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被启蒙—再启蒙

【编者按】作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且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翻译的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当时的中国知识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严复身上有着很多复杂的面相。他早年曾经是思想的启蒙者,晚年却又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后来竟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为袁世凯称帝献计献策。在严复身上,似乎存在着许多难以索解的悖论和矛盾。2012年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先生的新著《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展示了严复思想复杂的面貌,剖析了其内在原因。

2012年恰是胡适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2012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先生的新著《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近代中国》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2012年7月下旬,《新京报》记者兼本刊特约记者张弘分别采访了黄克武、周质平先生。本刊特刊发这两次访谈,力求从中展示启蒙、被启蒙、再启蒙和思想接续与创新的曲折历史轨迹,以飨读者。

(一)悖论与矛盾的严复思想影响严复与梁启超、胡适

张 弘:严复的翻译属于意译,并有自己的理解和阐发。在您看来,严复的翻译遗产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黄克武:严复特殊的翻译形式与字词,在于他对古典汉语的坚持。他认为,译者创造一个译名必须要有文字学的基础,以及对翻译的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文化背景要有深刻的认识。亦即一方面要追溯西文原字在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原意,另一方面亦要寻找中国文字学上有来历的适当词汇来翻译,并且细查两方词汇的文化与思想背景。诚然,严复的译词在清末民初“新名词之战”中败下阵来,他所创造的词汇多半不被采纳。若要论其翻译遗产,我认为应该是他对于翻译所坚持的态度,即“信、达、雅”的理想,无疑地仍值得吾人继续追求。

张 弘:作为思想界先驱之一,严复在当时未能达到梁启超、胡适后来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其中原因何在?

黄克武:关于思想之“影响力”的课题,我们需厘清一位思想家其言说、文字在他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是如何传播、而其传播方式的实际效应又如何?以严复来说,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译介西方新思潮。从这角度来看,严复是清末民初引介近代西方思想的启蒙者。但是我们仍应进一步追问,严复的作品对哪些人有影响?在这方面严复与梁启超、胡适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这牵涉到近代中国“转型时代”下,新式传播媒体之兴起,以及运用新词汇与新文体所构成的新语言来讨论各式问题。对此,梁启超和胡适皆拥有庞大的媒体资源。任公手下的《时务报》及《新民丛报》成为梁启超宣传其思想、论述的最佳平台;而胡适,其时之《新青年》《每周评论》,及后期的《新月》《独立评论》均是为他论述的主要园地。反观严复,只有和夏曾佑创办了《国闻报》,但却是一份相对短暂的报纸。

相较之下,严复所能依据的舞台,就显得薄弱许多。他的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依赖商务印书馆等书局为他刊印的严译名著。思想传播亦涉及语言的问题,而关于“新语言”,严复与梁、胡二位,恰好是古典汉语和白话文的对比。严复对古文的坚持,显示他认为汉语语汇背后丰富的文化底蕴、情感,必须与其所承载的思想交织在一起,缺一不可。这与梁、胡二位,认为语言文字为传播思想之工具,利于传播是最重要的,是有区别的。更甚者,严复对于传统汉语之爱惜与肯定,也明显和胡适否定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相去甚远。严复对古典汉语使用的坚持,影响了其译作论著之内涵与传播上的难度。简言之,影响力的问题,牵涉其传播实质力度的问题,而在这点上,严复在三位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使用的文字语言,或传播平台即报纸杂志,都显得较为弱势。

张 弘:严复等人所代表的温和渐进的调适型启蒙,为什么当时不敌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彻底转变的转化型启蒙?

黄克武:他们都和思想史研究的“思想因素”和“非思想因素”有关。诚如前述,思想的表述方式与载体,确实影响了思想被人们接纳的程度高低。而更进一步说,严复代表的温和渐进的调适型启蒙思想,之所以不敌转化型思想,若从“非思想因素”的角度来检讨,还需关注思想潮流所处的社会环境。换言之,或许并非严复提倡的思想内涵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的政治、社会氛围较难以接受这种偏向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反而是倾向于“拔本塞源”的转化型、革命的政治主张。此亦涉及李泽厚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与余英时所谓中国近代思想的“激烈化”。此一历史现象,亦如1920年代胡适与广为人知的“问题与主义”的辩论,最后显然是强调有一整套思想体系的“主义”,战胜了针对零碎点滴的问题来从事改革的胡适。质言之,中国近代思潮有一激进化的走向,而此便反映在人们对一整套“体系”的向往与追求上,致使严复针对各项问题而提出之调适渐进的改革方案较难以为人所接纳。

张 弘:严复对于后来的梁启超、胡适在思想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黄克武:严复对梁启超与胡适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后两者对于严复译介之西方学术知识的承继,以及三人在中西思想内涵、价值的取舍上。三位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以及现代西方学术的看法,都显露出某些共通的特质,交织在“中国式自由主义”、进化观点以及他们对知识及之上。所谓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意指在“个人”与“群体”价值的衡量上,不接受极端的、重视一己的个人主义,也反对集体主义,而是从“群己并重”“群己和谐”,而非从“群己冲突”的角度,来肯定个人的价值。此一观点在严复译介弥尔(又译密尔)的《群己权界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可以此为基准将三位知识分子提倡的自由主义,归于“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系谱”。至于进化观点,是以严复译介的天演思想为基底,三人的进化概念,不但肯定天演,还特别强调“人本精神”,肯定人的意识能推动历史潮流的发展。而关于知识和牵涉他们对知识范畴、形而上学以及佛家轮回观的想法。梁启超的观念与严复类似,承接赫胥黎和斯宾塞的“不可知论”(Unknowable),相信人类生活中有一“不可思议”的领域,这部分并非完全能以科学知识来掌握,而必须仰赖“人心”或直觉来把握。胡适对宗教与科学的看法则与严梁不同,具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合而观之,严复所译介的自由主义、进化论、不可知论等西方思潮,皆与传统儒家、佛道家思想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较偏向调适、保守取向的自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