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学生羞耻体验的异同

【摘 要】 目的：检验东西方两种文化下羞耻感的异同之处，与理论相结合探索未来对羞耻感的跨文化研究方向。方法：以方便取样，选取在北京大学的美国访问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到第8名后不再有新的类别，随后配对选取8名北京大学学生进行相同访谈。将所得内容就羞耻体验中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后果进行分类编码和统计。结果：在羞耻感的引发因素上，中美大学生均报告了在学业成就、人际交往、群体、身体和重要他人5种羞耻情境中强度相似的羞耻感；自我、同辈、父母、老师或领导对大学生的期望都会引发羞耻感，群体的期望只引发中国大学生的羞耻感，而美国大学生未提及。羞耻体验过程中，中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报告了更多身体反应（中国被试3类身体反应，21人次，而美国被试仅1类，5人次），并倾向于对羞耻体验做更多的认知加工（人次33：19）。在羞耻感的影响力上，两国大学生均报告羞耻感在导致回避行为等负性结果的同时，其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具有行为促进和约束的正性作用。结论：本研究结果加深了对羞耻感跨文化异同现象的理解，支持自我意识情绪产生模型和自我建构模型。

【关键词】 羞耻感；访谈；大学生；中国；美国；自我建构；定性研究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2.012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2-0127-06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hame Experi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WANG Zhi-Yan, ZHANG Li-Li, GAO Jun, QIAN Ming-Y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qmy@pku.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tes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hame experi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participants and explore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shame in a cross-culture context. Methods: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were enroll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to a semi-construct face-to-face interview about general and specific shame experience in their own culture.No new materials appeared after 8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Then 8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ere paired samp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same interview. Finally all the in terview contents were coded according to the emotion, cognition and behavioral reaction of shame experience. Results: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reported shame experience with similar intensity in academic, personal relationship, body, group and transference shame situations. The expectations of self, peers, parents, teachers or supervisors could be sources of shame i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only Chinese students regarded expectation of a specific group as a source of shame. Chinese participants recalled more body reaction when feeling shame and had more cognition process related to the shame experience. Finally, besides the negative results such as avoidance that shame experience brought out, in both cultures,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of shame was reported to be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improving or restricting improper behaviors. Conclusion:The participants from two cultures demonstrate a fairly coherence process of shame experience, and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appraised-based model of self-conscious emotions.

【Key Words】 shame; interview; college student; Chinese; American; self-construct; qualitative study

羞耻感（shame），即感到自己可耻，是一种指向自我的痛苦、难堪、耻辱的体验，它伴随着个体希望躲藏起来的愿望［1］。羞耻感与基本情绪最为核心的差异就表现在它与个体的自我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发现高羞耻更多地与适应不良联系在一起。羞耻与个体的低心理健康水平、低自尊等成正相关［2-3］。

研究者对羞耻感来源提出了很多假设，其中自我/行为假设［4］最为学术界所接受。在Lewis［3］的这个理论中，当一个事件导致个体对自我做出整体的负性评价时，会产生羞耻感，但如果这个负性评价指向某个特定行为，则会引发内疚感。Tracy和Robin［5］所提出的以评价为基础的自我意识情绪产生模型（appraised-based model of self-conscious emotions）更为具体地阐释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需要个体对事件加以认知关注，激发自我表征系统，当事件与自我认同目标相关，个体对目标一致性的判断以及归因的不同就导致最终的情绪类别不同。当个体做出内部的（internal）、稳定的（stable）、不可控的（uncontrollable）和整体（global）的归因时（例如：我是个无能的人），羞耻感会随之产生［6-10］。 这个模型假设了羞耻情绪产生的功能和性质，而这种产生机制具有跨文化的稳定性 。通过这个模型，可以看到自我表征对羞耻感的产生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说，如果自我建构表征不同，那么个体在体验自我意识情绪的内容和方式上就会产生差异，而这种差异不仅可能发生在个体水平上，也可能由于文化的不同而体现在群体水平上。Markus等［8］提出，存在两种核心的自我建构形式：以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为代表的独立型自我（independent self）的文化和以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依赖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其主流的价值观是将自我与周围的环境分离。而在东方文化下，自我不再只包括内部的特质，对社会环境中归属感的追求使得人们有时候也会将“关系”作为他们思考和意识的基本功能单位。他人也就成为了自我整合的一个部分，成为个体心理过程的参照和背景。依赖型自我的建构中包含了大量的关系定义，是一个无法脱离于背景存在的单元。因此，也可以预期，由于自我建构的不同，羞耻感在这两种文化下也会具有差异性。早期跨文化研究者对于“东方文化中羞耻感的强度高于西方文化”［4］的假设一直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不仅如此，转移性羞耻，即为重要他人的羞耻事件而感到羞耻的现象只在东方文化中被发现［9］。在羞耻感的社会功能方面，已有一些研究证明，羞耻感在东方文化中更多地被公开表达［10］，更具有行为改变的作用［11］，并且更多地被用在儿童教育和员工管理中［12-14］。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近期的一些以中国人为被试的现象学研究支持中国大学生的羞耻体验性质与西方人基本相似［15］，在相同情境下，美国被试的羞耻感甚至要强于中国被试，且对母亲、伴侣和好朋友也有转移性羞耻出现［16］。

