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商行乱象

普华永道金融合伙人姜昆：以管理层为首进外账外经营赚取利益的做法在城市商业银行圈内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65上旬，全国139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大佬云集西南重镇成都，参加这个行业的“武林大会”――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第十二次会议。刚从证监会离职的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讲话中频频强调，要防范票据、银行卡和电子银行业务风险。 左图：原董事长庄永辉等高管“被免职”，让尚未从年初巨额承兑汇票案中走出来的烟台银行声誉“雪上加霜”。 中图：2011年3月，因涉数十亿元金融票证伪造案及此前的巨额骗贷案，齐鲁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遭济南市委直接免职。 右图：2011年8月，曝出富滇银行金融交易部人员前中后合起来集体违规案。

尚福林的谨慎不是没有来由，自2009年来各地城商行频频引爆的各类腐败和金融大案，让城商行这个板块成为地雷密布的高风险领域。这些大案已“对银行业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在“武林大会”上提醒各商行。

大案频发

尽管139家城商行的总资产才刚过10万亿元，不及中国银行业105万亿元总资产的1/10，但是城商行系统的案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和造成的社会影响，却远超出了他们现有的份额。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层前瞻性地向国内银行业提出预警，“要高度关注经济下滑可能带来的操作风险案件上升势头”。但事与愿违。

2011年是城商行操作风险大案高发年。年初，齐鲁银行特大伪造金融票证案的阴影尚未消除，又先后发生温州银行信贷员伪造房产证骗贷案、富滇银行金融市场部员工监守自盗内外勾结违规交易案，以及某城商行系统失灵出错等操作风险事件。

其中齐鲁银行特大金融诈骗案无论从涉案金额之高还是牵涉范围之广，都成为城商行案件中的标志性事件。齐鲁银行是山东成立的首家城市商业银行，首家与外资银行战略合作的城商行，也是山东第一家跨省经营的城商行。

1996年6月，在济南市16家城市信用社和1家城信社联社的基础上组建而成济南城商行，2009年6月更名为齐鲁银行。其中，外资股东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持股比例为20%。

2010年12月6日，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到报案，某银行在受理业务咨询过程中发现一存款单位所持《存款证实书》系伪造。案件发生后，该局组成专案组专案专办，迅速采取行动将嫌疑人刘济源及其他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在这个案件中，刘济源发动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一些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为齐鲁银行拉存款，并通过反复质押的方式从齐鲁银行贷款，用做其他投资，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事发。

但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因涉及多家当地金融机构和企业单位以及政府官员，市场一度传言涉案金额高达60亿元。山东纪委2012年初公布的信息显示，9名厅级官员、6名处级官员和5名企业管理人员被立案调查。其中山东省商务厅原副厅长郭伟时、淄博矿业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马厚亮，新汶矿业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郎庆田等被查处。

总部位于省会济南的齐鲁银行事情未了，山东第三大城市烟台的城商行又爆发窝案。2012年2月初，烟台银行保安部王姓工作人员向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该行胜利路支行行长刘维宁从2011年4月至2012年1月17日，分多次将银行库存银行承兑汇票276笔全部取走，用途不明，票面金额高达4.36亿元，其中有1.7亿元已经转入其个人账户。2012年2月7日，浙江金华警方抓获了公安部A级通缉在逃嫌犯刘维宁：

烟台银行，是在原烟台市商业银行基础上于2009年3月正式开业的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原烟台市商业银行成立于1997年11月，是在烟台市区12家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成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之初，注册资金1.28亿元，后经多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达20亿元。

事发后，烟台市成立专门小组查办此案，并牵出了烟台银行董事长庄永辉嫌等人受贿的案中案。《新世纪周刊》报道称，庄永辉曾凭借烟台银行引人恒生银行等外资银行入股之机，利用银行资金购买银行内部股，获利1.5亿元。烟台银行数十人在接受调查。迄今为止，公安部门带走17人，案由主要是金融诈骗、行贿受贿;检察院带走21人，其中数人已被正式逮捕，涉及渎职罪。

此外，包括渤海银行、温州银行、富滇银行、汉口银行、临商银行等众多城商行也爆发金融大案。如2010年11月，渤海银行太原分行几十位储户发现自己的上千万存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网银被转走，当地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调查发现盗走客户存款竟然是渤海银行太原分行的员工。

激情扩张后遗症

城商行操作风险案件集中爆发并非偶然。从2009年开始的式扩张，特别是跨区域政策放开后异地“跑马圈地”，使经营管理的复杂性呈几何级增加，但城商行管理尤其是风险管理并未跟上。

