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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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人：广东迈达威科技有限公司（暨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是否收费：否。主要板块：音乐艺术、音乐要素、音乐欣赏、音乐与生活、音乐与其他艺术、音乐的社会功能等。适用对象：音乐教育工作者、中学生、音乐爱好者。适用范围：中学音乐备课文字资料、图片资料、音像资料的查询与下载。网站特色：该网站是暨南大学素质教育基地——广东迈达威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普通高中教科书《音乐》（全一册）开发与建设的。从横向分类来看，网站内容包括音乐艺术、音乐要素、音乐与生活、音乐与其他艺术、音乐的社会功能。从纵向结构来看，网站内容包括单元、州别、中国分类、外国流派、人物、作品。可以说该网站是一本全面的网上高中音乐教科书。该网站图文并茂、音像兼备，是高中音乐教师、学生及其他音乐教育工作者和音乐学习者可以利用的音乐资源网站。

四、音乐教育研究型网站

（一）中国奥尔夫音乐教育网

网络实名：中国奥尔夫音乐教育网，网址：http：//

版权所有人：中国音协奥尔夫专业委员会。是否收费：否。主要板块：关于奥尔夫、奥尔夫动态、会刊、招生讯息、李妲娜文集、刘沛文集、论文集萃、译文天地、教材教具、奥尔夫中国认证、奥尔夫之家等。适用对象：音乐教育工作者、音乐教育研究人员。适用范围：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相关研究资料查询和下载。网站特色：该网站是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奥尔夫专业委员会创办的奥尔夫音乐教育专门网站。该网站为音乐教师和音乐教育研究人员提供奥尔夫音乐教育的体系概念、最新动态、委员会会刊、教学案例、培训信息、专家文集、论文集萃、译文荟萃、教材教具等资料，还提供奥尔夫音乐教育中国认证和奥尔夫专业委员会会员注册等服务。该网站是一个由音乐教育专业机构创办、以奥尔夫音乐教育为主题、以学术资源和服务为内容、以音乐教育工作者为对象的音乐教育研究型网站。

（二）郭声健艺术教育网

网络实名：郭声健艺术教育网，网址：http：//www.sj—

版权所有人：郭声健。是否收费：否。主要板块：艺教动态、课题研究、论文写作、学位论文、论文集萃、教学点评、教案精选、艺术启蒙、新书推荐、投稿专线等。适用对象：音乐教育工作者、音乐教育研究人员。适用范围：音乐教育课题研究方法学习，音乐教育论文写作及音乐教育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的学习和参考，音乐教育论文浏览，音乐教案交流与研究，音乐启蒙教育研究资料浏览，音乐教育新书查询等。网站特色：该网站由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声健主办，是一个以音乐教育研究者为主要对象的音乐教育研究型网站。该网站的资源主要有：音乐教育课题申报与研制指导、音乐教育论文写作指导与范例、音乐教育学位论文写作指导、音乐教学个案点评与教案精选、音乐启蒙教育研究成果资料、音乐教育新书推荐等。该网站为音乐教育研究人员提供了从课题研究、论文写作到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系列相关资源，其音乐教育专家主办的背景也为其资源的科学性、客观性、专业性提供了保障。

参考文献：

[1]哈睿.论音乐专业网络教学资源建设[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5（2）

[2]倪军.网络环境下高等音乐院校文献资源的共建与共享[J].音乐探索，2006（1）

[3]袁莉萍.论音乐信息网络资源的设计与开发[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2（3）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马克思；博士论文；哲学；宗教批判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8－04

马克思在《导言》开篇就宣告：“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满着对宗教问题的阐释与批判，诚如洛维特所言：“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骤并没有简单地把已经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尘世世界的这种进步中同时也为批判‘天国’世界亦即宗教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2〕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就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甚至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

一、哲学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两位古希腊先哲的自然哲学学说。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明，研究两位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不是哲学兴趣，而是政治兴趣，“［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3〕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内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着墨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之不同；从博士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在论文的序言、附注和附录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阐扬哲学的卓越。就此而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展开的不啻是一场以哲学征服宗教、救赎自由的“政治活动”。

伊壁鸠鲁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4〕但世间哲学类别众多，选择为哪种哲学服务才能获得自由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是选择服务于伊壁鸠鲁哲学。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实在的解释与对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鸠鲁哲学提供了一条哲学救赎的道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意味着他对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本身感兴趣。”〔5〕此处，“救赎”一词实有“解放”的韵味。联系到伊壁鸠鲁是古代最伟大的宗教批判家与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曾对宗教提出过完整的解释和批判，几近毁灭性地打击了古代宗教，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救赎方式的哲学”获得了一种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视野，希冀通过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学的意志拯救行动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认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为消除恐惧，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快乐，而现代的宗教批判则是为了彻底消除宗教这一最大的欺骗形式，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马克思在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的对立意义上，充分彰显出哲学的救赎功能。

马克思宣告哲学与宗教的誓不两立，他承继伊壁鸠鲁反叛宗教、护卫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精神，高调地声明哲学“痛恨所有的神”，宁可像普罗米修斯一般做“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也不愿屈辱地苟活于阴郁幽暗的宗教“洞穴”。在博士论文的开篇序言中，马克思即批判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明言普卢塔克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立场，“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7〕，同时指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8〕宗教无疑正是作为“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力量，它致使“众人所崇拜的众神”并不是“众神”的本相。在伊壁鸠鲁看来，众神避开世界，居住在世界之外，对世界漠不关心，与众人毫无关系，“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9〕这与“众人所崇拜的众神”毫无一致之处。何况，马克思认为，对于哲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0〕“神学化的理智”和宗教比哲学更重要的描述是极端错误的。

作为“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必然要质疑和批判作为各式各样的偏见与错误意识的种种宗教和神圣，“哲学”和“宗教”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为解决这个冲突，在苏格拉底事件之后，哲人的态度呈现出两种路向：其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对民众采取一种“高贵的谎言”的政治哲学，审慎地对待人们的，改善而非颠覆受宗教主导的人类社会，防止哲学对社会的“疯狂”侵袭；其二，伊壁鸠鲁摒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遮遮掩掩、暧昧不明的态度，坚决地采取了站在宗教对立面的立场，以巨人般的勇气复兴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用哲学对抗宗教的明确立场。〔11〕伊壁鸠鲁这一大无畏的精神为后来的启蒙哲人所接受，而在近代启蒙背景中成长的马克思，几乎具备启蒙哲人的所有抱负和激情，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以哲学征服宗教的大旗。正如伊壁鸠鲁的所有自然哲学均服务于其反宗教的动机一样，马克思对希腊原子论的研究也服务于其反对宗教的政治旨趣。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3篇

