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民本思想的形成

摘 要: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的时期,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近代以来,民本思想从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赋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论内容。今天,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先秦时期民本思想形成来探讨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

关键词: 民本思想 先秦时期 形成

民本思想初步形成于夏、商至周。《尚书》即包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秦誓》:“民生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易》中的重民、爱民思想也随处可见,如:“君子以容民畜众。”《易・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尚书》、《周易》的内容表明,从夏、商到西周,形成了民心天意,君主以德配天而敬天保民的意识。这标志着民本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民本思想完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公式衰落,政权下移,大国争霸,“弑君三十六,王国五十二”,社会的动荡变化使人们看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因而对民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更深刻了。《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春秋末期,孔子总结前代的民本思想,创立了其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体系。孔子认为,立国最主要的是做到粮足、兵强和政府与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如不能同时皆备,则去兵,再去粮。若政府与民无信,民不再信任政府,则不能立国。“民无信不立”的观点反映出了孔子对民心、民意的重视。孔子言:“所重:民、食、桑、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统治者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对民要“慈”、“宽”、“惠”,做到“务民之义”,“使民以时”。

《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民本思想贯穿始终,成为全书的重要思想线索。《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的作者将民置于神的地位之上,认为君主是上天为利民而设,故君主应以利民为其言行处事的原则。

战国中期,孟子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体系。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民”是立国之宝,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他指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主张给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使民有“恒产”、“恒心”,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具备基本生活条件。孟子认为,君主乃上天之子,是上天派到人间管理万民的。天的旨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民意体现出来。君主应该实行仁政,如果君主不能爱民保民,而是残民以逞,可以视之为,可以易位、放逐乃至诛杀。

战国后期,荀子提出以“王道”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体系。荀子强调君主应该爱民、利民,“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意焉而亡”,“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认为,君与民的关系有如舟与水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也,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又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如同仪与影的关系。“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荀子认为,只有民安宁,君才能安位。他重视民的地位和作用,就是为了实现君安位的“王道”政治。

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全面总结春秋战国以来民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本思想。《吕氏春秋》的民本思想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引入民本思想之中,强调君主治民,要顺民心,借民力。《顺民》篇说:“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曾有之。”“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吕氏春秋》的民本思想的另一特点是发挥孟子的仁政思想,指出:“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君主“立己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如果失去民心,国家就不会安定,君主就不能稳定统治。君主“行德爱民,则民亲其上”。《吕氏春秋》将民看作是统治稳定的基础和国家根本所在,将德政看做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指出民为用者得天下,民为仇者失天下。从上可见,民本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在不断思考民与国家治乱的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形成经历了从最初萌芽到初步形成,再到完全形成的发展过程。

秦汉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假托记录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的,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没有能够实现维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还批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僚之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启蒙的气息。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就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做主的能力。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解决了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

[2]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