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教育品质提升的理性观照

【编者视角】

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如何提升区域教育品质，呼应“教育国际化”的宏大精神诉求？这除了依靠区域内部的管理、实践、研究三个层面合力作为，还需“外部不在场的他者”深度介入和助推。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李江源教授、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徐冰教授，从研究的角度，深入调研成都教育， 透视“局内”教育现场，明察教育行动路向，把握教育实践踪迹，并联系本土教育历史，结合国际教育趋势，从增强教育自主自信、培育本土教育理论、提升教育国际话语权等三个方面，以《区域教育品质提升的理性观照》为主题，意写成都教育发展的“形”与“神”，鞭辟入里地分析论述成都教育当下样态和未来走向，直呈成都教育高位发展之建言。

言辞优美、思考深邃的文本启示：区域教育要与国际教育合拍，既要有守望理想的精神占位，又要有直奔理想的智慧谋略，才能在教育实践的意义上坚持本真，厘清方向，科学设计，有效实施，从而构筑区域教育的高平台。相信，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进程中，一个区域的教育如何在稳健行走中提质升位？笔者据近几年对成都教育的观察、调研，形成的思考和基本观点是：增强区域教育自主自信精神，培育区域本土教育理论，争取区域教育国际话语权，是区域教育品质提升和高位发展的必由之路。

“成都教育”在路上。成都教育人以创立“成都教育”的理论自信和教育制度自信为基础，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姿态、执著的努力，加快推进教育国际化；“成都教育”在路上，成都教育人以审时度势的立场，清醒认识到自己与别国教育发展的差距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坚持走中国特色教育发展之路，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成都教育”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成都教育”教育风格和教育气质。

一、在全球化视野下开启“成都教育”全新的教育理论境界和教育理论视野

在全球化时代，成都教育人的视野开放与精神执著，体现在牢牢坚持以下“铁律”：

一是坚持合作共赢理念。合作共赢理念是成都与他域进行教育合作与交流的灵魂，也是成都与他域进行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正确方向。在一个充满竞争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成都与他域的教育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相互依存是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他域教育的发展与进步是“成都教育”的利好或红利，“成都教育”的发展与进步也是他域教育的基础。“现代国家，即使只考虑它们自身的利益，也不能不发觉，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和更自由地、更有组织地交换文献和经验，将有助于它们在自己的事业上取得更廉价和更迅速的进步。”[1]在全球化时代，正是不同教育文化的彼此交流，才让不同国度的人们知道了中国的孔子、德国的康德、英国的涂而干、英国的洛克。成都与他域都应超越教育制度差异，摒弃零和思维，积极实践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包容、良性竞争，教育革新经验共享、教育发展风险共担。

二是做大教育合作与交流“蛋糕”，夯实成都与他域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基础。在成都实施“五大兴市战略”，“加快建设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进程中，成都与他域进行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契合点、共同点增多，深化教育合作面临新机遇。成都对“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对教育公平正义的探索，将为他域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经验、为他域学者提供研究范本，为世界教育宝库增添新素材。别国或地区的先进教育理念、先进教育管理经验等，也将为“成都教育”理论培育或创新注入新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成都在与他域进行教育合作与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教育合作与交流形式，拓展教育合作领域，促进了双方或多方教育的发展与进步。

三是加强教育合作与教育交流，构筑成都与他域教育合作与交流的精神桥梁。成都与他域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加强，需要以教育项目、科研项目、国际教育论坛或会议等作为合作的载体。开展教育项目、科研项目的合作，举办国际教育论坛或会议，既是为了方便教育交流与合作，也是为了更好地传递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建构理性思想、凝聚世界教育发展共识。另一方面，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顺利展开，也需要人民的理解和互信作为精神保障，需要国际理解教育作为支撑。有了教育文明的对话，才会有心灵的交流，才会达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有了各国或地区教育学者的争鸣，各国或地区人民有关教育的议言，才能在交流、交融乃至交锋中，传递“成都教育好声音”，倾听“他国教育好声音”，谋求教育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由交流而理解，由理解而包容，由包容而互信，才能共同推进教育前进的步伐。

