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范文

启蒙文学范文第1篇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6](p.124)。殊不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描写突入，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9](p.10)二者并不是彼此对立、压抑的关系，而是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关系，“情理激荡”构成了启蒙文学的内在张力和美学表征。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文学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制主义(‘全面’)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力量，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潮中溢出了苍茫浩大的时空感、命运感与深切的生命意识，并且在传统道德、人性与科技现代性之间注入了内隐的主体性矛盾。这种主体性矛盾构成了张炜文本独特的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与弹性，并随着“秋天”系列的张扬而越来越紧张，直至《古船》达至极境。正是这种恢弘高超的品质为《古船》烘托出了云蒸霞蔚的超凡气度与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发散出形上的光芒。启蒙文学思潮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放射着情感和理性的光辉进入了下一个逻辑环节。

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作家们从不同立场出发追寻着人性的光环，渴望重新塑造“自我”，启蒙思潮由此跌宕分流，呈现出纷繁复沓的声响。作家们“重塑自我”的艺术努力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迂回和坎坷。

最初的“自我重构”按两种精神向度展开。向度之一表现为发掘民族文化，重铸“民族自我”。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涵养“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是有意义的，然其深层内蕴却非如此简单，综观这类文学可见，这一精神向度在时间上朝向古老历史，在空间上朝向民族地域文化。郑义、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坚人物均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不规范”之别，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过去之存”和“别处之存”移至文化边缘地区。这样一来，作家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为人性经由情理激荡进而抵达人格的更新提供了较之过去更为广阔而切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动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眼睛盯住“民族”字眼，又将“民族”进一步狭义为“地域”、“非主流”，以至越来越陷于远古、神秘(如郑义的《远村》)、偏远(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超逸现实(如阿城的《棋王》)等审美趣味，把玩民风民情，偏偏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的平面化叙写而半途夭折。李陀“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很想“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的真诚“渴望”[15]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时间，汪曾祺的江苏高邮、贾平凹的陕西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等等都成为有名的文坛驿站，却没有成为“民族自我”的精神故乡，而且呈现越来越偏远的趋势。难怪有人发出下面的诘问：“为什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村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16]

向度之二，追逐西方文化，在批判中表现“叛逆的自我”。一群“西化”派作家对现实呈现出隔离、批判的态度，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可以作为理想人性的精神营养基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们企图割断传统的脐带，义无反顾地走向西方，摘取新的思想理念和生活观念作为养料，然后向着传统文明勇敢、泼辣地显示出新异的脸孔和身影，正像凯鲁亚克《在路上》所描述的：“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便以“变形”、“荒诞”为武器从表现方法和内容两个层面冲出重围，向现实世界亮出了叛逆的金翅。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率先用敏感的触角撩起了传统的面纱，用新的价值准则装扮自己的言行和心绪，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展示自我的冲动以及与现实、传统的彻底决裂中流露出惶惑和不安。继而，《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便从对西方新型文明的努力追寻转为退居边缘，以蔑视和嘲讽的姿态批判现实流行观念和人生价值。这一姿态稍后发展为王朔们躲避崇高、否定价值的“痞子文学”，将叛逆的自我推向极至，但也因此消解了重塑自我的努力和价值，成为解构启蒙的“新写实”等后启蒙思潮的先声。

为什么探向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两支精神之旅都没有抵达重塑自我的目的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思潮视角外移，将内在心理层面的“重塑自我”外化为粗线条的“文化重建”，随着新的启蒙使命的日益迫切，作家主体内蓄不足、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思想缺憾渐次凸显。这是自近代启蒙进入中国现代化诉求视野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表层价值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但是其深层价值内蕴却一直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人生观、价值观之阴影，关注民族、国家大业，与以“立人”为内核的启蒙观一直构成一个悖论。对于启蒙而言，关注于“人”的内部，达到情、理的有效撞击状态才会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的解放”乃至民族精神重构则是一个外在的、间接的力，虽然也能产生推动力，却要弱于前者。如前所述，情感和理性的相互激荡产生了启蒙的动力，这一动力既推动着启蒙文学的发展，又是启蒙文学的外在表征和审美景观，因此，当情理有效激荡之时启蒙思潮蔚为大观；而一旦将视野外化，启蒙思潮便渐渐跌落下来。由于此期启蒙思潮正表现出从“内”而外，由“个人”而“民族”的转化，刚刚达成的“释放弘扬”、“情理激荡”的有效状态没有继承发展下来，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现实世界的批判没有导向人性上升的链条，只是变换了一个花样——继新时期伊始启蒙文学从“政治”层面突围而出之后探向民族传统的精神之旅重陷“文化”陷阱，打着“文化与人”的旗帜却愈行愈远，重塑自我的使命被“文化”热淹没、消解。另外一个原因与此一脉相承，并且对两支精神之旅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两种精神向度非但没有彻底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尚未形成现代化、个人化的思维方式。它们从阶级斗争模式中突围而出后，经过短暂的狂欢重新陷入了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决定着其各自的一元化价值立场。前者以传统文明对抗现代文明，或者津津于传统思想意境的展示(《棋王》等)，或者向人们描述丧失根性造成的人性枯萎的可怕景观(《爸爸爸》)；后者极力炫耀借重西方观念批判现实的姿态，越来越狭窄化的视阈丧失了思想、审美张力。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合力包围下，前期沸腾一时之启蒙动力内蓄不足，情理激荡的文学景观和审美张力一度陷入疲软状态。

怎样才能接续启蒙的内力，以完成重塑现代自我这一人性解放的最高使命?一批有识作家开始突破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索如何将关注焦点向“内”转，在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重新达成情理激荡文学景观以推动启蒙思潮向前发展的问题。王安忆属于较早从机械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突围而出的作家，她将传统文明的内核“仁义道德”的圣光框定在一个自足、封闭、僵硬的“小鲍庄”内，对历史、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思和追问，执著地探寻“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其价值立场不再锋芒毕露，而是混融而迷蒙。她在著名的“三恋”中又以对潜意识尤其是“力必多”的探询抵入女性的主体性；另一位女作家铁凝则以一个有着原型意味的女性形象“大芝娘”(《麦秸垛》)对父权制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强烈质疑和否定，引发人们对母亲、心灵、家园、历史、个人的连绵怀想。男性作家也作出了深切的思考。李锐在《厚土》中对传统/现代的追问表露出多元化的现代意识，“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血液里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文学不应当被关在一个如此明确而又僵硬的框架内，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进虚妄的失落；由于不再去祈灵于什么，人们也才会更深刻，更真实，也更丰富地体察到人之所以是人，人之只好是人”。[17]王小波、余华、叶兆言等作家也从传统的光环中跳将出来，拨开重重遮蔽的“苍老的浮云”，站在个人立场之上对历史进行全新的个人化解读乃至戏谑地反讽，在解构霸权历史叙事的中突显“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历史本真与深厚感性，重新整合构成现代/传统悖论的内在精神文化层面与外在审美张力，以此还原人性在跌宕起伏、纷纷杂沓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内涵。其中尤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格非的《敌人》、《大年》、《青黄》，余华的《活着》、《呼喊与细雨》、《一个地主的死》，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等文本最为典型。张炜则更成功而深刻地将传统/现代的思考浆汁渗入文本之中。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在传统、现代之间注入多元化思考及其内在主体性矛盾从而使作家的审美心灵踏上了不断上升的人性的链条，这也使得《古船》成为启蒙进程第二部曲飞跃到第三部曲的过渡性文本。一代思索者的代表隋抱朴把自己关在小磨房里，苦苦追思传统和现代、道德和人性的关联，追问人应该何去何从，怎样驱除人性丑恶的一面，涵养优美的人格：“人要好好寻思人。人在别处动脑筋造出了机器，给马戴上了笼头，这都不错，可是他自己怎样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在这里，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任何一方都不单独具备重塑自我的最终合法性和权威性。他通过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悲悯和体认，发现历史的暴虐本性，认识到历史制造者自身的深重罪孽，进行赎罪的内省，并转入了道德形而上的思考，试图让人们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走向启蒙的目标——自由的自我，从而为自我重塑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不过，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厚的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因为要实现自我重构，完成现代人格的新生，还必须从痛苦的黑房子破茧而出，不停地寻找新的天地。

早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扎西达娃就赋予贝塔不倦行走的意志和品格，夸父逐日般渴求着灵肉统

一、情感和谐的“家园”。正如张承志所坚信的，“总会有人上路，哪怕彼此听不见足音，哪怕每一个都以为自己孤独一身。”(《荒芜英雄路》)他以《北方的河》、《金牧场》等文本诉说着“在路上”的姿态，在《黑骏马》中则首先预示了这种历史性突破。《黑骏马》描写那个充满古老原型意味的悲剧故事的同时，不期然中触及并解决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如何在中西古今多元文化碰撞中重塑人性自我的问题。评论界一般认为白音宝力格始终陷于古今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似乎他的“出走—归来—出走”是一个永远循环的悲剧围城。我却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现象，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性上升、自我重塑的“三部曲”，它已经帮助主人公走向了新生。他的出走，其发端表面看来是索米娅被辱失贞，事实上从白音宝力格第一次离开起就注定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分裂，这是古老文化内部的分裂，或者说，是索米娅的失贞为白音宝力格探求现代文明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的理由。他似乎是“必须”这样做，以完成一个与传统意识分离的过程。这是他获得新生的第一步。但出走之后他心头一直萦绕着索米娅的身影，这既是他对原始传统血脉的皈依情结之表现，又是他对现代文明失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使他重返草原。但这次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魂兮归来”，也不复是此前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而是对二者有了更客观、更理性、更深刻同时也更复杂的体验与认识。这是他重获新生的最为关键的第二部曲。可以想见，没有出走就不会有这样的诗意的精神皈依；没有归来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寻找乃至叛逆。等他骑上那匹代表草原精神的黑骏马再次重新踏上出走的征程，一个全新的“我”呼之欲出了。在这个新的“自我”的世界中，两种文明已不再是简单的对立，亦非泾渭分明，二者的矛盾已构成了自我诞生的生命张力。白音宝力格没有像隋抱朴那样停留于传统和现代的悖论中难以自拔，而是吮吸着传统文化的乳汁，沸腾着原始文明的血液，痛苦又快然地离开精神的源泉和母体，“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通过这曲苦难和自我救赎的精神乐章，他已经属于也代表了未来。进而言之，这种艺术典型代表的也是启蒙文学重塑“自我”与人格精神的未来。从张承志到史铁生《生命琴弦》、路遥《平凡的世界》、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等，我们不难体悟到启蒙人格求索的曲折历程。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新时期波澜起伏、风生云起的启蒙文学思潮在抵达高潮之后遽然跌落。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语境的剧变将人们带入了世纪末转型期，那些对启蒙的艰难估计不足、耐力不足、信心不足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随风而动，“后现代”、“后殖民”、“后启蒙”甚嚣尘上，更有人高喊“告别革命”或倡导“启蒙过时论”。在创作上则往往表现为退回到启蒙思潮的“第一部曲”并决意裹足不前，自以为抓住了人生的“欲”便掌握了人性的一切秘密；或者误以为执著于人生的无奈和被动化情感便是对人本主义的回归。这在“新写实”、“后先锋”、“下半身写作”等许多创作思潮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结果是，人们在对所谓“宏大叙事”的人性启蒙进行了“祛魅”后，又将欲望鬼魅化，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宏大叙事”(可称之为“欲望本质主义”)。然而，笔者坚信，人性提升的历史链条并没有终结，启蒙最终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18](p.127)。如果历史文化逻辑所必需的文学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被人为地耽搁，那必将会用更多的时间来补偿。

【参考文献】

[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李泽厚.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3]张光芒.启蒙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4]弗洛伊德.与文明[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6]张履狱.“人性”在向什么“挑战”[A].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感情危机[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

[7]朱光潜全集：第5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8]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9]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舒婷.诗三首[J].诗刊，1980，(10).

