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参考文献］

［1］陈惇．势在必行———中文系怎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J］．中国比较文学，2000(1):89－90．

［2］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235．

［3］梅启波．中国比较文学课程与教学的困境与对策［J］．语文知识，2010(3):62．

［4］袁盛财．关于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22－23．

［5］韦建国，吴孝成．试论比较文学教学中的具有实践功能的可操作性———关于21世纪高校文学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之四)［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2(2):51－52．

［6］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7］严绍璗．确立关于“东亚文学”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我的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的思考和追求［J］．中国比较文学，2006(2):3．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儿童文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阐释策略

中外儿童文学研究的现代自觉始于“五四”前后。以周作人、赵景深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儿童文学研究者为中外儿童文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学术基石。江苏省内，南京大学钱林森、苏州大学朱栋霖、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和谈凤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金燕玉等学者分别在中外比较文学及儿童文学研究方面都有相关重要著述。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重镇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80年代韦苇和蒋风分别出版了《外国儿童文学史概述》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90年代评论文章的深度大大提高，并有高质量专著出版，如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源流》、韦苇的《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吴其南的《德国儿童文学纵横》、方卫平的《法国儿童文学导论》、张美妮的《英国儿童文学概略》和汤锐的《北欧儿童文学述略》和《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等。进入21世纪后，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宽并向纵深发展。舒伟的“现当代英国童话小说研究”获03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立项。2006年张永健主编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问世，该书的一个特点是介绍了部分中国作家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情况。重要的相关学术论文有朱利民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生存境遇与反思――兼谈比较儿童文学》、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以及陈华文的《变异：在于适应文化--〈灰姑娘〉与中国同类型童话比较研究》等。

国外关于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突出成就。德国著名学者Emer O’Sullivan的《比较儿童文学》（2005）堪称该领域的一部扛鼎之作。该书对比较儿童文学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主要从战后国际化热潮至现当代比较儿童文学批评。书中还对比较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进行了归纳：文学交往和迁移研究，互文性研究，媒体互动研究，文学形象研究，叙事学研究和翻译研究。国外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及中外儿童文学关系的研究目前只有两部专著。其一是法国学者皮埃尔・迪耶尼的《世界属于你们，中国与儿童文学》（1971）。迪耶尼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具有清晰特征的领域的界定；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本的归类以及儿童文学流派的划分；对儿童文学流派的溯源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其二是玛丽安・法夸尔的《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1999）。法夸尔在该书中以1919至1976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和历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政治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儿童作为政治象征的形成过程。该书第一章对中国儿童文学受到的西方影响有较深入的论述。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外儿童文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目前国内鲜有学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尤其是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及中外作家之间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研究不足反映在缺乏一定数量的高水平论文和论著，也没有相关科研课题立项。因此，有必要全面梳理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探讨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误读和接受、外国儿童文学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接受情况。这也就意味着，中文儿童文学关系研究从文化交流史的层面上可以进一步考察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在外国的译介与流播、中文儿童文学作家的联系和交往、外国儿童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以及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外国儿童形象等；在阐释策略上可以突破传统的译介学模式和编年史模式，可以拓展了这一研究的领域。

要全面梳理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交流情况，就要深入探讨20世纪上半叶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误读和接受，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接受情况。“五四”前后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翻译和吸纳促成了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外文学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迥异，对中国作家具有某种示范性和启示性，但中国作家在借鉴过程中也产生了的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又说明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正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儿童文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的，同时，也立足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包括神话及民间故事）对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儿童文学作品中。在此基础上，该课题进一步探讨如何促进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如何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即不仅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还具有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

20世纪以来，中外文学理论家对儿童文学问题从学理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由于我国儿童文学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的翻译、吸纳和运用。“五四”前后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翻译和吸纳促成了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期翻译家和文学家以及西方来华传教士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外国儿童文学进入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视野。同样，这种文学交流也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外文学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迥异，对中国作家具有某种示范性和启示性，但中国作家在借鉴过程中也产生了的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又说明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正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儿童文学。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刘易斯・卡洛尔的儿童文学经典《爱丽丝奇境漫游》在“五四”时期翻译大潮中被中国读者所熟知。它的第一个中译本由赵元任翻译，当时取名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深受爱丽丝故事的吸引，沈从文和陈伯吹分别创作了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和童话《阿丽思小姐》。比较三个截然不同的三个版本的爱丽丝故事，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力图借鉴外国儿童文学精神，但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迥异的文学传统，中国作家对爱丽丝的故事进行了不自觉的误读和自觉的改写。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的，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试图建立世界视野的努力。同时，他们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中国儿童文学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这种研究思路不仅着眼于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误读和接受，还分析了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研究了中国文化及儿童文学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在国外的接受情况，力图探讨双向的交流和对话，而非单向的影响。中国文化（包括神话及民间故事）对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儿童文学作品中。如赛珍珠、凯特琳・帕特森等外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了较为明显的中国元素。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作家（如郑振铎等）勇于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优秀的各类文学作品，努力维护着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研究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同时，探讨如何促进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如何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即不仅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还具有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从一个方面推动学界开展其他类别文学的比较研究，为整个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做贡献。通过借鉴与创新相结合，中国学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之中，甚至可以更好地参与到世界性儿童文学的学术对话中去，甚至可以在广义的更为平等的比较文学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学者独特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张永健. 中国20世纪儿童文学史[M].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2] 李平. 林译《浮生六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13（2）.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比较文学在理论上注定是要引起争议的。首先是定义之争。截至目前,比较文学没有一个大家都愿意接受的学科定义,虽然它不仅在国外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早已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和一门“显学”。1825年,法国两个不太出名的教师诺埃尔和他的同事拉普拉斯编了一本书《比较文学教程》,首次使用“比较文学”这个名词。1827年法国学者维尔曼在巴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其后又出版一本书,叫《比较文学研究》。但他们都是只罗列史料,没有给予比较文学以明确的定义。19世纪中期,当法国出现了一批比较文学著作之后,“比较文学”在使用的层面上,意义出现泛化。在急需给“比较文学”以精确定义的背景之下,法国学者卡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1]4卡雷的学生、另一法国学者基亚也认为比较文学应是“国际文学关系史”[1]4。卡雷和基亚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贡献功莫大焉。他们从理论上为比较文学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强调了比较文学“事实联系”这一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所谓的“法国学派”的基础。二战之后,“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发难。雷马克提出:“比较文学是一国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它表现领域的比较。”[1]5雷马克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做了极为宽泛的规定:除了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之外,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研究,甚至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的范畴。

韦勒克更旗帜鲜明地要求比较文学要摆脱“从19世纪因袭来的机械的、唯事实主义的观念,注重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实行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1]5。雷马克和韦勒克的定义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促进了比较文学的发展,突破了法国学派“事实联系”的藩篱,奠定了所谓的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基础。自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诞生以来,两国学派的争执不断。人们对两派认知的争论更是风起水生,其范围和影响远远大于两国学派的争执。这使比较文学界空前活跃,表现出了比较文学的张力和活力。与此同时,又使比较文学这潭浑水越发清浊难辨。法国学派注重历史性和科学性,主张比较文学应该摆脱美学的涵义,取得科学的内涵,使比较文学学理缜密、方法严谨,因此这种研究多适用于国际文学交流史或国际文学关系史。事实上,他们的研究确实为文学史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学派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文化精神生产,而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内所产生的文学,必然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因此,比较文学研究不必一定拘于文学现象的事实联系,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讨其异同及其深层原因和意蕴,从而更深刻地多方面了解文学的本质和价值。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学现象具有“可比性”,即可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不考虑它们之间到底有无事实联系。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克服了法国学派研究中近乎于考证、过于苛求史料性的缺点,弥补了法国学派忽视美学价值的不足。由上可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优点。虽然它们为维护各自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而多有论争,其实在他们的定义表述和理论阐发中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比较文学的追随者和爱好者们不愿意实际上也不可能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分得瓜清水白,着意遵循某一个学术标准,他们的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是兼备二者之长,为我所用。

其次是名称上的名不副实。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术界内部还是在学术界外部,都可能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就翻译过来的意义上解释,“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组合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偏正词组。就语法上来说,“文学”作为中心词,“比较”是修饰成分。进一步做一般性理解,比较文学在字面上的意义往往被理解为“比较的文学”。还可以理解为:动词“比较”作谓语,名词“文学”作宾语,把比较文学理解为一个动宾词组。由此,比较文学就可以误读为“对文学进行比较”。不管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甚至时至今日,不管中外比较文学学者多么煞费苦心地在理论上对比较文学作解释,并不能够阻止人们把“比较文学”当作是“比较的文学”或者是“对文学进行比较”。多少年来比较文学界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1997年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院院长巴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有学者提问比较文学究竟“比较”什么?巴柔诙谐地说:“我们什么也不比较,幸亏我们什么也不比较。”[2]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认为,比较文学不在于“比较”,而在于“汇通”。[3]照他们所说,判断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不在于它们是否使用了“比较”两字,而在于它们是否对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了体系化的、内在性的汇通。而恰恰相反,那些不仅在标题上还在内容上反复利用“比较”进行相同性或相异性研究的分析者,根本不是或者不是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看来,比较文学代表了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它要求以国际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全球观念和开放意识去进行文学研究。它试图突破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界限,从更大的范围来洞察文学的特质。

比较是一种学术视域,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一种内在的汇通性透视。这就决定了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问题在于,“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多少还是带有人为意味的,它超越了人们业已习惯的思维定势。“比较文学”再怎么看,也要和比较相关。硬要把它赋予既新颖又深奥的内涵,确非让人一下子就能完全接受。按照一般的习惯思维:名实相符才称之为名。人们不禁要问,若“比较文学”不可以“比较”,为什么要用“比较文学”冠名呢?在这里有一个悖论:比较文学的名称不太恰当,但已约定俗成,目前在国际上仍在使用,并且没有废除的迹象。也许能寻找一个比它精当的词取而代之,但可能会引起新的更大的混乱。再次,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表面到实质的过程。诺埃尔、拉普拉斯以及维尔曼时代,比较文学仅仅是泛泛之谈,连学科意义都没有。法国学派的研究从理论上为比较文学确立赢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他们排斥对作品的价值评价。美国学派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但一些研究者对“可比性”的认识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简单比附。随后的苏联学派特别是中国学派的崛起,把比较文学中的阐发研究、跨文明跨文化的理论研究引向了纵深。可以说,比较文学在不停的争论中诞生,在不断的探索中成长,在不止步的拓展中成熟。鉴于上述,对比较文学“雾中看花”、“远看成岭近成峰”,也是自然中事,以至于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曾经把“比较”错误地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方法论。#p#分页标题#e#

像这样一位拥有国际名望的学者对比较文学尚且产生错误的理解,更遑论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在中国,比较文学曾长期被误解。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在1978年以前,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高潮迭起之时,比较文学却被排斥在中国学术领域之外。二是在1978年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比较文学一下子受到学术界的热捧,并长驱直入地进入大学本科课堂,继而又逐步建立起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教学体系,出现了许多适应各种需要的教材和专著,数不胜数的比较文学论文见诸各学术刊物。诸如中世纪西方文学与中古东方文学比较、中西爱情诗比较、中西山水诗歌比较、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之比较、高加林与于连、杜丽娘与朱丽叶之比较、渥伦斯基与周萍形象分析、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蔡大嫂和包法利夫人之比较、《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美学比较、《长生殿》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拉》之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等比比皆是、屡屡翻新。它们有些出自大家之手,像学术界精英、外国文学领域宿将、比较文学界元老,甚至还有文坛大腕也多有染指。此类文章在《文艺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中国著名学术杂志上屡见不鲜。此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研究的着眼点滞留在表象上,着意去寻找两个文学现象的类似性与差异性:双方不同之处是什么,相同之处是什么,分析其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随后便是将上述两种归结为“社会背景”和“民族特性”的同异,也即所谓的“X+Y或者X与Y”式的比较研究,一种简单化的个体与个体之比或是简单类比。使比较文学陷入到“诗学比较”的窘境。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起了学术界大规模的攻击,遭到学术精英们的清算,斥之为没有意义。于是,“X+Y或者X与Y”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中国的比较文学实践注定要走过一段坎坷泥泞的。首先,中国比较文学要实现突围。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夜,在翻译西学极为繁盛的情况下,在中学西学孰优孰劣的讨论热潮中出现了像王国维、梁启超等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学者,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在平行研究方面的发展。从五四到建国,政治动荡、战争频仍,中国比较文学虽有长足的进展,但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建国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虽有一些文章谈及中外文学关系,也仅限于中俄(苏)文学,且少有深刻之论。“十年”中国大陆拒绝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文章几乎绝迹。时至20世纪70年代,台湾大学相继开设比较文学硕士班、博士班。香港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系,1978年香港又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恰值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形势喜人且逼人,比较文学全面复兴和突围迫在眉睫。应当说,比较文学在精英的头脑还没有揣摩透的情况下,中国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已经摆在了普通学者的面前。中国比较文学在摸索着前行。因此,相对来说便于操作并且在中国大陆有一定历史积淀的平行研究也就悄然前行,且呈一时之盛。其次,中国比较文学要凸显实绩。沉寂多时的中国比较文学枯木逢春,顺风顺水,不仅值大展宏图之时,而且有大展宏图之势。相对迟缓的大陆比较文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突然释放了诸多能量:1981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1995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比较文学博士后;1998-2000年,首都师大和四川大学先后创办比较文学系。冠以“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的论文、著作更是铺天盖地,难以备述。比较文学的学者精英也受这种潮流的裹挟而自觉不自觉地侧身其间,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中为比较文学研究增砖添瓦,或者以海纳百川的肚量以极其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平行研究的成果。以上表述,并非是说“X+Y或者X与Y”研究模式是机会主义的产物。“X+Y或者X与Y”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初期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模式,大多被用在平行研究中。平行比较是认识论的低级阶段,它常常是不可避免的。“X+Y或者X与Y”存在着简单对比和泛比即文学比较的倾向,但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问题在于,我们可以要求人们不能停留在简单对比的层面上,但不可以彻底地、全面地、不加分析地否掉定“X+Y或者X与Y”。正如我们成年后不能去否定掉我们的童年,更不能以我们的成人处境去否定他人的童年阶段。已故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周翰先生曾说:“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4]这就是说,中国比较文学从来就不是仅和极少数学术精英有关的学问,而是始终贯穿着关心现实关心生活的人文主义精神。平心而论,“X+Y或者X与Y”模式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初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比较文学工作者甚至还包括现在的一些比较文学大师级的学者都是从“X+Y或者X与Y”模式开始走上比较文学道路的。

