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对浙江市场经济环境形成的影响研究

【摘要】区域文化对浙江市场经济环境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深入分析区域文化对市场经济环境形成的作用机理基础上，全方位探讨了浙江的政治文化对政治体制变革、经济文化对经济组织创新、伦理文化对竞争环境建立、宗教文化对科学意识培养的影响，为落后区域通过文化变革途径完善市场经济环境，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关键词】区域文化；市场经济环境；作用机理；影响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浙江地区在自然资源、技术人力资本和国家投资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浙江省人均耕地仅0.64亩，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半；2009年，全省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0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96个百分点，甚至高于不少西部省份；1993～2007年，浙江省所获得的中央项目投资总额为1964.7亿元，人均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中排名最后。而浙江的人均GDP却从1990年的2122元，提高到2009年的44641元，增长了约20倍，远超过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增长了约15倍，这得益于浙江市场经济环境中民营企业等各种经济组织的活跃。据统计，2008年，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3.7%，而江苏、上海、山东、福建、广东分别为63.2%、47.8%、52.7%、64.9%和41.1%（注：福建和广东均为民营经济），可见，市场经济环境对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浙江有效的市场经济环境是如何形成的呢？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的浙江，人多低少，且土地贫瘠，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以弃农从商，形成了良好的市场经济氛围，从而促进了浙江市场经济环境的形成。然而，这种观念难免有失偏颇。例如，南宋杭州著名的书商陈起，他是宁宗时乡试第一名，在生活上可以说完全不会难以为继，但他却集出版家、书商、收藏家于一身。他在临安栅北大街睦亲坊开书肆，刻字售书。以上的例子可以认证，浙江市场经济环境的形成并非都是为生活所迫而从商，而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对新事物的追求，而这种对新事物追求的动力又来源于浙江省先进的文化。

一、区域文化对市场经济环境的作用机理

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认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而市场经济环境是指经济主体赖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种条件，既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也包括各种文化传统、经济组织、竞争环境、科学意识等非正式制度。区域文化作为市场经济环境的核心层次，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影响市场经济环境的建立。一是改变市场经济环境中有效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二是改变这些有效制度实施的文化成本。一般认为，成功的区域文化可从以下两方面节约市场经济环境中有效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第一，区域文化作为一种人们处理日常生活多重问题的方式，节省了人们必须拥有的信息数量。第二，成功的区域文化能减少委托的监督成本、强制执行法律和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以民营经济这种制度创新为例，改革开放后，我国东南地区，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是因为，我国东部地区的人们具有经商的传统，对民营企业这一新生事物较容易理解，这大大节约了人们在开办民营企业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信息数量。而且，东部地区的人们具有较高的理性意识，即使在开办企业过程中与另一方发生纠纷，也可以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顺利的进行解决，节约了交易成本。反之，西部则不然。

文化除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外，其本身的成本也是影响市场经济环境建立的重要方面。文化成本是指人们放弃或建立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付出的最高代价，它一般包括了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人们为节约文化成本所做的行为抉择的外化便表现为对制度的选择。先进的区域文化有利于形成支持和鼓励创新的外部环境：如果社会成员普遍把持一个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态度，创业者和创新人才就能获得进行创新的动力支持；如果社会成员普遍把持一个开放思维和接受新事物的态度，创新的成果就会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如果社会成员对创新认可与重视，他们就会为创新提供多方面的支撑服务，健全支持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和中介组织，形成支持和鼓励创新的外部环境。

综上所述，建立在区域文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环境建立的形成机理是：市场经济环境的建立是一系列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制度变革的动因不仅是为了节约生产成本，更受到其实施的交易成本和文化成本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交易成本和文化成本的改变，最终又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区域文化虽然不能直接推动市场经济环境的建立，但它却通过改变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和文化成本间接地推动了市场经济环境的形成。一方面，它通过改变某种制度下交易双方建立“契约”的交易成本，来促进或阻碍各种“契约”的实施；另一方面，它通过改变人们进行某种行为的文化成本，形成一种对人们行为的心理约束，来影响各种制度的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民营企业迅速崛起，而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却发展非常缓慢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区域文化影响市场经济环境建立的分析框架，可以说，区域文化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形成具有内源性的影响。

二、浙江文化和浙江市场经济环境的形成

一个区域市场经济环境的形成与发展，往往可以从当地主流文化中找到原因。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来看，我们将浙江的传统文化划分为经济文化、政治文化、伦理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基本类型，它们通过不同的路径，对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和文化成本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不同侧面的形成。

1．政治文化对浙江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政治价值取向等。浙江省的人们很早就具有“民主”意识。早在明末清初，浙江余姚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就曾系统地批判了封建宗法君主制度，主张废除名为国家实为君主的“一家之法”，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设置相权，建立议会，限制君权，建立真正服务于万民的“天下之法”。他还提出了以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律上的平等诉求为主要特征的法制观念。现在，浙江省的民主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9年，全省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村民的参选率高达96%，高于全国水平。同时，浙江省的政务公开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近100%的村实行了村务公开，一些地方在制度方面又有新的创新，形成了“民主评议制度”，“村务大事村民票决制度”等。

民主选举和政务公开已深入到人们的精神观念中，强化了民主监督，克服了政治体制中的政府官员处于信息优势方的问题，促使政府约束和不断改进自身的行为，提高了政府效率，有利的促进了浙江省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何平平、唐任伍和马骥（2007）的研究中，2003年，浙江省政府的效率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排名第五。此外，浙江省的政治文化中具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如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岳飞和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因此，浙江的政府官员进行贪污渎职等腐败现象所承受的的文化成本较高，在处理政务时能较多的为国家和百姓考虑，较为清廉。

