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微观功能转换与金融制度安排

摘要：从微观功能来讲，中国农业已经开始从传统的生存农业向追逐利润的现代农业转变。传统农业的自足特征决定了与其相匹配的正规金融制度安排必然是政策性农贷；而现代农业的兴起，为商业金融制度嵌入农业经济部门准备了物质条件。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现行的政策性农贷制度应加速完成其市场化蜕变过程。农业产业化的速度和规模决定着即将嵌入农业经济部门的商业金融制度的特殊存在模式。

关键词：农业微观功能；金融制度安排；市场化蜕变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024－05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特征，但其本质区别一是生产目的的差异，前者重在“生存”，后者追逐“利润”；二是劳动供给方式的差异，传统农业是劳动自给，而现代农业多采用雇佣劳动方式。这种本质区别，决定着各自匹配的融资制度的差异。本文拟论证与现代农业相匹配的金融制度安排的存在逻辑。

一、传统农业的自足特征及政策农贷制度

(一)家庭承包制度下的中国小农经济品质

分析传统农业经济特征的文献颇多，但最具代表性的当属A・V・Chayanov和西奥多w・舒尔茨，尽管两者的描述方法迥然不同，但殊途同归地得出了“劳动自给”与“生存法则”等小农经济的内在品格。Polanyi，et.a1和Scott对于小农经济内涵特征的描述更进一步深化，认为传统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低，农户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基本消费，农户经营行为的最优选择取决于“消费满足”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均衡，而不是利润与成本的比较。由此演绎，家庭承包制度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典型地体现为Polanyi，et.al和Scott所描述的“道义小农”特征。而“道义小农”行为选择所遵循的“生存”法则，决定了中国传统农业与商业金融之间的本质背离。

(二)生存农业与圈层借贷

“生存”农业决定了农户的融资次序，也决定了民间借贷的自足特征。黄宗智认为农户借贷条件是：农户家庭只有当务农收入加总非农收入的总和，依然无法维系生存时，才会选择外源融资。对于不得已的外源融资，农户也倾向于通过圈层结构中的亲缘关系借贷来完成。经济发达的广州周边地区的农户借贷行为也是如此。

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表明，传统农区农户基本上实现了满足简单再生产条件的收支平衡，其向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农业生产性借贷的意愿不强。大凡人力能够完成的生产性活动，农户会最大程度地投人劳动替代资本。农户的农业生产性资金，包括购买化肥、种子甚至中小农机具等，基本上依赖自我积累，而不是通过外源性融资来实现。即便是应急之需，也基本依赖亲缘关系借贷予以解决。在简单再生产条件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农户家庭收入与其生产性融资需求之间不存在相关性。20世纪末期以来的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拐杖逻辑”的强化，更是大大降低了农户收入对于传统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致使农户向耕地增加要素投入的机会收益近乎于零，因此，进一步抑制了农户对于传统农业生产性投入品的投资需求。

(三)政策农贷制度的存在逻辑

无论是对于居民还是国家，农业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张杰所描述，传统农业增长自古以来是国家汲取农业剩余的源泉，同时又是农村社会稳定进而是国家政局稳定的前提。传统农业对于国家而言如此重要，以至于适配性的农业金融制度安排，具有了内在规定性：一方面，由于国家通过参与有限农业剩余的分割，使得农户总是处于不贫不富状态，以至于小农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难以支撑正规金融运行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当农业经受各种灾害威胁而陷入危机时，国家不可能放弃农业(户)于不顾，会推行政策农贷制度安排以帮助农业经济部门渡过难关。