[1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2]黄子平.正面展开灵与肉的搏斗——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A].新时期争鸣作品选：第2册[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

[13]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14]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15]李陀.创作通信[J].人民文学，1984，(3).

[16]李泽厚.两点祝愿[N].文艺报，1985-07-27.

[17]李锐.《厚土》自语[J].上海文学，1988，(10).

启蒙文学范文第2篇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的小山村才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小时候，我还拿着煤油票去几里地以外的供销合作社买过煤油。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生活物资匮乏，能够吃饱饭我就知足了，所以不敢奢望有一大堆书与我相伴。

那时，小伙伴们一到上学的年龄就直接读一年级，因为我们那儿没有幼儿园和学前班。我六岁半上学，同学之间不存在基础差异，都从拼音、加减法等最基本的知识学起。一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时，好几个同学因为考试不及格，被老师要求留级。我却是个例外，因为成绩一直还不错，就直接升入二年级了。小学阶段，我没有留过级，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后来，我上了中学，在班上的同学中我仍是年龄比较小的。

上学后，我才开始接触到书。那时，教科书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件很珍贵的礼物。每学期开学以后，我一拿到新书，就像高年级的同学一样，找来报纸把书的封面包起来，以免封面被弄坏。

除了教科书，我第一次接触到的课外书，是学校的一些图书。教室外的走廊上，放着一个木书柜，里面有几十本小画册，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人书”。

平时，我们是没有机会看小人书的。每年的采茶季节来临时，我们不上课，整天在学校所属的茶园里采茶。中午休息时，老师才让我们看小人书。

偏远山区的小学，条件十分艰苦。我们每天跑几里山路去学校，用铝制的饭盒从家里带午饭。上午第二节课一下课，同学们就把饭盒送到食堂去。上午放学后，食堂里的炊事员就已经把大家的饭热好了。

学校有一个很小的土操场，那儿有两个木制的篮球架，平时我们也打打篮球。这些体育设施和用品、我们脖子上戴的红领巾、期末考试时发的奖状和小奖品，都是老师用我们在茶园里采茶所得的钱换来的。所以，采茶成了我们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体力劳动。学校两侧各有一大片茶园，老师说这些茶树都是很多年前师生共同栽种的，并时刻提醒我们现在受益了，不能忘记当年的栽树人。

到了三四月的采茶季节，老师会提前通知我们哪一天开始采茶。到了采茶的那天，我们早早地来到学校，有的背着空书包装茶叶，有的背着小背篓装茶叶。我们的积极性都很高，因为平时难得有一次课外活动，大家能不高兴吗？

采茶的时候，我们是分班进行的。当时，学校只有两个老师，班干部配合老师，带领大家采茶。我们都很卖力，并且也都很熟练。因为平时在家里也帮父母采过茶，因此，大家都有经验，干活自然是轻车熟路。当然，我们更期待午休时间早点儿到来。因为中午休息时，老师会拿出小人书来给我们读。

这些小人书，算得上是我的文学启蒙教材了。那时，我利用休息时间看遍了老师提供的所有的小人书，看得如痴如醉。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看过的小人书——《铁道游击队》《地雷战》《燕子李三》《神笔马良》《西游记》《雷锋》《上海滩》《地道战》等等，这些小人书在我的眼中真是太有趣了。它们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书籍。在那个还没有电视的年代，小人书充实了我的课外生活。我对当年看过的小人书记忆犹新，十分怀念。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外面闯世界后，家乡的村小学停止了招生，当年的启蒙老师也退休了，教室被村干部卖了。

当我想回去寻找几本当年的小人书，以保存孩时的记忆时，发现一切物是人非，学校还是当年的学校，教室还是当年的教室，可是室内经过整改后，已经不是二十年前我们坐在里面读书识字的天堂了。

我站在学校的操场上，仿佛看到了我当年的身影，看到那个年迈的启蒙老师的背影，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却又是那么陌生，我的心中无比惆怅。

我在心里不停地说：“我看过的小人书，你们去哪里了？我无比地想你们——小人书，我的文学启蒙书。”

[作家登台]

彭绪洛，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儿童文学作家、探险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原创儿童探险小说领军人物。

土家族，笔名洛清、清江水，1981年1月出生于湖北长阳土家山寨，15岁开始发表作品，21岁时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27岁开始专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30岁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现已出版“少年冒险王”系列、“少年奇幻冒险”系列、“兵马俑复活”系列等三十余部作品。

启蒙文学范文第3篇

一随着2001年教育部对《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很多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幼儿教育实践者在对《纲要》认真学习领会的前提下，集多学科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编写了一系列与《纲要》精神相符合，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幼儿园课程教材。 此外，各省市也积极组织自编乡土等教材。这些教材从幼儿成长的生理心理特点出发，紧扣《纲要》“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总体要求设计活动内容，在整体上显示出三大特点:首先，在课程内容和教材框架的设计上，以板块式教学内容构建多向教学活动，具有融合性。各类教材均以《纲要》为准绳，按照《纲要》对于幼儿园教育五大领域的划分要求，以领域活动或主题活动的形式来设计教学板块，兼顾幼儿身心发展的多方面性，以达到“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的目的。这是不同版本教材所体现的一个鲜明的共性，凸显了《纲要》的权威性及其对教学的指导性。其次，在教学形式的实施上，以游戏活动作为主体活动，具有游戏性和趣味性。上述教材将游戏贯穿于五大领域，切合了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游戏需求心理。第三，在教学手段的运用上，以形象化的手段统领活动内容，贯穿文学性。不同版本的幼儿园教材中，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主题的活动都按不同的教学目标而不同程度地融入文学活动。而在语言领域活动中，文学因素的渗入就更为丰富，其主要标志是幼儿文学作品的选入份量明显加重。这一点，我们从下面表1的统计数据中不难看出。 显然，大量幼儿文学作品进入幼儿教材的语言培养活动中，用语言艺术的形式承载起对幼儿进行语言启蒙和语言教育的任务，并通过幼儿故事的情节牵引，童谣的歌戏互补，童话的奇异想象，幼儿散文的美感导向，使幼儿语言能力的开发和训练得到启蒙和熏陶。这样的编写理念无疑切合了幼儿的故事思维和游戏心理。 然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入教材，按优秀的幼儿文学作品的标准来衡量已选入教材的作品，就能明显感觉到:一方面，在选入各种幼儿园课程教材的幼儿文学作品中不乏优秀之作，其中韵文性作品以趣味盎然、富有节奏韵律的唱诵之文显示出幼儿文学作品特有的趣味和游戏性，而相当数量的幻想性叙事作品又以温暖的情感、抒情的笔墨、有趣的故事、新颖的想象放送出文学对人的情感熏陶、精神培养和语言学习的魅力;但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视角来观照，即可看到选入教材其他活动领域的幼儿文学作品在整体上显示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认知、强教育、养习惯、显趣味，即使是语言活动领域入选的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况。显然，教材编写者努力以故事的趣味性带出知识性和教育性，因此，在教材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学选择都贯通着浅显明白的思想性，而活动设计的各个环节，无论师生互动中的提问设计抑或幼儿的唱诵、聆听、欣赏、表述的安排，也多终结于认知和教育功能的实现上。这说明在幼儿园课程教材的编写中，注意《纲要》的总体要求和各领域的目标培养，并按活动目标从认知事物、培养习惯、行为教育、品格引导等方面定位文学选择，已成为教材编写者选择幼儿文学作品的目标指向。然而，这种出于良好意愿的目标指向，也同时使幼儿教材在用文学的眼光为孩子们的多方面启蒙而选择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时，未达到尽善尽美。 二儿童是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儿童的年龄越小，其儿童特征就越纯粹和越典型。幼儿正处于儿童生命成长的第一阶段，最显出儿童的天性与心性。幼儿文学拥有着文学用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基本特征，它对儿童世界的再现、儿童生命状态的描摹、儿童心理活动的展示、儿童天性的张扬，都显示出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实浅显的美学特征。这些特征要求幼儿文学作品是浅显快乐的，是富有幽默感和游戏性的，是温暖而充满巧智的。优秀的幼儿文学作品无不彰显着这样的美学特征，它们以孩子们爱听的故事、爱唱诵的歌谣，引导着幼儿的行为，为他们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行为规范的习得、是非美丑的最初评判、美好情感的培养、奇异想象的放飞、个性的健康发展和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悄然地做着润物细无声的工作。 正是因为幼儿文学之于幼儿成长的巨大作用，《纲要》在对幼儿语言能力培养的基本目标中明确强调，要培养幼儿“喜欢听故事、看图书”;而在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内容中，要求要“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要“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幼儿园课程教材对幼儿文学作品的选择要符合这样的要求，必须进行准确的定位。对此，笔者认为，幼儿园课程教材中的文学选择当定位于凭借幼儿文学作品所固有的温暖甜美的情感、稚拙欢愉的情绪、幽默巧智的审美特征以及丰富的趣味以达到精彩传达《纲要》的内容。因为优秀的幼儿文学作品总是在激发孩子们美好的感情和快乐的心绪时，在带领孩子们放飞奇异的想象、体验游戏的乐趣时，传递出多方面的认知信息和教育内涵。它不是对《纲要》内容的诠释和图解，而是在文学的精彩中实现了《纲要》内容的诸方面要求。 根据以上定位，认真考察当下通用的幼儿园课程教材，我们不难发现归属于语言活动领域的教材，其文学作品的选择在总体上是合理的。实际上，在各种版本教材的语言活动中，就有不少优秀的幼儿文学作品。例如，在《幼儿发展课程•语言活动领域》(小班•下)中所选的儿歌《捉乖乖》、《嘻嘻哈哈》、《板凳歌》，童话《扣子房子》、《白云》、《小狐狸伞》、《造房子》等;《幼儿园主题教育活动套材》(中班•上)中所选童话《鼠小弟的背心》、《小黄莺唱歌》、《呼噜乐队》、《好听的声音》、《会动的房子》，儿童诗《爱美的小公鸡》等;《幼儿园多元能力探索课程•语言活动领域》(中班•下)中所选的童话《逃家小兔》、《你是蚂蚁小可》、《快乐的鞋匠》、《乖乖的礼物树》、《熊爸爸的小店铺》等;《幼儿园多元阳光课程•分享语言活动》(中班•下)中所选童话《梨子小提琴》、《春娃娃》、《果酱小房子》，儿童诗《夏天的歌在哪里》、《吹泡泡》，儿歌《小蚱蜢》;《幼儿园多元阳光课程•分享语言活动》(大班•上)中所选童话《耷拉着耳朵的小白兔》、《十二生肖故事》，《猴子学样》、《神笔马良》，散文诗《云儿和风儿》;等等。 在这些作品中，《梨子小提琴》就是一篇为广大读者、研究者所熟知的、既抒情又有趣的优秀作品:小松鼠用半个梨子做成小提琴，拉出好听的音乐，优美的音乐好像果子蜜流到了动物们的心里。音乐引来了森林中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也引来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梨子小提琴里的一粒籽掉在地上，长出了绿芽，绿芽在小松鼠的琴声中长大，又结出很多梨子。 小松鼠把这些梨子摘下来送给森林里的小动物，小动物们把梨子做成小提琴。于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森林里响遍了小提琴演奏的音乐。这篇作品用丰富的想象拉响琴弦，放送甜美抒情、充满温暖和友爱的旋律，以美妙无比的故事放飞孩子们的想象力，以流漾于故事中的温情激发孩子们内心温暖美好的情感，以融于故事中的意蕴给孩子们带来多方面的启迪。 再如儿童诗《吹泡泡》:“星星是月亮吹出的泡泡/露珠是小草吹出的泡泡/苹果是花儿吹出的泡泡/葡萄是藤儿吹出的泡泡/吹呀吹，吹呀吹/我吹的泡泡是一首首歌谣/……我吹的泡泡是一串串欢笑”。这样的诗句借着儿童吹泡泡的游戏而溢满童趣，以童稚的想象牵引幼儿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而其和谐的音韵则传达出诗作的音乐美，能够在快乐的吟唱中带给孩子们美的遐想和游戏的体验。又如《小狐狸伞》。这是一篇短小有趣、快乐温暖的童话:小狐狸学会了变身法，他看见美丽的公主就变成一朵花，公主惊讶，这朵花怎么长着狐狸的耳朵;他和朋友们赛跑，变成一个咕噜咕噜往前滚的球，可朋友们说，从来没见过拖着狐狸尾巴的球;下雨了，小狐狸变成一把大伞给大家避雨，大家看着长满狐狸毛的大伞就向小狐狸道谢。小狐狸的变身术总是透露出其原型特点，而长着狐狸毛的大伞又撑起了充满快乐和友情的天地。作品以其特有的欢愉与幽默而在简短的故事中蕴藏智慧与快乐。这些优秀的作品，以情趣美、幽默感和趣味性给幼儿以快乐的文学体验，以轻松有趣的故事、富有童真美的抒情和趣味性的唱诵引领孩子们对自然的认知，用优美的抒情浇灌美好的情感，并在文学的氛围中顺理成章地达到教育的目的。这些作品对幼儿产生着地地道道的文学影响，并以其切合儿童故事思维、童稚想象和快乐的审美效应而镶嵌于幼儿心中。然而，除了这些优秀的作品以外，在幼儿园课程其他活动领域中的文学选择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 从各类幼儿园课程教材的非语言活动领域来看，这一部分的文学选择存在着明显的幼儿教育功利性特点，故事成为了使幼儿在健康、社会、科学和艺术等活动领域中达标的工具。这样，认知性强、概念化强、教育启示性强的故事就增多，而充分彰显幼儿天性的优秀文学作品则相对减少。虽然这些作品不乏趣的表现，但由于其“思想”的明显介入，因而难以使孩子们从中享受到优秀作品所给予的快乐。这里，我们不妨略举一、二以兹说明。 在《幼儿园发展课程》(小班•下)的六个领域活动中，共选幼儿文学作品69篇，其中语言活动领域21篇，其他活动领域39篇。在所属其他领域活动所选的幼儿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于10篇是被认知性和教育性消解了文学性的作品，如儿歌《嘀嘀和嘟嘟》、《石头糖》，童话《动物幼儿园》、《小卫士护牙》、《小香猪》，幼儿生活故事《臭脚丫》等。又如《幼儿园主题活动套材》(中班•上)的7项主题活动中，所选幼儿文学作品共25篇，其中或缺乏想象力、或概念化、或重认知、或施予教育的作品不少于13篇，如童话故事《谁的功劳大》、《假如没有火》、《老鼠教授的吸尘器》、《工具箱里的争吵》，儿歌《不玩火》、《交通安全歌》、《安全防火歌》等。诸如此类作品在其他幼儿园课程教材中也都多少不等地存在着。即使是在语言活动领域中，这样的文学选择也时有存在，如《幼儿园多元阳光课程》(中班•下)中的《报纸先生》。这篇作品讲述的是关于报纸先生发挥其功用的故事:报纸先生被送到小红家的信箱里，被小红取走读完后就扔到了垃圾箱里，第二天又被奶奶取走。报纸先生不仅供人阅读，而且还被用来擦窗户、包物品、做台布、垫桌子等，发挥了很多作用。但整个这篇童话以粗略的线条勾勒了一个故事的轮廓，没有趣味性，也没有幽默感，更谈不上奇异的想象和温暖的情感，仅只是一个关于报纸的多重用途的故事化图解。这样的作品由于囿于活动的基本目标，不仅显得概念化，而且艺术性也较差，不能给幼儿以快乐的感受，也不能发挥其作为活动支撑材料对幼儿的文学吸引力。 再如《交通安全歌》:“人行街道要听话，睁开绿眼大家走，睁开红眼全停下。一眨一眨黄眼睛，提醒大家要准备。红绿灯，要遵守，行人车辆不打架”。 儿歌一开始便告诉小朋友要遵守交通规则，接下来两句用“睁开绿眼”和“睁开红眼”比喻红绿灯，进而说明人行与车行的规矩。这看似很通俗，但细析则可以发现，这“红眼”与“绿眼”的具体所指在低幼儿童那里未必能理解，作者并未为这样的比喻搭建沟通喻体与本体的平台。而从意思表达的逻辑看，此作品也存在不严谨的地方，加之押韵的不规范，又失去了儿歌的音乐美。又如《安全防火歌》的前五句:“小朋友请记住，别拿火烛玩游戏，红绿灯，像妈妈，小心火灾随时起，火灾逃生要牢记……”这里，一边在告诉小朋友别拿火烛玩游戏，一边又说“红绿灯，像妈妈”，而下文又全是关于防火自救知识儿歌句子。这样的作品在构思上、活泼性和趣味性上都显得粗糙。 三笔者以为，幼儿园课程教材文学选择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其原因与编写者对《纲要》目标实施手段的理解和教材编写人员组成的单一化是分不开的。 教材编写者在选择幼儿文学作品以作为实现 《纲要》目标的桥梁所做的努力中，由于受制于《纲要》目标的约束，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了以思想的贴入来指导文学选择的禁锢，这自然导致重作品内容与《纲要》目标的相符，而忽视作品是不是真正、充分地具有文学的品质。另一方面，由专家组成的幼儿园课程教材编写队伍虽对幼儿发展有全面的思考和设计，但由于缺少对儿童文学有深入研究的专家的介入，客观上造成其组成人员的相对单一，这导致在其文学选择中视野狭窄甚至难辩优劣，使一些能融知识、道德、安全、养成等教育于温暖有趣形象之中的优秀幼儿文学作品未能入选，幼儿文学作品中的快乐因素、幽默精神和稚气拙朴等美感特征被大大消解，奇异想象和精彩故事则有所缺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事实上，在幼儿园教育中，用优秀的幼儿文学作品实现对幼儿的文学启蒙并带动幼儿的多向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儿童文学的百花园中，盛开着众多的优秀之花。譬如:雅诺什的《走，咱们去寻宝》，让孩子们在陪伴小熊、小老虎寻宝的经历中去见识世界、初知生存、明白幸福;拉乌德的《做在大胡子里的鸟窝》以极有趣的故事教育孩子们明白珍爱自然也就是珍爱人类的道理;索罗娃的《风雪小丫头》在讲述淘气、活泼的风雪小丫头的故事时，把知识、情感、教育、趣味多种文学因素融为一炉，起到了给幼儿传知和施教的作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样优秀的幼儿文学作品，它们能用最形象的方式实现幼儿园教育各方面的发展目标，也是对幼儿进行文学启蒙的最佳教材。因此，在幼儿园课程教材的编写中，作为儿童文学研究者的介入必有利于克服由教育家选文而带来的某些不足，从而促成教材在文学选择方面的更加完美。