四是妥善处理教育合作与交流中的分歧摩擦，求同存异，切实推进成都教育国际化。由于成都与别国或地区的教育文化、教育传统、教育制度、教育发展阶段乃至关注的教育问题不同，在一些教育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实属正常。随着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增多，产生一些竞争和摩擦也在所难免。成都与他域在教育合作与交流过程中始终坚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善于“换位思考”，懂得“将心比心”，在维护自身教育理念、教育制度等的同时照顾对方合理关切，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寻求共同点。因为，对话与协商不仅能“使人们深入认识和了解差异性，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途径，使人们都能尊重差异性。”[2]即深入研究别国或地区的教育理念、学习别国或地区的教育经验、借鉴别国或地区的教育革新做法等，从个性中找出共性，从教育现象中发现教育规律；根据成都教育发展实际，兼顾成都与别国或地区，本土与国际，体现教育公平正义。

在坚持以上“铁律”的同时，“成都教育”的决策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寻求“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融合，并不断丰富“成都教育”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本土特色和时代特色。不过，这里所指的“成都教育”，并非只具有限制或限定的意义，并非限定成都市只能关注“成都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教育现象、解决“成都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求解“成都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各种困惑，而是使“成都教育”同时具有开放性的意义，表明成都能够依托厚重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势，独特的本土文化优势以及教育理论优势和教育制度优势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教育问题，解释人类共同存在的教育现象，并为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确保教育公平正义提供参考、如何破解城乡教育不公平提供解决之策。“成都教育”努力践行的教育公平正义、教育民主、教育和谐、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等教育理念，体现出一种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既倚仗着别国或地区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经验以及本土教育资源，又完全展现“成都教育”参验教育生活的“精髓”，体悟现实教育世界的“道法”；既坚持全人类的普世教育价值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都本土文化的底蕴，又充分表达出“成都教育”在培育和践行人类共同追求“育人为本”教育价值理念方面具有的教育理论自信和教育制度自信。

二、在实践中培育、在理论上阐释“成都教育”的理论自主与教育制度自信

“成都教育”要在国际社会、要在世界性城市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发出自己的“教育声音”，唱响自己的“教育主旋律”，打造自己的教育品牌，提升自己的教育影响力，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以下五点：一是“成都教育”如何坚持自主创新，走出民族教育发展新路，形成教育制度、教育理论上的自信，把握自己的教育命脉？二是“成都教育”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实践探索如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确保教育公平正义、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的、自由的、充分的发展方面体现出自己的发展优势？三是“成都教育”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实践探索如何在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育人为本、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方面展现自己的价值优势？四是“成都教育”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实践探索如何在学生价值观培育和全人类教育发展与进步方面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优势？五是“成都教育”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实践探索如何能够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确保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要回答这五个问题，“成都教育”必须围绕着参与教育全球化进程和建构“成都教育”的教育理论品性、教育制度合理性以及教育发展特色等来培育“自觉”、“自主”与“自信”。

今天，“成都教育”的理论和教育实践，面对着以下四大现实：一是“成都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教育制度的优越性应当体现为，在积极参与教育全球化、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同时，对教育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逻辑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既对成都参与教育全球化、教育国际化进程，分享教育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机遇提供教育文化与国际化人才的“正能量”，又对保证成都乃至人类免受教育全球化、教育国际化风险形成有效的价值引领和责任担当。二是“成都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优越性应当体现为，在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借鉴别国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的前提下，批判和抑制教育全球化、教育国际化逻辑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极后果。三是“成都教育”的理论体系、制度设计与安排的优越性应当体现为，在最大限度地激励和保护教育国际化所要求的教育生活世界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创新基础上，对教育全球化的“西化”本性和“文化殖民”加以有效的道德与价值约束，教育法律与教育制度约束。因为，“少数国家几乎对全部文化产业的垄断及其产品在全世界公众中的日益广泛的传播对各种文化特性具有很强的侵蚀作用。这种虚伪的‘世界文化’，尽管非常单调而且内容往往及其贫乏，但它并不会因此而不宣扬某些隐晦的价值观，而且还可能会使那些受到其影响的人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失去特性的感觉。”[3]28四是开发和利用“成都教育”的理论、教育制度资源，其核心不仅仅在于助力“成都教育”更好的发展，更在于充分焕发“成都教育”的理论、制度资源在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中的优势，致力于提升“成都教育”理论、制度体系的世界影响力和渗透力。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世界多种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相互激荡的冲击，既要捍卫“成都教育”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之文化根基，保障“成都教育”的本土教育情怀，又要推进世界教育多样性，使“成都教育”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资源转化为世界各国、各城市共同的教育精神财富。