《比较文学读本》的作者王福和说过:“任何一个比较文学工作者,对‘X+Y或者X与Y’赞成也罢,贬斥也罢,他所从事的哪一项比较文学研究能与‘X+Y或者X与Y’脱得了干系呢?……对此,我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讨伐声中既感到恐惧,又感到困惑”。[5]269中国比较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北京师大教授陈惇严肃指出:“只要人们承认平行研究还不失去其科学价值,那么‘X+Y’式的比较研究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X与Y’式的研究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5]270不仅如此,陈惇教授以《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与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林冲形象与威廉•退尔形象的比较研究》等为题,为“X+Y或者X与Y”模式呐喊助威,为那些现在正在从事或准备将来从事“X+Y或者X与Y”比较研究的第一线教师增加信心并予以支持。文学比较不等于比较文学,但是比较文学却自始至终离不开文学比较。如果文学比较再开放拓展一些视野,也就是说逐步进行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跨越学科门类和跨越文化文明的文学比较研究,就可以成为现行学界认定的比较文学水准。那么,比较之于比较文学,无疑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特征和手段以及研究思维的逻辑起点。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断裂、复苏和繁荣。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大学召开，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复苏的标志。1989年5月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在重庆四川外语学院①正式成立。在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上，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尤其是对象与范围)，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少人认为用“国家”这个政治概念来划定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所以，有人就提出建立两个比较研究体系:国内比较研究体系———包括汉民族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体系———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强调比较文学是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不包括同一种体系内部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但与会者一致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可以先展开研究再逐步形成学科的体系。四川少数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积极关注、参与了比较文学概念界定等问题的讨论、研究。认为西方界定比较文学的主要指标(规定)“跨国别”实含有跨民族之意，因为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即民族，民族即国家。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必须是不同体系的文学之间的比较，同一体系的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只能叫文学比较而不能叫比较文学，但他们也未明确表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就不属于比较文学范畴。正是基于此，我们赞同并主张:在多民族国家，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应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赞成在进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时应该包括(或可构建)两个研究体系:中国(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汉族文学与自成体系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以及自成体系的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学性”是比较文学最本质的规定性。正如韦勒克所说:“就方法论而言，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为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1］133

换言之，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文学性”这个核心，这是因为，文学性是文学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本质性的内在规定性，文学性更是比较文学有别于比较文化、比较哲学、比较教育学等学科的最根本的特质，文学性还是比较文学在当今文化研究浪潮此起彼伏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能够坚守自己的阵地，既不至于被文化研究所淹没，还能利用文化研究的长处来推动比较文学研究，进而摆脱比较文学被比较文化淹没的危机。“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了。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具体到“跨什么、跨多少、怎样跨”上却还存在着分歧。在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究竟应该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还是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或者是要几者兼跨，国内外学者至今还有不同看法。刘象愚在《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中就指出:“比较文学不一定要跨国界、跨学科、跨文化”，“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2］。我们主张在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民族文学研究，是因为在当今全球化、多元文化时代，不应满足于就某一民族的文学来认识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阈则可以从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上来革新和促进我们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我们在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的民族文学研究则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文学研究。由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从而导致国别文学与民族文学呈现为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别文学等于民族文学，二是国别文学大于民族文学，三是国别文学小于民族文学。进而言之，当国别文学等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就是在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当国别文学大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就是在国别文学之内进行的;当国别文学小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则是在“跨国界”的范围内进行的了。所以我们赞同陈惇在《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中所指出的，“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3］虽然有人认为这样可能失之于过于宽泛，但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正是在文学性、跨越性、自成体系性等方面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有了必然的联姻。而且这样的学理认识和研究实践，在四川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界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过深入地探讨和卓有成效的研究。

二

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四川比较文学界、民族文学界不少学者坚持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对民族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他们或宏观、或中观、或微观，均以文本细读、个案研究为基础、为根本、为特色，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方法来烛照和透析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运用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民族文学研究，徐其超、罗布江村主编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4］就是众多研究成果中的翘楚之作。《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规模鸿巨，全书贯穿以跨文化为视角的比较文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第一章“绪论”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的五大特征:第一大特征是“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关系，揭示民族文学与当代全球化语境继承、创新、超越的发展趋势;第二大特征是认同、审视与形象塑造的关系，论述民族文学如何在民族文化中展开;第三大特征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论述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化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第四大特征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论述民族文学如何以民族文化为根、为魂，学习外国文化;第五大特征是多元化与总要求的关系，论述民族作家群体如何在文化融合的时代趋势中提高自己的素质。其后各篇，依次按诗歌、小说、散文、影视文学、双语文学和四川籍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顺序，在比较视阈中展开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与史的叙述和理论阐释，比较文学的多种方法(主要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等)在其中交叉运用。众多作者中的徐其超教授多年来就主张，随着民族文学创作的崛起，面对全球化语境的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明智地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偏见，客观、公正地将全球文化语境定格在多元共生，坚持多元文化人生的立场、高屋建瓴地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理论检讨、理论建树和理论概括。［5］他与罗布江村和罗庆春、黎风、王珏等在主编《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之初就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文学原本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比较文学的兴起就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之间的界限，而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进行比较。跨国别对于单一民族国家当然是适用的，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就不适用了，应将“跨国别”改为“跨民族”或“跨国家/民族”。基于这样的共识，他们运用比较文学方法于民族文学研究自觉而执着，从而提升了研究的学术品格。徐其超教授是该书的主要著者，撰写了多章多节内容，所以该书其实是徐其超教授自觉而娴熟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而进行的一系列重大学术实践活动的汇集。而该书的其他作者，也大都受到过比较文学的良好训练，或者在工作实践中熟悉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方法。

从学理的角度讲，研究中外比较文学的方法原则上都可以运用到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来，自觉地从比较文学视阈来研究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包括那些运用双语创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则可以极大地提升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而四川少数民族众多，其中藏族和彝族更是拥有众多的作家。他们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运用自己的母语为媒介进行文学创作，多数人则既有汉语作品又有母语作品。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既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又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从而构成比较文学研究的绝佳资源。吉狄马加就认为《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以博大的文化胸襟、广阔的理论视野、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凭借论者丰富厚实的文艺理论修养、睿智明敏的学术思维，将中西方多元的文艺批评理论并用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这一特殊的文化研究领域，从理论定位的高度，深入剖析并肯定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历史性、人类性与世界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对过去理论批评界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仅视作民族民间文学的简单延续或表面化的新时代传声筒，未从或未严格从学理层面和理论高度加以系统观照的批评现状，进行了大胆的、严肃的清理与颠覆，从而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重新凸现出来，为使当代人真正了解、体认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作出了应有的努力，为促进和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事业付出了艰苦的劳动。通过文学研究，论者还力图深涉到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单一地域、单一民族文化与整体的中华文化、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文化互渗、文化互补的艺术文化学和文学人类学命题进行复合研讨的学术层面。”［4］序一，3张思齐教授认为:近七十万字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就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方法。”［6］他指出该书“采用了当代西方文论所倡导的多种较为先进的视角，以族群记忆这一民族学研究的核心观念把握了人类的意识活动，因而能够潜人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意识活动的深层结构之中，从而避免了单纯的事实罗列，简单的与汉民族文学的比附和配列，以及勉强的与西方文艺理论观念挂钩，全面地改写了四川(含重庆直辖市)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由于该书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范例，它也必将有助于人们今后以科学的态度从事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6］《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比较文学视阈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以“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创新，发掘了中华多民族文学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文学意蕴、艺术魅力，这既改写了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史，也推进了建构崭新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三

在徐其超教授的倡导下，罗庆春教授带领西南民族大学一批中青年学人致力于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大家在比较文学视阈下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华裔文学、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语境的今天，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所以，我们有意识地综合运用比较文学、文艺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在世界文化的视野里、在比较文学的视阈下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思潮进行比较研究，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在文学观念、审美尺度、文化内涵、创作思想等方面的微观差异，以及他们发展的背景、规律、方向、前景等方面的宏观异同。注重中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全新建构;注重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系统阐释和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重视世界少数族裔文学成就、现象、规律的总结与归纳;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与当代母语文学发展的理论导向;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评介和宣传，扩大民族文学的国际影响;深入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趋势中面临的任务与挑战，注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与文化性格培养;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实现既借鉴外国文学发展规律，又弘扬本民族文学精神的多元化发展道路。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在研究实践中倾向于对国内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论经典与世界文学、文论经典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及成果已经显现出独特而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关于国内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徐其超、罗庆春在《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汉语文学的继承、创新、发展》［7］一文中，在将彝族文学的历史性变革即由原有的母语叙事模式全面转向汉语写作模式这一文化变迁现象，作为彝族文学继承与创新的根本命题加以透视时，就阐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基本思想: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多姿多彩、形态各异的特殊性，又有血脉相通、气韵相生的共通性。中华文化圈内各民族文化之间既相冲突、碰撞又相渗透、促进。因而“文化混血”必然导致“文学混血”，“文学混血”是“文化混血”的必然发展趋势。其后，罗庆春在多年从事“比较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过程中，出版了专著《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8］，发表了《转型中的构型———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当代转向》［9］《“文化混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构成论》［10］《“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11］等学术论文，就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文学混血”的做法和经验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并提出了“第二母语”、“第二汉语”、“文化混血”、“跨文化叙事”、“互译性”、“遭遇汉语”、“寓言时代”、“英雄时代”、“艺术宗教”等一系列的范畴和命题。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核心任务和终极价值就是实现“灵与灵的对话”。当然，比较文学的核心也应该是通过跨文明、跨族际、跨文化、跨语言的对话与阐释来实践和实现人类进行人文文化交流时的“灵与灵的对话”的境界，既然是对话当然就包含了相互的尊重、互补、互渗、互译，以及求同存异、共同进步的基本精神品格。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傣族等21个民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有22个少数民族虽无文字却有本民族的语言。汉语言文字既是汉族的语言文字，但同时汉语言文字又不单单属于汉民族，也不单单是汉文化，而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因为，汉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综合体。汉语言文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共同发展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汉语言文字也是全中国各民族的通用语言文字。所谓“第二母语”，当然指的是汉语。但罗庆春强调在运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中，汉语不是也不应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工具，而是一种综合了多重心理积淀、思维方式的艺术语言，是汉语及汉语言文化与各少数民族作家所属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气质、精神结构、情感方式等的深度交汇、深度共振，是将少数民族作家所独有的异质文化素质和精神特质全力贯注到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必须以迥异的认知观念和独特的语感能力对所使用的汉语的表意体系和诗性要素进行深刻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全面地反省与重构的努力。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令汉语走向多元意识内在整合的新的生成过程，也就是将自己所独有的异文化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特质全力贯注到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当中去，让自己的诗歌审美过程同时成为对汉语旧有的语义所指与能指体系的捣毁过程和对一部分死寂、呆板的汉语语汇的汰除过程。进而将汉语符号体系和这一体系所表征的文化积淀与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人的艺术精神进行高度熔炼之后获得一种表意系统，即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所特有的艺术形式。”［8］7而所谓“互译性”，一是语言题材内容层的互译，二是文化意义(包括民族文化内涵、文化意义、文化精神实质及宗教内涵等)层的互译，三是观念意识(包括心理素质、文化气质、精神结构、情感方式等)层的互译。这就包括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互译、生存精神与审美追求的互译、个体生命自觉与族群文化命运的互译、原始宗教精神与现代科学理论的互译，等等。

