习激情、求知欲旺盛，想表达而又说不出的时候，引导学生触类旁通地思考，教学效果非常好。
三、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新课标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课程目标中明确规定：“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初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品质”。
根据这一目标，笔者体会到，历史教师不仅要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还要注重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包含伦理、道德、价值观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学习中国古代史，新课标要求“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新课标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理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科技文化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教学中，除了要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外，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应让学生客观地认识到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由领先到落后的转变，从而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树立振兴中华文明的远大理想。新课标的中国古代史，对中国疆域的基本范围、中华民族的基本构成、政治统一的基本格局、风俗习惯的基本特点、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伦理制度和道德意识的基本内容、中国人特性的基本结构等都有所提及，这些都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加深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认同感，进而使其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四、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新课标指出：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校外的历史考察和社会调查，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运用已学的历史知识、技能和方法去解决问题，提高实践能力。这就要求组织学生进行广泛的实践，如对学校周边的文物古迹、社区、村庄、企业等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进行调查，搜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并加以整理和分析，进行较为完整的叙述，提出自己的见解，使学生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思考社会与人生。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其目的为“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同志也提倡“古为今用”。正如英国历史教育家李彼得所说：“历史的有用是在于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改变我们对现实、对于人类是什么及可以是什么的看法，因而使我们能够有去改变想达成的结果的机会。”[2]历史与现实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学习历史就应该把历史放置于当时特殊的大背景中讲述，不能纯粹为讲历史而讲历史。
当历史被放置在现实这一客观的社会大“背景”进行考量时，学习就会有更为广阔的视角，这不但有利于学生的历史学习，更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社会的理解。如教学《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课时，笔者联系当前的敏感热点，如日本政要（如现任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一些日本政客（如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还有问题等，学生就明白，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仍然存在。对现实问题的历史追溯，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根源，学生就会深刻感受到历史就在身边。
对历史的认识不仅要贴近社会现实，还要与时俱进。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作为历史教师，需要了解学术动态，更新知识结构。新课标涵盖了不少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其观点合理且科学。如新课标对中国古代史的时间界定作了这样的阐述：“中国古代史开始于我国境内人类产生，结束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这种表述巧妙地避开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确切分界，是基于当今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尚未能达成共识而作的更为完善的表述。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只要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就可以了。新课标的这种处理比较恰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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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7篇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数十个省级重点学科;有3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或正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哲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原理等多个学科已建成为特色学科。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五、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期刊建设成绩喜人。
近几年来，我校共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40余次，国内学术会议120余次，有600余名教师受聘前往外单位讲学，1500余名国内外专家受聘来校做专题报告。这些都为繁荣我校人文社会科学，推动我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人才走出校门国门、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学校的“长安大讲堂”、“曲江讲坛”、“启夏论坛”、“香积讲座”、“教师教育论坛”、“西部大讲堂”等活跃了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我校在学术期刊建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首批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2012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此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唐史论丛》《西北民族论丛》《当代教师教育》都是各相关领域表现不俗的期刊，为推动学术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8篇
摘 要：新世纪以来新出土的唐代墓志数量巨大，已经成为唐史研究中重要的新资料，也是当今唐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作为一类出土文物，许多大型的公私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将墓志作为一类重要藏品。当今刊布唐代墓志的方式主要有：释文类、图版类、图文对照类、研究考释类、目录索引类等等。
关键词：墓志；唐代；图版；释文；收藏；刊布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43
