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相互投资结构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美两国相互投资自上世纪90年代起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相互成为对方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但因存在不对称信息，两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与制度质量差异，导致两国不同的国际投资选择，两国相互投资的结构因此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本文基于美国财政部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结合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的新发展，分析中关相互投资结构的特点，探究其形成原因，为改善我国对美投资结构提供参考。

关键词：投资结构；直接投资；外汇储备；中美

中图分类号：F830.59；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092—04

一、中国对美国投资的结构特征

根据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中国自1978年开始对美国投资，当年投资价值为5百万美元股票。中国自2002年开始统计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数据，当年的投资余额为3.85亿美元。到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总额已经达14640亿美元，占外国对美投资总额的12.2%，成为仅次于日本（15335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对美投资国。此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结构呈现出以下特征：

1.直接投资增长缓慢，证券投资增长迅速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始于1981年设立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此后，投资开始缓慢增长。1994年福耀玻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800万美元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工厂，1999年万向集团在伊利诺依州建立美国万向公司，2000年海尔集团的美国子公司海尔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投资4000万美元建立生产基地，2004年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的Pc事业部。2008年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超过12亿美元，到2009年减至近8亿美元。而中国对美证券投资在1989年为2亿美元，1994年增加到182亿美元，2000年达到922亿美元后增长更为迅猛，不到10年时间里超过日本（2009年为12693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对美证券投资额最大的国家，占世界对美证券投资总额的15，2%。到2009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六大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但对美巨额投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只占0.1%。该比例与新兴经济体的水平比较接近，但极大低于日本、西欧以及世界整体水平。

2.证券投资中股票投资增长缓慢，债务证券增长迅速

1984年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仅为1百万美元，1989年达到2亿美元，1994年达到180亿美元，2000年达到908亿美元，到2009年时达到13863亿美元，占世界对美债务证券投资的18.8%。而同期中国对美国的股票投资增长相对缓慢。中国于2000年实施QDII制度，对美投资中股票持有上升，2006年股票投资38亿，2007年增到285亿，2008年达到995亿美元，2009年时对美股票投资市值为777亿美元（占世界对美股票投资的3.4%）。虽然股票投资绝对数增长较大，但在中国对美证券投资的比例最多只占到9.3%。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证券投资近92%以上是债务证券投资，股票投资的比例非常小。该比例与新兴经济体的水平比较接近，但极大低于日本、西欧以及世界整体的水平。

3.债务证券投资中关国国债的比重持续下降，机构债的比重上升迅猛

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美国国债的比例持续下降，由96%降低到2008年6月末的48%，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国债持有比例又迅速提高，持有额达到9156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投资者，与世界整体和其他经济体的形态基本一致。美国国债持有比例自2002年低于日本，到2009年时与新兴经济体和日本的持有比例基本相同。同期中国持有“两房”债券为主的美国机构债迅猛增加。1994年的持有额仅为5亿美元，2004年即达到1277亿美元，成为美国机构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在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的比重由1994年不足3%提高到2002年的40%。2008年前新兴经济体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美国机构债的比例一直高于中国，有的年份甚至高出10个百分点。2007年6月到2008年6月即次贷危机初露端倪的一年里，各经济体对美国国债和机构债投资出现变化。新兴经济体整体增持美国国债1572亿美元，但是仅增持美国机构债78亿美元；西欧国家增持美国国债161亿美元，而仅增持美国机构债10亿美元；日本增持美国国债54亿美元，同时增持机构债400亿美元。同年，中国增持美国国债近578亿美元，机构债增持1564亿美元，使机构债在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几乎占到一半，即使之后逐步减持，到2009年6月末，中国持有美国机构债4543亿美元，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仍然是最高的。此外，中国对美的债务证券投资中，收益率比较高的公司债的投资比例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是最低的。