四

四川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联姻的进程中，有许多理论探讨、研究实绩和创举，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理论探索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和贡献。首先是四川高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四川高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分别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四个层次进行的。比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设有比较文学与对外汉语系，招收比较文学专业本科生。而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层面下设有比较诗学、中外文学比较、西方文学思潮与文论、英美文学、俄国文学、东方文学与文论六个研究方向。在博士研究生层面下设有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欧美文学、中外文化与文学、俄苏文学、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六个研究方向。四川大学同时招收比较文学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下设有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欧美文学三个研究方向。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下设中外文学交流与互动研究、中外诗学比较、欧美文学研究、跨文化传播四个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②。可喜的是，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都已新增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③，两校即将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招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部级重点学科，在学术带头人曹顺庆教授的带领下，已形成了稳定而富有特色和学术优势的三个研究方向:比较诗学方向、欧美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方向、中外文论史研究方向。

而且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把“文学人类学”作为硕士研究生层次和博士研究生层次的专业在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们知道，文学人类学是从文学与民族学④两大学科的相关与互动着眼来进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这种联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已经显现出来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首肯。可以肯定地说，文学人类学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理意义和学术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12］185其次，当我们论及四川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联姻时，不能不提到“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自2004年11月创办以来，已先后在成都(2004)、南宁(2005)、西宁(2006)、成都(2007)、乌鲁木齐(2008)、昆明(2009)、桂林(2010)、赤峰(2011)成功举办了八届，在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反响。西南民族大学和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就是中华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发起者之一，四川比较文学界许多学人都参与了历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研讨。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瞩目且影响深远的命题———“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3］。这一极具学理创见的命题，就是“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一方坚实的思想基石，更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石。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国现有的56个兄弟民族以及在中国悠久历史与辽阔版图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民族，都曾经为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做出过贡献。而文学是人类文化中最为深邃幽远、耀眼夺目的成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汉族在文学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容易被发现和证实。但是，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在方式上更多的是潜移默化，所以如果不对相关民族文学关系细细检视，则容易被忽略。在此，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影响研究则有了明显的意义和用武之地。这种研究对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功不可没的。

论坛秉承创办之初的宗旨，有效实施“圆桌会议”形式，为专家、学者、作家们提供了各抒己见、交流对话的平台。如今参加“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人员民族成份越来越多，除了汉族专家、学者、作家外，还有满、彝、藏、羌、壮、回、纳西、朝鲜、达斡尔、锡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专家、学者、作家。同时与会代表学术背景更是呈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还有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宗教学等学科。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汤晓青曾指出，回顾“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学术历程，论坛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品牌，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乃至主流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作家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关注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各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和接受“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与比较文学视域下所从事的大量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以“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这一学术品牌为平台展开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必将改写以汉语言文学为主要内容、依据汉语言文学编排原则来编排的中国文学史。

五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比较文学切切实实推进了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中国学派开拓了新的领域；成为全球新时期比较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曹顺庆开始阶段主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其专著《中西比较诗学》被视为新时期第一部诗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他从话语范畴入手，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其《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则是从文论范畴的对比研究走向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995年，曹顺庆在《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无疑为亟待复兴的比较文学树了一杆旗帜。与《跨越第三堵墙：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一道被看作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奠基者。其特点是：一是从中西两极比较转向了全方位的多极比较，从原有的对中西两极的关注转向了对整体性的关注。其二是从范畴学的研究转向整个话语体系的思考。他认为，中国文论体系有其自身的学术规则，有一整套的话语的生成方式、意义表述和言说方式，不能以西方的话语规范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文论话语。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后来提出了“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中国化”等命题。其三，从文论范畴的对比研究走向了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力图从意义的生成方式、话语的解读方式及表述方式诸方面，寻求东西方异质文化所赖以形成、发展的根源，从而进一步清理发掘文化范畴群及其文化架构、文化机制和文化发展的规律。2001年，曹顺庆在《中国比较文学》第3期上发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明确提出跨异质文化(后改为跨异质文明)新理论，把跨文化、跨文明的中西比较文学置于21世纪国际学术领域内，如此一来既可以申扬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潜在价值，也可以纠正西方比较文学家的缺失。从而建构一套符合中国文学精神的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叶舒宪一直坚持引用西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来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进程。通过思考和探索，主张跨文化研究，倡导生态批评，倡导跨文化视野下重新解读中国上古文学经典，使得原型批评在国内收获了丰硕成果，催生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人类学研究。1988年先后出版、发表了《符号：语言与艺术》《从生态人类学看老庄的社会理想》等论著，被看作是第一个从生态学角度阐发文学与艺术价值和功能的论著，在中国比较文学界迅速兴起了生态批评和“文化阐释”的研究热潮。王宁是我国最早从事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将西方的文学和理论有机地应用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理论作出了一定的质疑和改造。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的思维模式，反过来又影响着西方学者，打破了荷兰学者佛克马唯一的后现代主义(西方)观点。1998年，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这部专著中，王宁首次将后现代主义放在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进行考察研究，试图通过自己的批评和研究实践，将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研究，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及其研究关系之间协调，最终达到比较文学的超越和跨文化视野的实现。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走出了西方世界，成为了一股国际性的理论大潮。在传播到东方不同的国度内产生了不同的变体，由此消解了西方理论的“霸权”色彩，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走向世界，直接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创造了条件、作出了贡献。王晓平从亚洲同质文化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着手，对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文化和文学间的互识互证展开了研究。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对中日文学交流的断代史作出了系统描述，具有拓荒性意义。其《佛典•志怪•物语》一书，则以六朝至隋唐的志怪小说为抓点，追溯中印文学中的佛典关系，并考察其在日本物语中的投射。王晓平特别注重从接受的角度研究三个国家之间文学的相互影响，从而梳理了印度、中国、日本在文学交流中的历史因缘关系。在《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与人合著）一书中，审视了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何接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对西方“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了系统性总结；结合俄苏汉学研究，第一次完整地勾勒了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流传的轨迹。有意识地对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的发展作了开掘性的探索，与曹顺庆提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观点形成了呼应，为比较诗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孟昭毅主张世界文化交流中要突出“东方”的声音，在世界范围文化多元共存中找到东方的本位。强调既对过去西方中心论作反拨与突破，也有意识避免新的东方中心论，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宏观而广阔的视阈，作超越前人理论框架模式的探索。认为在文化、文学交流中，势能落差在所难免，应该努力缩小和消解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差异，要善于超越文化与文学的学术界限，对文化和文学各种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展开特有的关注，力求超越交流空间、时间和人为的樊篱，摸清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基本规律。其早期代表作《比较文学探索》较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些学术主张，他不仅强调和阐释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而且更深入地从“文学关系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和伊朗、越南、印度等国的文学关系。

二学科身份的过去与现在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的自觉意识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回首三十年,我们大致可以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第二阶段(1988-199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第三阶段(1998至今)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①季羡林先生1982年在《比较文学译文集》的序言中指出：“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P29)。同年，严绍璗也提出，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继承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朱维之在1983新中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鲜明地指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经有了长远的源流，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颇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苏学派的特点。因此，中国学派绝不是欧美学派的尾巴或补充（孟昭毅，“朱维之先生与比较文学”）。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中认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以我国优秀传统与民族特色为立足点与出发点，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营养，去努力发展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1986年，段燕在《探索》第2期上发表题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应当崛起”的文章，明确了中国学派崛起的必要性与中国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任务。远浩一提出“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载《中国比较文学》1988年第3期)是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上的一次前瞻。同年，杨周翰先生发表题为“比较文学：界定‘中国学派’、危机与前提”(《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88年第2期)，认为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当成为“中国学派”的特色。

1990年,远浩一发表“关于‘中国学派’”(《中国比较文学》1990年第1期)，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学派”的研究。王富仁在《学术月刊》1991年第4期上发表“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论述了中国学派兴起的必然性。1995年，曹顺庆先后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跨越第三堵‘墙’，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等系列论文，论述了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1998年熊沐清率先发表了“中国学派：必要、可能、途径”(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2005年李卫涛(“从韦勒克、艾金伯勒到伯恩海默至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的跨文明轨迹”，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从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轨迹上重新审视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而王峰(“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兼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也从比较文学观念出发重新界定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些讨论促进了中国学派，即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的论争中成长。学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争主要围绕着两个焦点问题：第一，要不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立一个民族地域性学派是民族性的问题，还是世界性的问题；第二，“阐发法”是不是中国学派的方法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法出现不久，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除国内有学者质疑、反对外，更有国外的反对声音：1987年荷兰学者佛克马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就从所谓的国际观点出发，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坚决反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自国际的观点并没有让中国学者失去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热忱。1988年智量先生就在《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上发表《比较文学在中国》一文，援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学派辩护，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和特色显著，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足以与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上的其他学派相提并论，建立中国学派将会是一个有益的举动。

孙景尧先生在《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上发表《为中国学派一辩》反驳了国内外某些学者对“中国学派”之说的责难，强调“中国学派”的提出，“正是为了清除不仅在西方，也包括在东方都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来重估与科学认识非欧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自身文学及其文化体系，以更客观地沟通中外文学与更正确地把握其规律”。经过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和方法体系的论争之后，学者们普遍认同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佛克马教授在2007年4月的“跨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上，修正了自己以往十年的看法，公开表示欣赏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王宁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界最早提倡比较文学“超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与乐黛云教授共同主编了《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刘介民始终坚持从理论研究出发，探索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强调科学的规律性对于学科发展和文学发展的重要性，提倡比较文化学应从文化的全方位、大背景以及各种角度和分支研究文学方方面面的问题，他既从文化场中考察比较文学，又从比较文学中反映更为广泛的人类文化，倡导一种文化历史学家的直觉意识。其专著《比较文学方法论》，以梵•第根的比较文学理论为指导，组织了一场方法论的大讨论，允许不同的理论家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对话，促进了对不同理论的批评性思考。探索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这一研究课题，阐述了自己的分类原则。始终强调以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学现象和与文学现象有关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从中阐明国别文学的性质、特点和文学的基本规律。此外，刘介民还注重“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他希望实现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相互之间的共荣共生。叶舒宪开创了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学派。他一方面致力于介绍和研究西方文学人类学的新发展和新成就，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地倡导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人类学建设方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成为学界所认为的“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最具活力的一派”①。

在《文化对话与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世纪性潮流》等论文中，提出将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和田野作业视角整合到本土传统的考据学中，从而建构起“三重证据法”(文献文本、田野考古和民族学、民俗学活态文化)的立体研究框架，这一做法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形成了新时期以来整个国内人文学界具有新学派性质的研究群体。叶舒宪致力的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地方性知识”思想、“深描”理论以及“主体”和“客体”等众多的视角，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阈。同时，他把民间文学和结构主义研究中常用的母体范畴作为分析上古文学源流影响的工具，将中国文学中的主题、母题、意象或叙事模式放在世界视野中加以透视，避免了见木不见林的短视和武断。更为重要的是，叶舒宪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乐黛云曾评价说“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以文化阐释学和文化人类学对中国传统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及其著作，可以说是在当论支持下所做的主题学和文类学的综合研究。而叶舒宪所开创和引领的中国的文学人类学，是一套全新的文学研究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体系。”（《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孟昭毅特别重视比较文学的实践性，即强调实践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他始终认为只有强化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才能证明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只有从实践基础上升华的理论才有普遍意义和说服力。他主张以东方话语研究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他在力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试图超越东方沙文主义的思想局限，努力保持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立场。

三体制建构的反复与纠偏

曹顺庆提出“跨文化”的理论命题，无可否认是接受了“中西比较文学”的观念，而袁鹤翔、苏其康、古添洪等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提出“比较东西方文学可能性的探索”、“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等观念，这是跨文化研究的最初理论文章。1988年刘介民的《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一书，也是意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比较文学研究著作。1997年陈悖、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2001年陈悼、刘象愚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修订本，都把跨文化作为比较文学的主要性质。对“比较文学总体研究”的提出，是来源于梵•第根《比较文学论》的第三部分“一般文学”即“总体文学”的。“总体文学又是比较文学很自然的延伸，两者很多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曹顺庆在提出“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后，又提出：“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①就是说中国学术没有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认为：一些学者对“跨文化”产生误解，说明他们在话语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是学术规则上头已经西方化了，与中国传统和本土的学术现实及现实关怀严重脱节。异质文化的话语问题、对话问题、对话的原则和路径问题、异质文化间探源和对比研究问题、文学与文论之间的互释问题等等，都是值得探讨、辨析的。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曹顺庆一再强调“跨文化”是“跨异质文化”,但仍未能防止误解的产生。所以,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曹顺庆又建议将“跨文化”改为“跨文明”。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反对者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跨文明”研究将又一次扩大比较文学的边界；“跨文明”研究缺乏可比性；“跨文明”研究消解或削弱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第一点主要是源于对“文明”的误解,“文明”在“跨文明研究”中指的是具有相同文化传承(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的社会共同体。因此，“跨文明研究”更清晰地划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和研究范围。指出传统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是“求同”,而“跨文明”研究所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文学的交流和对话，交流和对话的前提是差异。“跨文明”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突出了比较文学中的“对话性”。而曹顺庆认为跨文明研究的多元语境和诸种题域,不但不会消解文学性和文学文本的美学特性,反而有助于更广泛、深入地揭示文学性的真正内涵。