因此，只有“成都教育”在借鉴别国先进教育理念、教育制度以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牢牢确立与别国进行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对话的战略，大力开展教师、学生以及人文交流，才能在未来日益激烈的国际教育竞争中赢得优势，占领制高点，赢得话语权，扩大影响力。只有“成都教育”的实践经验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乃至教育价值优势在教育运行的各个层面上都扎实地培育起来、扩大开来，并且在教育实践经验上得以系统的总结、在教育理论上得以清晰的阐释、在教育制度上得以科学的设计、在教育价值上得以合目的性的论证，“成都教育”对教育公平正义的维护、教育制度的建设、教育民主与法治的建构、教育价值观的培育和提升、教育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扩大等，才能确立扎实的根基，才能达致“本立而道生”。例如，成都市实验小学人选择了一条认为可为中国教育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教育创新。他们的教育理论培育、学校制度创新既沿袭着前人设定的教育价值框架，遵循素质教育理念，又有着拓荒者的胆识和勇气。他们创新的“雅教育”教育理论、学校制度体系——活雅课堂、清雅管理、儒雅教师、文雅学生以及优雅校长，既有对成都市实验小学办学传统、学校办学理念根系的坚持，也有新的变迁，并分化出枝干。这些枝干又长出新的枝叶，结出果实，最终挥洒出一道任谁都无法原汁原味地再临摹的特别风景。“雅教育”教育理论、学校制度体系不仅爱人，而且相信人，寄希望于人的理性、意志和崇高品质。信仰、希望、爱这个三段论式与真、善、美这个三段论式在“雅教育”教育理论、学校制度体系中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只有“成都教育”在理论培育、教育教学质量、学生发展、办学水平、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积累，在一些关键性指标上取得突破，并予以科学的解释和分析、经验的总结与提升，“成都教育”的教育理论自主和教育制度自信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成都教育”应该有，而且一定会有这样的一天：那时外国学校、外国学者非学习、借鉴“成都教育”的理论、制度不可，非重视、总结“成都教育”的实践探索不可；那时的外国学校、外国学者非经受“成都教育”教育思想的沐浴焚香不可、非经受“成都教育”教育革新经验的熏陶洗礼不可。当然，“成都教育”的迅速国际化一定是一种双向发展，即“走向世界化，同时更加注重寻根，在各个方面具体地追根究底”[3]34。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成都教育”要想提质升位，跻身于国际教育世界之林，具有与国际教育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就必须培育具有成都本土特色的教育理论。而“融通中西”、“兼和古今”、“和而不同”是培育真正具有成都本土特色教育理论应该秉持的理念。

一、尊重本来，吐故纳新

开辟未来，不忘本来。任何新生的教育理论，都源自于本来与传统、源自于“既存”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既存”教育理论不仅仅是沿袭物，而且是新生教育理论得以产生的思想资源。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既存”教育传统、“既存”教育理论等存在着某些糟粕乃至一些过时的主张，但它对新生教育理论的贡献却是不容抹杀的。“既存”教育传统、“既存”教育理论彰显着先前学者的教育智慧，凝聚着先前学者对教育的思考，它们无疑是构建成都本土教育理论的重要资源。“既存”教育传统、“既存”教育理论既根植于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哲学、美学和教育学以及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扎根于成都本土文化以及学校办学传统之中。尽管教育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鲜活的实践性，但其创生却不能无视教育传统、摒弃教育传统。雅斯贝尔斯说：“历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因素。它让我们熟悉自己的过去、熟悉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所作所为。”[5]56“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就好像站在时间中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愈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5]58如果抛弃教育传统，割断本土教育文化血脉，疏离教育核心价值，培育本土教育理论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例如，成都市实验小学创生的“雅教育”理论体系，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异想天开的结果，而是从成都市实验小学所扎根的土地上，从成都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发掘、生长、繁衍出来的。“百年实校，沧海桑田，风雨兼程，执著追求，桃李芬芳……近百年的办学中，学校一直秉持积累、传承、创新的传统。深厚的校园文化积淀了她特有的韵味，实验、改革与创新成就了它持续发展的可能。”[6]2正因为“雅教育”理论体系之根扎得深、扎得牢——袭文翁之办学精神，承蜀学之厚重典雅，“雅教育”理论体系之树才枝繁叶茂。