这本集子的写作方式是很不同的，我称之为：从学院写作到启蒙写作。所谓的学院写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严格按照引经据典规范完成的学术论文，它以技术性的措施切割了围观者的介入；而启蒙写作则是去除各种人为障碍，在保持必要的思想深度的前提下，通过加工力图达到对现象的由表及里的通俗易懂的阐释，以此揭示那些隐而不显的内在机制。两者的区别在于对潜在读者人群的划分上。如此选择是基于两种考虑，其一，我认为当下的中国仍是一个需要启蒙也正在启蒙的时代。启蒙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是很典型的康德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对于中国更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其二，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思考的行列，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途径。哲学家萨特曾说：文学是一种介入。于此，我是深以为然的。否则的话，人文学者还能做什么呢？在一个蔑视思想的年代，守护思想的基准线不至于无限倒退，也是人文学者在一个经济宰制年代所应担当的责任，或许这种努力还是有存在价值的，毕竟思想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虽然经历无数次的跌倒与爬起，我仍固执地认为，这种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这本集子里的文字是我在过去五年里写下的，它耗费了我大量的心血，有无数个不眠之夜，一个人在寂寥的烟圈中敲下这些寂静的字词，我仿佛能够听到它们的悄悄私语，以及不满，它们是我陌生而又熟悉的朋友。在当下的考评机制下，这些努力都是不作数的，有些时候我甚至怀疑这些努力意义何在？好在我是一个不容易后悔的家伙，让一些隐匿的文字从寂寞的角落里跳出来，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际遇。这些年，我的生活也是飘忽不定，更是在内心里增加了一些旅人的情怀，以一种漂泊的心态写出羁旅天涯的情怀，一直是我梦想的事情，也许从骨子里，我更是认同庄子的说法：藏天下于天下。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人到中年，总会遭遇到虚无主义的侵蚀，这本集子记录下一段旅程，它让那些晦暗不明的日子，在内心里清晰起来，甚至变得有些光亮，于此，我也要衷心地感谢那些与我同行的朋友们，是你们一直在让道路得以延展，并让它们在暗夜里发出微弱的声音来，我听到了。

集子里的文字都是关于科学界内的活动的分析，其中有很多有趣的观点，但也不排除很多偏见与错误，于此，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结语之时，为自己找一个稳定的支点应该是不错的主意，记得黑格尔曾说：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我想我们有责任站立起来！换一句话来说，即便在艰难的日子里，也要有唱出歌声的勇气。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多媒体；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一、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营造良好的语文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课堂教学中恰当地运用多媒体教学，视画声一体，动静结合，化抽象为具体，可很好地营造课堂氛围，更好地落实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习的重要动力，是求知欲的向导。我们都知道孩子对于有声音的、不断变化的物体或现象最感兴趣，注意力最集中。

例如，教学《桂林山水》一文，先播放漓江两岸迷人景色的视频，再适时配上清新的纯音乐，让学生从视频中饱览桂林山水的“奇、秀、险”和“静、清、绿”，直观、亲身感受一下“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奇妙感受。这样不仅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氛围，学生的身心自然会沉浸到课文描写的情景中去，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兴趣，发展了学生的形象思维，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要因人因课而定，不是运用得越多越好。现代课堂教学要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地学习。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有很多文质兼美的作品，这些作品语言优美、文字生动、形象丰富，教师可采用直观演示、暗示启发、情景引导等多种方法，充分挖掘教学本身的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因素，陶冶学生的审美情趣。

二、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为语文教学提供丰富的阅读材料

在传统的语文课堂上，学生自己尽情朗读的时间比较少，更谈不上课外时间里学生能进行大量、有效的阅读。这使小学生阅读理解能力提高比较困难。此时，多媒体教学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帮助。多媒体可以为我们提供文本、图形、静止图像、动画、声音、视频等更为丰富的教学手段，它也可储存大量优秀、有益的阅读材料，这种形象、直观、感染力强的特点对于提高学生阅读兴趣、增强学生阅读能力作用很大。在教学中适当地使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以思维上的启迪，为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创造了条件。在《月光启蒙》这篇课文中，希望能通过文本让学生了解母亲对作者深深的疼爱和对他在文学上的启蒙，同时体会作者对母亲的深深感激之情。随着文本上的推进，课文感情越来越深入，怎样能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这种深情呢？这时，我利用出示了《母亲启蒙》（《月光启蒙》节选自《母亲启蒙》）最后的一段文字，并附上了一幅老母亲和自己儿子坐在一起的图片。我先让学生读这段文字，因为配合着课文而来，孩子们在读的时候已经有所感触，然后老师再配上音乐泛读，这时，学生的感情被充分调动起来了，甚至有的感动得流泪。这样通过课外阅读的扩充，加深了学生对课文感情的理解。在这堂课中，多媒体教学充分发挥了它的优势，在增强学生的理解力上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写作情趣

教师要为学生营造一个毫无顾忌、大胆作文的和谐氛围，让学生敢说真话，敢于表现个性。让他们真切地体验、自由地抒发。在现在的作文教学中，学生抱怨作文题目难写，凑字数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作文难度较大，是学生不愿写作文的主要原因。对刚学写作的小学生来说，如果基础打不好，容易使学生对写作文产生畏难情绪，导致以后的作文教学困难重重。而合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非常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写作兴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在日常教学实践中，我尝试用多媒体指导学生作文，通过将多媒体教学运用到作文教学中的实践，我感受到这种形象生动的方式得到了学生的喜爱和认可，提高了学生写作兴趣、培养观察能力，让学生的写作热情和能力有所增强。

在习作“我最喜欢的小动物”练笔中，我考虑到现在的学生接触小动物的机会特别少，这就给学生较好地完成此次作文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在本次作文教学中，我选用了几个表现小动物的视频。在观看这几个视频之前，我让学生明确观察的目的和要求，然后指导学生按顺序观察。在指导学生观察小动物的外形时，边提示边让学生观察思考。然后，再重新播放录像，但此时我将视频的语言和文字介B删去，并让学生练习解说，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也达到了训练的目的。然后，再将自己刚才解说的再次组织并成文。这样的作文课不再单调、呆板，而是变得丰富、生动，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作文训练，也收获了快乐。

总之，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利用多媒体教学，利用图、文并茂、动静交替的特点，从学生和教材的实际出发，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科学合理地运用，让它为教学服务，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发展学生的素质。

参考文献：

[1]王昆.浅谈小学语文阅读教学[A].国家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科研成果（一）[C]，2016.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初中语文；议论文；教学策略

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很多初中语文教师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有的学生爱看好文章，爱学好文章，偏偏怕写文章，尤其是谈到议论文的时候，粉嘟嘟的小脸立即色变，老是觉得“无话可议”或“有话不会议”。

其实，议论文教学是中学语文作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初三是学写议论文的启蒙阶段，只有掌握议论文的写作技巧，才能为高中写作能力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初中生怕写议论文的探究

初中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接触最多、练习最多的是记叙文。对于写简单的记叙文，他们早已轻车熟路。但是，议论文和记叙文虽然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它们在反映客观事物的方式和方法上却各有千秋。对于学生来说，议论文是陌生的朋友、生涩的朋友，甚至是枯燥的朋友。那么，议论文与记叙文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在文章的写法上，记叙文主要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叙述、描写，或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巧妙地反映现实生活；而议论文则是通过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恰当的来论证和阐明客观事物的道理。

其次，记叙文所描写的客观事物，和刻画的人物形象总是独立的、具体的、生动的，这种个别形象和具体事物中，往往体现着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和本质：议论文虽然也必须用翔实的、个别的材料作为基础，但它在论证客观事物的真理时，却总是作概括性、抽象性、真理性的论述，从大量的具体的事实中直接引申出普遍性的结论来。

最后，记叙文要求以情感人，它不仅影响人们的思想，而且诱惑人们的情感，激发人们强烈的爱憎之情；而议论文主要是以理服人，虽然有不少议论文也蕴藏着丰富的情感，但它更重要的仍然是作用于人们的理智，以无可争辩的道理，说服观众。

