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的古代中国形象

摘 要：自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关注西方，并积极推进西学东渐，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但早在启蒙时期，西方就曾经掀起过中学西渐的潮流，其中以法国最为盛行，狄德罗和伏尔泰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该文主要通过对中学西渐风潮中的对中国的观点的研究，试图探索对他者的看法与自我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他者 儒教 启蒙

中图分类号：K5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4（b）-0255-02

1 启蒙时代的欧洲和法国

在官方或广为流传的历史认识中的中国古代史阶段，中国人的视野里出现西方人的身影虽然早在前年以前，但中国人真正认识并重视西方科技及现代思想，却远远晚于东西方接触的时间点。可以说，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的正统历史记载中，西方人的身影只占了一个远离主流的位置。直到进入近代，中国人才决心令西学“东渐”。在现今，西学东渐早已成为广为人知的词汇。但是，早在欧陆的启蒙时代时，中国却早已进入西方的知识分子视野并成为其思想发展史中的一部分。本文主要试图列举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于中国的种种认识和看法，寻求东西方眼中对方形象的或偏差或误差折射出的种种趣味和启示。

法国的十七，十八世纪被称为启蒙时代。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启蒙和觉醒的同时却总是伴随着迷惘。观这一时期的审美趣味，废墟竟成了一种为人们疯狂追求的形象和思考对象/。关于废墟的魅力何在，哲学家齐美尔曾写道，废墟的存在仿佛证明，建筑物当其被完成的时刻开始便不可遏制地为自然之力所侵蚀并渐渐倾圮。人可以尽其全力铸造自我想象中的完美构造，但无论如何倾其全力，自然那温和的、不为察觉的力量却总会立即默默地与其对抗。人的积极努力似乎总成为毁灭的对象，且必定成为。

与此类似，启蒙时代被广泛宣扬的人类理性、人类的智慧力量隐藏的隐患在狂热的进步热潮中被隐隐察觉到了。人类迷惘，混乱，最后发现人类并没有战胜自我的力量。而废墟，确是最后的胜者。

文艺复兴的繁盛之后，基督教与古希腊及古罗马文明融合之后，呈现出的盛况谓之“古典时代”/然而同时，法国思想界却仿佛走入了困境。学者们试图在基督教、古罗马及古希腊文明之外另辟蹊径，寻求其他的哲思源泉。这一源泉的最大来头便是届时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或者说，西方人基准下的。思想家们大多未曾到过中国。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们唯有依靠中国舶来的精美商品，传教士们写下的书籍文字，还有那位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所带回的种种传说。马可波罗直至现代依旧能成为欧洲小说家灵感的源泉。在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中，成吉思汗与马可波罗相对而坐，或下棋或喝茶，听马可波罗描绘一个又一个奇妙而瑰丽的城市。成吉思汗成了一个似乎能适应欧式习惯的君王，只是默默地倾听并在最后提出自己的意见。然而马可波罗描绘的所有几十个城市只是一个城市――威尼斯。她有千种面孔又始终不变。卡尔维诺借助远在天边的虚幻君主描绘的终究也只是尽在眼前的意大利故乡。而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们看到的同样是远在天边的中国，但他们看到的更多的，依旧是映射在中国幻影中的自我。

2 诸思想家的中国观

2.1 雷布克的中国观

雷布克在其著作《孔子道德观》的卷首语中说到：“该书（论语）译本于1688年出版。……读过该书而不觉有趣者大约可说几乎没有。”

在雷布克看来，儒教的长处在于，孔子本人具有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基督教的著述者们多长于冥想，且想法诡谲奇妙者为数不少。他们几乎可以将世间一切都划入人的义务范畴并高谈阔论。其论述多包涵著述者们丰富的想象或是发表议论时或愉悦或愤懑的情绪。”

这中思想也可看作是当时对基督教教义的建构性的批判。人类社会的法则不应来自空洞的理论而应来自实践带来的经验认识――孔子在两千年前实现了这一点，但东方人含蓄而简短的箴言式记述成为反对基督教教会统治的例证，其语境的龃龉似乎还有待探讨。

2.2 殷铎泽的中国观

关于孔子的思想，孔子著述的首位翻译者殷铎泽写下过这样的评价：

“若是阅读孔子的话语，不由得会令人想象这位圣人是否也曾阅过十诫，抑或是业已知晓神与奉孝道者定下的约。”

殷铎泽无疑是意图将孔子学说与基督教同化或融合。他将孔子的话“可憎之人有之”与基督教的宽待敌人甚至爱敌人的思想牵强附会为一说。其实，殷铎泽误译了“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一句。

殷铎泽又说：“此学说（儒学）并非只对中国有益。若是能身体力行孔子教诲，我相信法国人也都可到达至福德境界”，

“中国哲人孔子教诲我们说，若人能听凭自然规律行事，则自然自有其无所不能之力造就世界万事。此等学说比起近代法律学者的自然法学说，早已先于他们认识到自然法的要义了。”

