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转型中前行的世界城市

一、世界聚焦城市规划的社会公平与公民健康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健康学院Jason Corburn（杰森·科尔本）教授于2013年2月28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举办讲座，题为“健康公平的城市规划：以三大陆为鉴”。科尔本教授建议用综合性而非碎片化的手段创造城市繁荣，且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需共同制定政策和纲领性干预措施。他深入研究了美国内陆城市、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区和肯尼亚内罗毕的贫民窟，认为许多健康公平城市的创新之举恰恰来自于世界上最为糟糕的城市区域，那里的居民面对的是最不公平的健康问题，因此最有发言权。他指出，城市规划者应切实重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社会公平健康问题，将21世纪的城市规划重心聚焦公共健康和社会公平。科尔本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决策框架，名为“健康城市规划”，同时也为参与式行动、建立联盟、监督健康的促进行为打造了新的科学实证领域。

二、宜人可续的水敏型生态城市成为新宠

第二届国际水研究会议于2013年1月20日至23日在新加坡举行，此次会议主题有两个：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水资源管理和废水处理微生物生态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水工程教授Ana Deletic（安娜·德莱蒂奇）发表题为“打造未来的水敏型城市”的主旨演讲，认为管理城市水资源的方式几乎影响了城市环境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德莱蒂奇教授指出，打造水敏型城市有三个关键点：一是通过多种渠道集聚水资源；二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优化自然环境；三是城市居民的决策和行为实现水敏化。她提出，不管是坝蓄水、地下水，还是暴雨、污水，城市都要通过海水淡化、降雨生物过滤等多种手段予以有效利用，最终做到弹性应对用水的气候压力和社会压力。此外，水敏型城市的水质会更优、城市微气候会更好、用水成本会更低、景观会更宜人，因此城市管理机构和居民要放远眼光、把握机会，打造未来的水敏型城市。

三、美国城市亚裔族群出现多元阶层转型

美国莱斯大学金德城市研究院2013年2月7日一项最新研究报告，题为《休斯顿地区的亚洲人：多样性及转变》。这是首份针对美国大城市亚洲族裔的系统研究报告。该报告分析了1982至2012年期间休斯顿亚洲族裔的人口特征、生活经历、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特性，特别比较了越南、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菲律宾五个最大群体的异同及转变。报告认为，亚洲族裔的不断涌入，重新改变了美国城市的社会政治状况。该社会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高，但家庭收入却较低，反映了美国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歧视。报告呼吁美国各个族群消除隔阂、缩小社会经济及教育差距，避免出现“城市下层阶级”，防止社会矛盾升级。研究指出，美国的亚洲人群正在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快步迈向领导岗位，必将为美国更为包容、更为平等、多民族联合的明天作出积极的贡献。

四、全球顶尖智慧城市榜单新鲜出炉

全球智慧社群论坛2013年1月23日公布了“2013全球顶尖七大智慧城市”名单，其中3个来自北美，2个来自中国台湾，2个来自欧洲。这7个城市是从21个初选名单中由专家投票产生的，它们分别是：美国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芬兰的奥卢、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斯特拉特福、台湾的台中、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台湾的桃园、加拿大的多伦多。2013年6月7日，该机构将揭晓2013年度全球最佳智慧城市。

五、极速宽带网将影响城市未来发展

首届加拿大智慧城市峰会于2013年1月23日至24日在多伦多召开。全球智慧社群论坛主席John Jung（约翰·郑）作开场演讲，指出：城市必须想办法制造人才、留住人才，以此来吸引投资、创造新岗位。他列出了城市应对未来“宽带网经济”的12个方面，例如：宽带覆盖率每增长10%将提升GDP1%至3%，GDP的80%来自新技术应用，私营领域生产力增长的50%来自智慧城市技术应用。多伦多连续数年入选全球顶尖智慧城市榜单，其“水岸项目”作为该国首个开放社区极速宽带网络，比北美住宅网速快500倍，转变了该区域的居民和企业使用电信服务的方式，并刺激了该区域的经济持续增长。

六、拥堵成为世界城市发展最大挑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研究所2013年1月17日邀请多名专家回答同一个问题：“2013年，城市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回答涉及到教育、节能、基建、健康、金融、食品、交通、妇女地位等诸方面，其中关于城市拥挤的评论最为精彩。该校教授Gilles Duranton（吉勒斯·杜兰顿）指出，北美地区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800亿美元。如果算上油费和污染损失，这个数字可能翻倍。多修路并不能解决问题，路多只能导致出行率的上升。单纯依靠公共交通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因为选择公共交通的驾车人腾出的公路将被另一部车占据。欧洲的某些城市甚至减少公路的数量，阻止车辆出行，但拥挤程度并未因此减轻。有些城市用车牌号限行的办法，但居民只会购买更多的车辆，制造更大的污染和拥堵。杜兰顿教授认为，实施城市道路通行费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居民经过6个月的试验期，投票赞成征收公路通行费，伦敦也通过了“拥挤费”的投票公决，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先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