培育具有成都本土特色的教育理论，既需要回眸历史、守望传统，更需要立足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现实，贯通成都教育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吐故纳新”的关键在于超越因循守旧思维，解放思想，把握成都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教育发展的深层特性，在批判、传承“故”的基础上培育出扎根于时代、解释时代教育特征、剖析时代教育问题、厘清时代教育需求、和时代教育脉搏和谐共振的新教育理论。例如，成都市实验小学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教育”、成都市实验小学办学传统，而不是把“传统教育”、成都市实验小学办学传统所提倡的教育理论变成供奉于神龛之上的宗教而顶礼膜拜，当作僵化的教条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机械地裁剪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活生生的教育现实。同时，成都市实验小学人保持教育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教育思维定势，系统梳理成都市实验小学百余年学校文化在时代递进的褶皱里积淀下的“质量”、呈现的“表情”，创造性地提出“雅教育”教育理论。

“雅教育”理论的创新性、深刻性、思想性集中体现在“五个统一”里，即历史性、现实性、时代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学校高雅、教师儒雅、学生文雅、校长优雅的统一；和雅课程、活雅课堂、清雅管理的统一；成都市情、学校校情、世界教育发展潮流、时代教育精神的统一；发展、合作、和而不同理念的统一。“雅教育”教育理论的“五个统一”，直接回答了教育的意义问题。“雅教育”理论回归教育本质，回归教育本来的“雅性”、“德性”、“诗性”与“慢性”。尽管如此，“雅教育”理论，仍处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汇点上，还需要不断地完善与丰富。“雅教育”理论虽然是教育教学实践的清泉，但绝不是一潭静止的死水。只有沿着无限延伸的“雅教育”实践河道流淌，“雅教育”理论才能永远生生不息，不断奔腾向前。唯此，“雅教育”才不会成为深埋于教育历史岩层的“化石”，而是可以用来切割教育现实硬物的“钻石”。

二、融通中外，和合生新

正是由于“异域”的存在才使得“本土”更有意义。培育、创生本土教育理论既需要放眼世界，洞察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掌握国际现有的最新教育理论体系，也需要内蕴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教育传统的主脉中。换句话说，在本土教育理论的培育、创生过程中，本土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发挥人的共同性，而且要发挥中国人的中国性、成都人的成都性。本土教育理论培育是无法凭空进行的，只有对别国、别人的教育研究成果了如指掌和借鉴采用，才能真正地推陈出新、实现超越。当然，教育理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意识形态属性，因此，本土教育工作者不能食洋不化，东施效颦，把别国的一些时髦教育理论奉若圭臬，以证其“放之四海而皆准”；本土教育工作者不能不顾国情、市情，不能盲目地妄自菲薄，简单地照搬照套别国的教育理论；本土教育工作者不能轻贱本土优秀教育传统，盲目模仿，效仿西方，脱离本土深厚的教育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教育基础。

在熟知、学习、借鉴别国或地区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深刻理解本土教育传统，扎根本土教育实践，梳理、总结本土教育经验，不断提升本土教育理论的抽象性、科学性和解释力。例如，成都市实验小学以“和合”之法，立足“世界之思潮”与“固有之血脉”两个维度，培育、创生了“雅教育”教育理论。陆枋说：“‘雅教育’是以世界眼光和中国灵魂为主线，用‘以雅育雅’的核心理念和方法对师生进行雅的熏陶和培养，使师生在雅境中共同经历与成长，最终发展成为内涵修养丰富、外在气质优雅的雅士，开启师生的幸福人生。”[6]35“雅”是成都市实验小学的精神符号，为“雅”所动是学校标识。正是这一“雅”字，鼓动着成都市实验小学人不懈地探索、激发着他们的教育智慧，并创造性地将教育回归到本源，让智慧和美德真正融入与浸润孩子的心灵世界。“雅”所创造的教育世界是一个富于想象和创造的世界，是可以焕发人类生命力的世界，也是可以精彩人类生命的世界。“雅”所创造的教育世界是一个“诗意地栖居”的世界，是一个“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世界，是把人们游移不定的双眼聚焦于鲜活的现实教育生活之中、把张望的心灵之根深深地扎在脚踩的大地之上的世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荷尔德林语）[7]。“雅”是成都市实验小学教育历史、办学传统的重要载体，是成都市实验小学学校文化的血脉。“实小多年的校训：‘堂堂正正做人，勤恳勤恳做事’是‘雅教育’最好的注解。实小多年的教育目标‘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奠定坚实的基础’是‘雅教育’最终的归宿。”[6]31成都市实验小学对“雅教育”理论的倡导与实践，无疑是希望教师、学生能够生发出一种对“诗意生活”、“高尚生活”的向往，并期望教师、学生在当下的生活中也可以过上这种诗意的、高尚的精神生活。