二、初中议论文初始阶段教学策略

初学议论文写作，一定要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地进行训练。可以采用“拆骨剥皮”分开教学、“先说后写”逐个击破的方法，让学生对议论文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掌握的过程。

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我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由浅入深地进行引导，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深入浅出，掌握常识

议论文的教学，首先要讲述写作议论文的基本常识。不但要先让学生了解什么叫议论文和立论、驳论这两种最常用的形式，还要掌握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掌握议论文的结构一般分为引论(绪论)、本论和结论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论述之间的联系；掌握议论文的主要论证方法：典型事例论证法、科学道理论证法、对比论证法、比喻论证法等。

我在教学理论知识时的做法如下： 首先，用谈话的方式引出话题:

老师：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从春节开学到现在，我们班的垃圾桶里，天天都会有同学们吃了一半丢掉的小面包、火腿肠等，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学校里存在的浪费现象，请同学们来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学生1：我认为这种现象很不应该，我们现在还是学生，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浪费食物就是浪费父母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孝的表现，是对辛苦培养我们的父母的不尊重!

学生2：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身为当代中学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美德，反对浪费之风，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坚决抵制校园里浪费现象飞发生。

我用身边的鲜活事例来引发学生的兴趣。“浪费现象”学生既熟悉又有话可说，大家各抒己见。课堂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实际上学生的这些发言就可以看作是议论文的引论部分，包含了论点。接着，我继续将话题引向深入。

师：刚才同学们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要反对浪费、提倡节约。那么下面同学们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呢?

学生思维敏捷，举了很多例子，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也有雷锋、焦裕禄等时代楷模的生活榜样；还有的举了商纣王酒林肉池而亡国、秦朝大兴土木而衰亡等反面事例：有一位学生还引用了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们的精彩发言，为后面讲授议论文基础知识作了很好的铺垫。

最后，进入正题――讲授议论文基础知识。实际上，学生刚才的发言已经包括了议论文的各个元素：论点、论据、论证，事例论据、道理论据皆有，还运用了对比论证法等。在此基础上，我只稍作点拨，加以补充，学生理解起来就比起单纯的理论化教学快得多、容易得多，也更激起他们学习议论文的兴趣。为以后议论文的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鲜明扼要，提炼论点

论点是作者在文章中要阐述的观点和主张。在文章中回答“要证明什么”的问题。议论文最忌讳的是在文中找不到鲜明的论点。所谓“鲜明”，一为作者态度鲜明，褒什么，贬什么，泾渭分明。二为语言表现形式鲜明，一般都用简洁明了的短语或者句子来表述。

3．提供论据，分析论据

所谓论据，就是作者在文章中，为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而选取的证据!在文章中是解决的“用什么来证明”的问题。论证则是作者使用论据，对自己所认同的观点用各种方法进行阐述证明的过程。在文章中是用来分析、解决“论点为什么正确”的问题。

4．取题课文，模仿名作

经过三个阶段的训练，学生对议论文的写作有了一定的掌握，在此基础上，稍加整理思路，就可以进行整篇写作。但是训练之初，不必急于让学生去写，而要让他们先从模仿开始。

学生学写议论文，需要老师进行正确地引导。要以读促写，读写结合，使学生对文章的内容、章法以至语言都能真正成竹在胸，让外来的东西，通过巧妙的加工，变为自己的知识储备。

总而言之，议论文起步阶段的训练，不能急于求成，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按序训练，讲求实效。作为学生作文的引导者，语文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创造一个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学习环境，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写好议论文。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2版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6篇

这位23岁便被冠以“著名学者”之称的青年，其成就几乎遍布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文艺美学、文论、戏剧电影研究、文艺评论、社会评论……23岁生日那天，他甚至将20万字的《西方文论简介》全文独立翻译工作的完成，作为送给自己的礼物。这些很多人花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取得的成就，韩晗似乎轻而易举就把它们一一揽入怀中。

谁动了童年的“奶酪”

同许多“天才”一样，韩晗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

6个月大的时候，身为老革命的祖母开始了对孙子的启蒙教育：说话和认字。一岁半的时候，韩晗在祖母的办公室里流利地为大家读《人民日报》。小家伙毫不怯场，将“洛”、“尼”等生僻字读得字正腔圆。“真是个江南神童。”一位退休老干部竖起了大拇指。

在父亲韩鄂辉的要求下，韩晗一岁多开始学画；两岁起每天背五首唐诗；三岁之后，韩晗在书法班开始书法启蒙。

韩晗7岁时，突发病毒性心肌炎，被迫终止了他刚刚开始的校园生活。韩晗的小学，是在父亲的书房里伴着父亲珍藏多年的连环画和《辞海》读完的。

然而，缺少玩伴的童年也没有影响他阳光的性格。这种阳光，透过韩晗作品的字里行间和他的发展轨迹，丝丝缕缕映射出来。

著名文学家陈应松在写给《寂寞城市》的序中如此评价：韩晗是一个相当优秀的青年作家，他的文字华美，带有文化意味，并包含有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信息。

《寂寞城市》是韩晗高考结束当天开始创作的。可能是之前备考的压抑，韩晗刚从高考考场下来，就感觉平时被束缚的写作神经一下子被调动了，他开始对着电脑疯狂地敲击这部似乎早已存活在内心的青春爱情小说。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韩晗也深深地陷入了自己构思的小说里，并时刻为笔下的人物感动着。以致两次发烧，但病得头重脚轻的他也照写不误，有时候灵感来了，凌晨一两点钟他仍然奋笔疾书。

19万字的小说写完后又几易其稿，但直到定稿时韩晗还没思考出该给小说起个什么书名。后来偶然听到一首叫做《寂寞城市》的歌，觉得这四个字与小说的主题十分吻合，于是就借用了这个名字。然而，这部小说，却没有过多渲染青春年少的压抑，其中透出的生生不息的力量，让人感到希望的存在，

这不是刻意矫情。热爱文学的同时，韩晗是一个努力的好学生。这在“80后”善于标榜个性的中，难免显得另类。其实，韩晗还爱好收藏。8岁起便走进文物市场淘古币，寻古书，迄今已藏书数万册。2006年，他因此被湖北省黄石市授予“书香门第”称号。

父亲对韩晗“约法三章”：第一，不能以退学的方式反抗教育制度；第二，人生必须读研究生、博士生、出国留学，从而获得最高智慧；第三，一定要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否则会被淘汰。韩晗一直谨记。对于自己被没收了的童年，韩晗现在谈起也满心感激。

用灵魂与国学对话

《寂寞城市》出版，韩晗一夜成名。他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访，成为西南民族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中央级媒体采访的在校生。

然而，韩晗的选择又一次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一边保持纯文学写作，一边将发展方向转向文学理论研究。这也是父亲面对大学生专业素质普遍滑坡现象而对韩晗提出的要求。他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多读理论书籍，充实自己的大脑，并要求韩晗每个月写一篇学术论文，找专业老师、校外专家评点，并送到核心期刊发表。

