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生态文明发展的伦理比较与内蕴匡正

导读：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阶段化类型，既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出现，也伴随人类的进步而完善。我们所说的生态文明旨在提倡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融合、可持续和科学发展。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和工业发展的程度、水平的不同，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度与时间也不同。虽然中西生态文明发展价值伦理有相同之处，但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中西之间对生态文明发展的内涵却有不少差别，因此，在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中，还很难形成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发展的价值观和共同愿景。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对自然的破环严重影响到了可持续发展、影响到地球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人类为了确保未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提出的。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 ethics），是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规范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不在于提出“保护生态”这一道德要求，而在于为该要求赋予道德理由和依据。生态伦理学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根本局限，即使提供了很好的道德理由或依据，也不能担保人们在实践上必然遵循道德要求。

人类文明已经和正在经历四个阶段：原始文明是完全接受自然控制的发展系统，农业文明是人类对自然进行探索的发展系统，工业文明是人类对自然进行征服的发展系统，生态文明是人类与自然将实现协调发展的社会系统。[1]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现为：一是尊敬自然，人类与自然共存共荣的观念；二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观念；三是健康适度消费的生活观念；四是生态公平的观念。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中外生态文明发展的伦理观念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异之处。本文从中西生态文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由与依据出发，分析比较中西生态文明发展的理由和依据。

一、中外生态文明发展的历程

（一）西方生态文明发展

人类追求生态文明的进程最早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生态文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初见端倪。随着生态危机和工业文明危机的展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绿色和平运动风起云涌，西方生态文明开始其漫长的探索过程。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引发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积极参与，群众性环境运动开始兴起。1968年，来自10个国家的30多位专家学者在意大利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A·佩切伊的倡导和主持下集会罗马，探讨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会议认为，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应实行“零增长”经济发展战略，以保护生态环境。联合国1972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召开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倡议。[2]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西方国家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减少环境污染，以生态理念为基础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思路，成为主导各国的经济发展的模式。

（二）中国生态文明发展

1.中国古代已萌发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思想在我国自古有之，中国古代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等类似的生态理念并不鲜见。在中国先秦道家思想中，老子以独特的视角思考“天人”关系，提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思想，是人们思考和解决人类生态问题的思想文化资源。老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道法自然”、“知止不殆”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自然和谐是万物之本，顺应自然、无为而为是人类行动的准则，而确立人与自然互依共存的关系，则体现了自我约束的个人修养伦理观。[3]虽然这些思想可以算作中国古代生态文明思想的起源，但是那时的思想大抵只能算是零星的思想火花而已，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更没有上升到文明的高度。

2.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

全球性生态危机已使人类自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因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为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呼吁并著书立说。1987年，著名的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在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会上提出应该“大力建设生态文明”。199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就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4]十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成为“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二、中外生态文明发展伦理的共同点

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进入到了生态文明发展阶段，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的国家，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在高度工业化的背景下，人类与自然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的局面。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越来越强大，同时对自然的破坏也越来越大，让中西方面临同样的生态文明发展问题。

（一）生态文明发展是应对自然生态恶化的必由之路

起源于欧洲的近代工业革命使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升，社会经济取得极大发展，但与此同时，人类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使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生态困境之中。诸如我国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国内区域发展日渐不平衡，生态环境日益被破坏，“天人合一”的古训亦渐行渐远。也正是同样的发展背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因此兴起了形形的绿色政治运动。这项运动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国别之间的新型关系为内容。可以说，生态问题已成为关系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而修复生态、防止生态继续恶化，更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生态文明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源日益枯竭的困境。同时经济发展消耗大量的石化能源，导致对森林的砍伐、对水资源的污染、对环境的破环日益加剧。因此要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确保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对现代工业文明重新进行审视和定位，对那种破环环境、征服自然的行为进行反思，让保护环境、修复生态、节约资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全球都面临一个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这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合作，公平、合理地利用全球自然资源。

（三）生态文明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历史，也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一路走过来，都遇到工业文明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是顺应历史的客观规律，这是不论哪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无法逾越的一种文明发展阶段。

三、中外生态文明发展伦理的不同之处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中外发展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有许多不同之处。西方生态文明发展受到其固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难以促进全球生态文明的良性发展。对于我国现状而言，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发展才能带动我国生态文明的进步，并进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的进步。