四不足与展望

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是比较文学工具书目前仍未出现，如“比较文学词典”、“比较文学书目”、“国别比较文学研究”等都还没有出现。仅有几本不很理想的类似工具书的著作，如贾植芳、陈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刘献彪、葛桂录等著《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稿》，唐建清、詹悦兰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等。这些工具书类虽然为比较文学作出了贡献，但仍无法解决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和问题。至于比较文学专著书目索引、比较文学散篇论文索引等，都是治学之重要工具，目前也并不很完备。各种比较文学工具书籍的编撰，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努力。虽然直到如今，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但在探讨的过程中，比较文学取得了许多收获。例如，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使我们对于各国文学间的联系有了清醒的认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使我们对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异同有了更多的了解。诚然，“可比性”问题也许会一直讨论下去，但我们深信它是问题也是动力，随着认识的深入比较文学的研究也许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另外，作为比较文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变异学仍需在实践的检验下进一步发展完善。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走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更进一步地向跨学科研究发展，可以断言当今已进入了以多元文化体系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为核心的比较文学发展阶段。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井上靖 中国文化 接受

井上靖（1907-1991）是日本当代文坛巨擘，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被日本评论家誉为“置座于文坛顶峰的大师”。井上靖还是一位热心于国内、国际文化事业的活动家。他担任过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笔会会长、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东京大会运营委员长等职。他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为了促进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曾多次访问中国。1980年井上靖接替中岛健藏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为促进中日文化、文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论文联盟

井上靖青少年时期便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与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进行座谈时便提到他读中学时，学校开设有汉文课，学生必须背诵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代表诗作，而且当时他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用上课的形式，而是自然地深入其中，受到熏陶”[1]。如果说中学时期的井上靖，对中国文化是一种不自觉地被动地接受，那么他进入大学后，对中国史籍的涉猎则是从个人的喜好出发，一种有选择的主动接受了。大学期间，他阅读过中国的《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等历史著作。在其《明妃曲》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有一个时期被匈奴给迷住了。“被匈奴迷住”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可笑，不过，我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出现的有关匈奴的记述之后，的确对匈奴这个古代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近似于共鸣的关心和兴趣。[2]?

我们没有必要将“我”与学生时代的井上靖等同起来，《明妃曲》作为小说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它却揭示出青年井上靖的心路历程，表现出他对中国，对中国西域的一种执着追求与憧憬。?

谈到中日两国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时，井上靖说：“我国同中国地理位置毗邻，从古代起就受到过先进的中国文化强烈、持续的影响。正由于此，促使我国国民历来关心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3]而在《心的文化》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成为日本文化最深根源的，无疑是7-8世纪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学问、艺术、文化，虽然是广义的文化，但它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4]这也许是作者钟情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原因。

井上靖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思想上。他说：“至于我们究竟从中国古典中获得了什么？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确切地表达。我认为从中吸取了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所谓的人生最根本的思考方法。”[5]他多次提到对《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的思考，可见这句话对井上靖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自传体小说《北方的海》中他就提到了这句话对中学时的他的影响。他在创作以“逝者如斯夫”为主题的小说《化石》时，因病魔缠身怀疑自己患了癌症，《论语》中的一些语句成为他战胜病魔的支柱。而当他真正身患绝症躺在病房中时，正是孔子的魅力及其对事物执著的意志促使他完成了他人生总结般的作品《孔子》。

而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景仰，也激发了井上靖的想象力，促使他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1950年，井上靖因小说《斗牛》获芥川奖而正式步入文坛，潜心创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井上靖开始了他的中国主题的创作，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漆胡樽》便是这一年创作的。1957年，叙述高僧鉴真东渡的事迹，歌颂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友谊的《天平之甍》的问世，掀起了井上靖中国主题创作的高潮，随后，井上靖先后创作了以班超为主人公的《异域人》，描写楼兰小国兴衰，极具西域风情的《楼兰》，描写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纵横天下的《苍狼》等十六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

井上靖在这些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中，或是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中日两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歌颂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历史；或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描绘，勾勒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而爱好和平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形象。这些作品，对于战后的日本人来说，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日本著名学者德田进便认为《孔子》“这部作品使那些读过或未读过《论语》的人，都能把孔子作为中国的代表人物来理解，所以井上靖塑造的孔子，使读者心理得到了充分的满足”[6]。井上靖在这些作品中，倾注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礼赞之情，倾注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真挚愿望。他通过这些作品的创作，“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7]。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0wlh41；湖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c900。）

注释：

[1][5]周发祥编：《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2]井上靖著，赖育芳译：《永泰公主的项链》，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3]井上靖：《中国美术和考古·序言》，日本六兴出版社，1977年版。

[4]井上靖著，周世荣译：《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6]德田进：《井上靖的小说<孔子>与<论语>的关系》，《中日比较文学论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7]冰心著，耿金声、王庆江译:《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言》,《井上靖西域小说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教学；瑶族文学；实例研究

比较文学课程是当代高校中文系课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比较文学相对其他分门别类的文学课程而言，其最鲜明的课程特色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跨区域，这一课程特色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的通识指向，区域特色资源整合利用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之中，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广东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中，将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课程实践，有着广泛的学科基础和地缘优势。从教学对象来看，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大多来自广东省连南、乳源等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学生，其对民族文学加入教学内容的接受也更为清晰。因此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瑶族文学与文化的内容，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全方位展示比较文学教学与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实例研究。

一、教学目标

无论在以文学文科为主的高等院校，还是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综合类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始终有着通识教育的帽子。因此教学目的并非功利，也并不明确具体。本人在教授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既经历过作为选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也经历过作为必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中文专业本科和中文师范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有所不同，虽然都有比较文学的课程，但前者是作为必修课程设置，而后者是作为选修课程设置，因此教学目标也因课程设置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人曾经参考了部分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实例，力图克服学生因教学目标不甚明确而产生的学习难题。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反馈该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意见。不仅是教材五花八门，而且类似于古代文学教学纲要的材料也良莠不齐。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学生的疑虑随比较文学课程设置之初就存在。本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力求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比较意识，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接受，以及在日后科研过程中较为敏感的思维方式。相对于集中讲解枯燥理论和单纯灌输西方文化的单调性，本人发现，从区域特色出发，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内容，显然更能提高学生对于比较文学的兴趣和学习的效率。在参考其他民族类院校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本人发现，以罗庆春教授为主导的西南民族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研究较有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1]

在比较文学课程中融入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也有其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依据。以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为例，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硕士招生目录中，有文化产业创意研究、中国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等方向，恰恰相反，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有中外比较文学、多民族比较文学、东方文学等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学科交融的情况在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其合理性并且已经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就广东省高校而言，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显然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质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是世界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下，瑶族作为广东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当代文学（即当代瑶歌的创作）隶属于广东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当代瑶歌的发展和流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广东当代文学的流变特征，亦可为研究转型期广东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将如此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加入比较文学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对其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洞察力，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教学远离枯燥的理论，变得更加明晰，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进一步说，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对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的变迁研究，亦有助于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文学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汉族文学书写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世纪之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洪流冲击愈加严重之时，文学创作者也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口传文学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族裔民众情感的文学形式，既活跃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又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瑶族也是如此，瑶族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的瑶歌，而瑶歌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歌唱内容，这一点完全贯穿到了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所具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为学生讲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瑶族歌谣，和比较文学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加激起学生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从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是如何对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进行关照的。如何明晰比较文学的教学目标，区域特色的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教学内容

在比较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本人将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根据教学提纲划分为几个大类。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中有两大研究需要厘清：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大研究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支柱。比较文学既包括了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又涵盖了有关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美国学派更注重超越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而法国学者由于其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对欧洲文学的考据优势，强调考证和依靠事实凭据来解决问题的影响研究。因此，在中国高校的课堂上，对比较文学理论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讲述缺一不可。其一，影响研究。首先，在讲述渊源学的时候，课本上原本是以中国文字作品中的外来因素为例做详细的考证，而本人加入了一场课堂讨论，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原型，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中的原型问题。例如广东的瑶族地区学生，在课堂讨论中，会讲述自身民族的渊源和神话传说。本人在课堂讨论中，一并补充和列举瑶族的文学传统：瑶族是个古老的中国南方山地民族，起源于远古时代，《山海经》中就提及盘瓠神话。瑶族将盘瓠奉为祖先，瑶族歌谣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中举足轻重，其中以《盘王歌》为最，歌词长达3000多行，歌名多至数十种。在讲述渊源学中的口传渊源一节，本人又重新举证，将《盘王歌》作为范例讲述给学生听，更加明晰了口传渊源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讲述了口传史诗之后的若干周，我又在影响研究中加入了新的讨论内容，如何看待当代瑶族文学中的盘王形象。当代瑶族文学的创作中，神明和祖先、图腾一起被重新建构、创作了。其余少数民族的作品也是如此。在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写的学位论文是关于一部黎族小说的。本人将课堂上所涉及的有关渊源学和影响研究的理论问题整合，加入对其的指导意见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影响研究不仅仅体现在汉族文学和瑶族文学的交融上，另外，还涉及到瑶族有语言无文字所衍生出的创作问题。瑶族作者的创作和记述一般以汉字汉语写作为主，所以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本人尤其强调非母语写作的割裂与比较文学本身的联系。然而在比较文学的教材中，很少涉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有些民族的文学尽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然而，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汉化过程中，文学创作往往渐渐以汉语为主了，而本民族的语言却已博物馆化地以经书的形式存在着，已不再为人们书写所使用，这样的例子有彝族。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特地把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写作记述工具的民族文学作为案例，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非母语叙事的问题。

这一点在比较文学中较为常见，例如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人、用法文写作的加拿大人，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拉丁美洲人等等，这样的杂糅和交融产生了大量的灿若群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我再给学生展示彝族和藏族用汉语写作的诗歌的精炼与优美，展示瑶族对歌手抄的用汉语写就的底本等等。让他们展开课堂讨论，分析非母语写作的文学品质。生态主义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文艺理论之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刚好契合这一理论。很多山地民族都有着天然的保护自然的传统，而其文学作品和史诗中的显现也很常见。在比较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关生态主义的描写、有关故乡被现代文明和工业化社会所冲击的焦虑展示出来，也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于文艺理论的接受和理解。瑶族是山地民族，瑶歌是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在瑶歌中，内容五花八门，从瑶歌出发可以管窥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另外，瑶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作为一种跨界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泰国、越南、老挝、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因此国外瑶族的文学创作也不逊于国内，这样，影响研究也可以部分提及国内外瑶族文学的区别和联系。正如比较文学教学中常提及的中日文学联系，中印文学联系等等。苗族和瑶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可列入其中。比如，瑶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瑶族经书问题，就具有着比较文学的意味。如瑶族在长期的跨境迁徙的过程中，诸多瑶族经书随着瑶族的海外迁徙流传到了国外。美、法、荷、德等欧美国家的图书馆都有不少瑶族经书。2010年，学者郭武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在伯德雷恩图书馆发现了近三十册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鲜为人知的瑶族文献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道教经卷。经过细致的甄别后，他对这些经书进行了分类，主要瑶族道教科仪、驱瘟除疾、超度亡魂与合和婚姻、治病除患等等。[2]瑶族经书在国外的流传，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可以作为流传学的案例来探讨。另外，在形象学的教学之中，本人会将瑶族文学中的汉族形象，汉族文学作品中的瑶族形象提取出来，并加以阐释。瑶族歌谣作为最为常见的瑶族文学样式，很容易作为教学素材，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去。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县城位于广东省北部，这一瑶族聚居地在瑶族的分支体系中属“过山瑶”，其瑶歌属勉语系。乳源过山瑶山歌可分为传统原始体系、近代古典体系以及当代的生活散歌体系；按照内容形式可分为念歌、呕歌两种。[3]瑶歌围绕《大歌书》（即《盘王歌》）的底本展开，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瑶歌的内容和歌者也有所变化。在这个流变之中，尤其是生活散歌，汉族人的形象通常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社会的转型、广东社会生活文化的转型皆可从这一侧面管窥一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附属作用之一。其二，平行研究。按照美国学派的定义，平行研究就是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被允许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和联系，平行研究是二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的，也符合新批评学派直接切入文本的要求。这一定义，不仅强调了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包括对文学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关系研究。那么，对于比较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结合而言，“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十分契合。本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常会引入瑶族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创作的平行研究。另外，跨学科研究也是如此，将比较文学课程引出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田野调查的部分研究方法，能够丰富此门课程的内容。本人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将瑶族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讲述，还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学博士生关于瑶族的田野调查、语言研究文化传播研究等纳入到课程中来。在教学过程中，本人会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来进行比较。在少数民族歌者、诗人或者小说家创作的初期，其中大多数人都曾阅读或模仿过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或者受其影响。以比较文学教学中所讲述的诗歌为例，在加汉•拉马贾尼在其《混血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学》一书中，认为“诗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合象征、反讽和隐喻的文体———很适合传达和记录分裂的文化经验和冲突”。[4]他对第三世界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包括语言的混杂、隐喻的使用、诗歌形式的民俗化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创作中所经历的双语经验的杂糅性和第三世界的英语诗人是极为相近的———因为他们同样书写了传统的消失、母语的困境以及对“原乡”的守望。另外，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的分支研究都被纳入课堂教学分析中来。如打工文学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不容忽视，当代少数民族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如火如荼。这个新近出现的文学现象虽然并未大张旗鼓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然而在比较文学层面，却别有一番意义。首先，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以工人的身份离开故乡，他们进入城市，具有双重身份，少数民族身份和乡村打工者身份。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事文学创作，在打工之余写作，这样的作品颇有离散的意味，和拉马贾尼所言的断裂与疼痛颇为相似。在教学中，本人会引用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原乡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消失殆尽，加之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困境，都会体现在他们杂糅的作品中。假若从比较文学视野看乳源瑶族瑶歌的变迁，不难发现，政府将居住在山上的瑶族村民，迁移到平地或者城镇，他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变化，对歌的样式不变，但是歌谣的内容却变化了。本人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能产生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教学方法