刚开始写论文时，韩晗很难摆脱作家那种天马行空的思维习惯，韩鄂辉总是用一种高标准要求韩晗。每一篇都要给父亲看，看了之后总会用红笔批改，然后让他再写，写了再改。一篇论文常常要写十天半个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韩晗自己本身作为一个作家的勤奋，加上他对于文字先天的感悟，通过对老师们的谦虚求教，仅仅只两个月的时间，韩晗就驾轻就熟地掌握了学术论文的写作立意方式。2006年元月，他的戏剧论文《从当下戏剧现状试论中国戏剧发展前景》发表于中国戏剧核心期刊《四川戏剧》之上；2006年2月，另一部文学史论文《上清旧文学之弊，下开新儒家之源――关于〈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发表于部级核心期刊《船山学刊》上，并受到了著名文学评论家王达敏教授的点评；2006年6月，他的现当代文学论文《试论述我国近二十年文艺类图书出版趋势》发表于部级核心期刊《中国图书评论》上，一举获得中国图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而这些，仅仅是他一年里面的一部分。

韩晗的部分作品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成为该资料50余年来最年轻的被转载者之一。其中两篇论文两夺中国戏剧文学奖理论一等奖，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2006年5月，韩晗的学术专著《文化的撒旦和上帝》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7年7月，韩晗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于著名学者周华斌教授。站在新起点之上的韩晗，现在仍然是一个在学术界与散文界非常活跃的“猛将”。进校半年，韩晗已经在《读者》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散文，并在其他省部级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散文、论文。期间顺利地与郭敬明、张悦然等青年作家一道，破格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最年轻的会员之一。

走大国小城，怀天下之忧

“我将已出版书所有版税的百分之十捐出来，进行目前国内物质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国家支持且条件准许，我还想在下一步设立‘中国古镇与文化遗址保护基金’。在此我承诺，无论今后出版多少作品，获得多少版税，我将会一直遵循这个承诺。”2006年10月，韩晗在人民网发表公开信，如是写道。

这个承诺，源于他对中国大地上那些遍体鳞伤的遗风古镇的深情。

著名社会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曾勉励韩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眼光放远，做大师型作家”。2004年，带着这样的鼓励，韩晗在父亲的陪伴下上路了。与很多观光客不同，韩晗的目光从一开始就穿越年龄的界线，投向“遥远”的古镇。这种遥远，在于它们要么正在被人遗忘，要么在于它们的未来正断送在旅游者的脚下。而这些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物质类留存，应该被人们保护。中国古镇、古城区与古遗址的总面积为世界所有古镇古城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但是目前国内古镇的维护却成为了大问题。西南地区古镇由于某些影视剧组的破坏，导致某些珍贵的古建筑遭受着不可恢复的毁坏；重庆兴隆古镇被居民楼包抄，已经出现了火灾隐患；同样，在四川临邛古镇与汉唐遗址，更出现了建筑物遭到毁灭性损害，文物惨遭盗窃的严重毁坏……

“作家必须是具备人性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专业叙述者。”这是韩晗在博客中说道，并选择“义捐版税”首开行动先河。

2006年，行走笔记《大国小城》在敦煌出版社出版。韩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自豪与忧虑，淋漓尽致地在书中展示出来。“有一部经典的电影，让人想起一句话：‘瓦尔特走了，谁来包围萨拉热窝？’而现在，我们要不停地拷问自己，‘张岱年、启功走了，谁来包围我们的思想？’”这样的文字，同样让读者反思。韩晗沉稳又不失新锐的大文化散文，使之在媚俗的风潮中树立了独特的人文气质。

青联档案：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7篇

拉网式阅读（中）

这里应提到，除书本外，报刊的持续阅读对我起了很大的特殊的作用。它的好处是，一能接触到最新的信息；二是节省时间可以化零为整，积沙为塔，集腋为裘。

比较集中的有两个时期，一是初、高中阶段。那时候家里订有人民日报，大人看正版，我就专看副刊。杨朔、刘白羽、曹靖华、秦牧，很多作家都是那时读的，关于散文散不散的大讨论，许多文学知识、思想，都是那个时期积累的，印痕很深。至今我还记得，人民日报一篇杂文里引用列宁的话：笑谈真理又何妨？这成了我日后做文章所追求的风格和标准。后来我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也源于这时的基础。第二个时期是中出版业停止，无书可读，报纸也只剩下各省的党报，那时我在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每天无事就翻各省的党报，只看第四版，副刊。抄了很多诗文，贴了几大本。另外，就还有一些少得可怜的杂志。说来有趣，我的第一次投稿就是这时，我还清楚的记得第一笔稿费是0.78元。后期我出差时买到一套上海出版的《现代散文选》，几乎囊括所有现代名家，我仔细研读。从这时开始，我对散文有了比较集中的关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前每年出一本散文年选，我都找来看。1956年的选本是作家周立波写的序，开头一句话就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现在还记得。“”后，仍留心每年的作品选。所有这些阅读，当时决无要写作成名的目的，就是兴趣使然。这种大拉网，无形中打了基础，后来就有了散文及散文理论的创作。到去年，我统计了一下，在我出版的60个版本的作品，主要是散文，共有61篇次散文选入大、中学教材。

科学方面的大拉网更有意思。1978年结束，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邓小平致词，使得一时间全国上下极为兴奋，史称科学的春天。当时科学刊物开始繁荣，报纸副刊也大量介绍科学知识。我这时已在《光明日报》工作，就系统搜集科学史、科学家方面的资料，按学科及方法，分贴了七、本。读了所能找到的科学家传记。对我影响较大有被联合国授奖的美籍俄国人阿西莫夫的作品、《居里夫人传》、东德人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等。当时，我还迷上思维科学，看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也参与研究相似论。我在中学阶段是重文轻理的，自然科学学得不好，这时，突然开窍，对自然科学大感兴趣，很是着迷，当时毫无要干什么的目的，但兴趣一浓就必然生出创造的欲望。

兴趣导致创造，看来这是一个规律。因为过去对章回小说的喜爱，再加上近来对科学史的阅读，就试着写了一回科学故事，发在山西的《科学之友》上，不想惹来不少来信，要看续篇，这一下逼着上马，一写几年，完成了70多回40多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为了写书，又反过来强化了阅读。我专门请木匠做了一个半人高的卡片柜共十二个抽屉，摘抄了许多科学资料。没有1978年的科普阅读大拉网，也不可能有这本书。这本书从1984年初版，已累计出版12个版本，现在还在一些学生刊物上刊登，网上连载。我至今仍然还享受着它的稿费。

政治内容方面的阅读，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说来好笑，读政治文章是因为文学兴趣。中学上历史课，课本里影印有的《新民主主义论》，记得开头一句话是：“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我的眼睛顿时为之一亮，这不是我想象的政治说教，原来政论文章竟也是这样美丽，放学回家，就找来父亲的《毛选》。读《毛选》竟是这样开始的。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急遽转型，呈现出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特征。

zo世纪so年代至今，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神社会转型对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对这种文学转型，人们的评价还不尽相同，但是在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学界还是取得了一致的共识，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文学本身，还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都在发生‘分化’或‘分裂’。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气势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正在变得暖昧、犹疑、矛盾重重，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明确的方向感。”〔’〕本文试图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两个角度，概括和阐述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场文学转型现象。