放眼未来，谁理解了中华民族的诗意、雅兴，谁就会成为中国教育的真正引领者。“雅”站立在中国教育的源头，也站立在中国教育文化的制高点上。正因为如此，“雅教育”理论的培育、创生过程，也必然伴随着诗意、雅兴的唤醒与解放过程。实现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关键，就是要找到中国教育的灵魂，就是要唤醒与解放教育的诗意与雅兴。因此，“雅教育”理论必将是一束明亮的火把，引领成都市实验小学人去追寻教育的灵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照亮成都市实验小学人去探究教育的本真——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三、以专纳博，守正出新

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本土教育理论，是在继承人类教育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的升级，而不是猛然断裂后的空中楼阁；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本土教育理论，恰恰是具有历史承继意识的脱胎换骨与凤凰涅槃。

在培育、创生成都本土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在旁涉他域教育理论的同时，始终坚持以成都本土教育传统、教育文化为中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吸收他域教育思想资源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以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被他域教育思想资源所“占领”。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以本土教育实际、教育问题为中心，杂糅吸纳他域教育理论之长，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他域的一些适宜于解决成都教育问题、解释成都教育现象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以其为创生成都本土教育理论的知识养料，在众多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的相互激荡中发掘出属于成都的新的教育理论。对话是教育思想的磨刀石，争鸣是教育理论的过滤器。

坚守民族立场。本土教育理论，既是一个民族教育精神文化品格的最强律动，也是一个民族教育形象的最集中呈现，更是民族教育立场的勇敢坚守。例如，成都市实验小学倡导与实践的“雅教育”教育理论，一直把育人为本作为学校工作的根本要求，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守正、尚勤、崇礼、求活”既是“雅教育”理论的核心价值，也是对教师和学生的基本要求。“‘正’是为人之根基，‘勤’是做事之态度。为师者，身正业勤才能立己立人；为生者，身正业勤才能成人成才。教育就应该播下‘勤’的种子，打下‘正’的根基。我们追求‘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校风。‘礼’是素养之根本，‘活’是创造之源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手脑灵活，思想活跃，个性活泼，充满活力。雅教育追求‘和而不同’的教风与‘活而有常’的学风。”[6]35作为教育理想信念的“雅教育”，就是成都市实验小学人教育精神上的“钙”。

强基固本，渐进变革。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变动太过频繁；教育具有滞后性，不能老是变动。《学会生存》一书说：“事实上，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重复，重复地把上一代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知识传给每一代。因此，和过去一样，教育体系负有传递传统价值的职责，这是正常的事情。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教育体系倾向于构成一种时间上和空间上密封的体系，为什么它们主要关心它们自己的生存和成功。因此，体系看起来是向内的和后退的。这种看法有助于巩固现有的结构并促使个人按照现有的社会从事生活。所以教育本身是保守的，我们这样说并不含有蔑视的意思。”[8]另一方面，教育具有“复杂性”。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其复杂性源于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层次结构，源于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源于开放的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物质、信息、人员的交换，也源于教育活动主体的智能性、能动性、有限理性。富兰认为，教育变革呈现如下特点：“非线性：不要期望改革会按照预想的路径展开”，“不可预测性：意外会由于复杂且不断变化因素的相互影响而出现。”[9]更为重要的是，人只有“有限理性”，即人的理性和知识是有局限性的。现实教育生活世界极为复杂，人只能从错误中学习，或者“边干边学”。正因为如此，成都市在推进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把“守正”放在“创新”前面，强调继承优良本土教育文化、教育传统、“既存”教育理论的重要性、基础性，反对浮躁的教育“”，反对激进的教育改革。例如，成都市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不是盲目地取消“名校”，而是建立“名校集团”，以“名校”带动新建学校、薄弱学校、农村学校的发展，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总量。尽管这一渐进式的教育变革——建立“名校集团”，看起来步子似乎缓慢了一点，也不如激进的教育变革——彻底取消“名校”，富有魅力、感召力、“痛快”与“风光”，但却是稳步达到总体教育变革目标——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步骤。

