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活动的增值效应

健康是人们最直接、最质朴的愿望。是人们成就事业和生活幸福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族兴旺的保证。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医患关系。作为医患之间的“重要桥梁”，媒体如何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积极传递正能量，勇担社会责任，成为和谐医患关系的“建设者”，是一项重要课题。

近年来，全国许多媒体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湖北媒体开展的“好医生”评选活动和主题系列报道，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将医患主题报道与医患主题活动相结合，有力推动了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产生了可贵的媒体增值效应。

媒体主题报道与主题活动联动

由武汉晚报社与武汉市卫生局联袂举办的“我心目中的好医生”评选活动，从2009年至今已有两届。首届“好医生”评选，让武汉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争艳成为江城的“新闻人物”。王争艳25年来坚持为病人着想，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治病，不开大处方。她为患者开出的处方，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最小的处方只有两角七分钱，她这种时时处处为病人着想的高尚品德受到患者好评。江城“小处方”医生的感人事迹，经过《武汉晚报》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要闻版、“百姓故事”相继报道王争艳的事迹，新华社以《王争艳，冬天里温暖的故事》为题刊发长篇通讯，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10多家全国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王争艳的事迹感动了江城，也感动着全国千千万万的患者和群众。她被评为“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并受到国家领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亲切接见。

正当人们争相传诵“小处方医生”感人故事的时候，媒体又将一位“好医生”从“幕后”推到了“前台”。2012年5月5日，《楚天都市报》发表“仁心廉医巧拒红包20年”的文章，报道了“巧拒红包” 好医生——武汉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袁琨。从医20多年，袁教授不收患者红包，遇到推辞不掉时，就让护士长把这些钱转交给患者或充作患者的住院费。此后一连七天，《楚天都市报》从不同侧面连续报道了“仁心廉医”袁琨的感人事迹。新华社专门发表时评：“仁心廉医”感动江城令人赞叹。

《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以“巧拒红包”和“小处方”，这两个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作为切入点，以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来展示医务人员崇高的职业道德，弘扬医务工作者恪尽职守的精神风貌，进而引导医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对于促进医疗行业风气的好转，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的报道及延伸的活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舆论场”从湖北迅速扩展到全国。

反映民声表达民意提升媒体公信力

公众之所以积极参与“好医生”的评选活动，热烈追捧“好医生”，是因为“好医生”评选活动把推荐的第一票交给公众，它反映民声、表达民意，从而最终获得民心。没有公众的推荐，不能当选为“好医生”。拥有了“发言权”的公众，表现出空前的参与热情，他们通过报纸、邮件、网络投票等形式，表达自己对“好医生”的评价和敬意。在部分医生热衷于开“大处方”、用进口药的今天，千方百计为病人着想、替患者省钱的“小处方”医生王争艳，最终以最高票从2万多名参选医生中脱颖而出。

“好医生”评选活动，采用医术和医德并重的评选标准，通过海选投票，选出公众心目中的“好医生”， 这种方法最大程度上忠实于公众的真实感受，赢得了社会普遍认同。使媒体的报道更具公信力、亲和力。正如传媒学者蔡雯所说：“参与式新闻”不仅强调公众参与传播活动，而且分享传播活动；不仅使用媒介，而且分享媒介。

合力主流与民间两大“舆论场”

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认为：舆论是公众意见，“舆论场”是舆论形成和传播的场所，往往容纳多种意见的交流和融合，成为舆论传播的空间或渠道。网络作为社会舆论的集散地，其“民间舆论场”的力量不容忽视。在多数情况下，正确意见与错误意见混杂在一起。央视《新闻1十1》曾报道，哈尔滨患者杀医惨案发生后，有网站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参与投票者选择“高兴”的竟高达六成以上。医患之间本应是一种拯救与被拯救，感恩与被感恩，充满圣洁情感的关系，彼时却被暴戾、仇恨所代替。深深伤害了医患感情，损害公共利益。因此，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激发社会正能量，营造积极向上、和谐向善的舆论氛围，引领公众回归理性和自觉，是主流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长江日报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