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型

传统的写作方式，追求的是经典写作。这种写作模式为人类历史留下了许多熠熠发光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荷马史诗》，从《离骚》到《巨人传》，从唐诗宋词到《人间喜剧》、《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要么以瑰丽的想象向俗世的人们描摹一个美好的世界，要么以深厚的人文理想启蒙愚昧时代的人们，要么以高超的艺术手法震撼孤独的人类灵魂。文学经典的写作带给人类的意义是深刻的，“文学经典是历史的回声，是审美记忆的延伸，而文学经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作家只有在与经典大师的竞争中，才能使作品获得原创性，拓展文学的想象空间，超越艺术的极限，为未来提供崭新的、艺术化的记忆。”〔’〕一句话，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并为它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时至今日，这种经典写作模式渐渐式微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消费写作模式，完全抛弃了传统写作的那些案臼。作家们不再追求作品传至万世，他们只求文学作品在当下快速消费。作家把自己变成了码字工和搬运工，他们源源不断生产出文字，至于这些“快速消费品”到底有多少营养，里面蕴含多少深厚的思想，是否给人类提供瑰丽的想象，是否能给人类的存在带来希望，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大致而言，1卯0年代之后的文学生产、传播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与经典写作完全不同的样式。

第一，文学创作商品化、流水线化。世纪之交，市场经济体制己经确立，文化的产业化使得一向被认为精英文化的文学写作和出版逐渐地失去其神秘性和神圣性，而由庙堂式的精雕细刻逐渐转向集市型的复制生产，作家和出版商对利益和物质的追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了合法性。〔’〕消费写作模式已经使得文学创作成为一种产业，作家退化为码字工人。大量的文学作品按照文化工业的程序，经过精心的策划设计、包装宣传，在流水线上无限复制。在消费写作的模式下，商业化市场、出版社(编辑)、作家、媒体、受众只不过是文化生产流水线的某一环节。而文学生产的策划和包装，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传统写作时代无关紧要的出版社(编辑)，被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市场嗅觉敏锐的编辑能够及时把握市场的动向，引导读者的趣味，并谙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出版运作。而相反，编辑经纪人的出现，使得计划经济时代头上套着神圣光环的作家，沦落为出版社赚取利润的工具—。正如谢刚认为的那样，“一个文学制作和策划的时代已经来临，文学将像商品一样，投人到一个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的系统运转中，批量地生产给读者。在这样的运作系统中，有些时候，甚至有没有作家都是无关宏旨的，只需要技巧娴熟的“写字人”就行了，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编辑，有好的策划。

文学作品在畅销情结的驱使下导致的商业化媚俗化，使得某些畅销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畸态性质。舒也指出，“这种畸态之一便是轻内容重包装:文学不再以内容的丰富取胜，而是强调封面装帧的花哨和内文标题的刺激诱人，‘艳’、‘欲’、‘裸’等颇具煽情意味的字眼，开始频频现诸小说标题。这种畸态的表现之二则是重制作轻创作。许多畅销作品只是在商业目的的驱使下，成了性暴力和粗鄙的简单拼凑，没有任何创作可言。”〔’〕这种畸态的表现之三就是，文学创作的潮流化。今天中国文坛流行的是，纪实文学、追踪报道、历史题材、名人艳史，读者迷恋的是驻颜术、古装戏，于是很多作家一窝蜂从事这样的快餐化写作。而真正能够反映这个时代人们生存状态，展现当代社会全貌与生活整体性，挖掘生活真相与反映现实复杂性，描摹文化现状与人性现状的文学经典却集体缺失了。今天的文学生态正如黄发有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创作流行的是反经典写作，“十年磨一剑”的苦吟之作几乎绝迹。在废话横行的年代，不甘寂寞的作家“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了不被浩如烟海的文字垃圾所淹没，只能加人到垃圾制造的文化狂欢之中。

第二，文学传播影视化和事件化。周宪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川随着文化形态从传统的文字文化时代向视觉文化时代的转型。视觉消费成为当今文化的第一要素，“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眼球”也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价值追求。[s〕为了吸引眼球，文学必然要借助影视化和传播的事件化。这种传播方式已经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一是通过对六十年代作家群、七十年代作家群、八十年代作家群以及晚生代、新生代、“”后一代等眼花缭乱的命名，吸引读者的眼球，制造文坛的虚假繁荣，以掩盖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屏弱。二是不断制造文化事件，提高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在文学传播中引发的话题往往超越了单纯的文学领域，而演化为文化事件。如2000年开始的“下半身写作”，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有学者就认为，是“诗歌内部争夺话语权的策略和工具”，对于“解剖我们时代的身体观念、文学观念以及文化观念存在的问题，无疑具有案例型意义。a[9)黄发有指出，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关注文学外部空间甚至脱离具体的文学创作的文化批评的兴盛，加上媒体对文学中的“趣味”资源的开掘，作家们开始不务正业，通过明星路线和通过一些诸如“断裂”、“身体写作”、“美女作家”、“韩白事件”的“行为艺术”来炒作自己，真可谓“功夫在诗外”，文学的内在品质在内外交困中逐渐地走向媚俗。〔’”〕三是借助影视娱乐化提高作品的销量。今天，作品靠网络或者影视改编而走红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从《仙株》系列小说到《明朝那些事儿》，从海岩作品到《武林外传》，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很多传统写作的作家，也热衷于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本，改写成手机小说、网络小说，以获得更多的阅读量，赚取更多的稿酬。尽管作家们影视情结之后隐藏的金钱和名利意识，一直为人们所垢病，但与影视结合，已经成为今天畅销书运作的最便捷途径。

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一直以来，中国的作家的身上都有一种为天地立言、为苍生请命的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气质。从孔子到屈原、从杜甫到鲁迅，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知识分子，莫不如此。我们不妨把这种干预现实生活，深怀忧患意识，践行知识分子责任的写作称为公共写作。近代以来，这种公共写作占据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五四”以下，无论是鲁迅开创的乡土写作，还是30年代流行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他们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民族存亡的忧虑，都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虽然历经，这种知识分子公共写作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朦胧诗的名噪一时，以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以及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的高潮迭起，作家积极介人当下生活，批评极左思潮、呼唤社会改革的到来，这些文学创作赓继了自“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传统，再次确立了公共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1990年代之后，作家阵营发生了分化。出于对文学高度政治化时代的厌恶和逃避，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远离崇高”，陷人了谢有顺所说的“闺房写作”的怪圈中—何谓闺房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世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

闺房写作，实际上就是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写作。这种私人化写作，认为写作的初衷只为宣泄或娱乐，他们把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和通俗性，放到了比政治性更高的位置。他们不再关心政治事件，也不再关心宇宙世界和人类未来，他们只关心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以及性和欲望。从公共写作转向私人化写作和欲望叙事，具体表现为作家身份的转化、写作立场的游离和审美意识的更迭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作家身份:从知识分子向文学转化

文学创作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根源之一，在于作家身份的变化。

陶东风把这种身份的转化现象，戏称为“作家倒下去，站起来”。他认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尤其是网络的普及，造成的最戏剧性的去精英化效果，就是“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这是对于由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神话的一个极大冲击。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文学被“祛魅”了，作家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