立足教育实践。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又引领教育实践发展。教育理论既是解释教育世界、认识教育现实的知识体系，也是改造教育世界、引领教育未来的思想体系。源于教育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教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教育实践的深刻反思和理性引导。打造成都本土教育理论体系，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和单纯的教育理论构建，而是使教育思想牢牢植根于教育实践沃土，反思教育现实，切中时弊，引领教育现实发展；既承接历史、熔铸传统，又包容世界、指向未来，最终让成都本土教育理论走向世界，让世界倾听“成都教育”的声音。例如，自2009年始，成都市开启了“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之路。成都市按照“统筹城乡”的思路不断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以促进教育公平为核心，着力进行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先改平台作用，开展了一系列生动的实践。成都市以“城乡教育一体化”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大力实践“六个一体化”（发展规划、办学条件、教育经费、师资配置、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等的一体化），推动统筹城乡教育走向系统化、全面化和特色化。反过来，成都市又用“统筹城乡”、“城乡教育一体化”这些理论思想，解读成都教育、解读成都教育现象、解读成都城乡教育发展问题，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教育理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诸如“圈层融合”、“名校集团”、“城乡互动联盟”等。

总之，培育与创生成都本土教育理论，就是不拘泥于书本，不拘泥于零散、局部的教育经验，不拘泥于已有的教育认识，不拘泥于“既存”的教育理论，而是从成都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有科学依据、经得起教育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创性教育理论或教育观点，或在继承和借鉴他人、前人教育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完善、有所校正、有所突破。

一、何谓“话语权”

何谓“话语权”？简言之，话语权指的是一种“权力”（power）而非“权利”（right）话语权不是指有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指话语背后体现着的权力关系。作为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话语权以话语为载体，有着自己内在的特性。

话语权的内在特性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除了基于社会“共有知识”或科学的、客观性的叙述之外，话语的逻辑性越强，以及在不同时机和场合下的话语越具有一致性，其说服力就越强，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其逻辑性和说服力。二是话语具有社会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三是所使用的概念和知识的创新，以及观察视角上对他人的引导，会有利于话语转化为权力。四是诸多外在因素如“受众”的既有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制约状况，以及时机与舆论环境等参与话语权的塑造，一旦改变这些因素的状况，就会影响到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五是对话语的言说者而言，越有系统地使用“属于自己的”话语，便越能主动地获得由这种话语所带来的权力，如果只是做他人话语的追随者、广告者、传播者、宣传者以及交易者，则很难获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不过，尽管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并非国家实力越强，国际话语权就越大。决定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因素，取决于话语本身的质量，即取决于话语中所包含的观念创新性是否能引导着大多数重要国际议题的设置以及话语中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否强大等。

二、如何提升“成都教育”国际话语权

对于今天的“成都教育”来说，只有破除国家教育实力与国际教育话语权份额相对应的迷思，才能回到对教育话语本身的探索上来，真正认识到强化教育话语质量对于提升“成都教育”国际话语权的根本意义。

（一）破除西方教育话语霸权

西方发达国家有关教育公平正义、教育自由、教育民主、教育法制以及人的发展的论述，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西方国家发展教育的理念、办学模式，西方教育学术界论辩的话题和学理，尽管会贴近“成都教育”的日常教育生活，渗入成都教育人的表象世界，滤入成都教育人的“思想场”，丰满成都教育人“此在”的种种教育生活、教育实践，改铸成都的教育文明，完善成都的教育文化，但是，处于城市化进程加快，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历史时期，成都面对的教育实际、教育问题有其“特殊性”，发展教育的思路、政策设计以及制度安排，破解教育问题的路径有其“独特性”。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有关教育公平正义、教育自由、教育民主、教育法制的思想观念，可能是西方的特殊价值而不是普世价值，抑或是伪装成普世的西方特殊价值。因此，关涉“成都教育”教育发展的所有人都应该持续追问：我们自己到底是否看重这些价值？看重这些价值的来由和依据是什么？我们如何确定这些教育理念的具体涵义？这些问题意识，显然要求关涉“成都教育”的所有人回到自己复杂的教育传统，回到自己厚重的本土文化、回到自己鲜活的现实“处境”、回到自己生动的教育生活实践。对于关涉“成都教育”的所有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珍贵的？这些信念和态度来自我们的生命实践、教育实践的感受，并在中国文化、成都本土文化背景提供的认知框架中得到澄清和提炼，从而形成“成都教育”自己的教育价值观，形成“成都教育”自己的教育话语体系。因此，“成都教育”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教育话语体系，全面模仿西方的教育话语表达。此外，尽管西方教育共同体有关教育问题的论著大多分量厚重、艰深晦涩，大多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阐幽发微，且多为西方教育共同体所“认同”，但是，成都教育人着力思考的应是如何建构适合“成都教育”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如何构建的是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其教育问题意识、关注点以及话语体系肯定与西方教育共同体不同。因此，不能将西方的教育话语体系标榜为“经典”，不能将西方的教育表达体系视为“通则”，不能将西方的教育书写模式奉为“圣经”。此类方生方成的教育话语资源，尚没有资格被成都教育人当成享受保护的“文化遗产”，尚没有资本被成都教育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共话语”，尚没有条件被成都教育人看作教育世界的“桥头堡”而任其随意行使“自我阐释权”，尚没有理由被成都教育人奉为“人类教育精华”而任其到处“开药方”、“指点迷津”。

