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闻摄影与建构主义

摄新闻摄影是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至今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它的伟大意义在于使人们获得了一种阅读方式——通过视觉形象来“观看”新闻。影是纪录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手段，农村新闻摄影是新闻摄影中的一个类别。我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每天都有业余的或专业的新闻摄影者在农村采访。在党报党刊上，特别是在地方党报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农村题材的新闻照片。这说明农村新闻摄影在农村报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要满怀激情地将镜头聚焦在广大农村，把中国农民、农村的发展变化真实地记录并展现，通过一张张有意义的照片，更好地展示新农村风貌、新农人形象。

农村、农业、农民是农村文化活水的源泉，对农村文化的思考是良知的思考，对农村文化的有所作为是大作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农业安全局的一个专项摄影工程，就是农民的生存状况、失业与贷款的摄影调查。当然这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下的一项工作。罗伊？斯特赖克所组织的摄影工作，前后持续了七年之久。后来面世的兰格？多罗西亚等人的作品是一些拍农民的集锦，都是严格审查出来的照片。面对我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出于历史感，我们有一些同行在一起常说，中国怎么没有人做大覆盖面、系统地纪录农村变革的事情呢，如果做了肯定会非常丰富。

有人认为新闻摄影能够利用技术模仿人的视觉，使人直接“观看”到被报道的对象，从而能让事实与报道之间的距离缩短为零。建构主义理论表明人们通过“观看”得来的新闻信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报道者对事实进行建构的基础之上。因此，把对新闻摄影的研究从单纯的摄影技术层面和美学层面解脱出来进行系统分析，是发现隐藏于报道之中报道者自我意识的重要途径，即在承认建构的前提下对“如何建构”问题的必要回答。

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

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股重要思潮，建构主义强调科学或技术都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固然有助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或技术，但它过份考虑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免带有反科学、反技术的色彩。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特殊的时期。对比发现，对于农民的再现，社会学研究与党报摄影报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党报摄影报道是怎样建构农民的形象呢？

借用了当代建构主义思潮中关于“表征”的概念，把摄影报道的文本视为一种视觉表征，通过定量、个案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农民摄影报道中被表征的农民媒介形象。 首先，对报道中的文字进行叙事学分析。

在大量的图片报道中，农民这个符号被赋予了受爱护和做贡献的形象内容。就具体主题而言，在有关农民科技、文化的图片报道中，图片更多地转向对文化、科技人才的宣扬和对农民的教化，农民形象成为报道中的陪体与背景。

在农民工进城务工题材中，许多摄影记者的报道态度，实际上让农民工的生存状态难以真正显现，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受众对农民工的社会认知。

其次，对报道中的图像进行摄影范式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支配性表征观念主导的视觉样式。对景别、构图和反复出现的视觉要素（取景）及其特征的分析表明，视觉形象加强了文字的指向意义，农民的受爱护和做贡献的形象得到再次强调。再次，把生成于90年代坊间影像中的农民形象与党报、政府机关报进行对比。不同的报道者使用共同的摄影媒介、对准同一拍摄对象，结果却呈现出迥异的农民形象。

研究发现，党报摄影报道对农民形象的视觉表征在体制意识主导下带有片面性，尽管符合党政角色的期待，但其有效传播的问题值得商榷。在提出相应对策之后， 面对日益复杂的传播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关乎农民报道，在党的组织功能和报的社会功能之间找到一种适宜的视觉传播机制是党报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目前，新闻摄影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再现事件与传播信息。无论是玛格南，还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关注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约翰-汤姆森，他们照片的主流特点就是在记录事件，传播某种信息。

农村新闻摄影不应过分的强调“视觉冲击力”，因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润物细无声”。中国人在揭示人们内心文化冲突的时候，是用精微的细节来表现的。中国人往往不像外国人那样张扬，玛格南的图片社在表现世界的照片中，为了揭示人的情感，照片几乎都是张开双臂，仰面朝天。不管是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在表现人的愤怒的时候都是给一个广角，一个大的镜头，人们张着嘴巴。然而中国人在表示内心文化冲突的时候，表情、动作等等是需要我们很细微观察和发现的。另一方面“视觉冲击力”还受到了媒体的影响，纸媒要卖出去，要吸引眼球就要放大照片。这种完全以商业为目的来制作纪实摄影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农村新闻摄影偏重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意义，故而引导着摄影记者在拍摄纪实摄影时忽视了影像本身的意义——审美属性。简单的认为只要是有社会意义的内容便可，这就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对新闻摄影价值的认定，即题材决定论。只要今年哪位总书记当选，那拍他的照片就必定会获那一年度的最佳新闻照片奖。这实际上是在评题材，是唯社会意义论的表现。题材是要考虑的，但必定是摄影，我们应当注重摄影本体的探索，注重摄影语言魅力的表现，以及影像对视觉心理意义诸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