二、利润农业与农贷金融商业化

(一)利润农业的兴起

然而，中国经济转型正在改变着原有逻辑，中国农业的“去过密化”趋势正在为利润农业的兴起以及商业金融嵌入农业经济部门准备条件。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配合以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以及中国社会转型所引致的家庭观念的转变等，带来了农户家庭劳动投入结构和家庭收入结构的质变：农业劳动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降低，农业生产品满足基本消费的功能日渐式微。而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多元化调整，促使农村留守青壮劳动力把其主要劳动投入到兼业化农业中去了，同时农地转租、转包现象普遍出现，单位农地的劳动密集程度大大降低，为农地集中经营以及“利润”农业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述变化态势，推动了中国农业微观功能开始从“满足生存”到“追逐利润”的转变，也催生了中国的专业农户乃至家庭农场的诞生。本课题组的调研结果显示，在黄河中下游的传统农区的某乡镇，基于外出务工家庭的耕地转包转租行为，经营50亩以上农地的专业农户已比比皆是，雇佣劳动方式为专业农户在农忙季节所普遍接受，利润农业开始萌芽。而在经济发达地区，比如课题组调研的广东省中山市等县域经济，已经形成了诸如水产、花卉、蔬菜、水果等特色高效经济作物带以及连片集中经营的“千亩围”园艺农业示范区等标准意义上的新型家庭农场，农业的企业化态势强劲，农业劳动雇佣化已经成为常态，利润农业雏形已现。

(二)利润农业趋势与商业化农贷需求

标准意义上的新型家庭农场追求利润目标，具有自身独立的投资函数与生产函数，其经营收益足以支撑金融资本与农业资本共生共存。这也意味着与现代农业的信贷需求相匹配的金融制度可以超越政策性农贷制度，尽管现实中的农业企业依然呼吁政策农贷制度的延续。广东省中山市园艺农业示范区以及标准农田建设区，已经成为利润农业的典范。2004年启动的中山市古镇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园艺农业标准园区建设，其单笔启动资金就超过了0.2亿元，其中90％属于商业性信贷，超越了农贷金融的政策安排，拓展了商业金融需求空间。按照《中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中山市要完成其约54.0万亩常用耕地的流转目标，所产生的商业金融需求“足以容纳镇均两个村镇银行的营业规模”。按照亩均流转费用800元计算，其直接的资金需求就超过4亿，农业发展资金年均需求将达8.93亿，其中不包括相关农业保险资金需求以及农业产业链拓展的融资需求。另外，确立现代农业的产业化所依赖的农地集中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新”进程，还有规模经营的新型家庭农场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雇用劳动资本化等等，都需要商业金融提供融资支持。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将在未来8年内，在全国重点培育16个优势农产品，并形成一批优

势农产品产业带和一大批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和品牌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以使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更加优化，优势农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高。而现代农业产业带(示范区)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意味着农地集中以及农业耕作模式变迁，意味着雇佣农业或者说逐利农业的发展具有了政策条件，意味着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农业发展对于生产资本的巨大需求，将是农贷制度的变迁过程和农贷金融工具的多元化创新过程。无论是从以下哪方面，即：(1)加大对优势区域专业合作组织及农户等经营主体生产性贷款的金融扶持力度；(2)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担保基金、担保公司，为优势区域龙头企业融资提供服务；(3)鼓励有条件的农业龙头企业上市或向社会发行企业债券，募集发展资金；(4)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优势区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立起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机制，打造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平台，形成全社会各行业共同推进优势产业带发展的格局等等，都意味着在现代农业产业带形成过程中的商业金融制度需求以及其对于传统的政策农贷制度的替代。