总体来看，目前研究一方面往往单一关注某一种文化，而少有将东西方两种文化直接进行对比；另一方面往往集中于泛泛地描述问题或直接使用量表测量，而缺乏对羞耻体验的心理过程进行深入的现象学性质研究，因此，不同研究常常得出相互混淆的结论，同时也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停滞不前。本文在总结过去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使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以中美两国大学生为被试，分析和对比羞耻体验在认知、情感与行为等方面的现象学性质，并初步考察中美文化中个体对羞耻感功能和价值的认知异同，检验这些差异与自我建构文化差异的联系。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开放性招募在北京大学交流（在华时间少于1年）的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到第8人不再有新的类别。同期在尽量匹配年龄和性别的条件下从招募的所有中国大学生中挑选了8名北京大学在校中国学生作为对照组。在访谈到第8位时，中美大学生均不再有新的类别出现，因此可认为受试的信息已达到饱和［17］。中美大学生均为男女各4名，平均年龄均为（20±1）岁。

1.2 访谈提纲

为了对羞耻体验的来源、过程和结果做深入的考察，访谈提纲涉及3部分内容：（1）引发羞耻的因素。①要求受试回忆最近以及最早的两个具体的个人羞耻情境；②询问受试感到羞耻的原因（由于自我意识情绪模型［8］指出当个体的行为没有达到自我形象预期时会体验到羞耻感，因此通过了解被试在该事件中引发羞耻源，可鉴别出自我所预期形象的来源，在编码处理时，此题内容命名为认同目标）。（2）羞耻体验的过程。要求受试详细陈述两个事件发生过程，①要求受试对该事件的羞耻强度进行11点量表评分［0（完全没有感到羞耻）~10（羞耻感极度强烈且难以忍受）级评分］、羞耻体验身体反应、羞耻感产生后的想法。（3）羞耻引发的结果。要求受试详细陈述两个事件中羞耻后的即刻反应和羞耻体验对之后生活的影响。

为关注跨文化的背景，同时减少受试在访谈中的防御，在访谈的开始和结尾加入3个一般性问题，即要求受试概括本文化下一般性的羞耻情境、个人的一般性羞耻情境以及羞耻感的利弊。其中前两个问题的内容归入羞耻情境类别，后一个问题的内容归入羞耻体验对之后生活的影响类别。

中文访谈提纲由通晓英语的研究人员翻译成英文，确保中英文版本的一致性。

1.3 访谈过程

由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专业两名在读博士生进行访谈，两人均受过临床访谈和心理咨询的训练。在访谈正式开始前受试先签署知情同意书，申明将对访谈录音，其内容只用于相关研究，访谈均使用受访者的母语。访谈时间为1~1.5小时，访谈完毕后均给予一定的报酬。

1.4 分析方法

采用类属分析方法，即将受试对于每一个方面的回答内容进行类别划分，再计算比较每个方面中每一类别的反应频率，以此清楚地揭示相关的文化差异。

将全部个别访谈录音进行誊录，由2名通晓中英文的研究人员对誊录的文本进行编码。首先参考已有研究［1］提取类别，并根据访谈文本信息，建立编码本（encoding dictionary），然后以此为依据进行分类。在分类过程中对类别适当地予以修改、补充、删除或合并，采取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分析方法，最后统计每种类别的频次。由2名分析者从访谈提纲中所关注的羞耻情境类型、认同目标、身体反应、想法、即刻行为反应、对之后生活的影响6个主题独立编码所有受试的访谈记录。两者的编码一致性系数为0.72~1.00。编码不一致的信息最后由2名分析者通过讨论确定。