与此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内部也在分化。赵勇认为，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从文化层面考察，存在着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转型模式。198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常常身兼二任:他们既具有专业关怀，又具有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学者、作家的身份保证了他们的声音可以在学术场、文学场内有效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诉求又使他们的声音越过场域的边界，延伸于社会，成为一种公共话题。陈平原也认为，“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ia〕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分子分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赵勇所论述的“知道知识分子”。知道分子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既有认识。赵勇认为，如果说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文化还不时以种种方式幽灵般地显山露水，那么，如今这种文化已真气涣散。或者也可以说，强大的知道分子文化已对知识分于文化形成了一种覆盖。

第二，价值立场:从启蒙辩证法向欲望辩证法转化

在写作立场上，陶东风从“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角度概括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他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和“纯文学”都属于精英文学，它们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即捍卫文学艺术的所谓“自主性”，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启蒙文学的自主性侧重在精神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而纯文学的自主性侧重语言形式的自主性，强调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而到了1990年代，中国文学进人去精英化时期。去精英化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启蒙文学”与“纯文学”，直接威胁到了文学的自主性。去精英化否定和消解的是关于启蒙、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崇高性、神秘性和稀有性。(16〕舒也也认为，1990年代以来，随着精英意识的衰微，作家的立场逐渐从1980年代的道德理想化，转向1990年代初的道德迷茫和疑惑，最终滑向世纪之交的道德虚无。当昔日被祭起的启蒙和理想沦落为被自动放逐的言辞，道德感的旁落便差不多成了文化转型时期某些精神萎缩的集体表现。

事实上，1990年代的文学转型也不是铁板一块，其过渡性特征非常明显。张光芒用“启蒙辩证法”和“欲望辩证法”来指称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文化转型的价值轨迹，亦可谓非常有见地。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f沙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新晨

第三，审美体验:从人化审美向物化审美转化

新时期以来，随着个体生命意识的苏醒，人成为文学审美的中心。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中，“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再次得到了确认，文学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和价值的表达具有了合法性。但是，1990年代的“身体写作”、“欲望写作”等等又使“个人解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人过度关注自我，关注内心，关注身体而不再关注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的时候，实际上就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迷失方向，迷失自我。因此，李建磊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和文艺学展开了对时期人性禁锢的批判性反思，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1990年代以后的个性发展在经历了群体意识的退场之后则再度走向了从解放到迷失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了苏醒一发展一迷失的文化/审美逻辑。

而黄发有将当前文学创作审美转型概括为“从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的擅变，则更为准确。他认为，1990年代之前的文学，围绕着对塑造完整的人，唤醒小人物的尊严、探索人的复杂性和追寻独立的“个人”四个方面探索健康、理想人性的建立;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新时期初年“大写的人”挤出了文学的舞台，人性解放逐渐走向了人欲放纵。文学创作走向了告别诗意和激情的写物主义，开始了漠视心灵的“向外转”的类型化、平面化写作。这种审美转型对文学创作的伤害无疑是深刻的，“创作主体对于审美潮流没有保持必要的距离，独立的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缺乏，使‘人化’和‘物化’都成为与心灵分裂的观念，被主观臆想简单化。”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时代的文艺思潮固然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一时的文坛上某些有关的文艺问题论争，又往往与参加过论争的作家的文艺创作长期实践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沈从文用自己的心路与创作历程证明，他走的是一条与其他作家迥然有异的创作道路。一方面写作于沈从文是源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发而体现了一种民间审美、民间创作立场；另外一方面，沈从文努力提高与凸现出“五四”传统的个性主义，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与超越维度进行张扬，同时，对“五四”某些创作精神又重新进行某种调整。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上的复杂性、两重性——进步与保守。

一

沈从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乍而霉斋离闲话》中写道：“‘京一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对人以一个伸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有诸诗人宗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颇有努力承续“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的意图。然而，他所厌弃的时代现实却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或者说，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恶性畸变，从而导致了沈从文所厌弃的负面效应，于是当沈从文意图提出一种矫正时弊的策略时，他并不对“五四”传统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企图以携带了当代教训的眼光去反观“五四”传统，对之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传统进行历史救济意义上的重新发挥，以期挽救这一传统的自我否定式的恶性发展。

沈从文企图对“人生文学”的口号作某种调整性的发挥。“五四”启蒙思潮以其对自然人物与平民意识的高扬而冲击与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统治格局。这一点，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有所昭示。周氏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这向我们显示，人的动物性生存本能在当时获得了思想界的正视与肯定，人的风俗日常生活得到了价值肯定，这种观念对于文化领域内的职业化，商业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沈从文所厌恶的“海派作风”的形成与“五四”提出的这种启蒙观念的普及与扩展多少有联系。

我们看到，浓从文在继承“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时，又对其观念重新进行了某种调整，他在相当程度上表露出对于人的动物性的生存层次的鄙视，而更加强调了人性中对于动物生存状态的超越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文学工作的时候，他似乎认为，写作是一种将人的生命从纯粹自然的动物性存在提升到人的层次的一种方式，沈从文认为，某些作家的写作，其动机就是为获得多数读者，一方面可藉以“弥补作家人格上的自卑情绪，增加他的自高情绪”，使他觉得“活下来，有意义”；另一方面可望获得丰厚的收入而过上稳定的生活，这两方面都可以“使作者个人生命得到稳定”。因此，沈从文有些尖刻地认为：“一个作家有意放弃多数，离开多数，也可以说不仅得违反流行习惯，还近于违反动物原则了①。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动物本能层次的生活了。沈从文认为，写作是出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求，这一“永生的欲望”是产生于生命的痛苦之中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痛苦显然有着深刻的体验，“任何人对死亡想要逃避，势不可能。任何人对社会习惯有所否认，对生活想要击破藩篱，与事实对面时，也不免要被事实无情打倒，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弃得拖泥带水。生活在人与人相挨相撞的社会中，和多数人哺糟啜醴。已感觉够痛苦了。更何况有时连这种贴近地面平庸生活，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为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点回忆，或竟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②。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写作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与性本能有关的永生愿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

当然，沈从文通过努力提高与凸现“五四”传统中的个性主义文——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性与超越性维度进行张扬，来反抗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另一部分——平民意识与实用理性膨胀而成的当代现实。因此，他对于“五四”启蒙传统内含的关怀社会民瘼的精神倾向也颇为崇仰，甚至对于这一精神倾向所渲化而成的对政治革命的急切意图与兴趣，他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尽管他时常对革命文学作者与作品有所指摘，但是对于像胡也频，丁玲等这样真诚严肃地从事文学道路的探索的作家，他仍们抱有相当的尊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一点力量搁放在为大众苦闷而有所写作的作者”。他有时甚至这样表示自己对革命文学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的赞赏：“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寻找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所有这些都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他对“五四”启蒙传统中一脉流传的民族救亡与社会干预意识的认同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意识的急进形态，急进工具论文艺观保持相当的距离与警惕。

二

“五四”启蒙思潮中存在着两条思想脉络：个性主义与社会救亡意识。这两条思路在“五四”以后，由于各自的畸形扩张都导致了一些弊病，而沈从文则企图将这两条后来平行乃至相悖反的思路进行调和、平衡起来，从而产生出一种与当时的“时代”精神迥然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思想路径。沈从文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才能依据自己的特点与优势，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达到从“五四”启蒙主义者到左翼作家们都一直企图达成的“社会”的目的。而在这个问题，沈从文的选择持续鲁迅改造国民性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即通过对每一个国民个体的人生观的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与民族振兴的目的。出于一种对文学的虚诚以及对于读者的责任感。沈从文几乎是本能地对这一“时代”潮流进行了反抗与阻击。