启蒙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李光洙 启蒙主义 文学观

李光洙，号春园，是韩国近代文学的先驱，也是韩国近代启蒙主义、民族主义文学家和思想家，在整个朝鲜半岛的近代思想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0岁时，父母染病双亡，两个妹妹也相继去世，李光洙成为孤儿，13岁受到资助前往日本明治学院就读。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光洙开始接触到新学，与洪命熹、文一平、安在鸿、崔南善等人交往甚密。1910年中学毕业后李光洙回到朝鲜，在五山中学任教，1917年开始，在《每日申报》上开始连载韩国最早的近代长篇小说《无情》。1919年，李光洙和在日本的留学生起草了“二八独立宣言书”，后流亡上海，参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担任过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独立新闻》报社的社长。此间，李光洙在韩国文坛十分活跃，发表了多部作品，如《再生》、《土》、《有情》、《开拓者》等。他的作品均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旧的封建主义制度，探讨近代的自我觉醒等问题，对韩国文坛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

探究李光洙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必须分析对其文学观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和时代因素。李光洙出生于朝鲜东学革命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2年，死于朝鲜半岛分裂的1950年，一生经历了李氏朝鲜灭亡，日本侵略殖民和韩国近代化的全过程。在李光洙坎坷的人生历程中，家庭没落和日本留学两个阶段都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1.家庭的没落

对于李光洙来说，人生第一个转折点始于家庭衰败。李光洙的先祖是李氏朝鲜太祖李成桂的旁系后代，爷爷李建圭曾任正五品文官通德郎，但是他的家庭在父辈时期就已经开始衰败了。由于家庭贫困，李光洙小时候曾搬过九次家，他的三个兄长也都在幼儿时期夭折。在父母双亡后，李光洙十几岁就早早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他带着妹妹寄宿在亲戚家里，为了不给亲戚增添负担，他经常辗转四处做体力活或者卖香烟以补贴家用。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小小年纪的李光洙患上了肺炎和结核，由于没有钱负担医疗费，错过了治疗时期，导致李光洙一生身体羸弱多病。在贫苦的生活中，李光洙深刻地感受到了世间冷暖，周围人的蔑视和恶语相向给他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挫折感，无依无靠的他产生了强烈的孤儿意识，有着希望通过自己打破困窘现状的强烈意愿，这也唤醒了李光洙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的个人意识。

当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被日本侵略吞并时期，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失去国家和土地的整个民族滋生出一种孤儿意识，这种全民族的孤儿意识和李光洙个人的孤儿意识不期而遇，使得在落后社会中遭遇家庭衰败、国土沦亡的李光洙逐渐强化甚至夸大自我意识和责任。这种过度的个人意识使李光洙养成了过于强调个人责任的习惯，无论在文坛还是社会中，他都是一个过于强调自己责任的先觉者，总是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2.日本留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明治时代末期，日本近代文学创立，在日本东京，自然主义思想、前苏联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思潮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吸引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学生前去留学。年轻的李光洙正是在这段时间在日本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期。读书期间，李光洙广泛涉猎了尼采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海克尔的适者生存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思想，同时他与洪命熹、崔南善等人相识并交好，受到洪命熹的影响，接受了托尔斯泰的批判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些思想理论都对他日后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期间，李光洙还特别尊敬有着“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之称的福泽谕吉，他将福泽谕吉称为“上天赐福日本而降下的伟人”，并梦想成为和福泽谕吉一样的人。

1907年，朝鲜独立运动家，被称为“韩民族独立之父”的安昌浩从美国回国途经东京时做了一场爱国演说，李光洙听后深受触动，下定决心投身于独立启蒙运动中。之后，起义抗日将领申h石因朝鲜人告密而被捕的消息深深触动了李光洙，他确定地认为民众是无知而贪婪的，民众亟待也必须受到教育，这更坚定了他教育启蒙的决心。

二、李光洙的启蒙主义文学观

作为韩国近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李光洙被认为是启蒙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以文学为媒介，力图实现对民众的启蒙。在他看来，启蒙的任务是当务之急，启蒙大众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取向①。

李光洙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家庭，在一个比较不幸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之后留学日本，在日本的各种经历使他发现自己原来生活的世界竟有着那么多的不合理。因此，李光洙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始终努力向读者描述并揭露当时社会环境中的各种不合理陋习和弊端，力图向民众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他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当时民众认清面对的现实，并冲破封建主义的桎梏。他认为民众无法摆脱蒙昧状态和落后生活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主义思想和封建制度，如果不能废除封建制度，废除落后的思想弊端和陋习，民众就没有可能从当下的落后和迷茫中走出来。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进行一场可以改造国民意识的思想革命就是当务之急，而文学正是改造国民意识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李光洙选择了文学作为启蒙大众的手段，为了克服朝鲜病入膏肓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制度，李光洙以一个先觉者的姿态挺身而出。李光洙通过文学引导民众，成为民族启蒙的先驱者。他经常以俯瞰民众的先驱者身份自居，对于大众的愚昧感到忧心，号召群众革新教育、宣传自由恋爱、引导群众接受新教育。他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说教者，在作品中无时无刻不在激昂地做演讲和宣传。在小说《无情》的结尾处，李光洙借几个年轻人之口呼吁：“要给他们以力量！要给他们以文……要教他们引导他们……用教育，用实践。”在《开拓者》中他又通过先觉者闵殷植这一人物对封建旧家庭制度的批判“今日社会是男人和女人共同拥有的，男人和女人要以各自天赋的特长竭尽全力努力实现我们认识的理想社会……因此朝鲜女人也有抓紧拳头奋发图强的必要和义务”。

作为民族先觉者，李光洙在辛辣地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同时，还主张改革教育。李光洙特别强调“情育”，在封建教育中，“情”的教育一直低于“德”或者“智”，李光洙认为情是打破旧思想的武器，要想完成个人的解放，首先是“情”的解放，他主张强调“情”相对于“智”和“德”的独立性和对等性。他认为如果说民众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是智德体的教育的话，那么情的教育责任主要应由文学承担。李光洙强调情文学不仅是强调情育的重要性，还是抨击批判只看重智育和德育的封建传统教育的畸形。他的小说《无情》、《有情》、《爱》等均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纠葛体现出“情”与“理”的冲突，他将“情”与“理”对立起来，向落后的封建社会提出正面挑战，表现以情抗理的启蒙思想。

可以说，启蒙主义是李光洙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观。李光洙一生的文学创作都以启蒙为己任，对于读者而言，他不仅是作者，更是老师，是整个民族的先觉者，他通过自己的文字极力抨击封建主义旧观念、旧思想，用带有鲜明启蒙主义色彩的笔调向社会传递启蒙主义和新文化教育，借手中的笔向蒙昧的民众传递新思想、新观念，推进韩国文学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注释：

①王金霞.韩国近现代著名作家李光洙文学思想探微.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7.

