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情障碍者的情绪认知与认知性调节特征

【摘 要】目的：探讨述情障碍者的情绪认知加工特征，并分析述情障碍者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特征。方法：在本对照研究中，采用班级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出712名学生。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20个条目量表（TAS-20）中文版筛选出述情障碍者（TAS-20≥58分）117名和非述情障碍者（TAS-20≤ 38分）118名，比较两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抑郁自评量表（CES-D）得分差异。间隔2~3个月后利用TAS-20对这235名受试进行重测，筛选出51名述情障碍者与54名非述情障碍者，分别对120张情绪图片进行愉悦度、唤醒度和优势度评分。结果：（1）述情障碍组消极应对维度得分高于非述情障碍组［（47.3±5.9）vs.(41.9±5.9)，P

【关键词】 述情障碍；情绪；认知加工；情绪调节；情绪图片；病例对照研究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2.010

中图分类号：R749.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cognitive regulation in alexithymia.

Methods:A total of 117 alexithymic subjects(TAS-20 scores ≥58)and 118 nonalexithymic subjects(TAS-20 scores ≤38)were selected with the Chinese version of 20-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and their scores on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 were compared.Then 51 alexithymic subjects and 54 nonalexithymic subjects were required to rate 120 affective pictures to three dimensions(valence,arousal and dominant).

Results:（1）Compared with nonalexithymic group,alexithymic group got higher scores in negative coping dimension

［(47.3±5.9) vs. (41.9±5.9)，P

【Key Words】 alexithymia; emotion; cognitive processing;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picture; case-control study

具有述情障碍（alexithymia）的个体以无法识别情感、无法将躯体唤醒感觉与内部感受相区分、无法交流情感、缺乏想象力、外向性思维为主要特征，述情障碍妨碍个体对情绪进行有效调节，使个体容易患上心身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功能性胃肠紊乱），以及抑郁和焦虑障碍等，并显著降低各种疾病的临床疗效［1］。目前，学者普遍认为述情障碍是情绪认知加工、调节过程受损的一种人格特质［1］。

大量的研究支持述情障碍者存在情绪认知、加工缺陷，如Jessimer发现述情障碍者对面部表情的识别不如非述情障碍者那么准确［2］，述情障碍者在将言语/非言语刺激同言语/非言语情绪应答匹配起来时不如非述情障碍者那么熟练［3］。但也有学者有不一致的发现，如Kessler发现在述情障碍高发生率的进食障碍病人中，述情障碍特质与情绪面孔的识别不存在相关性［4］。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一个可能因素是不同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情绪材料（如词汇、面孔、电影等）来诱发个体的情绪反应并对其加工过程进行评估。为了使得不同的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研究中要尽可能使用标准化的情绪性刺激材料。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是美国NIMH（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情绪与注意研究中心编制的一套经过量化评定的图片系统，该系统为情绪研究提供了标准化工具［5］。本研究通过分析述情障碍者在完成情绪图片评价任务上的特征性表现以进一步探讨述情障碍者的情绪认知加工特征。

在情绪调节方面， Schaffer［6］与Beckendam［7］均发现述情障碍者更多使用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方式。但Schaffer和Beckendam均仅从情绪调节的行为策略角度对述情障碍者的情绪调节特征加以探讨，而基于述情障碍的情绪认知加工、调节缺陷本质，我们最好对述情障碍者的情绪认知特征和调节特征进行综合考察。鉴于Garnefski从纯认知应对的角度，以情绪调节情境应对理论为基础而编制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CERQ）可测评个体在情绪调节上的认知策略差异［8］。本研究首次将IAPS的评分与CERQ分析结合起来全面探讨述情障碍者的情绪认知与认知性情绪调节特征，为澄清述情障碍的本质提供更全面的证据。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根据方便抽样原则，选取长沙市两所大学的一到三年级的本科生作为取样对象，每所学校的每个年级各随机抽取选修某种课程的1个班级，共6班，采用班级整群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750份，收回有效问卷712份。用多伦多述情障碍20个条目量表（the twenty-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9］对712名学生进行筛选，根据TAS-20的（均数±1标准差）的方法确定述情障碍者与非述情障碍者［1］。最终 TAS-20≥58分者117名（男49，女68），为述情障碍组；TAS-20≤38分者118名（男51，女67），为非述情障碍组。两组在年龄（平均年龄为21.4±2.4岁）、性别构成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间隔2~3月后对入组的235名受试进行TAS-20重测，如果第二次的TAS-20得分变化不大（仍≥58或仍≤38）则入组参加随后的情绪图片评分实验，如果分数波动大，则剔除出组，最终有105名符合条件的志愿者参加实验，其中述情障碍者51名（男24，女27）、非述情障碍者54名（男24，女30）。所有参加情绪图片评分的受试平均年龄为21.2±1.9岁，述情障碍组与非述情障碍组在平均年龄、性别构成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工具