使用两种方法对访谈分析结果进行效度检验：① 反馈法，即研究者在得出初步结论以后与自己的同行、同事等交换看法，听取他们的意见；② 将研究获得的结果与已有文献中的结论相联系，寻找其他实证研究的支持，并对特殊的结果进行深入探讨［11］。本研究中北京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两名在读硕士生对结果进行了反馈，其中一名为美国留学生，一名为中国研究生。研究者根据这些反馈进一步整理思路，查找漏洞，完善了原有理论。

2 结果

2.1 两国大学生引发羞耻的情境类别和认同目标比较

两国大学生均提及包括学业与成就、人际交往、群体（由特定民族、地区、性别等群体身份引发的羞耻感）、身体（由个体的身高、体重和外貌等引发的羞耻感）、重要他人（由亲密他人的羞耻感引发的羞耻感）在内的5类引发羞耻的情境，5类情景总计频次排序见表1。表1显示：不同情境提及频次的排序有国籍差异，中国大学生在开放性访谈中涉及最多的情境类型是学业与成就，而美国大学生则是人际交往；中国大学生中提及群体羞耻感的频次高于身体上的羞耻，而美国大学生则相反。

认同目标共5种，分别为自我、父母、老师或领导、同辈以及群体，与中国大学生相比，美国大学生没有提及群体这一类别（见表2）。具体描述有“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好学生”、“让同学感到失望了”、“有损自己在父母心中的期望”、“违背了老师心目中很听话的学生的形象”、“尤其是权威，领导老师以及同事等对我期望”、“作为一个中国人（汉族人、外地人）感到羞耻”等。

2.2 两国大学生的羞耻体验过程

两国大学生羞耻感强度评分情况见表3。

在身体反应方面，中国大学生报告了羞耻时出现脸红（10次）、心跳加快（6次）和出汗（5次）3类反应，而美国大学生只提及脸红（5次）。

在羞耻体验时想法的类别上，两国大学生报告了“担心他们认为我名不副实”、“当时就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是很不应该的”、“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江郎才尽了”、“我觉得老师那样做是一种偏见，一种错误”、“但是我想我只要努力还是可以做好的”等内容，经概括后中美大学生的类别和提及频次排序均相同，见表4。

2.3 羞耻引发的结果

访谈的最后一部分关注羞耻体验引发的结果，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受试体验到羞耻后的即刻行为。包括回避他人和掩饰情绪（“我尽可能快地离开教室”）、情绪表达（“我哭了很久”）、补救行为（“我试着补救我的过错”）。美国大学生排在第一位的是补救行为，而中国大学生则是回避与掩饰，见表5。② 羞耻体验对今后生活的影响。包括个人行为或态度的纠正、促进或约束（“之后我就再也不轻易用我的标准评价别人了”）、促进对自我或他人的认识（“这让我觉得她并不是一个十分和善、平等的人”）、过度担心和谨慎（“每次上美术课都特别害怕，在这个老师面前要特别谨慎”）、回避（“不敢跟他四目相接”）、负性情绪（“会让人感觉难过和不安”），见表5。所有中国大学生都报告有影响，而美国大学生中只有5名报告有影响，其余3名报告 “这件事对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3讨论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中美两国大学生在羞耻体验的现象学特质上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从羞耻情境的类别和体验的强度上来看，两国大学生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值得一提的是，“重要他人的羞耻”这一类别虽然提及频次较少，但在两国大学生中都有出现。这些现象学上的相似性需要更多更深入的跨文化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当进一步访谈受试感到羞耻的原因时，Tracy和Robin［6］的模型所假设的自我认同目标一致性的判断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受试在描述感到羞耻的原因时，频繁地提及“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好学生”等内容，可以看到，其主要含义即在于违背了自我所认同的目标。羞耻体验的“自我取向”性理论得到了很多其他研究的支持［1］。Harvey等［18-19］曾提出，在他人眼里获得和保持一个好的形象是以满足某种角色要求为先决条件的，如果个体在这个角色要求上公开暴露了缺点，则导致归属感、自豪感受到严重的威胁乃至丧失，自我认同被割裂，从而引发了一种弥散性的自我贬抑的痛苦体验，这就是羞耻。在角色要求上公开表现的欠缺可预测“充分的自我表征机制的崩溃”，引发无力感、暴露的脆弱感、残缺感，迫使自己隐藏或掩饰受损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身份，避免与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相冲突。黄光国在对中国人“丢脸”进行解释时，也强调了自我认同目标在引发羞耻感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20］。