参考文献：

[1]..韩国：，2001.

[2]王金霞.韩国近现代著名作家李光洙文学思想探微.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7.

[3]韩宇宁.鲁迅与李光洙文学观之比较研究.芒种，2013.12.

启蒙文学范文第5篇

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文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把握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进行文学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反之，进行文学教育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

1.1进行文学教育的意义

文学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属性是文学的基本属性，所以文学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审美教育。阅读主体通过阅读感受文学的审美方式，从中受到熏陶，也使得文学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文学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文学素养、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的培养，让学生通过阅读、欣赏作品发现作品中的自然美、艺术美和人性美，达到唤起潜藏在学生心中的美感的目的。与此同时，也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增强他们对美的感受、鉴赏以及创造能力。文学教育能够让学生领略语言的魅力。语言造就了文学，文学的魅力源自语言的魅力，而文学作品的语言都是经过作者反复推敲、锤炼成就的艺术语言，能够经受学生的反复思考与琢磨。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总是对其中的语言美寄予深厚的期许，希望感受到文学作品中通过语言所传递出的情感与人性的力量，从而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进行文学教育还可以使学生认识生活的能力得到提高。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让学生对各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进行了解，使他们能够对各个阶段的文学进行思考，丰富他们的文学知识，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文学艺术是一种诉诸人的情感的精神产品，所以文学教育又为学生提供一种精神价值观。阅读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一般的人文素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而情感教育的作用，又可以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与作者形成感情上的共鸣，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

1.2文学教育的必要性

进行文学教育不仅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社会进步，也是为了完善语文教育和促进文学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所在。文学教育从实质上说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因为文学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性，强调“人”的作用，满足人的精神世界。而使学生了解当代文学，学习当代文学，能够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学生在文学中获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塑造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要进步，人类要发展，就要重视文学事业，促进文学的发展、繁荣与兴盛。

二、当代文学启蒙意义下的启示与策略

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是天然的、相互作用的。文学的教育功能需要借助语文教材来实现，教育的教学目标又要通过文学来获得完善。文学的发展对教育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而文学教育也推动着文学的发展。在文学繁荣的当代，文学的启蒙话语与当代文学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21世纪的当代文学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这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让我们不禁想，要怎样做才能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呢？

2.1重视文学教育的本质属性———审美

文学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并不是单纯将文学作品用来进行读写训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是要让文学作品成为传播爱与审美的源泉。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净化读者的心灵，让读者享受到精神世界的愉悦，情感得到慰藉。文学教育的审美功效就是让读者以审美的眼光阅读文学作品，获得这些精神上的感受。审美的属性让文学教育成为真正的人文教育，它让学生沉浸在彰显人文性的作品中，获得对人文知识的感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思想境界，让文学教育走进每个学生的心中，体现文学教育的价值。

2.2以人为本

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要求文学教育以人为本。文学本就是人学，它的价值追求就是以人为中心，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要具有人文关怀的情结，要将人文关怀的情结作为自己的社会职责。但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会以人文精神为主，寄予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从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主体是人这一角度来说，文学教育的主体也应该是人，所以文学教育实质上是人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文学教育应当充分认识到人是文学接受的主体，要充分调动文学的本体性与师生的主体性。文学教育以课堂为进行活动的场所，将文学作品作为师生共同欣赏的对象，使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对话，从而实现文学教育对学生的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在课堂上，教师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引导学生解读作品中的人性的光辉，感受其中的情感力量，使学生在学习作品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获得情感的愉悦与精神的享受，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思想境界。以人为本是现代化教育手段的体现，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人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学生进行创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教育随着文学的产生而逐渐发展，它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改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学的最终目标是使人变得更好，因此在当代文学的启蒙作用下，文学教育应该更加人性化、全民化。今天，文学教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绩，文学教育也在逐步展开，我们应该看到文学教育在当代文学启蒙下的光明前途，期待文学教育的美好未来。

启蒙文学范文第6篇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 理学家们的一切巨着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 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 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 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 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 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 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 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 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 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 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 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 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 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 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 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 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 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 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 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 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 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 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 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 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 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 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 (《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 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 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 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 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 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 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 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 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 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 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 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 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 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 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 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 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 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 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 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 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 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 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 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 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

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 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 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 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 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 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 》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 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 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 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 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6](p.124)。殊不 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描写突入,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 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 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 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 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 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 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 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 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 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 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 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 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 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 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 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 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 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 。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 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 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 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 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 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 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 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 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 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9](p.10)二者 并不是彼此对立、压抑的关系,而是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关系,“情理激荡”构成了启 蒙文学的内在张力和美学表征。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 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 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 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 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 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 “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 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 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 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 》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 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 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 ,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 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 )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 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 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 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 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 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 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 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 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 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 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文学 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 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 “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 ,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 “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 制主义(‘全面’)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 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 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 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 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着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 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

启蒙文学范文第7篇

1文学教育的意义与必然性

1.1进行文学教育的意义文学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属性是文学的基本属性，所以文学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审美教育。阅读主体通过阅读感受文学的审美方式，从中受到熏陶，也使得文学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文学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文学素养、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的培养，让学生通过阅读、欣赏作品发现作品中的自然美、艺术美和人性美，达到唤起潜藏在学生心中的美感的目的。与此同时，也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增强他们对美的感受、鉴赏以及创造能力。文学教育能够让学生领略语言的魅力。语言造就了文学，文学的魅力源自语言的魅力，而文学作品的语言都是经过作者反复推敲、锤炼成就的艺术语言，能够经受学生的反复思考与琢磨。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总是对其中的语言美寄予深厚的期许，希望感受到文学作品中通过语言所传递出的情感与人性的力量，从而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进行文学教育还可以使学生认识生活的能力得到提高。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让学生对各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进行了解，使他们能够对各个阶段的文学进行思考，丰富他们的文学知识，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文学艺术是一种诉诸人的情感的精神产品，所以文学教育又为学生提供一种精神价值观。阅读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一般的人文素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而情感教育的作用，又可以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与作者形成感情上的共鸣，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1.2文学教育的必要性进行文学教育不仅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社会进步，也是为了完善语文教育和促进文学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所在。文学教育从实质上说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因为文学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性，强调“人”的作用，满足人的精神世界。而使学生了解当代文学，学习当代文学，能够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学生在文学中获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塑造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要进步，人类要发展，就要重视文学事业，促进文学的发展、繁荣与兴盛。

2当代文学启蒙意义下的启示与策略

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是天然的、相互作用的。文学的教育功能需要借助语文教材来实现，教育的教学目标又要通过文学来获得完善。文学的发展对教育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而文学教育也推动着文学的发展。在文学繁荣的当代，文学的启蒙话语与当代文学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21世纪的当代文学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这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让我们不禁想，要怎样做才能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呢？2.1重视文学教育的本质属性———审美文学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并不是单纯将文学作品用来进行读写训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是要让文学作品成为传播爱与审美的源泉。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净化读者的心灵，让读者享受到精神世界的愉悦，情感得到慰藉。文学教育的审美功效就是让读者以审美的眼光阅读文学作品，获得这些精神上的感受。审美的属性让文学教育成为真正的人文教育，它让学生沉浸在彰显人文性的作品中，获得对人文知识的感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思想境界，让文学教育走进每个学生的心中，体现文学教育的价值。2.2以人为本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要求文学教育以人为本。文学本就是人学，它的价值追求就是以人为中心，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要具有人文关怀的情结，要将人文关怀的情结作为自己的社会职责。但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会以人文精神为主，寄予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从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主体是人这一角度来说，文学教育的主体也应该是人，所以文学教育实质上是人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文学教育应当充分认识到人是文学接受的主体，要充分调动文学的本体性与师生的主体性。文学教育以课堂为进行活动的场所，将文学作品作为师生共同欣赏的对象，使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对话，从而实现文学教育对学生的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在课堂上，教师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引导学生解读作品中的人性的光辉，感受其中的情感力量，使学生在学习作品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获得情感的愉悦与精神的享受，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思想境界。以人为本是现代化教育手段的体现，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人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学生进行创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综上所述，文学教育随着文学的产生而逐渐发展，它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改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学的最终目标是使人变得更好，因此在当代文学的启蒙作用下，文学教育应该更加人性化、全民化。今天，文学教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绩，文学教育也在逐步展开，我们应该看到文学教育在当代文学启蒙下的光明前途，期待文学教育的美好未来。

作者：许华顺单位：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启蒙文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女性译者;翻译;启蒙;文学消费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19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性别视角下的译者规范”（11FYY018）;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译者生态调查研究”（2012RKB01328）

〔作者简介〕罗列，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成都 611130。

一、引言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一般以林纾、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为起点。在此之后，林译小说的风行引领了一个时代翻译文学的潮流。清末失败，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改良来实现强国的理想破灭，“知识分子被逐出庙堂后痛切地感受到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于是梁启超等人发起了‘小说界革命’运动”^〔1〕，文学成为启蒙的手段。清末大力倡导文学翻译的男性译者，多为失去通往庙堂权利中心的知识分子，他们试图通过革新传统书写来建立一个新的文化权利中心，找到知识分子新的安身立命场所，在庙堂之外实现救亡和启蒙的政治理想，文学翻译成为其中重要的手段。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殖民程度的加深、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学校教育的进一步普及，读者消费群体的产生带来对翻译文学的需求，翻译作品作为商品进入文化消费市场。

二、近代启蒙话语中首个女性译者群体的出现

中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但由于中国主流文化对域外文化和语言长期以来的俯视态度，缺乏主动沟通意识，造成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习外语的意愿”^〔2〕，没有形成培养本土翻译人员的传统。女性书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制于强大的传统性别话语，女性被规约在私人领域中，无法参与正规的学校教育，只能在家中接受区别于男子的有限教育，德本才末的评价体系极大束缚了女性的自我发展，其书写行为也受到“内言不出于阃”的制约，在写作体裁、主题和表现风格上都比较单一，其作品甚少可以进入公众的阅读视野。在近代之前的中国，鲜见文献记载过女性对翻译活动的参与，也未见有女性译者的译作流传于世。

近代中国不断遭受各列强的入侵，在探求强国之路的政治诉求中，“1911年之前的教育话语将中国衰弱的责任推给了女性”^〔3〕，塑造具备新知识、体魄强健的“新女性”成为符合历史潮流的性别话语被提倡。1898年国人开始创办自己的新式女学堂，使少数女子开始有机会接受较为系统的学校教育。而女学堂“中西并重”的办学方针让女学生可以了解西学，学习外语。1907年清廷颁布女子学堂章程，对女子小学堂和中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教员管理等作出相关规定，正式将女子学校教育纳入官方学制系统。虽然近代中国各类女学堂均无培养女性译者的意图，但却随着女学的发展，女性对西学的了解以及外语能力的获得，从中逐渐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本土女性译者群体。