他将孔子学说理解为纯自然主义学说，并且在理解时明显有误解和附会。但对于殷铎泽来说，孔子或孔子的学说的奥义已非第一紧要事，将东方哲人的学说和己方思想融合并为自己所用，才是译介孔子的目的。

2.3 孟德斯鸠的中国观

孟德斯鸠的关注点显得有些偏离主流。他似乎对中国庞大的人口颇有兴趣。在孟氏看来，中国人口过剩源于其重农政策。鱼类的脂肪中富含能增加怀孕几率的物质，而中国妇女常食鱼类，故而中国人口的增殖极为繁盛，不论贫民如何抛弃婴儿，中国人口依旧不断增加。

且依照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专制体制的国家，而耶稣教会的体制则合理且完美。孟氏在这里无疑还执着于自己的三权分立学说并全力想在中国政体上套用。然而，不论他在论及中国时的引证错误还是事实的虚构，都是为了最终论及法国专制体制的弊害。

2.4 狄德罗的中国观

狄德罗认为中国的编年史纯属传说。他的理由是，有关伏羲的出生记载太过荒诞无稽。关于征服者从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政治组织结构这一史实，狄德罗认为，首要原因在于中国文明的优越性（耶稣会士的证言），此外，中国人口极为众多也是摆在征服者面前的一道巨大难题。

狄德罗对中国文明的总体评价有以下几点：

尽管中国人一再强调本国历史久远上溯至太古时期，但这一说很难令人信服。但令人饶有兴趣的事，中国史书上记载的中国建国时间竟颇为接近圣经中摩西时代世界级大洪水的时间。

若是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太古时期，那么中国文字和文学可说是长久以来一直停留在极其不完善的状态止步不前。狄德罗在列举这一观点时举证的理由是，中国文字，即汉字并未在使用期间得到有效的结合精简，而只是不断盲目地增加其数量。

辩论的成熟和诗歌的成熟与语言的完整性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正因为汉语有着上述如是缺陷，故而中国似乎未能出现伟大的辩论家和诗人。

中国的某部戏剧（《赵氏孤儿》）描绘了一个从摇篮中被救出的婴儿的生活，这一部分的情节的时间跨度竟长达数个月。这冗长的情节正可以说明，中国的戏剧还依旧处于萌芽及混沌状态。

中国人都讲迷信（理由：他们相信向偶像祈祷可以驱除病魔）

中国人并没有盲目的皈依信奉基督教。

在中国存在着相当数量且值得关注的纺织工坊和陶器制造工坊。

总体而言，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国民性是温和的且又慵懒的，易于满足现状不愿积极进取，对既有的事物也颇有先见之明。

2.5 伏尔泰的中国观

伏尔泰的著作中充满了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他首先肯定说，中国历史长达四千多年是可信无疑的。其理由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典籍，即四书五经是确实存在且流传至今，其真实性无可怀疑。伏尔泰还列举了几点理由：

（1）据在华多年的耶稣教会会士的研究著作称，中国正史的编纂乃是对抗皇帝专制的一种武器（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历史典籍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而观其历史记载的内容，字里行间透露出求实质朴的精神，与埃及和希腊历史记载的风格迥异，可看作是可靠的信史。

（2）据到访过近代中国的耶稣会会士的证言，中国历史中记载的天文现象完全经得起考据。若是追溯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会发现其时间产生的天文现象竟与历史记载惊人的一致。

（3）中国有全世界最众多的人口，而人口的增殖需要漫长的历史积累。

（4）一个社会要以战争为手段进化到强有力的文明国度，也即是说，要让为数众多的人口处于同一种社会组织的统治之下，这一过程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

中国印刷术也有很多优于欧洲的长处：印刷工不需要活字铸造工就能进行工作。书籍本身不易损毁，印刷版也可长时间使用。印刷后出现的错误也可以方便的修正。印刷工只要根据需求数量印刷即可。

当时的法国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都是有神论者。而伏尔泰则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儒教绝非迷信，而只是一种道德标准。正因为它并非迷信故而十分优越。拥有儒教的中国人可说是文明水平领先于世界的人群。

“儒教的信徒上至天子官僚，而儒教从古至今从未因为欺瞒行为而使自身蒙受污点。儒教也未曾因为教职人员或是教会呢不争权而造成政乱，抑或是因为愚蠢的革新政策造成内部倾轧。更不必说因为热衷宗教改革的改革家们率领迷信者们短兵相接之类的事情了。如此观来，儒教一教周边竟从无因迷信而起的纷争或是惨剧。中国人不得不可说是全世界人的典范了。”

伏尔泰认为，过去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礼教问题总是存在种种误解，然而这是欧洲人以己方传统价值观看中国人的习俗造成的判断失误。