在以上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中提到，本人之所以践行了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者和学习者无法仅仅满足于就外国文学来认识比较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又能够契合于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比较性质的文学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文学人类学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5]因此，我们将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也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中去，也是一种教学改革和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且可以称之为雪中送炭。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常常有“文学史化”的倾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与空洞化，是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明显走向，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6]也就是说，将比较文学课程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史来讲述、把外国文学史改头换面来充当比较文学的课程素材，是一种常态。因此，在我们的高等院校比较文学教学中，急需个案和素材，来充实这样一门学科教学，使其系统化并且生动化。另外，在不提及“少数民族”概念的时候，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学”是跨民族和跨国界的，那么，仅仅谈国别文学并不能代表比较文学的全部，如果将少数民族纳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某一民族却分布在多个国家，这在比较文学的课程中，都是较为有意义的议题。例如，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延伸到，就一个民族而言，也可以分布在各个区域。例如湖南、贵州、广西以及广东瑶歌的不同之处，在瑶族的文学传统中，《大歌书》是最为重要的底本，然而，瑶歌的流变却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沿着各自不同的脉络进行着。在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进行考察的时候，赵天银编著的《乳源瑶山歌谣》就十分耐人寻味。他本人在注释中如是说：“瑶歌歌词联系物质实际、联系国情文化……歌书内容丰富，有古老歌为基础，有新时代的歌词，亲见见历了我们乳源一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唱歌形成了一种自乐自娱的风俗活动。与歌谣书本是融入了客家文字的元素，仍然顽强的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向前发展”。[7]

在这本瑶歌的集子里，既能看到《大歌书》的影子，又能看到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样的案例运用到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可以使学生从周围的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从身边熟知的民族文化特色出发，去体会丹纳在《艺术空间》中所言的时代、种族、环境对于文学艺术影响的分析。在讲述影响研究的时候，瑶族的宗教仪式歌谣被本人当做教学案例植入到课程中。本人用多个国家关于《盘王歌》的记述来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地域性和跨国性的“地方性知识”。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的盘王节，这是瑶族人们祭祀祖先盘瓠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瑶族人都会举行宗教仪式庆祝，称为“拜盘王”。节日延续三天三夜，以祭祀、歌舞为主，其内容主要有请神、祈福、唱盘王歌。拜王仪式由瑶族师爷主持，仪程有请神、敬献、调神、挂灯、抛兵等，所用祷词、咒语奇特，和汉族的傩戏有相同之处。在祭祀的仪式结束后，瑶族民众开始唱《盘王歌》，歌词长达3000多行；舞蹈方面，每人手拿长约80厘米的长鼓群舞，一般为双人或四人对舞。在盘才万的《拜王歌堂》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和宗教仪式祈祷词。[8]这样的仪式歌谣，被文本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瑶族人的事业，在其他国家的瑶族文化研究中也多有出现。这显然算不上是国别文学，而是一个民族在多个国家的文学。其中美国赵春道的《大王傜孙书歌牒》、日本白鸟茅郎编写的《徭人文书》、法国雅克•勒穆瓦纳编写的《瑶人仪典绘画》都从渊源学的角度证明了瑶族的历史传统和神话意象是如何跨国际传播的。本人在列举了相关文本以后，希望学生能够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指出这些文本和国内盘王歌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分别以“十二姓瑶族人”、“广东韶州府”等关键词为例来分析他们的异同，取到了良好的效果。本人还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展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深入瑶山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瑶族人民对歌的视频等等，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瑶族文化生态，从而对比较文学课程特色有着更明确的认知。总而言之，比较文学的课程教学有其多面性，如何在本科比较文学课程中注入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在地的少数民族）的内容，是关乎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创新议题,本文希望能得到其他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与研究同行的重视和建议，进一步地探讨其学理基础与可行性。

[参考文献]

[1]杨荣.比较文学视阈下的四川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11).

[2]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J］.文献.2012(4).

[3]盘桂清.乳源瑶歌与瑶族历史简析.广东省文化馆官方网站，电子资料.

[4]JahanRamazani.TheHybridMus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1.

[5]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

[7]赵天银.乳源瑶山歌谣［M］.未出版.[8]盘才万,房先清.拜王歌堂［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比较诗学；翻译；二次翻译；后孔子；译者诗学

近几年来，我们一个学术群体一直在编译一套两卷本的《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最初，我们以为这仅是一项纯然的学术编译工作，然而，在策划、选目、翻译与出版的过程中，我们却遭遇了多种学术困惑。在这项学术工作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就相关问题做一个反思，以引起学界的讨论。

雷纳·艾田伯（René Etiemble）是法国著名比较文学研究者，于上世纪60年表了《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Poetry”）这篇重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雷纳·艾田伯准确地预言了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从而揭示了当时欧美比较文学研究倾向于理论化的学术迹象：

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认为它们自己是直接相对立的，而事实上，它们必须相互补充，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ry）。{1}

众所周知，法国是比较文学研究崛起的创生地，并且在影响研究的学术观念上崇尚跨国文献之整理与考据的方法论，也以此构成了显赫一时的法国学派。当然，法国学派之所以倚重从跨国文学史研究的视域展开比较文学研究，这与法国学派诸学者在哲学的层面上崇尚唯事实主义（factualism）、唯科学主义（scientism）与唯历史主义（historicism）有着密切的学缘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的法国学界受孔德、穆勒和斯宾塞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规避汉语本土崇尚文献整理与考据的乾嘉学派，其生成的历史原因是那个时代官方大兴文字狱的结果。当然，其中也潜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学术逻辑，即乾嘉时期的经古文学家对宋学与明代心学从义理的角度空疏释经的抵制。而有着共通性的是，或许我们也可以操用现代学术话语给出一个评判：呈现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学术观念上，乾嘉学派表现在文学研究的面向上也是拒斥批评、理论与美学的，当然，那个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只有评点式的批评及潜在的理论思想与美学思想。在《读〈拉奥孔〉》一文中，钱锺书提及狄德罗的《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及其戏剧表演理论时认为：

中国古代民间的大众智慧也觉察那个道理，简括为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这句中国老话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的义蕴；同时，这句中国老话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狄德罗以声援，我们因而认识到他那理论不是一个洋人的偏见和诡辩。{1}

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法国学派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相互呼应着，我们千万不能在学术观念与方法论上有一种错觉，认定西方学术更多地是在哲学及其相关理论的推导下把文学研究带向理论的逻辑思辨。实际上，法国学派在那个时代对文献的跨国整理与考据之讲求，较之于乾嘉学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法国学派与乾嘉学派在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存在一致性，然而两者的学术观念与学术视域则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法国学派崛起的动力学因素是源起于那个时代西方哲学的信仰，在方法论上，是走向国际的文献整理；而乾嘉学派生成的动力学因素是规避那个时代官方政治的话语暴力，在方法论上，是只限于本土传统文化之文献的考据与训诂等。

无论如何，法国学派的崛起为只限于本土语境下的文献整理与考据敞开了一方国际性研究视域，也顺应了语际文献整理与跨国考据形成的必然性。当然，同时法国学派也宣告了文学研究在学术本质之观念上与批评、理论及美学的绝交。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早期法学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P.Van Tieghem）在《比较文学论》（1931）中第一次为比较文学所给出的相对的完整定义：

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而那对于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它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2}

我们都知道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中关于文学研究三个层面的著名划界，即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确，从文献整理与考据的层面展开文学研究，这无疑为研究者论题的生成、论点的成立与结论的形成奠定了无可非议的材料基础，但是文学毕竟是在审美想象的体验性记忆中凝固为物质文本的修辞性语言。如果我们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逐出文学研究的领地，仅存留文学史研究作为唯一的学术方法论，那么文学则会被降解为贫血的及拒斥审美想象的纯粹物质文本。因此，我想“文学研究的贫血者”则应该成为法国学派在崛起后不断被指责的罪名，而乾嘉学派关于文学研究的贫血性则被那个时代的官方政治极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话语暴力所遮蔽，这种遮蔽给后世学者留下一种对乾嘉学者无尽同情的历史可怜，当然，还有对他们之小学功底无限尊崇的心态。

事实上，国际比较文学界内部总有一种自我调整的逻辑力量，从学缘谱系上来看，后来崛起的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的美学姿态一反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学术策动的逻辑上推动了比较文学研究向批评、理论与美学的转型。

195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教堂山召开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二次会议，可以说，这是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第一次与欧洲比较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正式遭遇。在这次会议上，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雷纳·韦勒克作为美国学派崛起期的首席人物，向与会学者提交了他的那篇著名的报告：《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在这篇报告中，雷纳·韦勒克对国际比较文学界晚近凝滞于文献跨国整理与语际考据的状况给予了全面的质疑，认为由于法国学派讲唱和推行的实证性学术业绩及基于这一业绩之上的得意与傲慢，“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1}雷纳·韦勒克向法国学派以放送者的姿态所操作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激烈的挑战：

我认为巴尔登斯伯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亚提出的纲领声明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任务。他们把陈旧的方法论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把比较文学置放于19世纪唯事实主义、唯学科主义和唯历史相对论的死亡之手。{2}

这篇文章以毫不掩饰的批判性学术修辞宣示了雷纳·韦勒克刻意表现的精深的论战性，在呈现美国学者第一次直面法国学派的挑战时，雷纳·韦勒克强调了在没有事实材料考据的基础上，比较文学可以展开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理论性研究，即以美学作为比较视域的平行研究。无论如何，雷纳·韦勒克开始把美学及统摄于美学这个指称之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带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中，以美国学派崇尚的平行研究对以往法国学派主导的影响研究给予了全方位的的抵抗与转型式的调整，从而开始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审美性与普适性。当然，关于把美学及其相关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带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一观念，另一位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后来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一书中给予了更为详实的鼓吹与论述：“如果文学研究降格为一种纯粹的材料堆砌，那就丧失了它的神圣性，因此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就不再被看重了。”③的确，文学的文学性就存在于其审美的观念中，而文学研究又有什么理由拒斥文学性，即一厢情愿地把文学研究单一地封闭于非审美的文献整理与纯粹的考据中。浪漫的法国人怎么了？那个时代的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栖居于那个浪漫依旧的法国，以放弃文学性与审美性为代价而成就自己学者姿态的严谨与严肃，这多少让我们有些感佩。其实，他们是希望以不可更改的语际文献考据而力图证明法国对周边国家、民族与区域的介入性影响。

文献考据的背后是一种独断论意识的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学者一般都把雷纳·韦勒克认同为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其实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国际性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于1946年任教于耶鲁大学，并在耶鲁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系且担任系主任的职务。

美国学派崛起后行走至70年代，其在学科理论的体系构架上则完全成熟了。1970年，在另外一篇文章《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雷纳·韦勒克对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定义给予了更为成熟与丰富的表达：

比较文学将从一种国际的视域研究所有的文学，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作为一个整体。在这种观念中（这是我的观念），比较文学就与独立于语言学、人种学和政治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完全相等。比较文学不能够限定于一种方法，在比较文学的话语中除了比较之外，还可以有描写、特征陈述、转述、叙述、解释、评价等。比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的事实联系中。正如最近语言学家的经验向文学研究者表明的那样，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比较中。{1}

在这篇文章中，雷纳·韦勒克再度明确地声明：“比较文学不能只限定在文学史中而把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排除在外。”{2}