①《小说林》第1期上刊登的《募集小说》明确规定了著译小说的稿酬，而在第4期刊《募集文艺杂著》的启事中，声明对诗文稿件“以图书代价券酌量分赠”。《新小说》第8期刊《搜集诗词杂记奇闻笑谈》启事，连图书代价券也没有了。

自1898年女性译者正式发表翻译文学作品――即裘毓芳（1871-1902）在《无锡白话报》上连载伊索寓言的白话译本《海国妙喻》――至1919年（含）间，有译作署名发表、且确定为女性身份的本土译者共计33位。她们均接受过传统学术教育，后又接受西学的影响，大部分女性译者都曾就读于新式女学堂，其中不少人还有留学海外的经历。根据女性译者通晓外语的状况，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为传统才女型，她们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并不通外文，但对西学抱有浓厚兴趣，往往通过家庭中开明的男性成员来了解西学，翻译时采用和男性口译者口译笔述的合作方式，以薛绍徽（1866-1911）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而随着女学堂中外语课程的开设，女学生获得学习外语的机会，口译笔述的模式迅速被通晓外文的女性独立翻译模式所取代;一类为“新女性”，她们幼时因家学渊源而熟读国学经典，之后在近代女学的发展中走进了新式学堂，其中不少人还走出国门，留学海外。她们具备良好的外文基础，独立从事翻译。1898年至1919年间，女性译者发表、出版译作共计105种，其中文学译作93种，非文学译作12种。

文学翻译中女性译者对各类新文学形式均有参与，其中译得最多的是新小说，主要包括科学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宗教小说和儿童文学;其次为翻译戏剧，共计12种，译诗1种。从文学翻译活动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最早发表的是科学小说，之后依次为言情、侦探、政治、宗教小说，儿童文学最晚出现。各类翻译小说出版发表的时间段为：科学小说集中在1900年至1913年;言情小说从1903年开始发表，并一直持续有译作发表; 侦探小说的翻译集中在1903年至1915年;政治小说的翻译集中在1906年至1909年;宗教小说和儿童文学的翻译从1913年开始。戏剧和诗歌的翻译从1915年开始。非文学翻译涉猎医护、教育、家政、科学、历史等领域。女性译者突破“内言”的限制，译作在体裁、主题和风格上打破了传统女性书写的局限，署名的翻译作品得以公开发表，翻译成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重要渠道之一。

三、中国近代出版业与文学消费兴起中的女性译者

随着近代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出版业、报纸副刊与文学期刊发展迅速，商品和消费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学市场的形成和繁荣。20世纪伊始创办的几大小说期刊均推重翻译文学作品的刊行，如《新小说》创刊时宣布“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4〕，《绣像小说》称“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5〕，《新新小说》拟定“本报每期所刊，译著参半”^〔6〕，《月月小说》称“本志小说之大体有二：一曰译，二曰撰。他山之玉，可以攻错，则译之不可缓者也”^〔7〕，现代报刊传媒的迅猛发展虽有启蒙大众的意图，但更是作为民族资本发展的实体，离不开市场的需求。当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后，“不胫走万本”，风行一时，再版多达二十余次，得到读者市场的追捧，让出版机构看到翻译文学潜在的巨大市场和利益前景。当图书报刊市场日益壮大，稿费制度开始推行。1902年《新小说》在创刊之际阐发了办刊宗旨：“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巨。本社为提倡新学，开发国民起见，除社员自著自译外，兹特广征海内名流杰作绍介于世”，并对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的稿酬做了相关规定，而对其它文类则“恕不能遍奉酬金，惟若录入本报某号，则将该号之报奉赠一册，聊答雅意”。^〔8〕虽然《新小说》出于对小说启蒙大众、开化社会风气功能的推崇，而制定了稿酬制度，但刊行小说受到大众读者喜爱而赢得市场的功效，却引来其它报刊的效仿，纷纷在征稿启事中说明小说的稿酬。但“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9〕的现象颇具代表性，可见稿酬制度的推行，在体裁上主要限于可以为出版商带来丰厚收益的小说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翻译小说所具有的庞大读者市场。“对翻译小说的巨大需求令一个数量巨大、具有双语能力、能独立翻译的中国译者群迅速出现。小说译者并非仅仅为参与民族自强的事业，他们的翻译也以经济上的收益为目的。”^〔10〕巨大翻译文学市场的出现，以及近费制度的推行，让从政治权利中心失落的知识分子，和科举制度废除后被放逐到民间的文人，不仅重新找到话语权力的场域，同时也得到一种新的谋生手段。

女性译者能够走向公共空间的书写，除了兴女学、塑造新女性的女权启蒙思潮外，也得益于近代出版业和翻译文学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女性译者所提供的职业空间。她们中不少人担任过报刊的主编、编辑、主笔或记者，在办报和写作的同时参与翻译活动。康同薇（1879-1974）在维新派1897年2月22日创办的《知新报》中担任日文翻译并参与撰稿，在该报第32册的“本馆告白”中道：“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11〕，至第43册申明“本馆去年所聘之日文翻译山本正义、英文翻译陈君焯如皆已因故自行辞去。嗣后所译日文拟请南海康文n女史任之，其英文翻译则添聘香山容君廉臣与旧聘之新会周君灵生总其事。”^〔12〕康同薇不但为该报的撰稿人，后来还成为专职日文翻译，这是笔者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对女性译者的正式聘任文献，中国第一位女性专职翻译人员由此诞生。

中国最早有翻译文学作品刊行问世的女性译者裘毓芳，其叔父裘廷梁（1857-1943）在创办《无锡白话报》时道：“令再从侄女梅侣，以白话演格致启蒙……观者称善”^〔13〕，裘毓芳的白话翻译颇受读者好评，于是安排裘毓芳负责该报的编务，开创了中国女性办报的先河。该报内容分为三类，其中“二演今，取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译已刻者，取泰西小说之有隽理者”^〔14〕，翻译占据其一。裘毓芳的《海国妙喻》最早便发表在该报上。之后各种报刊林立，女性报刊也纷纷出现，女性作为报人、主编、编辑、记者、撰稿人、译者或者多重身份兼具一身，进入社会公共空间。

进入20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城市的扩张中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成为翻译文学作品潜在的消费者。在翻译小说被启蒙知识分子视作教诲和启蒙工具的主流意识之下，20世纪初叶的广大中国读者并没有成为对“严肃”西方文学充满渴望的消费者，小说要吸引大众读者，流行是第一目标，在新城市经济的驱动下，比如上海，出版业繁荣发展，产生了对小说娱乐价值的明确需求。^〔15〕虽然各类新小说形式中，政治小说得到梁启超的极力推崇，但“由于政治小说的内容跟国家的政治紧密挂钩，政治小说要发挥作用，所表现的政治问题便要非常具体，可是，外国的政治跟中国不可能完全一样，透过翻译来探讨本国的政治问题，效果不会理想”^〔16〕，清末民初比较流行的是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在数量上，这两种翻译小说类型的出版位居前列，而茶花女马克和大侦探福尔摩斯更是20世纪初叶最为时人传颂的小说人物，成为域外小说的代表。^〔17〕女性译者的翻译选材也与这一趋势相吻合：

1900-1919年中国本土女性译者

主要翻译小说类型数量及时间分布

女性译者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言情小说，其次为侦探小说，而政治小说翻译的数量最少、时间也最短。言情与侦探是当时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小说类型，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兴起的文学消费市场，为女性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空间。

成立于1904年的小说林社见证了小说消费市场、尤其是翻译小说市场的极大繁荣，“‘小说林’之于新小说，既已译著并刊，二十余月，成书者四五十册，购者纷至，重印至四五版”^〔18〕，巨大读者市场带来的经济利益成为出版赞助机构积极推行翻译小说的动力。读者市场对翻译小说的极大需求让各赞助机构开始向女性译者约稿，如陈鸿璧（1884-1966）曾提及“小说林社。发行社报。屡以笔墨见询。余性疏放。不喜拘拘于绳墨。即举簏以畀之。而谢吾责。”^〔19〕赞助机构屡屡向女性译者求稿，一方面当然出于对其译作品质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显现出翻译文学作品的市场需求旺盛。稿酬制度的推行让翻译成为女性译者的经济来源之一，如薛绍徽与陈寿彭家境不宽裕，陈寿彭前往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都十分困难。薛绍徽“劝孝廉再与乡试。寿彭译书，恭人卖画，并与孝廉合译《格致正轨》十卷、《八十日环游记》四卷，得赀斧成行”。^〔20〕通过翻译，薛绍徽帮助丈夫筹措到经费，前去参加科考。清末民初小说家兼翻译家张其在13岁发表第一篇作品时写道：“余为一最穷苦之小学生也。弱而失怙。赖母抚育。教以读书。近年复兼习西学。膳学之资。悉赖寡母著书供给。”^〔21〕其母为黄翠凝女士（1875-？），创作并翻译小说多部，翻译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翻译文学消费的增长需要更多译者进入翻译市场，译作品质良好的译者会在读者群得声名，凸显译者身份成为出版机构吸引读者、刺激购买力的砝码，这为女性译者署名的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流通提供了契机。从事翻译成为女性译者进入公共空间进行书写的合法途径，稿酬制度让女性译者可以凭借翻译书写谋求一定的经济自立能力，也让女性译者的身份成为公开信息，进入公共文化场域之中。

四、中西历史上的女性译者比较

在父权文化机制中，虽然由于所属阶层、生活地域、以及经济状况的不同，女性的生活形态千差万别，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历史上，女性均作为依附的第二性存在，绝大多数女性长期以来不能获得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她们的书写活动一直都受到诸多规范的压抑和约束。进入翻译场域对女性而言，是进入知识领域的重要方式。近代中国出现的本土女性译者，与西方历史上的女性译者在历史际遇上既有差异，又有共性。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贫穷的妇女不可能受到任何正规教育，但“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被初步介绍给中产阶级和上层妇女，其中，她们要学习承担家庭职能和遵从一种强调针线活和纺线、缄默和顺从的规范”，读书仅限于“宗教书籍和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健康著作”，接受这样的教育目的是“指导年轻女子培养最适合父权制婚姻的性格特点”，“训练她们掌握在家庭经济中最有益的技能”。^〔22〕女性学习的范围和目的受到严格控制，对女性的教育旨在为父权机制的顺利运行服务，培养符合男权文化价值观的女性美德，与女性自我心智和人格的完善提高无关。女性被屏蔽在知识领域之外，被视为缺乏创造力的群体。女性写作更是受到世俗伦理规范的严格限制，虽有少数女性通过一些渠道获得了知识，成为书写者，她们的作品也往往得不到主流文字世界的认同，如有作品发表，常常以匿名或者伪装成男性作者的方式。“提笔从事著述，就会被宣布不像女人;如果她们写得很好，更会被贴上亚马孙人的标签，被看做可怕和变态的动物”。^〔23〕书写一直以来被视为男性的特权，女性从事写作被视作是女性逾越性别等级秩序的表现。

中世纪的欧洲，翻译是女性可以进入文字世界的合法途径。长期以来女性都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于是女性利用翻译作为被许可的公共表达形式。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字世界对于女性来说是禁地，翻译成为女性为数甚少的表达途径之一。当时女性被禁止从事其它任何形式的公开写作活动，却被鼓励翻译宗教文本。到19至20世纪，对于女性而言，其翻译继续作为作家的学徒而存在，如乔治・艾略特在获得小说家声名之前，只作为“斯特劳斯的女译者”而为人所知。此外，翻译还是西方女性参与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废奴运动。西方女性参与翻译旨在为进步的政治议程和文学传统创新建立沟通网络。西方女性大量翻译19、20世纪法国、俄国和德国现代主义的伟大作品，部分原因是出于女性把翻译作为表达她们政治观点的方式，她们认为文学交流活动对于任何国家的民主生活都极为重要。^〔24〕在西方历史上，写作的特权一直把持在男性手中，女性的书写活动受到极大限制，而翻译为西方女性提供了进入文字世界的合法路径，她们在翻译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文化及政治活动中。