中国古代志墓之葬俗由来已久，墓志[1]（图三、十四）发展到隋唐时期，踵事增华，动辄千言，载志主姓氏f源、家世乡贯、婚姻族属、身份地位、经历生平及等，颇类正史之“列传”。虽因体例所限，志文内容叙述较史书之“列传”更为简略，两者之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且难免有浮夸虚赞、褒扬谀美的成份，但一般说来，关于姓氏、生平、官阶、年寿、卒葬、子孙等方面的内容大都真实可靠，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
唐人墓志的大量出土集中在20世纪与21世纪，20世纪及以前所出土唐代墓志，主要的原石收藏单位当推河南洛阳新安千唐志斋、西安碑林博物馆（图五）、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保护机构，私人收藏较少。作为新出土的石刻文物，其惟一性的属性决定了大部分公私收藏均以墓志拓片（图六、七、十）为主，而墓志原石（图十三、十五）收藏则是可遇而不可求，主要的墓志收藏地大都集中在出土较为集中的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份，尤其以唐代两京地区（陕西西安、河南洛阳）为主。此时期唐代墓志的刊布主要有图文对照的《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开启当代集中刊布唐代墓志的先声。仅刊布录文的《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图一）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共收各类唐代墓志5240方，极便学者利用，成为当时唐代文史研究中重要的新材料。仅刊布拓片图版的则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全101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同书总编辑委员会编，8卷30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二书堪称集大成之作。此外，融图版、录文、考释于一体的当推《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毛汉光撰，全18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年）。
进入新世纪之后，因为基建、考古、盗墓等因素，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为数甚众，作为不断涌现的中古史研究“新资料”，唐志材料在中古史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受到学界的重视，不论是公私博物馆，还是个人，均有不少致力于唐代墓志的收藏和刊布。关于唐代墓志的收藏，除了由正规考古发掘而得，并由考古单位收藏的原石之外，还有一部分公私博物馆是通过征集、购买、调拨等途径收藏唐志原石，大部分的个人限于财力及观念，主要以墓志拓片的收藏为主。今天看来，进入新世纪以来，不论是学界还是收藏界对唐代墓志的关注度不断升温，就其刊布的形式而言，大体延续上世纪的几种方式，主要可分为释文类、图版类、图文对照类、编目索引类、零星考释类等等。
1 释文类
此类以汇集墓志录文为目的，将一定数量的墓志录文汇集成编，极便学者在研究中阅读及使用，以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第7辑（2000年）、第8辑（2005年）、千唐志斋新藏专辑（2006年）、第9辑（2007年，主要收录的唐代石刻资料以山东桓台县拿云博物馆藏唐代墓志数十方为主）[2]。还包括《全唐文补编》（陈尚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①亦收录了一些唐人墓志。此类图书已经将墓志录成文，故而省却了学者在研究中自己录的“工序”，但是其缺点亦显而易见，主要有两点：其一，因为没有附刊拓片或原石图版可资对读，录文的质量也只能依赖释读者的水平，假如释读有误，研究者往往只能因错就错，给研究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其二，如《全唐文补遗》诸卷，大多没有交待志石原藏地，或者拓片来源，除了无法对录文进行复核，又限于编撰体例，无法如实的反映墓志的原生形态，也可能因此丧失许多有用的信息，比如志上的花纹（图四）、志文的行款、文内的平阙式、志与盖的撰书者题名等等。
2 图版类
顾名思义，即只刊布拓片图版，无文字释读，现在收藏界有不少专以石刻拓片为主的收藏者，在刊布私人收藏时，以此种形式为多。其优点是大致保存了墓志拓片的原貌，其缺点是学者在研究中需要花M更多的时间去释读和校正文字，限于书本的篇幅，有些大幅的墓志只能缩印，亦会给释读带来一定困难。其中洛阳赵君平、赵文成二先生集中刊布新出墓志的《邙洛碑志三百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秦晋豫新出墓志L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图八）“四部曲”最为重要。此外，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3]（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所收录的拓片均为齐运通先生的个人收藏，大都字口清晰、墨光灿然，加之编者常年在文博系统工作，对石刻、拓片有独到的研究，书末附录了墓志边饰，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3 图文对照类
此类集图版与释文为一体，堪称墓志资料整理的最佳模式，更为符合当代的学术规范。当代较为大宗的唐代墓志刊布时大多采用此种形式。如《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延续《洛阳新获墓志》（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李献奇、郭引强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的编纂体例，刊布考古发掘所获的墓志。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各地方文物机构编辑《新中国出土墓志》系列丛书②，分省刊布1949年解放后出土的全部墓志材料，唐代墓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有《陕西〔壹〕》（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00年）、《河南〔贰〕》（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2年）、《重庆》（中国文物研究所、重庆市博物馆编，2002年）、《陕西〔贰〕》（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03年）、《北京〔壹〕》（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馆编，2003年）、《河北〔壹〕》（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2004年）、《江苏〔壹〕・常熟》（中国文研究所、常熟博物馆编，2006年）、《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中国文物研究所、千唐志斋博物馆编，2008年）、《上海、天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天津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2009年）《江苏〔贰〕・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编，2014年）、《陕西〔叁〕》（故宫博物馆院、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15年）。《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赵力光主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则刊布了西安碑林博物馆1980年至2006年间新入藏的历代墓志，以唐代墓志为主。《长安新出墓志》（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一书收录了西安市长安区经考古发掘等途径所藏新出土北魏至清墓志，唐代墓志仍是主体。历代墓志是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众多收藏品中的大宗，至今的收藏已经超过千种（图二、十一），大唐西市博物馆理事会选择其中的五百方，由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主持整理出版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因为本书的录文出于大量优秀的唐代文史研究者之手，自出版以来已经被公认为是当代墓志整理的代表作。《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毛阳光、余扶危编，2013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2000年以来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300余方，每方都有释文和标点，著录其尺寸、书体、行款等信息，配以拓片图版。《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5]（赵力光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刊布了《汇编》出版之后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的历代墓志。《西安新获墓志集萃》（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是全国一部由文物稽查队追缴墓志汇编而成的石刻文献图书。《珍稀墓志百品》（胡戟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则是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在自己收藏的墓志拓片中精选了100种，有不少是第一次刊布。正如胡戟先生在后记中所说，结集出版是因为这些墓志流散之后，原石已经不知所踪，作为拓片的收藏者，有义务让学界及时了解这些流散中的墓志资料。