但在具体认同目标的来源上，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对以评价为基础的自我意识情绪产生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补充。从上文所举例子来看，无论哪一种文化下，羞耻体验所涉及的认同目标都不仅来自于个体自我的预期，也可能来自同辈、父母、老师或领导以及生活中其他人物对个体的预期。更有意义的是，在认同目标中，特定群体的期望只在中国大学生的报告中出现，并且，在所有提及的情境中，中美两国大学生在自我、同辈两类上的频次相当，但父母、老师或领导这两类权威形象，中国大学生报告的频次要高于美国大学生。从自我建构类型的角度可以尝试理解这个重要的差异。在东方的依赖型自我建构的文化中，更多的他人关系进入到了自我概念当中，个体能够以特定情景下他人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出发确认自我。由于自我需要保持这些部分之间的和谐，维持各个关系之间稳定的联系，因此顺应、妥协和融入群体成为这种文化下更为适应的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也就更容易受到他人的想法、愿望和预期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权威的预期更容易引发羞耻感，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美两国大学生在认同目标上的差异：老师、领导和父母作为自我建构的不同部分，其期望也可以作为引发羞耻感这种自我意识情绪的来源。

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个体对羞耻体验的认知加工过程中。对想法和影响，中国大学生报告的频次要高于美国大学生，而身体反应的类别中国大学生也更多。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大学生对羞耻体验进行了更多的或倾向于进行更多的认知加工。进一步分析材料会发现，有3名美国大学生回忆不出任何身体反应、想法以及该事件对今后的影响，而所有中国大学生均有这3方面的数据。并且，中国大学生所提及的学业成就情境要高于美国大学生。这些结果都反映了羞耻感在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性有所差异。在西方的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文化下，人们更多从自我的角度体验情感并实施行为，他人对这些过程的影响很少。在这样的文化下，感到羞耻意味着个体没有能力应对外界环境的压力，因此个体总是竭力压抑和否认自己的羞耻体验，甚至羞耻本身也被看作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这也可能是本研究中美国被试对羞耻体验认知加工更少的原因之一：在独立型自我的社会中，人们更不喜欢公开地讨论这种情感，而是更倾向于将之作为一种个人的情感体验。

羞耻感作为调节群体人际关系最为重要的自我意识情绪，在依赖型自我建构的文化中受到重视并赋予积极的意义，它能够维护和稳固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层级差异和角色定位，在这类文化下，人们也就更倾向于对这种情感进行认知加工，并更容易公开地讨论。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确认依赖型自我文化建构对个体羞耻体验的影响。

本研究对羞耻感功能的探索也值得一提。与以往研究对羞耻感病理性作用的关注不同，在本研究的访谈过程中，两国的受访者都认为“行为或态度纠正、促进或约束”是羞耻感最大的功能。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自我意识情绪的社会功能是植根于基因编码的生物过程，不仅人类，一些高等动物也分享这一机制［21］。羞耻感的重要作用在于维持群体的组织性，促使成员适应其在群体中的特定的等级和社会角色,它作为一种求和以及服从的信号能够降低群体中的攻击倾向而增强社交倾向［22-23］。在不同的文化中，都能够找到表达羞耻感的词汇和言语［24］，表情和动作信息［25］。而深度访谈的结果总体上支持了羞耻感的跨文化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尽管使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不同，但中美大学生在描述和体验羞耻感时，其基本功能和情感体验是十分相似的。

总的来说，羞耻感在核心认知过程，体验过程和适应功能上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情绪，它受到不同文化自我建构差异的影响，因此在来源和社会功能上有所不同。这些结果提示，文化差异可能并非是全或无的质性差别，应当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进一步探索文化差异与羞耻体验的内部机制之间的联系因素。作为一个质性的访谈，本研究结果中所显示的差异还需要更多量性研究的验证，而对于数据中没有显示出差异性的大部分具体条目，也需要未来的研究进行更为具体的探索。

致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杨鹏、罗晓晨和张智丰参与本研究的录音誊录和编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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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18收稿，2008-10-20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