中国传统的女性写作也一直因受到“内言不出于阃”和“妇道无文”的规范限制，而被排斥在正统之外。女性的作品仅能在家族中传阅，甚少在大众读者中流传，导致女性作品大量失散，让诸多才女消隐在历史的书写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窄小以及写作关乎女德的训诫，让传统女性书写在主题、体裁和风格上都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但与西方历史不同，由于中国汉文化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对域外文明持俯视的态度，造成对外语学习的淡漠，翻译多由外族人承担，本土男性知识分子甚少参与翻译。对于受制于“阃阁”的女性而言，就更少有机会从事翻译活动。晚清以降，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转变，克罗地亚女性学者克内则威克（Djurdija Knezevic）指出，“在历史上，无论什么时候，当深刻的社会变化发生时，当整个社会似乎受到威胁时，女人就会被‘邀请’去积极参加公共生活，这几乎是一条规律”^〔25〕，当救亡启蒙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启蒙和解放中国女性被赋予了救国强种的历史重任，中国女性作为群体开始成为公共领域关注的焦点，女性译者及其书写在历史的瞬间从私人领域跨入社会公共领域。中国的女性译者在进入翻译活动之初就享有作品的署名权，署上她们名字的译作通过正式出版进入文化市场，正式出版物上在译者名之后往往特别注明“女士”或者“女史”的字样，让译者的性别身份毫不避讳地在公共领域彰显。随着她们译作的发行和传播，女性译者的身份为知识界和大众读者所认识并接受，甚至出现男性译者采用女性笔名来发表译作，以吸引读者的现象。而西方女性虽然被允许进入翻译领域，从事宗教文献的翻译，但“她们的作品在发表时通常是匿名的;如果得知是女性作品，就只能以手稿的形式在家族中传阅”^〔26〕，这与近代中国出现的女性译者群的状况有很大差别。

但与西方历史上的女性译者相同之处在于，虽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译者群体是20世纪初叶活跃的翻译力量，但仅有极少数女性译者的翻译活动在翻译史的书写中有寥寥记录，多数译者的作品和翻译贡献鲜有提及，长期以来处于文学史和翻译史研究的边缘，只在历史书写中留下模糊的记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致力于探寻女性写作的传统，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更是呼吁并反抗把翻译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将二者视作“次等性”的观念，抵制对翻译和女性的歧视，力图发掘为男权文化遮蔽的女性翻译史和女性创作史。中国20世纪初叶出现的第一批女性译者们对译介外国文学和西方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她们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不可或缺的部分，理应在中国翻译文化史的书写中还原她们的在场。

五、女性译者身份凸显的意义

在欧洲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对女性参与书写有严格限制，女性只被鼓励从事翻译，这与西方传统对翻译和女性的认识相关：翻译长期以来被视作缺乏创造性的从属活动，而译者只是原作者忠诚的“奴仆”和“侍女”，身份低微，这同父权文化对女性屈从地位的规约相仿;翻译标准将忠实与优雅作为评价译作优劣的标准，而以男性为中心的伦理观也单方面地要求女性的忠贞，将恭顺、缄默、奉献视作女性美德。允许女性从事翻译实际上意味着“将女性限制在次等写作角色内”^〔27〕，让女性不能成为有独立见解的创作者。但允许女性进行翻译，却成为西方女性进入文字世界、追求知识、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声音的合法途径。

与西方女性参与翻译活动的历史因缘不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女性能够进入翻译领域有着别样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与翻译在近代中国被赋予启蒙色彩相关，也与启蒙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塑造“新女性”来实现强国强种的国族话语相关。自晚清由清廷发起赞助的翻译活动开始，至20世纪初叶这一历史时期，翻译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以抵御外辱的强国梦。翻译成为输入西方现代文明，革新目标语文化的重要手段，故而译者不再是传统文化中被知识分子拒斥在边缘的低微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译者是放眼看世界，能够从他者视角来审视并尝试重塑自我的文化先行者。对于等待启蒙的大众而言，译者扮演着先觉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当时的重要作家几乎都参与或者关注过翻译活动，译者是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转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启蒙民众、启蒙女性成为时代的共识，中国女性开始逐步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学堂接受学校教育。女学的目标主张用新知识重塑中国女性，改变她们“无学”和社会“食利者”的状态。在启蒙图强思潮的推动中，被塑造的“新女性”僭越了传统性别制度的隔离，走进公共知识领域。女学目标并无培养女性译者的明确意图，但新式女学堂中新知识的系统传授和外语课程的开展，客观上为女性成为译者提供了机遇。而女性对了解和输入外国文化的主观需求，推动她们介入翻译活动，翻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她们自觉的文化选择。女性译者不是以单一的个体在某一历史图景中独自绽放，而是在近代启蒙和女学的发展中，以群体的姿态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发生而走向历史的前台。在参与多种体裁、风格的翻译书写的同时，女性译者还多有其它颇有影响力的著述，她们发表对时事的关注和评论，尝试新文学形式的创作，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女性首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公共领域，以独立写作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启蒙话语和现代性的建构之中。署上女性译者姓名的翻译作品，在近代出版业和文学消费市场迅猛发展的推动下，经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程序，通过报刊杂志进入到公众视野。中国近代以来女性译者群体的出现以及翻译活动的发生，与当时的启蒙话语和女性解放语境息息相关。女性参与翻译书写，颠覆了传统性别制度对女性的隔离和压制，消解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权威对女性书写的边缘化和种种贬抑，全方位拓展了女性书写的内容、体裁和风格，启发了现代女性书写范式的生成，成为时代主流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首个本土女性译者群体性别身份在公共领域的彰显具有多重重大意义：其一，女性译者是中国近代社会与西方现代文明激烈遭遇下，中国文化开始转型的产物，是近代女权启蒙运动的成果。女性译者多博古通今，接受过西学和新思想的启迪，她们作为独立的主体，挣脱了传统规约的附属和次等身份，以自身的成就得到公共领域的认可，成为新女性的突出代表;其二，女性译者的翻译话语，打破了男性对启蒙修辞的主导和垄断，在话语的间隙中插入了女性主体的生命体验和表达。20世纪初叶的女性译者并非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女权思想，有些还因自幼接受传统儒家伦理的教化，在一定程度上内化并认同了女性的从属角色。但作为男权文化机制中被言说和被规约的“她者”，女性的性别身份赋予了她们不同于男性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感受。在她们的翻译中，女性译者或保留原文所包含的新价值元素，或暗中削弱原文中的男权思想，增添女性的体验和认知方式。她们在翻译文本中嵌入女性的声音正是译者主体性的显现;其三，女性译者积极参与各类新文学形式的翻译，帮助催化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演进，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后，20世纪初叶的中国，翻译被视作输入现代文化和思想的重要手段，担负着启蒙大众与推动目标语文化革新的重任，女性译者群体的出现，标志着女性不是被动的被启蒙者和被言说者，她们以独立主体的身份，走出传统的私领域，探索和重建自我的现代文化身份，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主动的姿态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支活跃力量。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40.

〔2〕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J〕.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63）：100.

〔3〕Bailey， Paul J. “Modernising Conservat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Womens Edu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4，Vol.3，No.2.p.237.

〔4〕〔5〕〔6〕〔7〕〔18〕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9，69，141，195，157.

〔8〕刘永文编.晚清小说目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00.

〔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349.

〔10〕〔15〕Hung，Eva. Translation and English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World Englishes，2002，Vol.21，No.2.p.327.

〔11〕本馆告白〔J〕.知新报，第32册（1897年9月26日）：26.

〔12〕本馆告白〔J〕.知新报，第43册（1898年2月11日）：24.

〔13〕〔14〕裘廷梁.无锡官话报序〔J〕.时务报，第61册（1898年5月20日）：4.

〔16〕王宏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A〕.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7.

〔17〕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5.

〔19〕陈鸿璧.印雪m簏屑・识〔J〕.小说林，1907，（2）：1.

〔20〕张其.两头蛇・自记〔J〕.月月小说，1908，（22）：1.

〔21〕闽侯林德育.福建女著作家薛绍徽传〔A〕.鲁云奇辑.古今名人家庭小史〔C〕.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1918.19.

〔22〕〔23〕金，马格丽特.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M〕.刘耀春，杨美艳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213，313.

〔24〕〔26〕〔27〕Simon，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6. pp.2-3，p.47，p.39.

〔25〕克内则威克.情感的民族主义〔A〕.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45.

启蒙文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汤显祖；商贾；文学启蒙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2-0123-06

收稿日期：2011-11-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基金（10BZW068）

作者简介：陈书录，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

汤显祖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尤其是以《牡丹亭》等享誉海内外的戏曲家。他与李贽、徐渭等人一道作为先驱者，为晚明公安派、竞陵派文学启蒙思想的发展有开拓之功。这种开拓之功的建立，其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的是明代后期国内外商贾对汤显祖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从一个特定的方面促进了他的文学启蒙思想的发展。

一、亦儒亦侠的商贾艺术形象

处在明代后期的汤显祖，其诗、文、赋与戏曲中时有“商贾”出现，诗歌中如“旗亭立千尉，甍雕罗万商”；散文中如“去儒而商”和“休（宁）有商贾而少士，长其地者，亦如其地之气而后可”；辞赋中如“快老客之还故乡，剧廉贾之去市阗”和“市无扰以无虞，贾亦廉而亦信”；戏曲如《牡丹亭》第21出《谒遇》中“大海宝藏多，船舫遇风波。商人持重宝，险路怕经过”和第31出《缮备》中“文舞官寮立边疆，立边将疆。休坏了这农桑，士工商”；《邯郸记》第4出《入梦》中写道：“也有远方客商，来此打火。”；《南柯记》第24出《风谣》中道出了当时商人的社会理想：“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关津任你过，昼夜总无他”等，尤其是用多种文体塑造了一些亦儒亦侠的商贾艺术形象。

《有明处士潘仲公暨配吴孺人合葬志铭》中的男主人公为潘君南，是一位徽商，也是著名文人潘之恒的父亲。生于徽商重镇歙县的潘君南，“少伟敏，涉略书传。大父（潘之恒的祖父，潘君南的父亲）方困于诸生间，不欲更以苦仲子（指潘君南），令受贾于吴。大父归，而弃贾以养。所居多奇阔之行。”其“奇阔之行”之一是推荐卢镗、罗文龙给浙闽总督胡宗宪抗击倭寇：“嘉靖季，倭炽吴越间。胡公宗宪督诸路兵治倭，开府于越徼。时权重，能暴贵富人，而汀州公（潘君南的父亲）里戚也。南仲（潘君南字南仲）方贾吴，几中倭，脱身以免。伏崖壁观倭跳梁状，曰：‘此易与耳。’时真州守帅卢镗故习兵，未知名。而里人子罗文龙有机知，亦流落无所用。仲公（里人尊称潘君南为仲公）独奇此两人，为言于汀州公，致与督府，果以某策破走倭。”尔后，潘君南坚决不受奖赏，诚如铭文中所赞：“推进利国，耻食其报。儒者之恭，侠者之傲。”这是将儒商精神与抗倭利国的思想相结合。《处士野亭罗公墓志铭》则是写杭州商人罗应良将孝悌节义与智勇双全相结合，他“生而英傥，绝不类常儿”，年少时“为之估游，所至常获倍息”，“生平不喜读书，然好以书义折人”，孝敬长辈，关照兄弟，“慷慨有大略，既起家节俭，所举丈夫子六人，宜儒儒服，宜贾贾服”。其中写他背负母亲、妻子、嫂子及丈母等避乱深山，误入虎穴，智斗巧避，吃尽千辛万苦。明人沈际飞在《玉茗堂选集》中评说“详而细而逸，脱胎于子长”，深受司马迁《史记》叙事艺术的影响，其中许多细节描写“刻划必尽丝发”，有“精满神独”之妙。