2．经济文化对浙江经济组织创新的影响。在经济文化上，江南水乡孕育出的越文化具有海洋文明的特征，是一种富有开放性、融合性和进取性的创新型文化，其特点有：第一，功利主义特征。浙江人自古以来就有着记功算利的传统和实现功利的能力。如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都是倡导事功主义的学派。第二，工商文化特征。浙江人的经商传统由来已久，从先秦、吴、越开始，重商谋利就已成为越文化中的一个特性。浙江的人们认为工商皆本，以“商”为正业，敬贾崇商。第三，冒险文化特征。古代越人在同陌生恶劣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勇于冒险和不断迁徙的移民性格。第四，开放求新特征。早在先秦时代，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亚不少地区以及国内沿海地区有贸易往来。

浙江人的这些文化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在创业初期，浙江的经济文化在经济组织创新过程中具有降低文化成本的功能。浙江人所具有的冒险、创新、功利、开放等意识，使他们认为办企业的“文化成本”远远小于所得到的“文化收益”，即使失败了，也不会丢面子，因而办企业成为一种普遍追求，甚至成为一种潮流。据统计，2009年，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73.9%；在税收收入中非公有制经济税收收入所占比重达到69.5%；非公有制经济的出口总值占全省出口总值的82.0%。

3．伦理文化对浙江竞争环境建立的影响。在伦理文化上，浙江人注重对“利”，更注重对“义”的追求。如永嘉学派的代表人叶适认为：“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但这并不是纯粹的个人功利主义，而是主张德行和事功的统一。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今浙江文成县人刘基，也强调“义”与“利”的统一，主张“以义为利”，追求功利应适度，要在“义”的范围内，反对为利害义。浙江的伦理文化有效的节约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促使企业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浙江的企业非常重视与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注重对“义”的追求，诚信经营，大大减少了企业因虚假经营现象与消费者之间产生的各种交易成本。此外，浙江的伦理文化还提高了违约的文化成本来约束企业的经营行为。一旦某个企业出现违约或欺诈行为，浙江人便认为其实不“义”的，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无形中提高了企业违约的心理文化成本，促使其行为向着公平诚信竞争的方向转变。2004年，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企业信用监督管理办法》，将企业进行信用分类，由高到低共分为AAA、AA、A、B、C、D 6级，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竞争环境。2007年，在已纳入浙江省信用评价体系的79.2万家企业中，信用等级在B类以上企业就占到了749050家。

浙江伦理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宗族主义明显。古代的浙江人流动性较强，从而促进了古越人宗族组织的发达；现在，浙江人的宗族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如在浙江民族企业发达的温州农村，各种大小不同、建筑各异的“宗祠”随处可见。温州人具有强烈的宗族观念，朋友和亲戚之间相互信任，甚至只需口头契约就可在短时间内积聚大量的资本，这大大减少了企业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谈判、监督和协调成本，创造了一个小范围内的诚信竞争环境。但温州的伦理文化中又具有“不信任外人”的特点，缺乏足够的社会信任，严重阻碍了其产业升级。多年来，温州制造业结构的演变及其缓慢，基本局限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制品、塑料制品、服装、打火机等。

4．宗教文化对浙江科学意识培育的影响。浙江省有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5种宗教，其中信奉基督教的人数最多。基督教于鸦片战争以后传入浙江各地。到1949年前，传入浙江省的有25个教派，男、女青年会两个教会团体、5个教会培训机构，有教堂1714所，牧师143人，传道人员465人，教徒27万余人。新中国建立后，外国传教人员先后离境，基督教内部开展自治、自传、自养的革新运动，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57年建立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2年成立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10年，据《宗教蓝皮书》估算，我国有基督徒230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而浙江省在2000年就有基督教徒有120多万，约占浙江人口总数的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宗教文化培养了浙江人科学的世界观，降低了浙江人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文化成本。因为，基督教义肯定世俗生活的道德价值，主张在世俗生活中通过劳动来获得救赎。认为当一个教徒有一种获得巨大财富的机缘时，那是上帝赐给他的，他必须接受，如果不接受，那他将会违背职业的目的，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当然这种获利的途径必须是合法的，其目的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地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面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可见，基督教在一定范围内鼓励追求物质财富，这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浙江人们的经营、效益意识，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在外务工经商的人员达到300万人，浙江工商业者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已超过1000亿元，创办企业上万家，精明的浙江商人在挺进西部创业的过程中与当地实现了“双赢”。以上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伦理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四个主要方面论述了文化对浙江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当然，其他文化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杭州的西溪龙舟赛、苍南的单档布袋戏、长兴的民间木板年画、泰顺的提线木偶等民俗文化，这些文化形态中所蕴涵的各种价值体系、和谐理念、人生哲理等，成为人们精神追求的目标和生活动力，也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区域市场经济环境的形成。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先进的区域文化是浙江经济市场环境建立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它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省政治体制的变革，企业经济组织的创新，诚信和谐竞争环境的建立和追求效益等科学意识的培育。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引入先进的文化观念，使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广大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爱德华・B・泰勒．连树生译．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2]张佑林．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5～46

[3]张苗荧．文化、企业制度与交易成本[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03～107

[4]张佑林，王成菊．鲁浙文化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之比较研究[J]．山东经济．2010，26（4）：133～140

[5]韩海涛．国内学者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综述[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