4 编目索引类
及时且系统地掌握新出唐代墓志相关信息，从而有效的依托新出唐代墓志资料展开研究工作，一直是唐史学界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学界急需有关新出唐代墓志数据的编目索引类成果。在这方面，由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主持编纂，东京汲古书院出版的《唐代墓I所在t合目h》[6]（1997年）初版以来，已经成为唐代文史学界检索唐代墓志最为常用、最为便利的工具书，对于活跃唐代石刻墓志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随着墓志的不断刊布，继续追踪新见唐代墓志资料的刊布与整理，两度增订再版：《新版唐代墓I所在t合目h》（2004年），《新版唐代墓I所在t合目h（订版）》[7]（2009年），据最新修订版前言，其收录范围为2008年年底之前公开发表的唐代墓志，总共收录唐代墓志、志盖8737方，其中志盖369方，较2004年版《新版目录》新增1909方，其中志盖1方。高蚓@男教授持续关注中国石刻相关图书，已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了《中国石刻vS目h（1949-2007）》（2009年）[8-9]、《中国石刻vS目h（2008-2012前半）稿》（2013年）两书对于从事中国碑志石刻研究的学者把握学界前沿亦有功用。而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编《唐五代文作者索引》（陈尚君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一书，“是至今为止编录唐五代文章最基本的几个系列图书的作者索引”，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出自唐人墓志，故为检索唐人墓志大有裨益。《〈全唐文补遗〉总目索引》（吴敏霞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是对《全唐文补遗》前九辑的内容编制了索引，按照所收录的墓志，提供了全套书的总目录，极便学者使用。中国学者陈尚君[10]、王素[11]、仇鹿鸣[12]等有专文对近年来墓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进行总结。
5 研究考释类
除了上述石刻专书中所刊布的大宗新出唐代墓志外，还有不少在研究著作、专题论文集、各类学术期刊中刊布的唐代墓志，其中有关新见唐代墓志的专集主要介绍四种：第一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杏园唐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刊布了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墓志46方，并对墓志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考释。第二种，杨作龙等主编《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3]，全书共分三编：一、墓志研究与考释，收录洛阳地区出土墓志的整理和研究，共收录论文15篇；二、新出土部分墓志叙录，对32方墓志进行了整理；三、新出土墓志目录，其中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唐志140方。第三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中多篇专题文章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共同主持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成果，内容涉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均为初次刊布，学术价值重大。第四种，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收录各类墓志考证文章约20篇。以新见单方唐志的刊布与研究为目的，在《文物》《考古与文物》（图九、十二）《唐研究》《碑林集刊》《唐史论丛》《出土文献研究》《书法丛刊》《中国书法》《文博》《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乾陵文化研究》等杂志刊布数量日益增多、速度日益加快，尤其值得唐志及唐史研究者关注。
除了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外，因地域不同，材料所限，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有中古时期的大量砖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侯灿、吴美琳著，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共同刊布了新、旧吐鲁番出土唐时砖志，为数亦不少。
荣新江先生在《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一书中，列有专讲谈石刻史料，从传统的石刻文献、新出土的石刻史料、石刻数据目录等方面总结了石刻史料―“现在史学研究所不可不予理会的文献材料”[14]的收集和利用问题，指导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如何有效的利用石刻史料，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赵超.古代墓志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2] 陈尚君.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收获――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A].赵力光.碑林集刊（12）[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328-335.
[3] 陈尚君.《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史料评述[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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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山智史.《中国石刻vS目h（1949―2007）》书评[J].唐代史研究（13），2010：127-136.
[10] 陈尚君.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A].陈尚君.贞石诠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6-37.
[11] 王素.近年以来魏晋至隋唐墓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J].唐代史研究（5），2002：87-105.
[12] 仇鹿鸣.大陆学界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进展（2007-2010）・石刻[A].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247-253.
[13] 毛阳光.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25-27.
[14] 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38.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契丹学概论；评介；契丹史；辽史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66-03
契丹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自378年见诸于朝鲜汉文典籍《三国史记》记载①后，经过古八部、大贺氏和遥辇氏部落联盟，907年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取代遥辇氏建国，1125年辽末代皇帝天祚帝被金兵俘获，辽朝灭亡。至元末明初，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融合消失。关于契丹人及其所建立辽朝历史的研究，国内外均很重视，过去学术界主要是在两个领域内进行：一是古代史领域，辽朝是中国古代所谓的正统王朝之一，辽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一环，可具体分为中国通史中的辽史和断代史的辽史；二是民族史领域，也可分为中国民族通史中的契丹族和具体的契丹族史。众所周知，由于资料匮乏，导致在上述两个领域中的相关研究一直很难深入。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关于契丹人及其所建辽朝的历史、文献、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语言、艺术、宗教、墓葬、天文历法、城池建筑以及契丹人后裔等方面的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不同层次的学术团体不断建立，国内外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史学的范围，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这种研究的发展趋势，要求对契丹人进行综合性研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可以说《契丹学概论》一书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版的。