可以说，雷纳·韦勒克在“教堂山会议”的肇事曾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轰动一时的具有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此后，国际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开始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也因此美学及统摄于美学这个指称之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逐渐成为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之若鹜的主脉。

其实，我们对法国学派的崛起及美国学派的挑战之学术背景的陈述，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史上众所周知的重大学术事件，我们在此给予反思，是为了在学术发展史的时间维度上描绘出一个历史的坐标：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韦勒克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之报告是1958年出台的，而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艾田伯则于60年代中期，以《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一文公开承认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倾向的不可遏制性与合法性，一位法国学者以接纳的姿态承认且宣告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这不能不说是源起于法国学派内部的研究观念在走向分化与决裂，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雷纳·艾田伯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从材料考据向理论分析转型的识时务者。当然，雷纳·韦勒克另外一篇文章《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于1970年的刊发，更让我们感受到比较文学研究坚挺于美学的姿态为美国学派所获取的国际主脉立场。

雷纳·韦勒克关于文学研究三个层面的著名划界：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应该是一位国际文学研究者所同时持有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观念。倘若文学研究仅仅是偏执于其中一个面向，那么在学术观念及研究方法论上，这一定是一位学术自闭者、学术偏执者和单向度的学术激进主义者。

我们特别注意到，雷纳·艾田伯在《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一文中所给出的表达：“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其中“historical inquiry”（历史的质询）指涉的即是文献的跨国整理与语际考据，其中“critical or aesthetic reflection”（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指涉的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启用另外一个术语总纳而言，即美学。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雷纳·艾田伯的表述：“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众所周知，诗学就是文艺理论，而比较诗学即是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艺理论沉思，而雷纳·艾田伯对崛起的比较诗学的预言，其学理背后所涵盖的恰恰是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的整合。由此看来，雷纳·艾田伯对比较诗学崛起的肯定有一种成熟学者的气质、期待与判断：比较文学从不可遏制的理论化倾向中所走向的比较诗学，是基于跨界文学史研究基础之上所展开的跨界文学批评与跨界文学理论，即国际文学研究平台上具有普适性的美学沉思。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替换一个术语来表述，跨界文学史研究、跨界文学批评与跨界文学理论，也就是语际文学史研究、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

当然，雷纳·艾田伯的姿态也证明，法国学派在持有自己的方法论立场上，开始能够坦然地接纳且承认美国学派，并心悦诚服地认同了把美学及相关语际批评、语际理论带入比较文学研究之观念与视域中的合法性。我们认为，这是一位学术心理健康的国际文学研究者或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持有的学术立场。的确，从国际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相关持有的研究视域上来评判，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应该是互补、互动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也应该是互视、互见的，文献考据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更应该是互存、互益的。总而言之，文献的考据与美学的沉思应该是一枚分币的两个面向，两者是在相互依存中而不可剥离的逻辑整体。这两个面向在逻辑上的剥离与分裂，必然错铸一种偏执且不健康的学术心理，当然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讨论这种非健康学术心理者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及生存境遇的学术伦理问题了。

说到底，这还是触及到学术道德与学术伦理的问题了。

无论如何，比较文学研究因美国学派的崛起及美学的介入，而导致了理论化倾向的加重，最终必然走向比较诗学。思考至这里，还有一个导致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倾向加重的关键学术背景，我们也希望在这里简约扼要地陈述一下。

实际上，在美国学派崛起之前，也可以追溯于法国学派崛起之前，比较文学研究走向理论化，其中有一种潜在推波助澜的学术动力，即受制于一种重要的国际性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影响：这就是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

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上，一般地认为比较文学是对两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而总体文学是对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我们曾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中就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的学缘逻辑与本质定义给予了介绍，指出在以往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中，“general literature”这个概念经常被比较文学研究者与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所操用，而且具有相当广泛的操用频度。我们注意到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曾就总体文学的本质给出过自己的界定：

总体文学（一般文学）是与国别文学（各本国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总体”文学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学史。它只要站在一个相当宽大的国际的观点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时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题。这是空间的伸展，又可以说是地理上的扩张——这是它的特点。{1}

需要提醒中国学界比较文学研究者注意的是，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梵·第根曾以其显著的偏执、真诚的保守姿态拒斥美学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地，即“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注意，梵·第根在这里所给出的一句危言耸听的评判，即美学的介入让比较文学研究失去了科学性。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他又从美学与心理学的高度为总体文学做出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理解与解释，并且在学理上把总体文学置放在与比较文学平起平坐的国际学术领地。

正如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的《本体论》一章中讨论总体文学时所给出的基本陈述，总体文学是指涉在历史的共时性上于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同时发生的一种共同文学思潮，总体文学强调了同一文学现象作为思潮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所发生及研究的历史共时性，而不是强调历史的历时性。{2}根据梵·第根上述的陈述来分析，在历史的时空观念上，总体文学研究的客体是发生在一段历史短期的横断面上覆盖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这种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是受限于一种理论命题下的，并且这种文学思潮是以理论的总结而给予命名的。关于这种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存在的境遇及以理论总结给予命名的情状，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梵，第根给出了具体的表达：

它（总体文学）可以研究的文学事实很多很多，其本质又很不同。这有时是一种国际的影响：彼特拉克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拜伦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纪德主义……；有时是一种更广泛的思想、情感或艺术之潮流：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纯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有时是一种艺术或风格的共有形式：十四行诗体、古典主义悲剧、浪漫派戏剧、田园小说、刻画、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其他等等。{1}

可见，总体文学强调国际上对波及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文学现象研究的历史共时性，而不强调其历史的历时性，但其以理论性所命名的文学思潮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注意到，梵·第根在上述所列举的种种“主义”，的确是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同时发生于国际文学地理空间中的共同文学思潮，并且这种共同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理论性本质，且被理论所命名。这种理论性的共同文学思潮在短期内的跨界性移动非常迅捷，其之所以迅捷，就在于它们是以理论与美学的性质在语际的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中传播，较之于跨界及语际的物质移动与传递，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来得更为迅速与迅猛。因为无论是在欧洲宗主国以战争与经济向外扩张的殖民时期，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后现代数码科技打造的全球化时代，思想、思潮、理论与美学等作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文化当然比形而下的物质文化传播得更为便捷与通畅。

我们曾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中讨论比较文学学科安身立命的本体时，给总体文学下了一个定义：

什么是总体文学？ 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国族文学为研究客体，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在多个民族与多个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这就是总体文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总体文学就是比较诗学。{2}

实际上，总体文学即是指涉国际学术语境下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或文艺理论，总体文学是一种在语际文学史横断面上具有传播性与覆盖性的共通美学思潮，或即文学艺术思潮。因此，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中还曾给出过以下的理解与解释：

在概念上我们了解了总体文学的定义，反思在西方60、70年生并于80、90年代波及中国的诸种理论及其背后的文学思潮，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及文化研究等，从全球化的视域来说，这些理论及其背后的文学思潮属于总体文学研究的客体，或者说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客体。只是国内学术界一直对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缺少明晰的解释与定义，以至这个概念在中国汉语学术界失去了有效的学理使用价值，这是很可惜的。③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所谓比较文学在走向理论化后就是总体文学的升级版，并且在这个升级版中，当然比较诗学成了其中的主脉，同时，也就理解了印地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与美国比较文学学会（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合办的那本著名的刊物《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而正是这本刊物在其命名上告诉我们，西方文学研究者是把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整合起来给予认同的。而我们从以下这部1976年出版的文集命题上也可以见出这一情况：《法国总体和比较文学学会第13次大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Congress of the SFLGC）。事实上，走向理论化后的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确有着巨大的交集，而这个交集恰恰可以被一个成熟的、自觉的学科概念——比较诗学所命名。

上述我们曾如是说：“一般地认为比较文学是对两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而总体文学是对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其实，在学理的发展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把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收入了自己的领地，比较文学与理论化十足的总体文学趋同了，这种趋同在学理的本质上也加重了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的倾向性；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如此认同：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趋同，也是导致比较文学必然不可遏制地走向比较诗学的一个重要学理因素。

当然，从西方文学及其相关批评、理论的发展系谱来检讨，我们或许还可以把总体文学生成的情状追溯至曾波及与震撼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

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理论化倾向，其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比较诗学。事实上，比较诗学也终于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诸多精英学者选择及介入其中的主脉。我们注意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汉语中国文学研究界给予理论性影响的那些欧美教授们，大多是在比较文学系任教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学者，因为欧美高校本然就没有文艺学这个专业。文艺学是从前苏联学界引入的一个学科概念。简言之，这也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为什么走向理论化的重要学理原因之一。

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比较文学研究从开始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后，即是在理论化的倾向中势不可当地发展着自己，因此，比较诗学也一直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脉。当然，这也与晚近30年来西方诸种哲学、美学及相关文艺理论思潮在翻译中对中国学界的渗透与影响有着必然的语际逻辑关系。另外，这也与文艺学在中国高校中文系是一个强势研究方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在国内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学者往往来自文艺学或比较文学，而挂名在比较诗学方向下招收硕士生与博士生的专业，也是来自文艺学或比较文学。多年来，学术行动的事实也证明，文艺学专业的比较诗学研究者与比较文学专业的比较诗学研究者，大家一直在友好且有效的学术交往中互识、互动、互敬与互重，学科的疆界也正是在这样的交集中被跨越了。

无疑，当下是一个学术研究在跨界中互为欣赏与互领的时代。

问题在于，比较诗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下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脉，我们究竟能够就比较诗学给出一个怎样的学理性定义？什么是比较诗学？这是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行走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所不得不给出的设问。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的《诗学论》一章中，我们曾从比较诗学研究的角度给比较视域下过一个定义，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见出比较诗学的学科本质：

思考到这里，我们不妨可以从比较诗学研究的角度给比较视域下一个定义，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上成立并且得以展开学术研究的基点——本体，是比较诗学研究者对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进行汇通性研究所秉有的一种眼光，不同于国别诗学研究的是，比较视域决定了比较诗学在学科上的成立以研究主体定位，把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作为自觉展开研究的前提条件，以中外诗学之间的互文性、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的互文性为自己的研究客体，追问包容在两种互文性之间诗学理论的普遍性原则与差异性原则，从而使比较诗学研究者能够在一个国际的、全球的、宽阔的、包容的与开放的研究视域中有效地回答和解决中外诗学的诸种理论问题。{1}

当我们的思路走到这里后必然要强调：比较诗学研究主体是在多种视域的交集中重构一种崭新的诗学体系，即我们所说的在批评与理论的思考上汇通于中外与古今而形成的第三种立场与第三种诗学，所以在学科本质上，比较诗学研究者必然是持有第三种诗学立场的语际批评家（interlingual critics）或语际理论家（interlingual theorist）。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在编译这套两卷本的《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时，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对阅尽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能够被带入比较诗学领域中的优秀文章与经典著作，然而，并未直接发现任何一位学者曾经在自己的思考中就比较诗学的本质，给出过一个严谨且自洽的定义。

《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主要是对西方学界能够被带入比较诗学领域中的重要文章及相关重要著作的章节的翻译，我们遴选相关学者的文章与著作时，在较大的范围内延展了我们的阅读，然而在西方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上，我们也没有追问到曾有哪一位西方学者第一次直接、准确且自觉地使用过“比较诗学”这个概念。只是雷纳·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踪迹，是德国学者莫里茨·豪普特（Moriz Haupt）于1878年首先使用了“comparative poetics”一词。有趣的是，整整100年后，即1978年，D. W. 佛克马（D. W. Fokkema）、E. Kunne-易布思（E.？Kunne-Ibsch）与A. J. A. Van 左埃斯特（A.？J.？A.？Van？Zoest）三位学者共同主编了这样一个命名的读本：《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当然，我们猜想在此100年中，一定会有许多学者曾自觉不自觉地操用或定义过“比较诗学”这个概念，关于这一点，在这篇文章有限的空间中，我们无法一一追问与梳理出一个发展逻辑细密的谱系。{1}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提及，1985年，两位美国学者A.巴拉坎（A. Balakian）和C.吉连（C. Guillen）主编、出版了《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一书；1990年，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厄尔·迈纳（Earl Miner）推出了他的那部著名读本：《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文集》（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当然还有很多。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当下的学者应该是在准确与自觉的学理观念上使用比较诗学这个学科概念了。

