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作为”

作家挂职训练是体验生活的一种独特方式,这一模式下所写就的小说常常带有一种旁观视角,但体验的要求也注定了小说家不能仅留于旁观层面,更要深入生活的内在脉络,如此就为小说创作提出了双重要求,即如何深入又超脱地描述其乡村体验之旅呢?《笔架山传奇》在这两方面都作了一些探索,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作家刘跃和乡党委书记郝明文――尽管一个隶属文坛一个隶属政界,走进笔架山时都怀着共同期望:在笔架山修路并兴办旅游,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但是,对笔架山而言,刘跃与郝书记都是外来者,笔架山的生活与工作只是他们人生履历的一部分,要靠有所作为来填充。他们的美好愿望无可厚非,只是并未深入笔架山的实际状况,其大展身手的雄心仅顺应了拔苗助长式的热情,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笔架山是村民的笔架山,属于笔架山的农民虽然没有得到群像式地描绘,作者还是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比如颇有传奇色彩的跛子二胡手周建华。最有意味的还属乡长田中和对兴办旅游的保留态度,“我和郝书记分了工,他抓旅游,我抓农业生产,往后旅游上的事情你们找郝书记,农业生产上的事情你们找我。”――这儿其实涉及到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农村的发展道路应该怎么走?能否在某种现成模式里一窝蜂地做脱贫致富的大梦?小说由此触及了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当然文学并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为这一问题提出一种解决方案,但这一问题如何转化为文学表达却是小说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即如何将这一历史际遇的矛盾表达出来,以及处于这种转折中的人的境况。因此,这部作品中最打动人的一句话是:“想做出政绩没有错,都不图政绩,不就成了饱食终日,不作为了么。”笔架山旅游开发是失败的,短暂的旅游高潮之后,留下的只是个烂摊子。这是相当反讽的白描,也是小说的高潮。有所作为和无作为在此显出了一种悖论,这使小说获得了敏锐性与透视力。小说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将“有所作为”的失败者作为一种正面价值彰显了出来,并讴歌为此献身的干部,郝书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田中和为群众所不喜,“只得到别的村当乡长去了”。我们现在太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了,那些想干事一时走错棋的失败者往往被全盘否定,而文学在此透过表象展现人性之美,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位的。

对有所作为的过份“偏袒”使得小说结尾稍显牵强。作者借用他乡遇故人的套路,让刘跃通过周建华之口得知了笔架山的现状:虽然笔架山搞旅游失败了,但“路修好了,群众的卫生习惯变好了,眼界开扩了,素质也提高了,现在大家的日子过得美满、和睦、富裕。”生活中的巧合是货真价实的命运,小说中的巧合则是创作技巧的体现,这个补偿式的结尾是对郝书记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他的功劳并非竹篮打水。然而读者不禁疑惑了:既然如此,笔架山起初就不该走开发旅游之路,决策者们为何花费时间与精力投入一场必然的失败呢?其实失败就是失败,不必让郝书记有个完美的结果,否则郝书记不又成了歪打正着的成功者了吗!这样又落入“好人有好报”的俗套。――就此打住,这样的讨论已超越了文学范畴,这一思考路径也是小说面向现实的开放性所提供的。《笔架山传奇》的价值也在于此,小说坚持着现实主义的描绘方式,揭示了农村发展现状中的部分真实困境,无视现实一门心思求发展的思路是必然要遭遇失败并付出代价的。小说的题材意义值得充分肯定,在发展主旋律下谱写了小变奏,写出了意图与效果的矛盾,并试图为之寻求一种解决方式,促使我们重审发展过程中的功利心态及效率问题。

小说以作家刘跃的视角展开叙事,他极其真诚地投入到了笔架山的生活(旅游事业)中去,但他过于认同郝书记的有所作为,并为之表功立传,却没有看到在田中和的无所作为中可能包蕴的积极价值。这种态度混淆了行政官员与作家的区别,也模糊了作家所应秉承的“中立”立场,而作者和作家刘跃也在结尾处渐趋渐进,使得小说这一本应成为多声部的文体变成了单调的一声部。若作者能在叙事层面上拉开与作家刘跃的距离,能在有所作为与无作为、意图与结果的两元对立之外,增加一种反思维度,小说的现实感也许会更饱满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