该书作为内蒙古赤峰学院国家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由杨福瑞教授率领契丹辽文化研究院的孙永刚、张少珊、吕富华等8位学者共同撰写，2015年12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由前言、正文、参考文献和后记4个部分组成，约25万字。在“前言”中，杨福瑞教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该书撰写的背景、动机和原则及愿望，还有参加撰写者的分工；“正文”由6章构成：第一章“契丹学学科体系的确立”，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契丹学形成、发展的历程，二是契丹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三是契丹学学科体系结构及其特点。第二章“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阐述四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契丹学的指导意义，二是契丹学的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三是契丹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四是契丹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第三章“契丹学史料与史料学研究”，对契丹学史料与史料学研究进行评述和介绍，分为五个问题，一是关于契丹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评述，其它四个问题分别是关于契丹学的“汉文史料”、“文物考古资料”、“契丹文资料”和“外文文献”的介绍。第四章“契丹历史学研究”，分“史学史研究”、“综合研究”、“若干问题研究争鸣”和“专题研究”四个部分进行u述。第五章“契丹考古学研究”，分“考古综述”和“州城考古”、“墓葬考古”、“建筑考古”、“手工业考古”五个部分进行评述。第六章“契丹语言文字学研究”，分析了契丹语言的系属和特征，对契丹文字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新学科设立的角度对“契丹学”的确立、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论证。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史料与史料学”、“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契丹学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参考文献”择要列举了73种，其中有中国古代典籍及研究著作18种，现代国内外研究著作、论文集、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和辞典55种。在“后记”中，主编杨福瑞教授介绍了最初提出设立“契丹学”新学科设想的缘起、该书写作酝酿的过程和相关学术争论以及致谢。
认真拜读全书，我有如下感想：
一、出版恰逢其时
众所周知，由于在二十四史中，元代编修的《辽史》被视为是讹误最多、疏漏最甚的，加之辽代距今时间久远，而且留下来的典籍甚少，所以契丹辽史的研究相对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和民族历史而言一直很薄弱。宋德金先生在1998年总结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时认为“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同有些断代史研究相比仍显薄弱。……辽金史中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和深入研究，辽金史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②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契丹辽史研究局面已经有了很大改观：首先，新的研究成果丰硕，很多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这在《契丹学概论》一书中有详细地统计。③其次，新的研究团体和机构不断成立，如辽宁、内蒙古、吉林、河北、黑龙江等省区相继成立了包括研究契丹辽史在内的学术团体，在研究机构方面有两个机构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内蒙古赤峰学院成立了自治区级研究基地“契丹辽文化研究院”；二是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成立了“中国契丹文化研究中心”，把“契丹始祖传说”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三，层次和主题不同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除了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定期召开的年会，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敖汉旗、河北省平泉县、吉林省白城市等地还先后召开了主题鲜明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第四，各地有一批耐得住寂寞、矢志不移的研究人员，年轻学者不断成长，形成了结构合理的老中青三级研究梯队。总之，进入新世纪以后，契丹辽史的研究不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迫切需要进行整体的系统研究，以促进研究上一个新台阶。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契丹学”概念的提出是水到渠成，《契丹学概论》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适应了研究的需要。
二、该书论证充分，逻辑严密，目标的明确
一门新学科的设立，不仅需要几代人辛苦卓绝的努力，还需要研究者对新学科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构建学科体系，对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进行阐述，明确研究方法，确定研究目标等。通读该书发现，作者从理论上对设立“契丹学”学科进行了充分地论证，逻辑严密，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完整、合理，具有科学性，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明晰准确，研究方法可行，目标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三、该书语言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作为一部理论性研究著作，该书并没有给人感觉义理深奥，语言艰涩，堆砌时髦新词，令人难以卒读。不论是前两章的学科体系构建的论证和分析，还是后面四章的学术研究现状评述，均是用平实流畅的语言进行论证，展开分析。通篇给人感觉通俗易懂，却不失庄重典雅。就像一位学者在做学术讲座，用平实流畅的言语，把高深莫测的哲理娓娓道来，非常接地气，有助于契丹学的推广和普及。
四、对研究现状把握的较为全面，所做的评述准确
一门新学科的设立，除了构建学科体系外，对于过去相关研究的把握和现状评述必不可少。该书从四个方面详细地对契丹人的历史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可以说这是目前最为全面而且详细的，评述的也非常准确到位。
五、任重道远