不错，比较诗学是一个从西方学界舶来的术语及研究方向，然而我们甚至发现晚近30年来，国际学界对比较诗学及其学理意义的提取，也有着望文生义的误读，如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一样，如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的《诗学论》一章中，我们在讨论“对比较诗学产生误读的四种可能性分析”时，曾列举了这样一个案例：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初步存在于中国汉语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已经存在着的现象，所以国际学界需要逐渐地给予学理上的规范。如埃及开罗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其英语与比较文学系出版的刊物《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Alif：Journal Comparative Poetics）就显出种类杂混的现象。我们在这里只要列举出《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2003年第23期目录上的五篇文章，就可以捕获到这样的感觉：迈克尔·夫瑞考卜（Michael Frishkopf）的“Authorship in Sufi Poetry”（《苏菲诗歌中的作者身份》），塞拉·卡米尔·赛利姆（Salah Kamil Salim）的“New Poetry and Sacred Masks： A Reading in Medieval Poetic Discourse”（《新诗与宗教的面具：对中世纪诗歌话语的一种读解》），安沃··阿伯拉黑姆（Anwar Mohamed Ibrahim）的“Dostoevsky： The Dialectic of Skepticism and Faith”（《陀斯妥耶夫斯基：怀疑与信仰的辩证法》），斯科特·库格（Scott Kugle）的“Pilgrim Clouds： The Polymorphous Sacred in Indo – Muslim Imagination”（《朝圣者的玄想：印度穆斯林想象中的多形之神者》），赛义德·塔乌费克（Said Tawfik）的“The Beautiful and the Sacred in Art and Religion”（《艺术与宗教中的美与神圣》）。在这里，我们不妨给上述五篇文章划出各自的学科归属，为初学比较诗学者提供一种划分的学科视域：第一篇文章应该归属于诗歌研究，第二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跨学科研究，第三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国别文学研究，第四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宗教学研究，第五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诗学中的跨学科研究。{1}

我们曾就上述五篇文章的本质属性划出各自的学科归属，在这里不妨再度重复如下：“第一篇文章应该归属于诗歌研究，第二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跨学科研究，第三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国别文学研究，第四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宗教学研究，第五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诗学中的跨学科研究。”{2}陈述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汉语“诗学”是一个从源语“poetics”翻译过来的译入概念，至少在西方学界“poetics”有着狭义与广义的界分，狭义的“poetics”概念是专指诗歌研究，而广义的“poetics”概念泛指文艺理论研究。关于诗学这两个层面的界分，已在学界约定俗成，我们在此不再赘述。我们想申明的是，比较诗学这个学科概念所启用的学理意义是指涉广义的诗学，比较诗学是倚重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学科观念与学科视域所展开的语际文艺理论研究。在文艺学方向下，有一批学贯中西与学贯古今的优秀学者依凭自己的学养在从事比较诗学研究，他们可以驻足于自己所从事的文艺学研究领地，不必设问与回答什么是比较诗学及其学科的研究边界问题，因为他们集中精力所需要设问与回答的是“什么是文艺学”的问题。而在比较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下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者，即有责任设问与回答“什么是比较诗学”及其学科研究边界的问题了，因为这是比较诗学这个学科多年来其本然所面对的本质问题。

毫无疑问，在后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后数码科技打造的新媒体及其跨界效应使人类栖居的地球村在相对缩小，当然，这种生存景观让当下学界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具体地说，这种开放性与兼容性导致了多门学科本质与学科边界的模糊和缺席，再具体地说，学科本质与学科边界的模糊和缺席给比较诗学的学科定位及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当然，这种现象也不仅仅是比较诗学这一学科所遭遇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似乎许多学科都存在着学科本质与边界解体和缺席的危机。

严格地讲，在《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名义下遴选的文章与著作节选，应该涵盖西方语际文艺理论及相关跨学科思考的经典，如果是这样，那的确可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是太多了，因为比较诗学的边界太宽阔了，西方的语际文艺理论发展史也太漫长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遴选呢？当然每一部读本都有着选家自己的眼光与原则，我们此次在“西方卷”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也必然有着自己的眼光与原则。

第一，在以往的相关《西方文学理论读本》、《西方美学理论读本》及《西方艺术理论读本》所反复选入的已知文章与著作节选之外，我们另辟蹊径重新选目，尽量回避与以往的相关选本在选目上的重复，并且把选目的眼光置放在西方当代学界。

第二，以贴合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阅读与接受的眼光进行选目，因此所选入的相关理论文章与著作节选比较基础与稳定。所以这部“西方卷”特别适用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或西方文艺理论的教学所用。

第三，《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所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更多是贴合于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而完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套读本必须突出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其不仅简单的是一部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新面孔读本。

第四，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遴选时特别注意征求与尊重研究生自己的阅读眼光，因此他们的建议与推荐在当下的选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意图是“西方卷”选目的眼光与原则，应该距离作为现下或未来读者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越近越好。当然，选家的眼光与原则不因为是研究生而放低了要求，而一定是经过提纯、提炼与提高后的学术视域。

关于《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我们也有着自己的选家眼光与原则，并且这种选家眼光与原则的兑现，让我们收获了怎样恰如其分地编选一部“中国比较诗学读本”的学术乐趣。

第一，我们把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准确地带入《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中，以此为王国维以来的、自觉的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勾画出一脉发展史的逻辑谱系。其实，关于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发展史的基本逻辑谱系，从我们选目的排序上，一眼即可以见出。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卷”读本的字数是有限制的，所以还有很多优秀学者的优秀比较诗学研究文章与著作节选无法被纳入其中。

第二，我们选目的眼光与原则也必然扩展于中国本土之外的国际学术领域，把那些栖居于西方学界的华裔学者，以英语书写的关于中国诗学研究的文章与著作节选纳入其中，以此告诉阅读这套读本的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在古今中外知识结构汇通的视域下，比较诗学在解决中国本土诗学文化传统的问题时，那些以英语书写、思考的比较诗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并且在研究与思考的观念上，其对中国本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者应该也可以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以此我们也能够切实地证明，比较诗学研究的展开必须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

第三，我们特别希望以《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为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提供一种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国际性学术视域，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不仅守护为中国本土学者的私人话语（本土话语），也更应该敞开为国际学者的公共话语（国际话语）。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卷”能够使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在阅读中获取这样一种学术体验，即一位国际性比较诗学研究者驻足于异质文化的学术立场，可以操用他者视域而完成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的研究，从而获取打通中外学术的新鲜感与通畅感。

第四，我们特别希望以“中国卷”的选目告诉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较之于西方比较诗学研究者，中国本土及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科研成果在学术语言的操用、学术观念的敞开、学术知识的融通与学术心理的健康等方面是优秀的。甚至在多种维度上，中国本土及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比西方比较诗学研究者要优秀得多与厚重得多。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在中国汉语语境下的崛起与发展，不仅告诫中国本土学者应该坦然地敞开自己的学术视界，以获得一种阳光且健康的学术心理，以此与国际学界接轨；当然，也必然告诫中国本土学者应该持有一种学术自信心，在了解了西方后，也用不着对西方学者在绵密的讨好中贡献那种“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盲目崇拜。

说到底，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诗学研究就是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国际化，研究主体是驻足于一方国际化的平台上，以敞开的视界观览、思考本土文学及相关理论与外域文学及相关理论，而不再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姿态把文学及相关理论研究狭隘地理解为是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守护，或者以一种偏激的抵抗姿态把外域文学及其理论仇视为一种文化侵略。

客观地讲，我们在翻译《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中大部分文章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西方理论话语在我们的翻译中“失语”而完成的，因为这两部读本中关涉西方学者诗学与华裔学者诗学的文章是从英语翻译为汉语的。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2003年他向国际学界贡献了《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一书，其中他以三重定义的方法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重新给出了一个界说：

1.世界文学是不同民族文学的一种椭圆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书写。

3.世界文学不是文本的一种固定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a mode of reading）。{1}

大卫·达姆罗什特别强调了在全球化时代翻译对世界文学形成的内在推动作用。当然，在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跨界移动中，翻译直接推动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解码与转码，这种语言的间际解码与转码推动着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语际中走向相互的融合。大卫·达姆罗什所界定的因翻译推动所形成的世界文学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客体，也是比较诗学得以建基之上所可能形成理论表达的背景语境。不仅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审美性书写，而且比较诗学也是在翻译中获益的理论性书写。当一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批评家与理论家栖居于本土，操用本土母语与本土视域对异域诗学进行研究时，其在本质上无可争议地走向了比较诗学，因为他们的研究必然要依赖于翻译的诗学读本；当一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批评家与理论家栖居于异域，操用异域语言与他者视域对本土的母语诗学进行研究时，其在本质上无可争议地走向了比较诗学，因为他们的研究对异域诗学读本的阅读也是翻译；当一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诗学因翻译向异域做语际移动时，其在本质上更是无可争议地走向了比较诗学。我们想说的是，关于这部《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中文章与著作节选的翻译，本身就构成了比较诗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译者们以自己的翻译行为推动了诗学在语际之间的移动与融合，诗学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比较诗学。

不错，比较诗学是在诗学翻译中获益的书写。

《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是一部完全翻译的读本，而《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部分文章与著作节选也是从英语翻译为汉语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的是，“西方卷”是从英语在解码与转码中重新书写为汉语的一次翻译，而“中国卷”中的部分翻译文章与著作节选是在解码与转码中重新书写为汉语的二次翻译。关于“二次翻译”是在比较诗学研究中一个应该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我们在这里举例来说明这一点：如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撰写的《中国诗学与禅学》一文。

《中国诗学与禅学》是陈世骧用英文书写的一篇比较诗学研究的典范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世骧把其所涉及的相关中国古代汉语文献翻译为英语，当然这篇文章也更是作者操用英语在书写中对相关中国古代诗学与禅学的审美观念给予解码与转码，说到底，这篇文章是把以汉语书写的相关中国古代诗学与禅学的审美观念在解码中转码为英语出场，再说到底，其在本质上还是翻译。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而中国译者再把陈世骧的这篇文章从英语再度解码与转码为汉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二次翻译。“二次翻译”是西方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之文章与著作被翻译为汉语后在中国学界所呈现的最为显著的学术特点。可以说，“二次翻译”是一个应该被学界所关注的重要术语。

刘若愚的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是在美国本土学界操用英语所撰写的读本，当中国汉语学者在阅读翻译为汉语的《中国文学理论》时，我不知道中国汉语学者是否意识到这部汉语读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二次翻译的结果。关于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之文章与著作的二次翻译问题，的确是值得展开讨论的比较诗学现象，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更多的空间与时间给予展开性讨论。我们想表达的只是，诗学及其观念在语际中经历了从汉语走向英语的一次翻译，又经历了从英语返回汉语的二次翻译，不要说其中带入了太多的异质文化观念、他者学术立场、外域审美姿态与另类价值判断的融入，还有更多的创造性理解、过度理解与语言误读等无可回避的主客观两个面向上的技术性问题。因此，比较诗学必然是在中外诗学理论关系之间所生成的第三种诗学。在第三种诗学中，既含有双方的文化背景及相关的多种学术因子，也更有不同于任何一方由研究者与翻译者整合出的崭新的诗学元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诗学是持有第三种立场的语际理论。在第三种诗学与第三种立场中，翻译是其背后的重要学术推动力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诗学翻译又怎能不是创造性的“rewriting”呢？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宣称：客观地讲，我们在翻译《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中的大部分文章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西方理论话语在我们的翻译中“失语”而完成的。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被翻译为汉语后，从来就没有在其原初意义的推动下准确地执行过源语语境中的批评策略。当然，对于以语言构筑的文本来说，其本然就没有原初意义，这已经是诠释学理论所解决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了，文本不证自明的原初意义是文字学家在一厢情愿的假设中设定的先验存在。

实际上，在学界我们用心地经常倾听这样一种贬损性表述：“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套中国的文献材料，或用中国的文献材料为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做注。”我们想澄清的是，这种表述本身在学理上就存在着问题。需要提及的是，所谓“西方的理论框架”应该理解为是翻译为汉语的西方理论，西方的源语理论在翻译的旅行中因我们指出的上述诸种原因，其中有着太多的“失语”，可以说，作为汉语译入语的西方理论在汉语学界从来就没有准确地执行过其在源语语境下所达向的理论价值评判。因此，有许多西方学者或汉学家惊诧于西方的理论为什么在中国汉语学界被翻译、误读或过度诠释到如此地步。并且较之于西方源语语境下的整体理论框架及其体系性构成，翻译为汉语的西方理论是其中太少的一部分了，并且是脱离了源语语境的西方理论，所以其在体系上必然是支离破碎的，谈不上“框架”；“框架”在其隐喻的表达中，指涉的就是“体系”，我们对其完全不应该操用“西方理论框架”以此对汉语译入的西方理论给予逻辑体系上的称呼。

倘若我们把自己思考的立场转置于西方学界，不难发现，西方学者可能会认为中国学者是操用汉语在翻译中解构或丰富了西方理论，并且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又操用了中国的文献材料来重新诠释了西方理论，也以此解构或丰富了西方的理论。

学界皆知，推动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材料进行语际视域的互相参证，早在王国维那里即开始了，并且得到了陈寅恪的认同。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陈寅恪曾对王国维的学术观念进行了三种划分，其第三种即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与《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1}王国维可以这样做、陈寅恪可以这样认同，并且也这样做，中国现当代学术在整体上也是这样发展的。其实，我想，对于某种人来说，大可不必看到在文学研究中把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材料互相参证，就大惊小怪，如临洪水猛兽。天下文章不可能是一种路数！在这里，我们忽然想起那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与史学家杨树达。杨树达在日本留学时曾接受了西方文法学与语源学的研究方法论，他也坦承自己的文字学研究方法论受到了欧洲文字语源学的影响。的确，杨树达也正是在西方的“philology”与中国的文字学相互参证与相互融合的学术观念中成就了自己的学术辉煌。