《平昌送何东白归江山（有序）》是散文（序）与诗歌合一，写亦医亦商、亦儒亦侠的何晓。诗序中写道：“何翁晓，江山人。壮拳勇任侠，常手杀劫贼数人。以他故为县官所侮，愤恨去。道遇奇客，口授禁方。晓不甚识字，重听，而视脉傅药着辄效。乃更为县上客，褒衣危冠，待药平昌。……亭中有系人，常与钱晓贷其药。……晓初无子，故不治生产，岁焚药券者过半。……晓后一过予家，老矣，犹从使琉球，治其王子妇女，应手效，国人神之。得其海药以归，市之吴，吴中士大夫多授其方焉。”诗与序相辅相成：“买药常以施，问病每如啧”；“典衣时为人，解纷翻借客”。何晓在遂昌行医的五年，正是汤显祖为遂昌知县的五年，汤显祖知县行善政，何晓儒医举善行，相得益彰，心心相印，因而沈际飞评说：“何翁佛手，若士（汤显祖号若士）婆心，数行见之。”由此使我们想到中唐柳宗元在散文《宋清传》中塑造的义利并列、为贾贵诚的药商形象——宋清，他是唐代京城长安西部药市的商人，他卖药货真价实，讲求信誉，急热困危，不计报酬，所以“求者益众，其应益广”，最终也“得大利”。柳宗元、汤显祖所塑造的药商同中有异，其中最显著的差异是汤显祖笔下的何晓曾“从使琉球”，“得其海药以归”，有海外行医和贩卖“海药”的经历。这与明代后期海禁缓解、扩大海外贸易的大背景有关，颇有时代的新气息。

二、在睁眼看贾胡中转换视角

正是在明代后期海禁缓解、扩大海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汤显祖的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贾胡”的新形象。他在《香岙（今澳门）逢贾胡》诗中写道：“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香岙，也就是澳门。这首诗中的“贾胡”指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这首七绝展示了明代万历年间香岙一带对外贸易的壮阔场景，汤显祖睁眼看贾胡，可见他通过香岙一带对外贸易的窗口，以欣喜的目光看世界贸易，这也带来了他某些价值观念的变化：“万里于阗片玉输，到来连日价倾都。安知几岁金台下，卞子无缘似贾胡。”卞子，指春秋时楚人卞和。据《韩非子·和氏》中说：“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日‘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日‘和氏之璧’。”汤显祖在《牡丹亭》第四十一出《耽试》中也写到卞和：“[神仗儿]……（生）大哥，你怎个不禀？（哭介）天呵，苗老先生赍发，俺来献宝。止不住卞和羞，对重瞳双泪流。”柳梦梅因追求与杜丽娘的爱情而耽误了赴京赶考的日期，如同卞和献玉而没有得到君王的赏识（卞和两次被刖足）而痛哭流涕，这是借卞氏之玉以比喻人才的价值是否得到君主的承认。而《逢卖玉者》诗是将贾胡珍宝与卞氏玉作比较。自卞和献宝惨遭刖足的故事流传以来，人们往往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玉石（包括卞和玉）是否“连日价倾都”，关键在于君王的是否承认；而在明代后期汤显祖的《逢卖玉者》中包含着又一层意义：玉石（包括卞和玉）是否“连日价倾都”，关键在于市场是否承认，包括在对外贸易中是否有经济价值。“卞子无缘似贾胡”的诗句中深含着汤显祖对怀抱价值连城的玉石献给楚王却被刖足的卞和的痛惜之情，也反映了汤显祖眼光的转换——从传统中君王评判的眼光转而为市场评价的眼光，其中包括世界贸易评判的眼光。

汤显祖在睁眼看商贾中转换眼光，还有一个例子——《看贾胡别》：“金钗击鼓醉豪呼，桂树高楼啼夜乌。不信中秋月轮满，年年海上看明珠。”金钗，唐代诗人刘采春的《啰唝曲》中有云“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看贾胡别》中的“金钗”指商人妇，“醉豪呼”是指贾胡醉饮狂豪，首句写离别时的贾胡与商人妇击鼓传令、醉饮狂欢的场景。这与多写商人妇离别之愁的传统诗歌大不相同。例如盛唐时的李白在《江夏行》中以商人妇的一往情深反衬商人的无情无义，以替商人妇代言的形式抒写“长离别”之怨悔：“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四方，作笛音书能断绝。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正见当炉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对镜便流泪，逢人只欲啼。不见轻薄儿，旦暮长相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如今正好同欢乐，君去容华谁得知。”李白的《自代内赠》诗运用一系列的比喻将这类主题与商人妇悲苦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估客发大楼，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锦衾，阳台梦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势去三秦。犹有旧歌管，凄清闻四邻。曲度入紫云，啼无眼中人。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窥镜不自识，别多憔悴深。安得秦吉鸟，为人道寸心。”从盛唐李白诗中写商人妇“长离别”之怨愁，到明后期汤显祖的《看贾胡别》中前两句写贾胡与商人妇在天将明未明之时击鼓传令、醉饮狂欢的场景，尤其是后两句以“不信”开头写贾胡与商人妇坚决相信不会在年年中秋月圆之时饱受离愁别恨。这在商贾离别的题材上转变眼光，从离愁别恨转为醉饮狂欢，体现了商贾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汤显祖以乐观的眼光看贾胡、看世界的生动例证，也是他在商贾诗歌创作上的一个转换与创新。

应该指出，汤显祖一方面在睁眼看贾胡中转换眼光，另一方面又坚决揭露外商以欺诈而损我中华的危害性。如《茶马》诗写西北边境与蒙古俺答的茶马贸易：“秦晋有茶马，楚蜀多茶旗。金城兆河间，行引正参差。”但是，这其中有不平等的边境贸易：“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羌马有权奇，胡马皆骀驽。胡强掠我羌，不与兵驱除。羌马亦不来，胡马当何如！”其意正如汤显祖在《万侍御赴判剑州，过金陵有赠》诗中所说“倍有金缯去，毫无善马来”，也就是说在边境茶马贸易中贾胡往往以欺诈而损害大明王朝，当然其中也有“军吏相为渔”即从中渔利的“内鬼”。因而明人沈际飞在《玉茗堂选集》中评论此诗说：“切中时弊，非徒句矫。”汤显祖将抨击“内鬼”渔利与贾胡欺诈的精神渗透到描写边境贸易的诗歌之中，这既是对明朝特定的外贸风气的反映，也是对以往抨击奸商的文学作品的一个转换与创新。

三、融合商贾之气的士人心态

明代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上卷中记述这样一则轶闻：“凤洲公（王世贞，号凤洲，明苏州府太仓县人）同詹东图（詹景凤，字东图，明徽州府休宁县人）在瓦官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风洲公笑而不语。”以上对话引出了一个话题：明代士人对商贾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汤显祖在给即将就任徽州休宁县令的祝世禄（字无功）的一封信中写道：“休（宁）有商贾而少士，长其地者，亦如其地之气而后可……夫性能融世而接之，此礼乐文章之根也。”将包括是否能融合商贾之风在内的地域之气，视为“礼乐文章之根”，这是对以往重农抑商、贵士贱商观念的一个反拨，从而展示了明代后期顺应时代之风的文人心态的新变化。

若论汤显祖所面对的融合着商贾之风的地域之气，首先应该提到他约在万历六年（1578）所写的《金堤赋》。千金堤在汤显祖的家乡抚州，“抚州府：人稠多商，行旅达四裔。”汤显祖的《金堤赋》接抚州的地域之气，其中写道：“奲食鬻之齐人兮，辏殊方之末民。冠衣庞制兮，言语咿哈而不偷。乘余居近市兮，时间用其引缗。居贾辏积兮，难卒单陈。白日出暴兮璀璨彬磷，巧蕲完兮众则须珍。瘼恶聱嗥兮争牙不均，侩驵客兮迎远津。攀来下兮辄疾鲜，阑河碲兮缏衡权。分别贾区兮更贩流转，周张脱算兮驵魁攫便，来往飞粱兮踵不得还，大贾遨翔兮连倡嬛，文丝毂缟兮莹波烟。”四面商贾汇集，八方货物辐辏；宝玉璀璨，丝缟满目，分别贾区，更贩流转，一片商业繁荣的景象。若论汤显祖所面对的融合着商贾之风的地域之气，其次应该提到他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写的《豫章揽秀楼赋（有序）》。序中写道：“渔唱田歌，夹重湖之表理；军漕估舶，沸濒江之上下。”赋中写道：“至乃郛廛表里，百物流初。辏估客之风期，浃章门于广润。精奇乎万里，舶鱼鳞于重镇。概展成而授序，纷骈击而沸震。货和台兮累槅，宝若星兮流晕。炯琲珏以弥出，孰槻銙而见吝。步旗亭以稽诣，夥阑干而售俊。敞物力之膏华，识山渊之美蕴。固顽艳之共往，取资生而适韵。然犹贵不粥于周度，贱难得于老训。禀方岳之理静，忘关赋之征峻。市无扰以无虞，贾亦廉而亦信。”其中可见汤显祖有关商品社会的理想是“市无扰以无虞，贾亦廉而亦信”。读这篇赋，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初唐王勃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开头的《滕王阁序》，明人沈际飞在《玉茗堂选集》中评说：“事详致尽，《滕王阁序》流风。”又说：“目光如矩，墨沉如波。累累数万余言，物华天宝，有美必传，无胜不具。”显然，汤显祖的心态中融入了抚州、豫章以及上文提到的徽州、杭州、香岙等地的商贾之风，也包括边境及海外的贾胡之风，还有他结交有异端思想的李贽、达观禅师，会见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多方面促使明代后期的汤显祖形成思想解放的心态和文学启蒙思想，其中包括“至情”论：“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四、《牡丹亭记·谒遇》中柳梦梅观看贾胡珍宝而“开怀抱”

汤显祖不仅在诗歌、散文、词赋中写商贾，而且在《牡丹亭》等戏曲中也写商贾，并一反历来占统治思想的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等观念，将士农工商四民并列，他在《牡丹亭》第31出《缮备》中写道“休坏了这农桑，士工商”，如同重农一样重商。人们认为，《牡丹亭》的情节线索有两条：一条是主线——贯穿全剧的杜、柳之间的爱情；一条是副线——杜宝抗金。这两条线中都有商贾的因素发挥着某些作用。先说副线——杜宝抗金，其中第3l出《缮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出戏中，身在抗金前沿的扬州安抚使杜宝问道：“前面高起如霜似雪四五十堆，是何山也？”众随从回答：“都是各场所积之盐，众商人中纳。”杜宝问道：“商人何在？”剧中上的商人与他相见，杜宝叮嘱商人们：“商人么，则怕早晚要动支兵粮，儹紧上纳”，并说“平看取盐花灶场，尽支排中纳边商”。可见，杜宝备战中十分重视商贾的作用。再说主线——贯穿全剧的杜、柳之间的爱情。这条主线中的一个关节是《谒遇》。《牡丹亭》第21出《谒遇》写柳梦梅在香岙（奥门）观看贾胡珍宝而“开怀抱”：

[挂真儿]（生上）望长安西日下，偏吾生海角天涯。爱宝的喇麻，抽珠的佛法，滑琉璃两下难拿。

自笑柳梦梅，一贫无赖，弃家而游。幸遇钦差寺中祭宝，托词进见。倘言话中间，可以打动，得其赈援，亦未可知？（见外介）（生）烦大哥通报一声，广州府学生员柳梦梅，来求看宝。（报介）（净）朝廷禁物，那许人观！既系斯文，权请相见。（见介）（生）“南海开珠殿，（净）西方掩玉门。（生）剖怀俟知己，（净）照乘接贤人。”敢问秀才以何至此？（生）小生贫苦无聊，闻得老大人在此赛宝，愿求一观，以开怀抱。（净笑介）既逢南土之珍，何惜西昆之秘，请试一观。（净引生看宝介）（生）明珠美玉，小生见而知之。其间数种，未委何名，烦老大人一一指教。