二、美国对华投资的结构特征

美国于1979年开始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到1982年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为4900万美元。美国财政部从1994年开始有对华证券投资的记录，当年余额为20.85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存量分别达到494亿美元和1023亿美元，对华投资总额达到1517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对外投资的1.6%。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结构呈现以下特征：

1.证券投资在波动中增加

自上世纪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新一轮发展高潮以来，美国也加大了对海外投资的步伐。在此期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速远超过美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幅度。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大致经历了两个高潮，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所带动；二是在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几年，由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投资快速增长所带动。2008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较上年大幅度增长达到594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比重的14.5%。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有限，美国对华投资几乎完全是直接投资。之后，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度的逐步扩大，美国对华的证券投资逐步增加，自2005年开始增长幅度较大，证券投资在对华投资总量中的比重逐步上升，与世界整体和其他经济体的形态更加接近。

2.美国对华证券投资中股票投资逐步成为主导

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证券投资主要分为国外证券市场投资与国内证券市场投资两大类。美国投资者对境外中国证券的投资主要涉及在中国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发行的股票与中国政府、金融机构或公司企业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务证券。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大陆境内的证券投资是指美国投资者购买中国公司与政府在中国境内发行的股票和债券，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投资于境内上市外资股，即B股；二是合格境外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以下简称QFII）购买的A股；三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国债、企业债券和可转让债券、金融债务。随着中国股票市场B股市场的发展和实行证券投资的QFII制度，以及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增加，美国对华股票投资增长迅猛，其市值从1994年的9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1016亿美元，在对华证券投资中的比重也由43%升至99%，高于世界整体及其他经济体的水平。

三、中美相互投资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1.中国对美投资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首先，英国经济学家Cantwell et a1.（1990）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一般遵循以下发展顺序：周边国家一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发达国家。中国近些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也基本符合这一顺序。其次，国际投资选择的信息摩擦理论显示，直接投资的信息密度与信息摩擦度既定情况下，投资方向由投资主体的性质所决定。Itay and Razin（2005）在信息经济学框架下建立模型解释信息不对称下国际投资的选择问题，提出在国际投资选择中存在着管理效率与流动性之间的替代关系。研究显示，由于涉及所有权与管理责任的转移，需要与东道国频繁的互动并对运行其中的东道国市场有透彻了解，直接投资的信息密度最大，而一旦获得资产，直接所有权又使资产的流动性降低；由于资产再出售时的“柠檬”问题，直接投资的沉没成本或清算成本很高，也由此对信息摩擦更为敏感。在均衡状态下，具有较高预期流动性需要的投资者受低价格冲击的可能性大于管理效率的冲击，会选择成为组合投资者，而具有较低预期流动性需要的投资者则选择成为直接投资者。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经常是预期流动性需要低的大型金融资源丰厚的跨国公司，而组合投资者总体上是对流动性冲击比较脆弱的投资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之一，但对美投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非常低。从中国企业方面看，主要原因是缺乏自主创新的技术竞争优势、存在企业体制障碍、企业管理系统和方法落后、当地化运作水平低等；从美国方面看，市场准入限制与商业行为政治化倾向也构成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的障碍。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外汇储备投资，其安全性与流动性要求高，在流动性与管理效率或收益性的选择中，需要以流动性或安全性优先，难以进行直接投资。日本、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量也非常大，也是以官方机构对美投资为主导，因而其证券投资的比例也都相当高。