在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理念、教育经验的同时，成都教育人应保持知识进化的姿态、思想创生的态度、坚持批判性吸收的立场；持存“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视野、坚守本土情怀，破除了带有“教育下乡”、“教育知识扶贫”、“教育理性启蒙”意味的欧美教育话语霸权，并不断求索西方教育渊源、探明西方教育语境、拷问西方教育文化、爬梳西方教育优劣。同时，成都教育人应深情守望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系统整理本土教育文明，深入盘点本土教育资源，认真爬梳“现有”教育话语体系的“好”或“坏”、“既有”教育话语表达的“优”或“劣”，深刻总结鲜活的成都教育实践经验。如是，既为反思“成都教育”和“成都教育精神”铺建了思考的进阶，也使“成都教育”的话语更加符合理性与常识、更加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这样，“成都教育”既能走出文化上、教育上的数典忘祖、自惭形秽的自卑心理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的傲慢态度的误区，又能走出“言必称希腊”或“外国的月亮就是圆”这一程式化套路；既能走进教育国际化的康庄大道，又能走进教育本土化的“历史深处”；既能“举头望明月”，也能“低头思故乡”；既能仰望星空，倾听“远山的呼唤”，又能把着力点聚焦于鲜活的本土教育生活，把求索之本深深地扎根于脚踩的大地之上。

（二）努力将“成都教育”先进的教育理念乃至教育经验转化为国际教育主流话语

但凡国际教育主流话语，肯定是一种关于国际教育的观念、主张和看法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的话语。而为此，必须为这种教育观念、主张和看法提供包括科学依据、实验依据、道德精神、人的发展论述在内的强有力的逻辑论证，从而具有说服力、可信度。虽然在“西强我弱”的既有教育历史结构、教育制度背景下，“成都教育”话语的国际说服力、可信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西方主流的教育观念乃至意识形态，但是只要成都能够为自己的教育话语提供强有力的论证、科学依据，转化为国际教育主流话语仍然是有可能的。例如，成都市为促进教育公平而提出的“城乡一体、圈层融合”，“名校集团”等教育理念，这些话语事关教育公平正义，因而具有道德上不可置疑的正当性。再如，成都实验小学为促进人的发展而提出的“雅教育”教育理论，这一话语事关教育的尊严与正派，因而具有价值合理性。成都市实验小学人让责任渗入骨髓、将历史融进血脉、把使命装入灵魂，用崇高武装头脑，用知识的犁铧，犁开“民主科学”的荒原；用智慧的头颅，耕耘“人”的教育圣地；用爱心的润泽，书写人格心灵的丰满；用“雅教育”教育理论的引领，编织“小学校·大雅堂”这一精神家园。成都市实验小学人敢于正视自己的“小”、解剖自己的“小”，立足于“小”、“小学校”之上检阅教育、解读教育、思考教育、发展教育，回归教育本质。成都市实验小学人不是以“小”自我安慰，不是以“小”敷衍，不是以“小”逃避自己的责任与担当，不是以“小”窄化学校发展格局、矮化学校办学思想，不是以“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世界”、“大格局”。而是以崇高的教育理想，基于对教育的理性思考，直面教育现实的勇气，发扬敢试、敢闯的创新精神和自己真正的力量营造“大氛围”、展现“大气魄”、培养“大教师”、养育“大校长”、成就“大事业”、示范“大格调”、建构“大雅堂”、谱写“大教育”。当然，“好”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观念，如果缺乏深入、透彻的学术论证和学理支撑，其结果可能只是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观念流于教育政策性宣告，说服力大打折扣，更不可能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观念转化为具有引导力的国际主流教育话语。