（一）西方生态文明发展的伦理问题

1.“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仍将阻碍西方生态文明的发展

伴随资本主义数百年工业化过程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长期主导着西方国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模式的变革，从而影响了生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5]这种价值观“反自然”性质的作用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又从根本上损害了人类的目标，并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是人类发展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然而从西方国家的现实来看，“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方式，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改观。

2.西方生态文明发展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机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的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的本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其追求最大利润的内在动机就不会消亡。从现实来看，资本主义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破环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态环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发展中的表现，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发展面临的难题。

3.西方生态文明发展一直受到“反环境保护主义”势力的干扰

来自各方面的“反环境保护主义”势力还很强大，它们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和破坏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西方国家在生态文明发展上的设想和努力受到很大影响。在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进程中，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群众性生态运动兴起和发展起来之后，就一直有一些反面的力量在与作为主流的环境保护主义相对抗。随着西方国家多元文化的发展和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分化，这些反环境保护主义势力逐渐壮大，并将成为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发展的巨大阻力。

4.西方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一直伴随着对外的生态侵略

西方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的改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环境问题的国际转移为代价的。西方国家的“生态侵略”、“生态殖民主义”成为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根源，从而也延缓了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步伐。全球生态系统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方发达国家在加强其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通过经济殖民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转嫁到发展中国家。显然，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生态正效应不足以弥补发展中国家产生的生态负效应。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其生态文明的发展对全球生态文明反而会有阻碍作用。从长远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环境日益恶化的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要独自享受生态文明的成果是不可能的。

（二）中国生态文明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1.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是以调整经济结构为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发展阶段中，是改变过去经济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以经济结构转型为依托、以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生态文明发展。同时，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加快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突破，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带来了重大机遇。通过改变全国人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减少对环境的破环，加快生态环境的修复进程。

2.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是和平的发展方式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的发展中，主要是通过在本国范围内，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促进东中西平衡发展。与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截然不同，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是通过在国内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平衡来完成的。除此以外，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是为给子孙后代留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自然资源，是一种代际之间的平衡发展。总之，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是以不损害别国的生态环境为前提，是对世界生态文明发展的贡献，中国生态文明的发展可以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进程。

3.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是“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生态文明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改革与进程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和突出。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开始，到党的十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首次把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与经济、政治同等高度的地位。中国生态文明发展将融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表明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四、中外生态文明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全球性的生态文明价值观难以形成

恩格斯认为：“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6]在以私有制为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以致全球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集体行动难以统一。2001年3月布什政府宣布《京都议定书》存在致命缺陷，决定单方退出协议，2001年6月再次重申绝不重返《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的失败表明，在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注定了生态危机的克服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7]

（二）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发展系统难以建构

全球化的生态文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世界各国的相关政策的协调与融合。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资本以追逐利润作为最大目的，必然以破环别国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作为保护本国生态的手段，各国之间难以形成统一的生态保护政策。全球生态文明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将一系列生态政策打包，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才能实现全球生态文明的良性发展。但是在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中，这种和谐的生态文明发展系统难以实现。

（三）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发展愿景难以统一

资本家对“当下意识”和“现在感”的倚重，导致了对“远景思维”和“长远利益”的漠视。[8]资本的拥有者在评估投资前景时，总是计算在预期的时间内（通常在很短时期内）得以回收投资以及今后长久的利润回报，忽视那些对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和因素，忽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忽视几代人之间生存环境的均衡问题。这种重视短期利益和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将导致忽视对经济长远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从而使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发展愿景难以形成。

结论

纵观西方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进程与价值伦理取向，中西生态文明发展有其相同的地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工业文明后的产物，都是在面临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手段，都是中西文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由于中西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别，两者之间又有较大的差别：西方生态文明发展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不会改变资本逐利的本质，在追求高额利润与保护生态的取舍上，资本将倾向与前者；西方生态文明发展是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其正负效益的加总后为负，这将阻碍人类生态文明的发展。而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是在本国内部推动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促进东中西部区域平衡的基础上完成，是以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为前提，不存在对外“生态侵略”的和平方式下进行的，是全面融入社会经济政治建设的全方位的生态文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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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开杰，等.生态文明建设：伦理、经济与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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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0.

王宏斌.西方发达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成就及其困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