三、商业金融嵌入农业经济部门的路径选择

(一)大金融制度(机构)之农贷安排的制度成本

在农业微观功能得以转变后，农贷金融制度商业化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金融资本与农业资本对于农业剩余的合理分割问题，它是金融资本和农业资本的共生共存问题。然而，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周期特征，决定了农业资本收益率低于工业资本的平均收益率，现代农业所要求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更是强化了农业资本低收益率特征；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依赖特征，决定了农业企业的规模边界不可能无限扩张，进而决定了农业企业的资金需求规模，即便是把现存的农户小额贷款规模放大10倍乃至数10倍，也难以达到大金融机构的成本最小化规模要求，由此决定了分割农业资本收益的商业化农贷金融制度安排，不可能是大型金融机构。一般来讲，大金融机构的成本最小化规模要求的小额信贷规模下限是300万。但本课题组调研发现，除农业加工企业中所谓的龙头企业外，农业企业的资金需求规模一般都在100万元以下，小型家庭农场的信贷规模一般不足10万。也就是说，即便是农业的微观功能发生了从“生存”到“逐利”的转变，为商业金融嵌入农业经济部门准备了物质条件，但也不意味着与工业资本相生共存的大金融资本，就会产生嵌入到现代农业经济部门中来的意愿。大金融机构的金融供给曲线与农业生产性资金需求曲线之间没有交叉点(图1)。因此，强迫大金融机构给农业企业发放贷款，无疑于按着牛头喝水，其制度成本太大。

在图1中，r表示利率水平，R表示融资风险的可控程度，DD是农业企业的融资需求曲线，而S。是忽略融资风险可控问题时的可贷资金供给曲线，此时，可贷资金供给的利率弹性显著。农业企业的融资风险可控问题把S1左移到S0的实线部分，当融资规模达到Q2时，信贷配给现象出现，此时，S0实线部分与DD没有交叉点。即便农业企业愿意支付r3的利率水平，大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把Q增加到Q2。如果考虑小额融资的菜单成本刚性，则可以把r解释为单笔融资的收益率。

(二)商业化的民间融资的经济解释

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中，有“高利贷”现象存在，表明至少部分民间借贷是商业化的。商业化的民间借贷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之所以能够存在，其解释有：(1)民间借贷为应急所需，而非生产用途。此时，民间借贷作为“补缺性”借贷，其应急效用远远大于借贷费用(利息率)，非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精致工具”所能够解析。(2)民间借贷属于农业生产性的资金需求，且借贷费用(利息率)高于农业资本的平均收益率。此时，民间借贷作为“补缺性”借贷，其借贷费用除包含由借贷资金所转化的农业投入的收益外，还侵占了非借贷部分的农业投入的收益，尽管农户家庭的消费水平被压低至极，但农业生产得以延续。(3)民间借贷属于农业生产性的资金需求，且借贷费用(利息率)不高于农业投入收益率。一般来讲，如果民间借贷费用(利息率)低于农业投入的平均收益率，意味着民间借贷资本的利润率受到了严重压抑。此时，民间借贷之所以可能，惟民间借贷的低成本优势可以解释。民间融资行为因为属于圈层借贷，其包括信息搜寻费用、信用审核等借贷“业务”费用等在内的制度费用之低，足以支撑商业化的民间借贷资本的合理利润空间。

(三)商业化的农贷金融制度安排可以是对民间金融的合法化

无论是通过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进行估算，还是通过民间金融调研结果显示，中国存在着相当规模的民间资金，发挥着弥补城乡金融服务缺口的功能。但是，民间资金仅存在于“民间金融系统”，不能进入商业银行系统的货币乘数体系，难以充分发挥资金的经济乘数效应。因此，导引农村的民间资金合理流动，并通过商业银行系统倍加民间资金乘数，成为商业化的农贷金融制度安排的任务。

2009年5月份，本课题组到广东省某市政府金融办调研时曾被告知，该市蕴藏着大量民间资金，部分在金融虚拟领域运转，部分游离于正规金融机构之外，虽无从统计其具体规模，但明显影响着该市民营经济运行。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民间投融资问题研究课题组早在2005年10月“关于广东民间投融资问题的研究”课题报告称：“未动用的民间资本，包括投资性储蓄超过2639亿元，加上居民持有的现金、保险资产和境外证券资产等多项溢出境内金融机构的资金，合计约4000亿元”，可形成包括农业企业在内的小企业融资的巨大金融供给。因此，通过金融制度和机构创新，调动民间资金通过商业金融机构乘数扩张后进入实体经济，成为稳定民营经济的货币供给筹码，特别是把农村资金通过金融制度安排阻留在农业经济部门内部，而不是被虹吸到城市经济部门中去，是商业化的农贷金融制度安排的重要目标。