[驻云飞]（净）这是星汉神砂；这是煮海金丹和铁树花。少什么猫眼精光射，母碌通明差。嗒，这是靺鞨柳金牙，这是温凉玉斝；这是吸月的蟾蜍，和阳燧、冰盘化。（生）我广南有明月珠、珊瑚树。（净）径寸明珠等让他，便是几尺珊瑚碎了他。（生）小生不游大方之门。何因睹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谒遇》是《牡丹亭》的一个关节，此前的20出特别是《惊梦》、《寻梦》、《诊崇》、《写真》、《闹殇》等是写自生而之死；此后的34出特别是《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等是写自死而之生。《谒遇》写柳梦梅在香岙（奥门）观看贾胡的珍宝，起码对柳梦梅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引发了他对朝廷重利与轻才的感慨，贾胡的“宝物蠢尔无知，三万里之外，尚然无足而至”，而他这个广州的秀才是个“真正献世宝”，“满胸奇异，到长安三千里之近，到无一人购取，有脚不能飞”；二是深感到“不游大方之门，何因睹此”，是贾胡的珍宝使他开眼界，“开怀抱”：“闻得老大人在此赛宝，愿求一观，以开怀抱。”作为明代后期的作品《牡丹亭》中的秀才柳梦梅，不仅渴望在科举中被朝廷赏识而高中金榜，而且也在欣赏贾胡珍宝中开眼界，“开怀抱”，看到科举中榜的名利价值之外还有贾胡的经济价值。汤显祖既是明代后期杰出的戏剧家，又是科举之文——八股文的高手。但他在21岁（穆宗隆庆四年，1570）中举后，接连四次赴京参加会试都落第而归（这其中有他不交接权臣张居中等因素），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34岁时才以第三甲211名的低名次中进士。因而，汤显祖深感到科举制度与宋明理学对自己的拘牵：“不佞生非吴越通，智意短陋，加之举业所耗，道学所牵，不得一意横绝流畅于文赋律吕之事。”将科举人仕与人生情趣（包括“一意横绝流畅于文赋律吕之事”）相对立。因而，中进士后的汤显祖虽然短期为南京礼部主事、遂昌知县等，但在49岁时便告长假回乡，后被朝廷免职，隐居家乡，直至逝世。在明代后期，不少旨在有所作为的人往往有两种选择：亦儒亦商，或“去儒而商”，或“去商而儒”；“宜儒儒服，宜贾贾服”，人各有志，人各有趣。而汤显祖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为文如此，为人亦然。《牡丹亭》在《谒遇》之后，一方面写柳梦梅历尽“奇险”赴京赶考而高中状元，另一方面又对高中状元的柳梦梅进行一定的嘲讽：“好笑，好笑，大宋国一场怪事。你道差不差？中了状元干鳌煞。你道奇不奇？中了状元罗唣唏。你道兴不兴？中了状元胡嘶径。你道山不山？中了状元一道烟。”尤其是写柳梦梅配合杜丽娘自死而之生，使他们的爱情由梦幻而变为现实。《牡丹亭》在《谒遇》之后，有《拾画》、《玩真》、《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等重头戏，其中有写柳梦梅在梅花观拾到杜丽娘的画像，与杜丽娘的幽魂成其好事，又大胆发掘坟墓，使杜丽娘重见天日，当杜丽娘死而复生后便毅然成婚。后来，受杜丽娘之托，到杜宝那里通告女儿回生之喜，反而以盗墓之罪被扣押，备受拷打，乃至一是耽误了进士考试的时间（后来是通过补考而中状元），二是耽误了接收朝廷放榜的时间。这两“误”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因为柳梦梅对杜丽娘一往情深：

启蒙文学范文第10篇

关键字：启蒙认知 英美文学 解读 思想观念

启蒙主义者认为要改造社会，打造美好的生活环境，就要通过理性的教育模式，让人们看到改变的希望。启蒙思想家们接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手中反封建、反教会的旗帜，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一部部英美启蒙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敏锐地诠释和鉴照着当时的社会现象，启迪着人们对未来的渴望。自此英美文学走进了启蒙认知的范畴。

一、启蒙思想下的文学认知

（一）启蒙思想简述。西方进行文艺复兴以后开展了启蒙思想运动，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启蒙思想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希望给处于黑暗之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带来光明，反对封建主义制度与宗教迷信，以打破旧传统的束缚，迎来新的思想与观念。

（二）启蒙思想文学的特征

1.新的文学形式与体裁及其不足

因为启蒙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文学革新运动，因此许多文学家也进行了新的文学形式的探索。像启蒙戏剧、哲理小说、游记讽刺小说等体裁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然而，启蒙思想的文学家们往往过于注重形式上面的东西，导致人物构造不够圆润，缺乏典型性。

2.文学作品中政治趋向与战斗意识强烈

在启蒙思想的文学作品中，文学就是用来进行思想宣传和战斗的一种手段，帮助启蒙志士们宣扬更多的理性思想，作品中的人物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作者都是利用这种形式进行民主精神的宣传，阐释自己对于启蒙思想的理解，试图按照启蒙精英们的构建预想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具备很强的政治趋向和战斗意识。

3.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地位低下

以往古典文学中主人公的地位超然，都是对贵族阶级的追捧，而启蒙思想的文学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抨击贵族的腐朽思想和作风，将普通的资产阶级和平民作为主人公进行歌颂，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更好地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心声。

二、启蒙认知的思想观念下解读英美文学

英美两国同属于西方国家，并且都经历了启蒙运动的冲击，在启蒙运动中，英美两国的文学创作，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下面就在启蒙认知的思想观念下去解读英美两国文学。

（一）启蒙认知的思想观念下解读英国文学

1.英国掀起启蒙思想运动的狂潮

启蒙思想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一次发展与延伸，主要的理念就是用理性的光辉来拯救世界的黑暗。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人的所有行为和思想都是源于理性的指导，理性一旦成为人的价值观尺度，人就不会再被任何迷信与不公思想感染。因此，他们在思想中，不断宣扬法律与秩序，还鼓励更多的人接受正统的教育。启蒙思想家们把自己的思想都融合到作品中去，人们阅读作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接受教育的过程。在英国，有许多启蒙思想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比如丹尼尔・笛福、塞缪尔・约翰逊等。

2.启蒙思想运动将美国带向新古典主义思潮

在新古典主义的思想中，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应该效仿古希腊罗马的优秀作品以及法国的一些经典作品，其中理想的思想应该是有秩序、有逻辑的，在准确的情感控制的基础上，将文学作品的价值定义主义。十八世纪后期，由于浪漫主义逐渐萌芽，新古典主义的文学形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然而，新古典主义的许多思想仍然给英国后期的文学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有秩序的写作格式、统一的写作结构、简单的语言形式等都成为后来英国文学创作的主流。

3.英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与兴盛

英国现代小说是十八世纪中期在英国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这种形式与传统的贵族文学完全相反，将刻画的主流停留在普通人身上。在这种文学类型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作者，比如塞缪尔・理查森、劳伦斯・斯泰思等。十八世纪后期，很多古典文学的传统思想也转向了独创性与联想性的文流，社会层面的描写转向了个人的情感阐述，著名代表有哥特式小说。这种小说大多介绍的都是中世纪阴森恐怖的教堂，经常叙述一些神秘的恐怖事件。这方面著名的代表作有安妮拉德克利夫人的著作《尤道夫之谜》、霍拉斯・沃尔浦尔的著作《奥特朗托堡》等。

4.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十八世纪末期，英国开始了浪漫主义的思潮，1798年，《抒情歌谣集》的出版是拉开浪漫主义序幕的标志性事件。在英国的文学史上，许多优秀的浪漫主义作品都是由于传统与新潮思想激烈碰撞而产生的。十八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是直接诱发文学思想革新的重要因素，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有拜伦、雪莱等，他们都有许多十分经典的作品，开发了新的诗歌写作技巧。因为中产阶级层次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普及性的教育，有了更多的机会读书，认识更深刻的思想，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十分兴盛，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杂志刊物。浪漫主义的戏剧同样是这一时期的重点文学形式，当时的许多戏剧都崇尚莎士比亚的创作风格与创作艺术，涌现出许多的优秀作品。然而相比诗歌和小说，戏剧的兴盛程度还是相对较低。

5.英国文学的维多利亚时期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文学经过多次改革之后必然形成的一种文学发展时期，这种文学以其宏大与多样性的特点而闻名。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十分优秀的文学家，著名的作家有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这些作家在创作的风格与角度的选取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其作品的内容几乎都是关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表现这个世界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暗面以及底层人民的苦苦挣扎。除了小说，维多利亚时期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许多散文都是与小说一起揭露社会黑暗的，在文学历史上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相对于小说和散文，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创立了新的艺术风格，标新立异，很有艺术魅力，许多这个时期的小说都倾向于对人的心理的分析。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可以说是对现实的一种揭露，而这样的文学中还体现出了许多活力，体现出真实，运用了一些独特的幽默形式和大胆的想象，这一时期的作品迎来了文学创作的新理念。

三、启蒙认知的思想观念下解读美国文学

美国的历史很短，从独立革命之后，才开始了文学的发展。当时美国的小说还只是刚刚起步，许多文学形式都受到了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文学形式的影响，并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特色。后来，美国开始发表小说，逐渐就涌现出来许多著名的小说家。然而，当时的诗歌发展十分落后，只是刚刚有了一些浪漫主义思想的萌芽。

十九世纪初，民族解放让美国的文学开始繁荣，不再局限于英国文学固有的文学思想，开始追求个性的解放与新的文学形式的探索。在这一时期，许多作家还是认为，文学是需要发挥自身的想象，带上充分的主观色彩，歌颂自然以及崇尚个人的思想，通过探讨根源的方式来进行情感的交流。这些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选取的素材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现实生活。赞美美国的山水风景，歌颂美国人民的生活，反映美国人民乐观积极的性格。浪漫主义的发展初期，代表作家主要是欧文、库柏以及布莱恩特。在十九世纪的文学发展中，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就是惠特曼，尤其是他所著的《草叶集》，开创了美国诗歌文学的新时代。还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狄金森，她的诗歌与惠特曼的诗歌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摆脱陈旧束缚与追求诗体革新方面还是一致的。因为狄金森在创作的时候，许多主题都集中在爱情、死亡、自然等方面，这些都是二十世纪诗坛关注的重点，因此其作品对后来的诗歌文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被称为是二十世纪美国诗歌的先驱人物。浪漫主义时期，美国小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霍桑和梅尔维尔。霍桑认为人就是神，他十分反对宗教对人的思想上的束缚，而又经常运用宗教中有关人的罪恶的话题去反应现实的问题，代表作有《红字》、《福谷传奇》等，梅尔维尔对社会有一种偏激的悲观思想，相信邪恶是普遍存在的。这两人给美国文学带来了许多戏剧色彩。十八世纪上半叶，由于蓄奴制的诞生，还给文学带来了新的话题，许多作家都对这一制度通过作品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有许多支持废除蓄奴制的呼声，代表人物有惠蒂埃、斯托夫人等。

四、总结

启蒙思想运动的开始，对英美两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英美两国的文学产生了一次巨大的改革风暴。在此次启蒙思想的运动中，英美两国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通过不同的作品，将自己所要表达的事情与大众的心声完美地表达出来，同时宣扬了平等、自由的思想。但是文学家们所宣扬的那种理性的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启蒙思想家并没有看出私有制的本质，还将之奉行为既定的准则。他们所追求的那种平等与自由的思想也只是局限于资产阶级的平等与自由，因此这样的思想仍然注定会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张生珍，王月军.美文学作品的欣赏方法探析[J].继续教育研究， 2007（03）.

[2]范谊，芮渝萍.英美文学教学的目标内涵与层次定位[J].外国文学研究， 2005（03）.

[3]陈勇.试论文学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借鉴作用[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