已故的刘浦江先生在1998年为自己论文集《辽金史论》所做的“自序”中认为：“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尽管有人不肯承认这一点），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④正如前面所述，我想在进入21世纪以来，契丹辽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国的辽金史研究已经开始逐渐走出了刘先生所说的研究困境，“契丹学”的提出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就是其中的标志之一。《契丹学概论》的出版，在理论上为“契丹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契丹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已经正式提出，并开始构建了学科体系，但“契丹学”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困难，要切实地做好规划设计，明确阶段性任务和目标，尤其要在大学里搞好学科建设，培B研究人才，使“契丹学”尽快成熟、成长、壮大，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最后，作为论证和阐述设立一门新兴学科的著作，尽管《契丹学概论》的出版已经解决了设立“契丹学”学科所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如其与“蒙古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相关领域（如军事、宗教、艺术等领域）的研究以及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如2015年法藏馆出版的藤田崇人著《契丹佛教史的研究》）介绍与评述等，期待将来再版时能得到完善。
内蒙古赤峰学院作为国内著名的研究契丹辽史的重镇，地处契丹故地，从事契丹辽史研究条件得天独厚，从20世纪80年代的苏赫、韩永年、苗泼等老一辈专家学者开始，筚路蓝缕，从最初“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到“契丹辽文化研究院”，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和努力，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活跃在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因此，由赤峰学院的学者们牵头正式提出和构建“契丹学”学科体系，可谓实至名归。乘着“契丹学”设立的东风，期待赤峰学院的契丹辽文化研究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
注 释：
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八[M].汉城：奎章阁版.
②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J].辽金论稿[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382.
③杨福瑞.契丹学概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7.
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第10篇
本届年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9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工作以及在会议开幕式上举行的颁奖活动。这次论文评选活动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江苏省常熟市文化局全额资助并承办。学会上届副会长兼秘书长戴嘉枋先生在开幕式上代表论文评选委员会，向大会介绍了本届论文评选的过程，并对论文新的评选方式和操作过程，向会员做了详细说明。本届论文评选共收到参评论文91篇，其中，本科组19篇，硕士组55篇，博士组17篇。经评委会秘书处审核，有4篇文章不符合参评条件，因此实际参评论文为87篇。本届论文评选设初评和终评，初评评委原则上以本会理事吸收部分学术界知名专家组成。终评评委11人，主要以本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吸收部分学术界知名专家组成。为保持本届论文评选活动更加合理与公正，评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更为严密的评选计分标准、工作细则及避嫌制度，如初评和终评二级评委会各自独立工作，评委不得兼任，评委的分数是唯一的评定标准；论文评选全程采取盲审制度，评委会秘书处在整理参赛论文时，一律删去作者姓名和导师姓名等相关信息；为了真正地贯彻导师回避制度，评委会秘书处在把参评论文交给每位评委之前，已经将该评委学生的论文删除，从而在源头上把好关；终评计分时，还要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文化部教育科技司陈迎宪处长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举办这类论文评选活动的重要意义。她指出，本届论文评选，无论从程序方面还是评委组成方面都充分体现了主办单位的权威性与公正性。经过评审，最终获奖论文有36篇。最后，由学会副秘书长王清雷宣布了本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的获奖名单，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戴嘉枋先生和修海林教授还分别对本届论文评选的近现代和古代部分进行了点评。
戴嘉枋先生的点评分为三个部分：参评论文总体情况、参评论文的优点、参评论文的缺点。他认为，从总的来看，参评论文的水平在逐年提高，表现在选题比往届有较大开拓，有的选题不仅新颖，论得也深入细致；史料的开掘上达到了小而精，工作做得扎实细致，有的史料本身就纠正了很多错误认识，尤其是当代音乐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视民族音乐学的田野方法，从而把文献的概念做了拓展；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得以拓展，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紧密结合。参评论文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有的选题比较粗浅，也没有发掘出新的材料；应注意选题的大小问题，尽量选择一些对音乐史进程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小题目，做透做精；有的文章内容与音乐联系不够，甚至没有关系；在一些文章中，对音乐本体的分析尚不够到位。
修海林教授对古代音乐史的参评论文进行了点评。他指出，在方法论层面，一些文章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用于音乐史学领域，如逆向考察、历时与共时等。一些作者对二重证据法有意识去掌握和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再加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就成了三重证据法，彰显了一些论文作者对方法论的重视。总的来看，论文水平在逐年提高，但是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文章史料发掘较为深入，但是缺乏理论总结；有的文章对中文摘要和结论重视不够，没有把自己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体现出来；有的文章题目与内容不是很吻合，不能完全涵盖所述内容；有的文章则选题过大，做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还有的文章，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积淀不够，课题研究的历史定位尚需要进一步斟酌等。
本届年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研讨，主要围绕中国音乐史的学科建设、中国音乐史教学及研究、世界视野的中国音乐史三个议题展开。
在音乐考古学方面，有关编钟研究的文章依然较多，尤其是今年适逢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青铜音乐的辉煌――写在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之际》(王子初)一文对曾侯乙编钟的考古发掘、编钟的造型与工艺成就、双音钟的科学原理、编钟的乐律铭文、编钟的研究成果以及乐钟的发展简史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同时，王子初先生还主编、出品了《曾侯乙编钟》，力图全面、立体、生动直观地介绍这一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音乐科技成就。《曾侯乙编钟的“套数…‘编列”及其件数隐意》(田可文、李虎)提出应该统一曾侯乙编钟“编列”问题，并对曾侯乙编钟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所反映的礼乐关系进行新的阐释。认为曾侯乙编钟的64件，其背后似乎隐含着“八佾”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东周的“礼崩乐坏”的历史局面。对于甬钟的起源，学界有三种观点：编铙起源说、大铙起源说、折衷起源说(或日编铙改良起源说)。《再谈甬钟的起源》(王清雷)一文提出了第四种观点，即中原西周甬钟的形成应该主要是以南方大铙为基础，又吸收殷商编铙的某些因素而成，可名之为大铙改良起源说；《春秋中期甬钟的转制》(王友华)指出，春秋中期，随着周王室的日益衰微，甬钟的用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甬钟编列突破了8件成编之常制；甬钟的音列也不再恪守“羽、宫、角、徵”四声规范，这些变化是我们探讨“礼崩乐坏”的重要依据。另外有两篇关于音乐图像学的文章，《汉画乐舞艺术研究起步阶段的回顾与展望――兼回李玫女士》(李荣有)对步入汉画乐舞艺术研究起步阶段以来的工作，进行一次系统总结回顾，指出这种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北朝佛教遗址中的乐舞壁画研究》(乔晴)一文在佛教文化传播的大背景下，通过北朝佛教遗址中遗存的乐舞壁画来考察西域音乐东传的历史进程。