(四)农村金融制度的商业化实践

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筹建，标志着农村小额贷款运动的兴起及农村金融制度的商业化实践的开端。随后的泰国农村和农业合作银行(BAAC)、印度人民银行等等，都是亚洲国家的小额农贷制度商业化的成功典范。诸多小额贷款(微型)银行无须国家补贴，就能够健康持续运行。世界上投资回报率最高的10家小额贷款(微型)银行堪与全球最好的大商业银行媲美，这表明只要体制合适，商业化的农村金融制度就会盎然生机。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小额信贷试点，尽管其中许多小额贷款试点由于各种因素而半路夭折，但山西临汾县龙水头村的完全由民间推动的小额信贷试点，表明了只要给予小额信贷组织以合法身份，然后提供一个有利于其发展的法律法规，

“乡村银行”模式就能够在中国农业经济部门茁壮成长，就可以在中国挖掘出一个潜在着的世界上最大的小额信贷市场。2004年，“小额信贷”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被明确提出，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小额信贷理论和实践的论证。2005年，商业性的小额信贷公司在晋、陕、川、贵、蒙等五个试点省(区)成立，中国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具有了正式名分，但这些地区的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的服务对象依然是传统农业。

中山市小榄村镇银行2008年挂牌成立，除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之外，可以拓展储蓄业务，创出了一条政策导引性现代农业金融制度路径，一方面，标志着“小额信贷”概念在中国开始突破“只贷不存”的法律限制，改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瘸了腿的金融机构”境况，成为除了农信社和邮储银行之外的小额信贷银行机构；另一方面，标志着小额信贷机构开始了其“去穷人银行化定位”的创新历程，开始摒弃其完全的扶贫功能，面向发达地区的新型现代农业全方位铺开，其商业化金融制度特征，即“市场化试点运作的金融性营利机构”特征得以凸显。

“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机构＋农户”的四位一体的融资模式是农贷制度创新的可行安排。其依据是，龙头企业对于生产基地内的农户的生产、经营状况了如指掌，而且通过上游产品收购掌握着农户的现金流，由此掌握着作为金融制度安排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源头和控制手段。因此，有龙头企业为与其关系紧密的农户提供担保，向银行机构贷款，银行机构的信贷风险就会大幅降低，其贷款意愿也就会加强，农户就可以借钱来发展生产。对于龙头企业来说，给这些农户提供担保的风险非常小，但对于其业务范围拓展而言，能够产生产业集聚效应。由此判断，“四位一体”融资模式不失为商业化农贷制度嵌入传统农业经济部门的创新尝试。

四、结　论

在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中，统筹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存在实践悖论。金融资本是逐利的，因此会从收益率低的行业向收益率高的行业流动。因为农业资本收益和工业资本收益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剪刀差，以至于参与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金融资本，如果不存在服务农业资本的金融市场和服务工业资本的金融市场的分割状态，也就是说，如果金融市场是统一的，资金能够在不同产业、不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且流动成本小于流动收益，那么，服务于低收益的农业资本的金融市场，会由于服务于工业的金融市场的虹吸而崩溃。因此，可得出以下结论：商业化的农贷金融，作为制度安排，必然是因为金融资本参与农业资本的收益的分割，已经外切于社会资本边际收益曲线的界点，从而具备了其长期存在的理由。在图1中，村镇银行以及小额信贷机构等，具有不可否认的信息优势，可以降低其信贷制度成本，可以把小额信贷银行机构的资金供给曲线从S0恢复到S1，并在较高的利率r3水平上与DD曲线相交叉，从而使得农业企业的融资成为可能。同理，商业化的金融制度，如果要赋予其统筹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任务来解决城乡二元经济格局问题，就仅仅是在金融扶持农业以及农村发展的视野中，才具有其独立存在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