由于中国对美的投资主要是官方的外汇储备投资，因而其证券投资构成也同样受流动性冲击预期的影响，要选择流动性强但收益相对较低的证券，也就是选择信息密集度进而信息摩擦比较小的证券。Porteset a1.（2001）的研究发现，标准化程度更高的金融产品如美国国债的信息密集度较低，信息摩擦的影响比股票或公司债券小，美国机构债也具有类似特征。尤其是近些年来，美国股票市场与公司债券市场的发行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股票市场中，美国本土非金融公司的股票净发行常年为负值，外国公司股票发行大量增加，1994—2009年外国公司在美国发行股票的市值由6268亿美元、占市值的近10%增长到39774亿美元，占市值的20%；在公司债券市场中，同期美国非金融性公司发行债券的余额占比由49%降低到36%，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商ABS发行的各种资产支持证券余额由19%提高到27%，2007年最高达到34%，外国公司发行也占相当的比例。发行主体结构的变化使美国股票和公司债券的信息密度进一步提高，因此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美国国债和规模庞大且发行主体相对单一的美国机构债，往往是对流动性冲击和信息密集度敏感的外国投资者的主要选择，世界各国官方机构对美证券投资的结构也证实了这一点。各国官方机构对美的证券投资中，比重最大的是美国国债，其次是以两房债券为主导的美国机构债，而公司股票与公司债券的比重都非常低，与中国对美证券投资的结构非常相似。而西欧国家的外汇储备低得多，对美投资的主体主要是私营机构，因而其对美证券投资结构明显与外汇储备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差别很大。

2.美国对中国投资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优序融资（pecking order）假说验证在国际投资中存在优序投资的问题。Daude and Fratzscher（2006）研究表明国际投资中确实存在一个最优顺序，其实证分析显示：国家间的信息摩擦对优序有重大影响，直接投资对两个经济体间的距离以及相互熟悉性等信息摩擦指标最为敏感；而证券投资则对市场发展程度的敏感性高于直接投资，如果市场缺失或功能发挥差，外国投资者只能通过选择直接投资；而资本帐户开放则大幅度提高组合投资的份额。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资本帐户管制极为严格，在这种市场缺失或功能发挥差的情形下，外国厂商别无选择只能使用直接投资实施投资项目，Haus—mann and Fernandez—Arias（2000）的多国比较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相当长时期里美国对华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健全，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资本帐户有限度地对外开放，美国对华证券投资也会大幅度增加。美国对新兴经济体基本投资结构的变化也是如此。由于信息摩擦度低，美国对西欧直接投资的比例较高；日本由于信息摩擦度比较高与市场开放的原因，证券投资的比例也较高。

Daude and Fratzscher（2006）的研究还显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质量对跨境证券投资的构成有重大影响。制度指标包括透明度即东道国信息披露质量和会计标准质量、东道国的投资者保护与腐败程度。其中，股票投资对这些制度质量指标的变化反应最强烈，是对制度因素最敏感的投资类型。如表5显示，自2001年后美国对华证券投资中股票投资的比重持续提高，而美国投资的主要是中国在美国和香港等市场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程度极高、受当地金融市场法规管理的中国股票。Ahearne et a1.（2002）的研究指出，美国投资者对外国股票投资中，起重要的作用是对美国投资者保护规章的信息内容。当外国公司在美国发行债务或在美国交易所上市时，美国投资者面临的信息摩擦壁垒就降低了。凡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依据美国的投资者保护法律，提供更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减少了投资者信息成本。这种信息成本的降低反过来使这些厂商的股票对美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一国在美国公开上市证券的公司比例越大，该国股票就在美国投资者股票组合中的相对权重越大。这也正是美国对华证券投资中股票投资比例很高的原因所在。美国对华的证券投资包括中国大陆境内证券市场与境外证券市场投资，其中境内证券投资主要是经批准的美国QFII的投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数据，自2003年7月9日QFII正式开始在中国大陆A股市场投资，到2009年共有70家QFIIS，获批投资额度在150亿美元左右，其中注册地在美国的QFII有包括高盛、摩根大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信托基金会、哈佛大学等16家。因此，美国对华股票投资中的很大部分应该是投资于在中国大陆境外尤其是美国发行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如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特大型国企与百度、新浪等IT业高成长公司股票。这些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就要完全按照美国证券市场的各种规章充分、诚实披露各种信息，投资者也完全受到美国相关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律的保护，规避了中国内地股票市场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降低了制度质量的问题。投资于在中国香港、英国伦敦发行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此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