本届年会，乐律学方面的文章较多，且富创见性与突破性。康熙十四律原载于《御制律吕正义》，杨荫浏、黄翔鹏等先生基本上是给以否定的，认为它是没有规律而“紊乱无序”的。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则认同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提出的“清制平均十四律”的观点，并对后来者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郑荣达先生有不同看法，他在《康熙三分损益十四律解――兼与陈万鼐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康熙主张的是七声全音音阶是解读上的失误。而康熙十四平均律的观点，主要源自于七声全音说思路的进一步推绎，而不是根据《律吕正义》提供的十四律数进行的具体律学分析。从对《御制律吕正义》原文的全面解读以及弦度诸数据来看，康熙主张的十四律，是有序而规范的“三分损益十四律”；工尺谱是目前民间尚在使用的一种古代记谱法。《中国古代工尺谱的变迁》(郑荣达)一文对工尺谱的产生、发展、记叙方式、移调记谱等诸多方面均有深入浅出的详细论述，且附有一些图 表，对一些想学习了解工尺谱的学者大有裨益；三分损益律的计算方式究竟是“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天水放马滩秦简《律书》中的有关内容发表后，这一课题有了新的突破。《先秦三分损益律生律方法的再认识――谈“先益后损…‘先损后益”两种生律方法的并存》(修海林)一文指出，《管子・地员》由于明确提供了生律次序和计算所得律数，故是确凿的“先益后损”生律计算方式。《吕氏春秋・音律》由于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生律次序和计算所得律数，造成了两种解释结果的可能。因此，仅仅从传世文献本身看，并不能对“先益后损”和“先损后益”、做一个明确的取舍。而放马滩秦简《律书》中记录的“公约数”表明，先秦十二律三分损益计算方法，应该具有“先益后损”、“先损后益”两种计算方式。这一突破再次彰显了音乐考古学在当今史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价值；《文选・宋玉对楚王问》有“引商刻羽杂以流徵”之说，近代学者对此多有研究。1996年郑祖襄发表了《关于“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史料问题》一文，引据汉刘向《新序》，指出此文原始文献是“引商刻角”，使学术界认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研究已经“确解”。现《“引商刻羽、清角流徵”研究》(丁承运)一文提出新见。该文通过对“引商刻角”与“引商刻羽”两个不同的传本的分别考索、比较，找出二者之间都有引商与流徵的共有音程，这两个特有的小音程决定了二者之间有着相同的音阶结构，即都是一个角调式的音阶框架。而刻角、刻羽，刚好形成一个完整的角调五声音阶。因而“引商刻角”材料的出现并未能根本动摇从“引商刻羽”引出的研究结果，相反却能使二者互补而相得益彰。同时，该文还提出了一种史料与古代音乐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研究途径。指出，这种角调音阶早已见诸晋《荀勖笛律》笛上三调的音乐实践；而古琴“楚商调”则恰是引商刻角刻羽应用的具体范例；而今天的湖北天门民歌《车水情歌》也表明，这种古代曲高和寡的高级调式音阶形式还活在楚地的民间音乐实践中；《关于中国古代应用律学理论研究的思考》(郭树群)一文，对目前音乐音响学、律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宏观上构建了中国乐律学史上应用律学理论系统的框架，包括：中国古代应用乐律学系统的渊源，笛律音律系统，笙律音律系统，钟律音律系统，琴律音律系统，笛律、笙律、钟律、琴律的融通，三分损益律、纯律、十二平均律观念在音乐实践中的基础地位和融通七大部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指导与现实意义；元代燕南芝庵在《唱论》中提出“宫调声情”理论，后世多有阐释。《明清以来“宫调声情”理论的阐发与实践》(吴志武)一文认为，明清时期的宫调声情只是一种大体的归类，它与音乐密切相关，并一直运用于实践中。这时期的“声情”实际上是由文体要素与乐体要素综合而成；唱赚是宋代一种重要的说唱艺术，《事林广记》所载《愿成双》谱，是现存所知年代最早的一套宋代唱赚谱，也是目前所知唯一留存的唱赚谱，吴钊、郑祖襄等先生曾对其译解。《宋代唱赚(愿成双)谱一个谱字的解释》(杨善武)一文通过对西安鼓乐等资料的考证提出新见，厘定《愿成双》谱一个谱字“刂”为“上”字。其他乐律学方面的文章还有《平调考》(成军)等。
音乐文献学方面的文章有6篇，有的具有开创意义。刘蓝先生在《关于(二十五史音乐志)辑著的汇报》一文中介绍了他的成果《二十五史音乐志》，该著作将分散的音乐志书集中编辑在一起，附注释、解读和点评，2009年出版，是一部音乐文献方面的工具书；宋代是中国古琴艺术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琴学著述丰富而驳杂，给琴学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宋代古琴音乐研究暨宋代古琴文献史料汇编》(章华英)一文对零乱的宋代古琴文献史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辑佚、校注，包括两宋时期琴人、琴曲、琴谱等诸多内容，对两宋时期古琴艺术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音乐文献学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是清代乾隆年间北京地区世态民情的一部“小百科全书”，其中涉及很多音乐的内容，《珍贵的清代音乐史料――李声振的之(乐记>非(礼记>之(乐记)》(聂麟枭)一文认为《汉书・艺文志》之《乐记》与《礼记》之《乐记》分属两种不同类别，前者属乐类文献，后者属礼类文献，是两种不同的书。今传《乐记》的作者为战国初期的公孙尼子，是《荀子・乐论》引用了《乐记》的文字而不是刘德杂抄了《荀子・乐论》的文字，今传《乐记》并没有所谓十二篇佚文。
有关音乐断代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之探微》(丁同俊)一文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官署机构的沿革做了初步的考察。音乐自然观，简单地说，就是建立在自然观基础上的音乐观念，《先秦音乐自然观的若干问题探索》(刘宇统)一文对音乐自然观的起源、分期以及现实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元代的乐器丰富多彩，为中国的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北京宫廷音乐之元代宫廷乐器简述》(崔竞源)一文对元代诸多乐器的发展史、形制以及组合等进行了梳理。唐诗作为唐文化中的重要文学形式，历来是史学家、文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谁家玉笛暗飞声――从唐代诗歌对笛子的描述鸟瞰唐代笛子艺术的发展》(王瑜)一文就对唐诗中(略涉及宋代)涉及有关笛的史料进行研究，包括笛的材料、名称、笛曲、笛的传播范围、内容以及演奏水平等几个方面，对唐代的笛子艺术做出了初步探索。《古乐复兴之余波――汉宋之争与清代音乐史学思想之嬗变》(黄敏学)一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清代经学汉宋之争背景下的音乐史学思想之时代特征与嬗变之迹进行深入研究。《清代西传时调小曲初探》(李冉)一文主要通过清代欧人关于中国音乐的著述，从多种角度分析、研究清代小曲在欧洲传播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明清欧人的中国音乐观。
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部分，有关音乐家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汪毓和先生在大会发言，畅谈《对编印出版作曲家“全集”的认识和工作体会》，内容包括：过去有关工作概括和开展此项工作的意义，作曲家“全集”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的，对“全集”的“全”如何理解和掌握，开展这项工程的几个基本环节，如何正确灵活理解和掌握“全集”的“齐、清、定”等等。汪先生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认 同，对诸多学者的史学研究工作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在开拓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伟大事业中，陈洪先生无疑是一位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个案研究――以陈洪为例》(李岩)一文对陈洪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近现代音乐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文章高度评价陈洪先生为“一个在颠簸的时代始终没有迷失方位的音乐大家”；《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王光祈音乐观下的后学反思》(陈其射)一文试图通过王光祈的进化、唯物、比较音乐观念，在弘扬其学术精神的同时，促进后学返观自照，深刻思考，在前进中不断反思，受益解惑，求实问是，免走弯路，以此促进我国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健康和快速发展；中国京剧艺术诞生以来，涌现出了众多的艺术家，但是有关的研究专著却为数不多，特别是对于当代京剧音乐家们的研究著作，还未有见。