对2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文学运动评价不同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评价颇高。他认为正是这个文学运动及其产生的新文学作品，在多数国民中培养革命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推动了北伐战争的成功③。所以他大声痴呼：“我们实在需要作家！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的报应。若此后再糊涂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将尽些什么，且后来如何尽力”④。他把文学看成是“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无形工具，这虽有过高估计文学的社会力量之嫌，但从理论意图上想把文学从政治化与商品化的泥淖中拉出来，让人们重视文学的本性与独立性，是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文学相当于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味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络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数应该放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关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身上“受到”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影子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蒙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不过，作为新文学作家的沈从文，身处启蒙的大潮中，有时也不免受其熏染，以致产生疑惑。他的小船因为需要加了个临时的纤手，是个老头，看到那个老头为一点点钱那么出力，他就想：“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继而联想到“我这一生来无所见到的人，似乎并不想起这件事，城市中读书人也似乎不大想过的。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常奇的，总之，一切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金钱，爱吃点好东西，可以从容生活下去，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死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把自己凝聚起来！”⑤多数人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活着，少数人因为自觉而为民族的代表，使生命放光！这是比较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维和眼光。

三

其次，能够体现“五四”精神的继承并从个人创作角度加以调整的真正自觉显现新的审美倾向以及民间立场的新文学作家是从沈从文开始的。而1930年代的《边城》的出现，标志性地显示了民间创作思潮的完成，这一创作流派，随着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间创作的思潮。

第一，民间的审美理想：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独特感受与审美判断。特有的心理机制与表态方式使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体家”，在小说文体探索上他一直保有热情，现代汉语学家大多认为现代汉语的语法艺术中意义上是外国语过来的，沈从文语言却很少有欧化现象。“五四”时的作家还不习惯用定语、补语、状语、口语与文体的结合，但有两个作家是很独特的，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沈从文。老舍一口清脆响亮的北京腔；而沈从文的语言是：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真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的成分。内容出杂而不纯，它有点粘糊，有点罗嗦，但读上去非常自然，营造了一种比较优美的现代生活节奏，但更多重要的是所谓“文体”，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背后还有一个世界。这也是沈从文与其他作家不同所在。

第二，民间创作立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的小说家。在1930年代，他是林微音、朱光潜等京派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但他却将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的经历像湘西那片土地一样富有传奇。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化教育，没有高学历并不等于沈从文就没有文化。他有的是另外一种知识和教养，它从湘西的土地与人性中来，当地人形成了独有的个性文化和生活方式，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生与死之间就像一张张纸轻轻地翻过去。湘西的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构成了沈从文不可磨灭的内心记忆，而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则一直要把已失去的民族记忆唤起。与自由、舒畅的乡土记忆截然不同的是，来到北京以后，都市生活带给沈从文的是紧张的压抑感，他受了窝囊气，就把反抗的情绪全转发到文学中：知识分子软弱和怯懦，那我偏偏给你看一些野蛮的，有血性的东西。这就构成了他特有的创作立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立场看做是民间立场。而且他描写的湘西世界只是他在都市中的一种记忆和想象，而并非真实的世界本来面目，不难发现，沈从文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受到压抑，为了反抗现实生活，想象每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民间立场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这或许就是创作中的调整。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五四”文坛引出了一批提出社会人生问题并开出解决问题药方的小说，这类小说多以知识青年与社会底层的平民生活为题材，围绕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问题，鼓吹社会发行追求个性解放，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关心劳工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国民性问题等，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却体现在把湘西文化转化为另一种人生态度，以一种悠扬的文化节奏来看现代人的生活。它们传统是软性子的，慢条斯理的，有种“无风舵自转”的感觉。《边城》开头的文学就很舒缓，像是一位令人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向你讲述他极为熟悉的这块土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西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上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只黄狗。”⑥层层叠叠、层层剥开，不是那种跳跃，而是平缓、沉静、朴素的。沈从文的叙述与现代生活节奏脱离了关系，与现代生活不合拍，这就使他的文体变得特别空灵，甚至存虚幻的感觉，好像一片晴空，特别蓝，特别亮，又很幽远。沈从文的文体包含了以湘西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的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他以文学的澄明与现实世界的肮脏分开，以原始性的力量，原始粗旷，美好的风俗冲击“五四”以来的虚伪与无力。

中国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往往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沈从文的创作实践过程说明了这一点。沈从文一开始就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不赞成文艺从属于政治，甚至主张过“文学与政治绝缘”，在现代中国，文艺是脱不了政治的。沈从文在思想上艺术上大部分作品，虽然不是直接地却是曲折地反映了“五四”以来文学改革者人性解放和人性复归的要求，他的人性论观点和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题。

注：

①《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P29。

②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93。

③沈从文《反主义问题》、《沈从文批评文集》P40，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④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⑤沈从文的《湘行书简，横石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P184－185。

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钱古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329。这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大多院校多年以来采用该课本。

[参考文献]

[1]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批评观[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2]汪曾祺．又读〈边城〉[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时代的文艺思潮固然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一时的文坛上某些有关的文艺问题论争，又往往与参加过论争的作家的文艺创作长期实践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沈从文用自己的心路与创作历程证明，他走的是一条与其他作家迥然有异的创作道路。一方面写作于沈从文是源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发而体现了一种民间审美、民间创作立场；另外一方面，沈从文努力提高与凸现出“五四”传统的个性主义，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与超越维度进行张扬，同时，对“五四”某些创作精神又重新进行某种调整。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上的复杂性、两重性——进步与保守。

一

沈从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乍而霉斋离闲话》中写道：“‘京一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对人以一个伸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有诸诗人宗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颇有努力承续“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的意图。然而，他所厌弃的时代现实却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或者说，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恶性畸变，从而导致了沈从文所厌弃的负面效应，于是当沈从文意图提出一种矫正时弊的策略时，他并不对“五四”传统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企图以携带了当代教训的眼光去反观“五四”传统，对之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传统进行历史救济意义上的重新发挥，以期挽救这一传统的自我否定式的恶性发展。

沈从文企图对“人生文学”的口号作某种调整性的发挥。“五四”启蒙思潮以其对自然人物与平民意识的高扬而冲击与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统治格局。这一点，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有所昭示。周氏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这向我们显示，人的动物性生存本能在当时获得了思想界的正视与肯定，人的风俗日常生活得到了价值肯定，这种观念对于文化领域内的职业化，商业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沈从文所厌恶的“海派作风”的形成与“五四”提出的这种启蒙观念的普及与扩展多少有联系。