伏尔泰又列举了中国的政治观念的两种优点：中国人把官吏和君主看作父亲，对其恭谦礼让诚心侍奉。并由此形成了对上级顺从的美德。中国当权者注重人民的福利，并将人民福利看作是当政的第一要务。

伏尔泰的“专制政治”定义是：君主不受法律约束，完全按自己意志行事。可以不需任何理由剥夺人民财产或生命的政治体制。而中国的行政组织宛如天使的九阶层制度，层层相制，故而中国并非专制政体。

“中国的价值在于其不迷信的信念。中国的政体也堪称是世界最完善的政体。她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立在家族权力至上的政治组织。中国的地方官辞官离别之时，竟有百姓为其送别不舍其离去，这是最高明的政治制度的结果。其他国家的法律是为惩治罪恶，中国的法律是为褒扬善行。当我们被法兰克人或哥特人征服并被迫接受其风俗习惯时，中国人却能用其政治体制和文化同化征服者。中国正是拥有这天下无双的先进政体之国家。”

虽然中国人曾在各方面领先于世界，但现在却逐渐迟滞落后。关于自然科学方面中国的停滞，伏尔泰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中国人的信仰使得他们非常尊敬祖先，故而渐渐的执着于父辈们取得的成就并止步不前。对于传统过度的重视成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成就的巨大阻碍。汉语过于难懂，使得做学问成为一件极其艰巨的道路。自然科学等研究现实物质的知识对于中国人追求的精神知识和境界并无多少益

赵氏孤儿被伏尔泰改编成其后为西方人所熟知的《中国孤儿》，在这部戏剧中，伏尔泰始终奉行孔子的教诲。原剧的情节，特别是赵氏孤儿的境遇及其复仇，也符合西方宫廷世家的权位更迭，充满着因复仇而带来的血腥味。但是伏尔泰在改编时悄悄地把孤儿的“复仇”改成了“谅 解”、“宽容”和“尊重”。成吉思汗在这部作品中也成了追求爱情且富于人情味的形象。伏尔泰这样说道：“中国人不干坏事，不跟任何人争斗，他们奉献多，索取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是道德的化身，是人类崇高的美德。”

2.6 中国赞美论

归结起来，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有以下几点：中国人讲仁义，懂礼让。长于观察实际的中国哲学家们承认农业经济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努力发展农业。而中国农业得以强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人极为勤劳的品性和中国人长时间工作不用休息的体质。中国众生平等观念官位传播，法律也遵从这一思想，不认可山川运河等自然界之物的绝对所有权。中国人民所承担的租税负担极其轻微。的政治制度同时也是家族制度，皇帝是宛如人民偶像或是父亲般的存在。尊重个人的道德情操（在欧洲则是才能）。在中国迷信并不和政治权力结合。中国皇帝在身为政治上的支配者的同时也是宗教上的统治者。也即是说，政治并非是基于宗教建立起来的。

2.7 中国诽谤论

另一方面，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中国人道德败坏。因为中国皇帝有着身为人民父亲的身份，故而可以任意非为逍遥法外。而人民则被置于君主的绝对专制统治之下只能一味服从。中国并未能防止因饥馑产生的罪恶。商人们欺骗本国国民也欺骗外国商人。中国把语言艺术作为学问的最高追求。皇帝默许了官吏们中饱私囊的行为。人民敬仰跪拜的，是君主的专权，政治的强压以及业已腐化的由家族关系和朋党勾结形成的政治组织。中国的现状是奴隶般的服从，个人的自由缺失，一夫多妻，以及贩卖人口等恶习。

3 作为他者存在的中国

当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的冷酷血腥情节时，或许可以说伏尔泰十分认同人性本善之说并且其本人也具有并愿意宣传善良宽容之心。但通过遥远国度存在的，宛如世外桃源般道德高尚的中国幻想，伏尔泰想传达的并非只是对未知美好国度的向往。在他面前，教会的教条教规对人性的压制是他满心愤慨极力批判并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天主教会的存在这一事实才是伏尔泰握笔的动力。伏尔泰眼中的中国从来都不是纯粹的、透明的中国，在伏尔泰的眼前蒙着一面纱，他透过这面纱看到的中国始终是以面纱的质料为底色的。这面纱无疑就是伏尔泰所在的法兰西，伏尔泰所在的欧洲，抑或是伏尔泰所愤恨的教会统治。伏尔泰透过面纱看到的若隐若现扑朔迷离的中国只是一个幻影。这幻影之所以不真实不仅仅是因为伏尔泰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更因为中国之于伏尔泰永远只是一个映出自己底色的他者。

狄德罗，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当时一种法国思想家们，站在欧洲西岸眺望着中国，同时也是在眺望着自己。他们需要的，终究还是他们其实所在的那个启蒙时代。

参考文献

[1] 后藤末雄.中国思想西渐法兰西[M].养德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