《中国当代京剧音乐家研究》(李晓天)一文对当代(1949～2008年)京剧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京剧音乐家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中国当代京剧音乐史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对于从事京剧艺术实践者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提起杨荫浏先生，都知道他是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学家，而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宗教音乐家”却鲜为人知。刘廷芳、杨荫浏先生曾经主编的《圣歌与圣乐》，是民国时期《真理与生命》(月刊)中的音乐专栏，属讨论教会圣歌与音乐的刊物。其中，杨荫浏先生独立及与他人合作撰写、翻译的共有16篇文章。《重识杨荫浏的基督教音乐实践观――对中杨荫浏16篇文论的择评》(林苗)一文对这些文论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解读，透过对《圣歌与圣乐》中杨荫浏16篇文论的择评重识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的基督教音乐实践观，并对那个年代里诞生的第一本“表现中国全体基督徒教会赞美与最高尚的热诚之诗本”――《普天颂赞》中杨荫浏翻译、修订的赞美诗有一定程度的把握。贯穿杨荫浏先生人生历程始终的基督教音乐事业，毫无疑问地在中国基督教音乐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俞逊发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二代演奏家的领头人，是集南北风格为一身、水平最高的演奏家之一，更是将中国笛子在世界传播和传承的积极倡导者。《俞逊发笛子音乐艺术研究》(张平、纪维剑)一文通过对俞逊发有关史料的深入发掘，对俞逊发在演奏、创作、发明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考察与研究。香港回归之后，有关香港音乐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一些相关课题立项且进展迅速。《移居香港的大陆作曲家研究――“二十世纪港澳台音乐创作研究”课题进展情况汇报》(高洪波)一文介绍了该课题的选题定位、重大意义以及前期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截止2008年5月底，图书馆收集到的香港音乐文献超过52，000项，其中包括音乐作品、歌词或戏曲剧本等手稿、影音资料、照片、音乐演出的场刊、单张、海报以及剪报资料等。这些藏品经过一般修复处理及编目后，收藏于中央图书馆的艺术资源中心的“香港音乐特藏”内，在此提供读者在馆内参阅或作研究用途，为香港音乐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资料保障。有关近现代音乐家的研究文章还有《吕骥战争时期的传统音乐理论实践活动》(魏艳)、《赵松庭笛子艺术研究》(寇永春)等。
关于近现代音乐组织和教育机构的研究文章，本届年会有两篇，均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春蜂乐会”诞生于杭州，是一个在近现代音乐史上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进步组织，但是在诸多近现代专著中均只有只言片语。《“春蜂乐会”考》(杨和平)一文对该组织进行了详细考证。这个以宣扬新文化、新思想、致力于抒情歌曲、儿童歌曲和儿童歌舞剧创作的进步组织，为当时低迷不振、青黄不接的音乐创作，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有力地抵制了低俗、萎靡歌曲的影响；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院校之一，由萧友梅创办。《由全新解读女高师音乐系》(祁斌斌)一文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女高师的校级报刊这一首次发现的珍贵史料入手，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与丰满。这套《周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民国期刊阅览室，出版于1922～1924年间。其中汇集了音乐系的诸多史料，为首次发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女子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概貌，具有着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该文通过对这些新史料的考证指出，萧友梅的《别校辞》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第一首大型Cantina；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第一部歌剧剧本应该由伦灵飞创作(在1924年5月前)，凸显了文献史料建设的重要意义。
李淑琴(《从近年发表在国内音乐杂志上的文章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陈勇(《谈“燕京学报”上的中国音乐史学论文》)分别对期刊上发表的近现代学术论文进行梳理、总结，希冀进一步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的建设。前者对2004年至2008年上半年这四年半中，发表在国内17家音乐杂志上的几乎所有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领域的学术论文进行了剖析，指出近几年的近现代、当代音乐的研究，在旧的领域有很多突破，挖掘出一些新的史料，尤以人物研究为甚。同时，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如“”音乐研究、基督教传教士与学校音乐教育研究等。并指出一些不足与问题，提倡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提倡科学、严谨、实证精神，提倡学术资源共享。呼吁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采用新观念、新视野、新方法，使学科的整体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后者梳理分析了《燕京学报》(1927～1950)上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论文共28篇，认为如果以学科方向而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没有古代史那样成熟，在学科学术观念、研究方法和文献积累等诸方面，都尚在摸索踌躇过程之中。冯文慈先生的“古今衔接”论作为一种学科研究观念，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代音乐文献的分类整理，可以作为一种工作过程或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中国近代音乐史学资料建设内容之一。其他近代、现当代史部分的研究文章还有：《民族管弦乐在香港的传承与流变》(彭丽)、《角色转化／双向同构――试析地方艺术科研机构与属地高校艺术院系共建关系》(裴小松)、《古琴文化群体差异及其变迁――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上海古琴发展为例》(胡斌)、《20世纪早期哈尔滨音乐活动的俄文资料考究》(胡雪丽)等等。
本届年会，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方面的文章较少，需要引起关注。《研究生“配餐式”教学的利和弊》(郑祖襄)一文对研究生的教育方式提出反思。认为“配餐式”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灌输式教学，它以掌握基础为目的，有强制性的特点。这种教育方式有利有弊。其有利之处是保证研究生在知识结构达到这个层次的知识广度和深度。而弊端则更为明显，一是使学生缺乏主动性；二是使学 生缺乏个性。这就导致研究生缺乏创新精神，在论文写作方面没有新意。建议把“配餐式”教学调整为“引导式”教学，对于提高研究生的主动性与独创性，是至关重要的；李方元在《传统与现代：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教与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音乐是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上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随着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上册)的发表，新一代的音乐史写作由此诞生，这给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带来了全新气象。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出现了另一些问题，尤其是与传统学术的疏离，音乐史研究的历史基础有所削弱。