我们看到，浓从文在继承“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时，又对其观念重新进行了某种调整，他在相当程度上表露出对于人的动物性的生存层次的鄙视，而更加强调了人性中对于动物生存状态的超越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文学工作的时候，他似乎认为，写作是一种将人的生命从纯粹自然的动物性存在提升到人的层次的一种方式，沈从文认为，某些作家的写作，其动机就是为获得多数读者，一方面可藉以“弥补作家人格上的自卑情绪，增加他的自高情绪”，使他觉得“活下来，有意义”；另一方面可望获得丰厚的收入而过上稳定的生活，这两方面都可以“使作者个人生命得到稳定”。因此，沈从文有些尖刻地认为：“一个作家有意放弃多数，离开多数，也可以说不仅得违反流行习惯，还近于违反动物原则了①。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动物本能层次的生活了。沈从文认为，写作是出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求，这一“永生的欲望”是产生于生命的痛苦之中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痛苦显然有着深刻的体验，“任何人对死亡想要逃避，势不可能。任何人对社会习惯有所否认，对生活想要击破藩篱，与事实对面时，也不免要被事实无情打倒，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弃得拖泥带水。生活在人与人相挨相撞的社会中，和多数人哺糟啜醴。已感觉够痛苦了。更何况有时连这种贴近地面平庸生活，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为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点回忆，或竟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 ②。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写作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与性本能有关的永生愿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

当然，沈从文通过努力提高与凸现“五四”传统中的个性主义文——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性与超越性维度进行张扬，来反抗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另一部分——平民意识与实用理性膨胀而成的当代现实。因此，他对于“五四”启蒙传统内含的关怀社会民瘼的精神倾向也颇为崇仰，甚至对于这一精神倾向所渲化而成的对政治革命的急切意图与兴趣，他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尽管他时常对革命文学作者与作品有所指摘，但是对于像胡也频，丁玲等这样真诚严肃地从事文学道路的探索的作家，他仍们抱有相当的尊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一点力量搁放在为大众苦闷而有所写作的作者”。他有时甚至这样表示自己对革命文学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的赞赏：“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寻找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所有这些都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他对“五四”启蒙传统中一脉流传的民族救亡与社会干预意识的认同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意识的急进形态，急进工具论文艺观保持相当的距离与警惕。

二

“五四”启蒙思潮中存在着两条思想脉络：个性主义与社会救亡意识。这两条思路在“五四”以后，由于各自的畸形扩张都导致了一些弊病，而沈从文则企图将这两条后来平行乃至相悖反的思路进行调和、平衡起来，从而产生出一种与当时的“时代”精神迥然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思想路径。沈从文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才能依据自己的特点与优势，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达到从“五四”启蒙主义者到左翼作家们都一直企图达成的“社会”的目的。而在这个问题，沈从文的选择持续鲁迅改造国民性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即通过对每一个国民个体的人生观的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与民族振兴的目的。出于一种对文学的虚诚以及对于读者的责任感。沈从文几乎是本能地对这一“时代”潮流进行了反抗与阻击。

对2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文学运动评价不同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评价颇高。他认为正是这个文学运动及其产生的新文学作品，在多数国民中培养革命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推动了北伐战争的成功③。所以他大声痴呼：“我们实在需要作家！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的报应。若此后再糊涂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将尽些什么，且后来如何尽力” ④。他把文学看成是“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无形工具，这虽有过高估计文学的社会力量之嫌，但从理论意图上想把文学从政治化与商品化的泥淖中拉出来，让人们重视文学的本性与独立性，是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文学相当于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味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络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数应该放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关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身上“受到”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影子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蒙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不过，作为新文学作家的沈从文，身处启蒙的大潮中，有时也不免受其熏染，以致产生疑惑。他的小船因为需要加了个临时的纤手，是个老头，看到那个老头为一点点钱那么出力，他就想：“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继而联想到“我这一生来无所见到的人，似乎并不想起这件事，城市中读书人也似乎不大想过的。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常奇的，总之，一切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金钱，爱吃点好东西，可以从容生活下去，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死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把自己凝聚起来！” ⑤多数人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活着，少数人因为自觉而为民族的代表，使生命放光！这是比较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维和眼光。

三

其次，能够体现“五四”精神的继承并从个人创作角度加以调整的真正自觉显现新的审美倾向以及民间立场的新文学作家是从沈从文开始的。而1930年代的《边城》的出现，标志性地显示了民间创作思潮的完成，这一创作流派，随着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间创作的思潮。

第一，民间的审美理想：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独特感受与审美判断。特有的心理机制与表态方式使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体家”，在小说文体探索上他一直保有热情，现代汉语学家大多认为现代汉语的语法艺术中意义上是外国语过来的，沈从文语言却很少有欧化现象。“五四”时的作家还不习惯用定语、补语、状语、口语与文体的结合，但有两个作家是很独特的，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沈从文。老舍一口清脆响亮的北京腔；而沈从文的语言是：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真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的成分。内容出杂而不纯，它有点粘糊，有点罗嗦，但读上去非常自然，营造了一种比较优美的现代生活节奏，但更多重要的是所谓“文体”，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背后还有一个世界。这也是沈从文与其他作家不同所在。

第二，民间创作立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的小说家。在1930年代，他是林微音、朱光潜等京派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但他却将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的经历像湘西那片土地一样富有传奇。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化教育，没有高学历并不等于沈从文就没有文化。他有的是另外一种知识和教养，它从湘西的土地与人性中来，当地人形成了独有的个性文化和生活方式，沈从文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生与死之间就像一张张纸轻轻地翻过去。湘西的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构成了沈从文不可磨灭的内心记忆，而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则一直要把已失去的民族记忆唤起。与自由、舒畅的乡土记忆截然不同的是，来到北京以后，都市生活带给沈从文的是紧张的压抑感，他受了窝囊气，就把反抗的情绪全转发到文学中：知识分子软弱和怯懦，那我偏偏给你看一些野蛮的，有血性的东西。这就构成了他特有的创作立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立场看做是民间立场。而且他描写的湘西世界只是他在都市中的一种记忆和想象，而并非真实的世界本来面目，不难发现，沈从文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受到压抑，为了反抗现实生活，想象每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民间立场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这或许就是创作中的调整。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五四”文坛引出了一批提出社会人生问题并开出解决问题药方的小说，这类小说多以知识青年与社会底层的平民生活为题材，围绕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问题，鼓吹社会发行追求个性解放，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关心劳工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国民性问题等，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却体现在把湘西文化转化为另一种人生态度，以一种悠扬的文化节奏来看现代人的生活。它们传统是软性子的，慢条斯理的，有种“无风舵自转”的感觉。《边城》开头的文学就很舒缓，像是一位令人坐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向你讲述他极为熟悉的这块土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西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上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只黄狗。”⑥层层叠叠、层层剥开，不是那种跳跃，而是平缓、沉静、朴素的。沈从文的叙述与现代生活节奏脱离了关系，与现代生活不合拍，这就使他的文体变得特别空灵，甚至存虚幻的感觉，好像一片晴空，特别蓝，特别亮，又很幽远。沈从文的文体包含了以湘西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的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他以文学的澄明与现实世界的肮脏分开，以原始性的力量，原始粗旷，美好的风俗冲击“五四”以来的虚伪与无力。

中国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往往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沈从文的创作实践过程说明了这一点。沈从文一开始就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不赞成文艺从属于政治，甚至主张过“文学与政治绝缘”，在现代中国，文艺是脱不了政治的。沈从文在思想上艺术上大部分作品，虽然不是直接地却是曲折地反映了“五四”以来文学改革者人性解放和人性复归的要求，他的人性论观点和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题。

注：

①《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p29。

②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93。

③沈从文《反主义问题》、《沈从文批评文集》p40，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④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⑤沈从文的《湘行书简，横石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p184－185。

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钱古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329 。这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大多院校多年以来采用该课本。

[参考文献]

[1]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批评观[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2]汪曾祺．又读〈边城〉[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