1.2.1多伦多述情障碍20个条目量表（the twenty-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20）中文版［9］

该量表共有20个条目， 分为3个因子：因子1识别情感障碍，包含7个条目；因子2描述情感障碍，包含5个条目；因子3外向性思维，包含8个条目。条目采用5级评分（1分：完全不同意，5分：完全同意）。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7。

1.2.2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0］

该表包括20道题，采用1~4级评分，总分范围为20~80。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抑郁程度越高。其重测信度为0.67。

1.2.3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CERQ）［11］

该卷为自评问卷，要求个体评估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所使用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或应对方式。包括9个分量表，分为2个维度：积极应对维度（包括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和理性分析5个分量表）和消极应对维度（包括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和责怪他人4个分量表）。采用5级评分［1分：（几乎）从不；5分：（几乎）总是］，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受试在面临负性事件时就越有可能使用这种特定的认知策略。该问卷重测信度为0.65。

1.3 情绪图片的评分实验

1.3.1刺激材料

本研究采用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作为情绪刺激材料。参照黄宇霞等人［12］的方法，从IAPS(2005)［5］956张图片中筛选出正性、负性和中性图片各40张，共120张。选择的正性图片内容大致包括体育运动、生活场景、动物、环境、婴儿，中性图片则多为日常用品、建筑等，负性图片多为军事活动、暴力冲突场面、动物或人的尸体、伤残个体等。

1.3.2实验程序

参照Lang等建立IAPS时采用的评分程序，将120张图片随机分为2组，每组60张。在计算机上随机呈现图片，图片大小为11cm×9cm，位于屏幕中央，呈现时间为6s，图片消失后要求受试者用人像自评系统（self-Assessment Manikin，SAM）分别对图片的愉悦度、唤醒度和优势度进行评分［5］。愉悦度指看到图片后感到不愉快或愉快，唤醒度指图片带给人刺激、兴奋或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的感觉，优势度指看到图片后感自己处于被控制的劣势地位还是有控制权的优势地位。三个维度均采用9级评分，评分越低，越接近于1，评分越高，越接近于9。虽然评分时间由受试者自行控制，评分完毕即按任意键进入下一张图片，但原则上要求受试者尽快评分，尽量在5秒之内根据自己的感觉完成评分。两组图片的呈现顺序及三个维度的评分顺序在受试间进行了平衡。受试在完成一组图片的评分后休息20分钟，实验过程中如果受试自感有必要休息，可休息后再继续。整个实验过程约45~50分钟。

正式实验前用统一指导语给受试讲解，并先让受试完成练习序列，如果受试不清楚可提问并可反复练习，直至完全明白实验任务并掌握操作方法为止。

1.4统计方法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Cohen's d值是反映统计效能的一个具体指标，当两组得分有显著差异时，Cohen's d值可评估组间差异的具体大小，因此，对于有显著组间差异的心理测验及情绪图片的评分维度，进一步计算Cohen's d值比较差异大小［13］。 P

2 结果

2.1述情障碍组与非述情障碍组心理测验得分比较

118名述情障碍组的TAS-20总分在58～79分之间，均分为（62.9±4.1），117名非述情障碍组的TAS-20总分在21～38分之间，均分为（33.9±3.7）。MANOVA统计显示，在TAS-20总分及三因子得分上，述情障碍组均高于非述情障碍组，且差异均很大(Cohen's d>0.8）。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两组的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得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采用MANOVA统计比较两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得分差异，结果显示：述情障碍组在沉思、灾难化、责怪他人3个分量表以及消极应对维度上得分高于非述情障碍组（P