有几个数字可说明城商行的扩张之迅猛。从2008年到2011年底，全国城商行的总资产数字分别为4.13万亿元、5.68万亿元、7.85万亿元和9.98万亿元，三年间总资产规模翻了一倍有余。2009年和2010年城商行资产增速都在35%以上，即使2011年增速放缓至27.1%，增幅仍然居银行机构之首，比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增长率18.3%高出8.8个百分点。

以烟台银行为例，截至2010年末，经营规模比成立时增长了6倍。齐鲁银行2009年年末总资产617.35亿元，较上年增长28.06%，而到2010年末，齐鲁银行资产总额达到821.25亿元，相当于成立之初2004年总资产的25倍。

城商行强烈的做大冲动来自于市场和监管环境。一方面，由于国内利率没有市场化，国内银行80%利润来自利差，银行业竞争并无太多差异化可言，这意味着规模越大利润越高，使得城商行为了生存和发展下去，不得不走规模扩张之路。城商行资产扩张速度快，是因为本来的基数比较低，而只要开设一个网点就能带来非常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强化了大而不倒的思维模式，更加刺激了城市商业银行大干快上的模式。

在2006年之前，城商行是被限制在本地经营，不得跨区经营到其他地方开设网点。随着2006年4月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挂牌，各地城商行开始效仿，无可遏阻。

《投资者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到2011年底，在全国147家城商行中，有36家未上市城商行已经冲向全国，其中大连银行、上海银行和杭州银行在省外开设分行机构最多，它们分别对应的数目为8家、7家和5家。

自2009年以来银根持续收紧和存贷比监管环境日益严格，城商行在疾行扩张中，大多走了一条风险潜伏的路：通过股市融资、定向增发、发债、高息揽储等方式解决资金来源的压力，再通过大规模放贷揽息差人怀。在这样一种补充资本金与放贷的双向冲动中，风险一步步逼近，而骗贷者、骗贷事就都变得可以理解而难以防控。

2010年年底山东齐鲁银行爆发的特大金融诈骗案件，让管理层开始审视城商行管理能力和规模之间的错配。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分管全国金融系统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在公开场合指出，目前中国小银行往大银行发展的势头不减，很多银行都在往大搞，有“三不”倾向，即不平衡、不持久、不匹配。并以北京银行为例，点名批评城商行跨区经营扩张速度过快。

随后，监管机构开始重新收紧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审批。

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在2011年的域商行发展论坛上表示，城商行不要一味地追求资产规模扩张，“发生一个案子，可能将城商行十年苦心经营的利润全部吃掉，城商行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挑不起100斤的担子，不妨挑5听的，过了会‘高处不胜寒’。”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此补充你，城商行的管理链条短是一个优势，但是管理过于扁平化也是其问题所在。“比如说一家城商行总行所在的城市可能有匕百家支行，一旦过于扁平化，总行就容易以一对多，容易出现疏忽或者不能保持及时跟踪管理的情况”

内部人控制

从目前众多暴露的城商行案件，可以发现当前城商行面临的风险并非是来自于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而是来自于操作风险。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某一场合透露，现在这些案件银行内控有缺陷，很多属于操作风险，是长期内外勾结的结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白皮书显示：在各类操作风险中，对银行业影响最大，破坏力最深远的首先是内部欺诈，其次是外部欺诈。按照这个定义，齐鲁银行案是典型的内部欺诈和外部欺诈相结合产生的操作风险。

银监会银行二部主任肖远企在今年的城商行发展论坛第十二次会议上表示，城商行最易发生风险的业务是票据业务，最易发生风险的单位是分、支行，最易发生的人群是分、支行行长及团队，最易发生的原因是有章不循、执行不严，

为防范操作风险，尤其是内部员工的道德风险，银监会2007年公布实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应明确各岗位职责，建立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对于关键岗位应实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人员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

但这些基本的内控措施在上述案发的城商行中都没有得到执行。烟台银行刘维宁能够在任职期间长期违规进行账外经营，独自、多次、大规模取走承兑汇票，这在一个有效制度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刘维宁稳坐烟台支行行长之位、在一家支行任职长达8年之久，这明显不符合银监会的内控条例。

风险失控的背后是利益。北京未名律师事务所律师杜庆春认为，面对激烈竞争，为求生存发展而违规操作，以管理层为首进行账外经营赚取利益的做法在城市商业银行圈内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账外经营往往是披着为公司拓展收入的外衣，实际上，其中的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利益都被管理者个人瓜分。

有十几年金融审计经历的普华永道金融合伙人姜昆直陈，城商行核心问题是内部人控制，“公司各项权力过分集中在内部人手上，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经营者的实际行为可能既不对股东负责，也不对投资者负责，形成了对公司利益的潜在威胁。”

城市商业银行大都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构建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相互制衡的组织架构，一些城市商业银行还引入了先进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制度。

但在实际运行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权力部门形同虚设，无法对银行人形成有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