因此，今天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一方面应继续借鉴现代学术的成就，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与传统学术的联系，这样才能使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宽广和坚实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要关注学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与研究，教师要加强对传统学术的学习，使学校的教学与研究成为发展该学科的重要的支持；在古代音乐史的教学中，古代音乐文献因其文言文的形式给很多学生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王洪军在《古乐史教学中的“注”“译”“记”――以与先秦琴之演奏相关的三段文献为例》一文中介绍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即采用一“注”、二“译”、三“记”的步骤。所谓“注”指注释，注解，对文中重要的字词用今天惯用的白话进行解释；所谓“译”指翻译，在注释的基础上，运用白话将原文贯通表达；所谓“记”指札记，是在理解原文基础上产生的启发与心得。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界同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时空观念的统一：有关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几点思考》(康瑞军)一文认为，学界现有的中国音乐史教学和研究，主要是由音乐史实的历时呈现来展开历史内容的叙述，而对历时截面中的共时音乐文化发展差异关注不足，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均未得到普遍而充分的发扬利用。强化音乐史教学与研究之时空观念的统一，不只对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具体手法有所促进，对中国音乐史学术视域的拓宽也会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其他有关音乐史教学的文章还有《有关师范院校中(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意见》(国华)、《地方院校音乐学专业的中国音乐史本科教学几点谈――以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为例》(潘林紫)、《关于地方高等师范院校(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思考》(高志利)等。
本届年会，还有几篇专题史的研究文章，使中国音乐史的研究领域有较大拓展。郑锦扬在《中外音乐关系史研究的若干进展与特点――当代音乐专门史笔记》一文中指出，近二十年来，中外音乐关系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中外音乐关系史的综合性与国别音乐关系史研究、中外音乐关系史的断代性研究与分段性研究、中外音乐关系史的专题性研究等方面各有进展，并且出版了一批著作；从而使中外音乐关系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中逐渐兴盛的一种专门史。就总体而言，学术研究的选题最好广泛涉及“大、中、小”各类题目。大、中题目的研究也是学科建设所需要的；《台湾祭孔音乐巡礼》(赵广晖)一文介绍了台湾的祭孔音乐，内容涉及台湾祭孔音乐沿革及台湾在四百年来对祭孔礼乐之实施概况。尤其是在本年(2008)之初，两岸在停滞将近六十年后春季祭孔礼乐同时恢复与实施，其变革与创新值得一提；《一个新学科的崛起――中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发展史研究》(冯兰芳、孟维平)一文概括地介绍了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同时还就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学科的定位、目的、研究对象及主要课题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提起流行音乐，一般认为就是所谓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欧洲近代工业文明和工业化城市的兴起而发展起来大众流行音乐形式，也就是“popular music”。徐元勇在《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一文中认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文中把“流行音乐”一词作为汉语固有名词并予以界定，从历史的视角加以学术的界定和梳理。“流行”一词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使用的例子。自古至今我国一直存在当今所谓流行音乐这种性质的音乐形式和种类。中国流行音乐史隶属中国音乐史，属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范畴。因此，其研究的史观、史料、史实等，都可以参照中国音乐史学学科发展的标准。该课题在我国音乐学术界而言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近两年，学术批评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这对于学术界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何掌握批评的原则与尺度，应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回忆我的一次学术批评》(刘勇)一文以作者曾经的一次学术批评为鉴，进行了深刻地自我批评和反思，阐述了应该如何正确地进行学术批评，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文中写到：当年，国内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有关朱载忠炀豆苈傻牟┦柯畚摹T诖肆煊蛏钣性煲璧淖髡吆芸旆⑾至苏馕谎д叩囊恍┦杪，于是便写了一篇充满讥讽味道的文章。面对作者的批评，这位学者没有拍案而起著文反击作者有什么企图，而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主动找到作者表示感谢，诚恳地进行学术交流，后来竟然成了好朋友。作者在深刻检讨自己的同时指出，我们面对别人的批评，有时不愿意首先检查一下别人指出的问题是否存在，别人的批评是否在理，而是首先考虑别人的口气是否和蔼，话语是否入耳。更有甚者，一看到批评，就首先认定批评者有什么企图，有什么不良用意等。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批评者用心是好的，毕竟通过批评别人来出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当我们面对批评时，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好，首先看看批评的内容是什么，先把学术问题搞清楚，或作反批评，或者以某种形式承认错误，或者感谢批评者。在此，笔者首先对该文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这种敢于在年会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以己为鉴的行动令我钦佩。至于如何进行学术批评，我想从这位以己为鉴的文章中应该会受到很多启发。
中国音乐史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有的学者对当前的音乐史学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的认识。洛秦在《新历史主义与区域音乐社会研究――论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上海音乐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指出，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历史学的研究也逐渐开始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在强调对史料收集、考据的同时，更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这些方法是传统史学所不具备的，从而实现了史学和人类学的转向，即史学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史学化。对于音乐学领域，尤其是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音乐人类学和音乐史学也应转向，即音乐人类学历史化，音乐史学人类学化，实现学科思想的重构和方法的整合，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内容聚焦和区域选择，对于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科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创新是各行各业永恒的主题。《谈音乐史学的创新》(王誉声)一文从多方面谈了音乐史学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史学的创新，第一在于史学工作者要有创新精神；第二是新材料的发掘；第三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