2.2述情障碍组与非述情障碍组对情绪图片评分比较

在愉悦度上, 述情障碍组与非述情障碍组对正性图片的评分均高于中性与负性图片（t =24.40、50.22，均P

采用MANOVA统计比较两组受试在情绪图片三个维度上的评分差异，结果显示在正性图片的愉悦度评分上，述情障碍组低于非述情障碍组，而对负性图片愉悦度的评分，述情障碍组高于非述情障碍组；在唤醒度上，对正性和负性图片的评分，述情障碍组均低于非述情障碍组；在优势度上，述情障碍组对负性图片的评分高于非述情障碍组。Cohen's d值显示两组在负性图片的愉悦度评分上差异很大，在正性图片的愉悦度、负性图片的唤醒度和负性图片的优势度上差异较大，在正性图片的唤醒度评分上，两组差异较小（表2）。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了目前应用广泛、具有良好信、效度的TAS-20来筛选述情障碍与非述情障碍组，同时为了避免得到的高TAS-20分数是受试的一种状态反应，而不是稳定的人格特质，在筛选受试参加国际情绪图片三维度评分实验时，对初期入组的受试在2~3个月后进行TAS-20重测，只有TAS-20分数稳定的受试才进入实验。此外，CES-D结果显示述情障碍组与非述情障碍组在抑郁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也支持本研究所测量到的是述情障碍特质而非为受试抑郁症状的伴随性反应。

3.1 述情障碍者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缺陷

以往有关情绪调节策略的测评工具常将认知策略与行为策略放在一个维度加以评估，这样很难确定认知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负性情绪的调节，本研究采用的CERQ从认知风格的角度测评个体具有的稳定认知偏好［8］。结果发现述情障碍组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三个分量表上和积极应对维度上的分数显著低于非述情障碍组，且在重新关注计划和积极重新评价两个分量表上，与非述情障碍组之间的差异非常大（Cohen's d均大于0.8），本研究结果支持先前Schaffer［6］和Beckendam ［7］的观点，并进一步提示在应对应激性生活事件过程中，与非述情障碍者相比，述情障碍者较少采取积极认知调节方式，如思考怎样处理应激性生活事件、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寻找对个人成长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等。此外，本研究发现述情障碍组在沉思、灾难化和责怪他人分量表及消极应对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述情障碍组，且灾难化和消极应对的组间差异都非常大，提示在应对应激性生活事件时，述情障碍者可能更多地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如直接强调经历的可怕性，却难以用确切的言语来描述这种可怕的感觉；或者因自己经历的事情而责怪他人，却在责怪他人的时候多强调事件的细节而非自己的感受。正是由于述情障碍者无法进行积极的情绪调节，无法及时疏泄不良情绪，导致不良情绪长期存在，情绪应答系统中生理成分持续唤醒与调节紊乱，最终导致躯体症状甚至躯体疾病的产生［14,15］。总之，本研究支持Schaffer［6］和Beckendam ［7］的观点，即述情障碍者存在情绪调节障碍，同时进一步说明述情障碍者的情绪调节障碍与其认知策略的运用不良有关，存在认知性的情绪调节障碍。

3.2述情障碍者的认知加工缺陷

对正性图片的愉悦度评分，述情障碍组显著低于非述情障碍组，而对负性图片愉悦度的评分，述情障碍组则显著高于非述情障碍组；唤醒度方面，述情障碍组对情绪图片（正性和负性）的评分均显著低于非述情障碍组。这提示：与述情障碍者比较，非述情障碍者在面对正性刺激时，可能会经历更愉快、更积极的体验，而面临负性刺激时，其负性体验也强烈得多。该结果与Vanman 等的报告一致，Vanman 等发现在报告情绪图片的不愉快体验程度时，对述情障碍者而言，负性图片引起的不愉快体验不如非述情障碍者那么强烈［16］。上述结果证明述情障碍者由于认知加工上的缺陷，对情感的感受强度低于非述情障碍者，即使述情障碍者经常抱怨存在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认知加工缺陷、有限的主观体验意识、不良的调节方式使得述情障碍者过分关注伴随情绪唤醒的躯体感觉，并放大躯体感觉，使得不太强烈的不良情绪体验持续时间较长，甚至可能导致躯体形式障碍、惊恐发作等不良后果。两组对中性图片三个维度的评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一方面支持述情障碍是情绪信息的认知加工缺陷，而不是一般信息加工的全面缺陷，另一方面也间接证明了国际情绪图片的效度。

总之，本研究结合标准化的情绪材料和系列心理测验，进一步证明述情障碍者存在情绪的认知加工和认知性调节缺陷。利用Cohen's d值，发现两组在负性情感强度因子上的得分、负性图片的愉悦度评分上的组间差异非常大，在正性图片的愉悦度、负性图片的唤醒度上的组间差异为中等大小，而在正性图片唤醒度上差异很小。该结果是否提示述情障碍者与非述情障碍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负性情感的加工、识别和调节上，未来研究中将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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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09收稿，2008-09-05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