（三）努力增强设置国际教育议题和制定国际教育规则的话语能力

设置国际教育议题和制定国际教育规则的能力虽然不单单取决于教育话语的使用，但现实教育生活告诉我们，当今世界的许多国际教育议题的设置，许多国际教育规则的制定，是不同国家间教育话语竞争的结果，阐述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的话语的使用、话语的表达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教育理论上说，人类面临的每一个国际性教育问题都可以被设置为国际教育议题，进行讨论并寻找解决方案。冷战后最为重要的国际教育议题有教育治理、教育权利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教育权利、教育公平正义、教育民主、教育合作以及公民教育等。尽管“成都教育”的话语能力和话语质量总体而言是偏弱的，但成都对教育公平正义的探索、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思考、对教育国际化的主张等，显然能在、也应该在某些国际教育议题的设置和国际教育规则的制定中谋得一席之地，并起到一些关键性作用。例如，成都教育人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开辟了“成都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和新境界，形成了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成都模式”，即发展规划、办学条件、教育经费、教师队伍、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的“六个一体化”；成都教育人以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对“成都教育”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系统的理性思考，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成都教育”教育发展的具有“合意性”、“可容许性”以及“成果共享式”的具体教育制度安排。

（四）努力摆脱“成都教育”国际教育身份“被定位”状况

教育话语权是一个城市建构自己国际教育身份或国际教育角色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城市都会用自己的教育话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教育身份定位。城市教育的国际身份定位往往有多个角度，而整体性教育身份性质的定位或其中某些关键项的教育定位对于城市教育形象的建构有着直接影响，因而也影响到其教育的国际话语权。“成都教育”不仅应摆脱在国内教育身份“被定位”的状况——“西部教育”，而且应摆脱国际教育身份“被定位”的状况。借助“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优势，总结、提炼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完全有可能把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转化为国际教育主流话语。例如，“成都教育”的发展，将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成都教育”的世界性意义以及对人类教育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一是有助于解答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确保教育公平正义这一世界性难题。“成都教育”的政策设计、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正在提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确保教育公平正义的成功范例、正在提供发展中国家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确保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有效经验。二是有助于解决如何行之有效地抵御教育全球化、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维护人类教育发展道路、教育发展方式多样化的世界性难题。

（五）发展和繁荣教育科学研究

西方在今天教育世界的话语优势地位，与其发达的教育科学研究紧密相连。“教育公平”、“学校治理结构”、“教育券”、“全纳教育”、“公民教育”等话语，无不首先出自西方的教育科学研究者，而构成西方教育话语权基础的教育自由、教育民主、教育平等、教育权、教育法治等概念和理论，也是西方教育家乃至思想家的产儿。可见，没有发达的、繁荣的教育科学研究，几乎难以提升教育话语的质量。目前，我国教育界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和主流话语，几乎都来自西方。不管是新课程改革所使用的教育话语，还是教育国际化所使用的教育话语；不管是教育学术界所使用的教育语言，还是教育实践领域是使用的教育话语，几乎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不客气地说，我国教育学界在使用“他者”的教育学概念、模仿“他者”的教育学论理、追踪“他者”的教育学研究方法、验证“他者”的教育学论说，然后说着“他者”的教育学话语，最终完成了“他者”“替我而思”的转换。教育学界之“思”乃在思“他者”之思、教育学界之“论”乃在论“他者”之论，教育学界貌似在“思”、在“论”其实正在拒斥“思”、“论”的出场。教育学界“说”的“思”、“论”的“理”，并不是从我国教育文化传统的土壤中“思”出来的、“论”出来的。如是，教育学界“说”的“思”、“论”的“理”，成为最无力的“思”与“论”、成为无“根”的“思”与“论”，乃至成为式的“镜像”（罗蒂语）。

因此，提升“成都教育”的国际教育话语质量，其前提条件便是大力发展和繁荣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是一个城市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阵地，因而也是高质量教育话语的生产机构和基地。教育话语包含的诸种要素和特性，如教育概念的创新、教育话语逻辑、教育理念等，只有发达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够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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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成都 610068；成都大学师范学院，成都 610036）

作者对“此”区域教育品质提升的理性观照，能带给读者对“彼”区域教育发展的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