其实，我还想，对于某类人来说，其大概是对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材料的互相参证必有一个方面不太熟悉，有些阅读困难，故伤及了自己的权威感，所以其裹挟着愤气骤然奋起，以一种拒斥的心理来掩饰自己的知识缺憾，以致不再顾及自己多年积攒的学术形象，以个人的学术私语打起这个时代的隐性学术政治牌，而这种人面对着钱锺书的《谈艺录》、《七缀集》与《管锥编》等又收拾起自己的傲慢，小心翼翼地携带着敬重退守在沉默中压抑。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不要说小小的学术，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

说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无意于打政治牌，我们谈的是学术问题。有趣的是，1953年，有关方面曾出面请陈寅恪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而陈寅恪就此聘任提出了他的两个就任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刘少奇）出具一张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陈寅恪不希望马列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从政治的层面干预学术研究，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见出陈寅恪在生存的姿态上一贯持有自己的风骨与气节，即他所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是一位学贯中外与学贯古今的大师学者，他敢于为了守望学术的纯粹而在政治上做隐含的抵抗。严格地讲，当下的中国学界在学术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论上，面对西方诸种理论与中国文学材料进行语际视域的互相参证时，已经走出了政治压迫的阴影；倒是那些拒斥者于潜在的学术心理中，把学术问题以个人学术权力的压迫使其“学术政治化”，并使学术政治个人私语化，一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描述的班固在盲目的轻蔑中对傅毅（武仲）的贬损与打压。实际上，这类人在真正面对社会、历史及公共政治的问题时，又的确缺少敢为天下思考与敢为民众言说的勇气。无论怎样讲，他们在骨子里绝然不是一位坦诚的公共知识分子。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一文中是这样评价王国维的学术人格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学术人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每一位庸常学者都可以企获的，在学术的技术上做得再好，依然不可成其为具有学术思想深度的大师，学术的小技再精湛也是文心雕虫，而学术思想的大器成就了文心雕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开篇便选入了王国维的两篇文章之缘故。

有一种学者往往难以根除自己固执己见的保守主义立场，要让其置换一种异质的眼光、他者的视域或非我的立场重新看视这个世界，并给出自己的当代性诠释，这几乎要了他的性命。这类人的确是一种后现代全球化时期的新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文人的学术器量之大小，是可以一眼识透的。我们于此再度强调的是：当下是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文非一体”，天下文章不可能归同于一种路数。早在汉魏时期，曹丕即以《典论·论文》就“文人相轻”、“文非一体”、“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与“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给出过自己的评判：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2}

的确，遮蔽在保守主义姿态阴影下的学者往往是缺少自我反思能力的，正如曹丕在此段结尾处所言：“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③倘若一位学者在指摘、数落别人所不是之时，能温故、反思一下自己所不足之处，便不会“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更不会“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当然，最终“故能免于斯累”。

曹丕所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点也不错，我们大可以把这种心态作为沉淀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一种原型（Archetype），或视为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一种情结（complex）追问到孔子那里，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一种学术心理生成的历史缘由，以警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妨校正一下自己的学术器量，千万不要一面不得不承认别人之长处时，一边还要补上一句贬损性的表达，以平衡自己在承认别人时所收获的自我失落感——如孔子对管仲的悖反性评价。《论语·宪问》载录了孔子与子贡就管仲的对话：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4}

不错，一如孔子所承认，正因为管仲做了齐桓公的宰相，称霸诸侯而匡正天下，以至老百姓现在依然享用到他的恩惠；而孔子又不得不承认，倘若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已像中原以外的少数族裔那样散髻披发、衣襟左掩，沦为夷狄了。何晏在《论语集解》中也辑录了东汉经学家马融的古注，以求取马融在那个时代对管仲的理解与解释：“微，无也。无管仲则君不君、臣不臣，皆为夷狄。”{5}而《论语·八佾》又载孔子对管仲人格设问的回答：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1}

在这里，我们无意考据管仲的是否从“俭”、是否“知礼”、是否“树塞门”与是否置“坫器”的那些历史问题，我们只是想说，读到孔子一面承认“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一面又指摘“管仲之器小哉”，似乎感觉到真正的“器小者”不是管仲而是孔子了，又忽然感觉到当代知识界的崇古者为什么也会固执这样一种“器小者”的学术心态，原来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原型上，他们受动于一种学术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情结而承继了孔子。21世纪是一个在后现代工业文明景观下复兴儒学的“后孔子”（post-Confucius）时代，我们有理由以孔子为反思性之参照，为疗救当代崇古学人的自闭与小器，多少找一点历史原型的缘由，以便敦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小器者以恢宏心态大器起来。因为，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集体无意识的人格构成中只是成为了“后孔子”及一味地复现“后孔子”的学术心态。

思考到这里，我们或许应该谈一点翻译研究的问题了。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对埃文·左哈尔（Evan Zohur）在多元系统理论基础上成立的操控（manipulation）理论进行了丰富，以此构建了他讨论翻译的操控派改写理论。译学界皆知，翻译是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翻译与其他子系统之间处在一种相互制约的张力关系中。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在讨论系统中的翻译时提出：从目的语的视角来分析，所有的翻译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源语给予一定的操控，并最终达向一定的目的。

这套两卷本的《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是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与博士后为主参与选目及翻译完成的，{2}也是在学科建设中，一批青年学者所展开的一次学术活动与翻译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批翻译者就是策划者与选目者。在策划、选目、翻译与出版的过程中，这套读本没有受到安德烈·勒菲弗尔所言说的赞助人（patronage）等外力因素的干预与制约，当然，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在源语被解码与转码为目的语的翻译行程中，赞助人关注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注的是诗学，并认为文学家们所追求的诗学是受控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所行进的。而这套读本恰恰把作为外因的赞助人收编为策划者、选目者与翻译者的自我身份，从而使赞助人的意识形态与译者的诗学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两者的共谋关系，以推动这套读本达向其所预期的诗学目的。所以，我们于此再三强调，这套读本的翻译者就是选目者，选目者就是策划者，他们就是不受外力制约的自我赞助人。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小教语文专业；课程设置；对策建议

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培养具有高学历的小学教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已成为基础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基础教育不断得到探索与实践，其中把小学教育专业纳入高师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新专业是很有建设意义的。而小学语文专业作为小教专业的一个分类，既有小教专业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即工具性、人文性和基础性三者为一体。因此，小学语文专业课程落实的程度直接决定着教育成果价值的高低，接下来就本专业课程设置的感受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1.培养目标的多元与错位

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在各个高校中集中体现多元化的取向，又因语文学科的丰富性和经验性，其多元取向更为突出。表现为：学校希望我们既是专才，又是通才；既是教师，又是管理者；既是专业能手，又是科研专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大家认可该专业培养的人才是多项全能人才。毋庸置疑，这其中应然状态的主观意图是好的，可实际效果往往是不易落实的，小学语文教师“多面手”虽是普遍的共识，可仅仅靠大学四年的时间是完成不了的，学院课程设置五花八门，可如果每一门都浅尝而止、泛泛而学，毫无重心，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也没学到。其专业目标培养的错位就在职业与岗位的混淆中就能体现出来。教师是一种职业，而管理者、校长体现的是岗位，是在从事教育工作中成长出来的。就如同没有出现过总统、总理专业一样，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应避免拔高、悬空，应注重基础素质和技能培养，立足于培养适合地方教育发展、合格而优秀的一线教师。

2.课程设置中的二元对立

小学语文课程设置的二元对立集中反映在课程设置模式和课程设置结构方面。课程设置模式主要有分科和综合两个方面，课程设置结构存在学科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的分歧，相对应地，分科设置模式趋向学科专业课程，综合课程模式趋向教师教育课程、多学科专业课程的融合。比如，我们学院开设了文学概论、比较文学、中外教育简史、小教语文教材分析、数学实验等课程，可以看出有些杂乱，这样的实践结果却是趋向于教师教育课程的，淡化了自己的专业；而趋向学科专业课程的，远远不如中文系、教科院等专业培养的质量，不论是在课时的多少还是在学习的深度上都远远达不到中文等专业的水平。由此也导致了学生继续考研深造和就业的冲突，因为课程的设置既不利于学生考研，就业所要求基本的教师素质也有欠缺，因此，许多学生迷失在专业定位的十字路口陷入两难抉择。

3.课程设置在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水平上游移

从高等教育视角来看，同教育学专业和其他专业相比，小学教育本科的学术性水平和学术标准要求与大学本科专业学术水平的要求产生了较大的距离，而小学语文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其学术开发的潜力与目前的学术研究形成了矛盾，因此配套的小学语文教材不明确、不细化，处在一个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尴尬境地，造成学生在知识结构和体系方面的缺陷。专业培养目标游移在学术性和实践性的天平上，导致了课程设置在学术性和实践性上的游移，这对我们专业的建设和自身发展是一个挑战。在小学语文教育培养计划中，教育见习和实习是8～10学时，对师范性的体现是不够的，而教育类课程的开设，如，中外教育简史、儿童发展与心理学等，又无法与教育学专业相比，只是浅浅而学。同时部分内容在课程中重复出现，如，德育的内容在教育学、教育史和教育心理学、小学教育学上反复出现，这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小教专业基本学科知识范围的一种泛化，缺乏对教材的系统整合。当然，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对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学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与学生共同成长的个体，并且在课程研制、教学研究、文化创造等方面将肩负着越来越多的职责。但高等教育该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是未来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一点。

二、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对策建议

1.明确课程设置的基本取向，处理好基本取向与多元取向的关系

小学语文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的基本取向是培养高素质的小学语文教师。课程的设置必须反映小学语文教师思维素质要求、小学生发展的要求和语文学科自身的要求。有些基本教育理论课一定要学扎实，只有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把握和了解教育规律才能获得更高的教学技能，才能从事更高层次的教学学术活动。鉴于小学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并且绝大多数小学语文老师又肩负班主任的工作，课程设置也应该相应地体现此类工作的需求，培养未来语文老师的组织、管理、协调班级的能力以及与学生沟通的能力，为将来造就小学语文教师专家、优秀校长奠定基础。但是课程的实施还需要有相匹配的教材，因此，加快和完善小学语文本科教材的开发也是十分重要的。

2.妥善安排课程设置的顺序，提高课程的质量

课程的编排内容不仅遵循其本身的逻辑体系，还应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使学科的知识结构与学生的认知结构相匹配。小学语文专业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性、系统性很强的学科，例如，语文教学中的拼音、识字写字、阅读与习作、口语交际等在小学不同阶段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整体呈螺旋上升的趋势。同样的，小学语文本科专业的课程安排也应谨慎，例如，先给学生开设中外比较文学课，再开设外国文学课，只会让学生一时感到知识体系脱节和混乱，也打乱了原有的知识结构和体系。针对部分内容在不同课程中的反复出现，教育主管部门及开设此专业的高校，应深入小学教育一线与教师共同研发具有针对性的、反映小学生发展规律的小学语文教育课程。

3.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加强教育实验课程

小学语文教育实验课程包括教育见习、实习、研习、课程实验、调查、论文撰写等。生活中处处有语文，我们应留心观察生活中的案例现象，同时争取更多的机会深入教育的第一线，亲身体验和感受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活动，把理论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再生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专业教师也应该积极参与小学语文教育课题的研究，指导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如，学校和社会能为本专业与当地小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同时，要适当聘请一线小学教师担任部分课程的教学工作，例如，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或定期让他们来校做报告。

4.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大一时采取“普遍撒网”式培养，设置小教语文实践技能课。例如，声乐、简笔画、舞蹈等，培养学生的兴趣，大二便开始“重点培养”，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选一门或者两门技能课作为未来两年的必修课，其他的可作为选修课，学有余力的学生可自由选择，这样避免了学院想一把抓，最终却什么也抓不到的现象，这样经过两年的专门专业培养，既兼顾了学生自己的兴趣，又把学生的特长技能真正落到了实处。

以上便是结合自己本专业所提出的大学诉求，旨在从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浅显建议，为未来课程设置的优化提供一个愿景。

中外比较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现状。

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发轫于西方的一门新兴学科。这门学科的确立首先应当归功于三位美国报刊研究学者：韦伯·施拉姆、佛雷德·塞伯特和西奥多·皮特森。其标志就是他们的合作成果———1956年出版的《报业的四种理论》。该书从对社会所有制的观察出发，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新闻体制分成四种形态：封建社会的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责任论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方式。这使人们对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报业现象及其归属第一次有了全球的观点，由此来看，《报业的四种理论》是西方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而本文所说的比较新闻学也主要是针对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跨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两种以上不同新闻现象之比较或类比的研究。

尽管比较新闻学早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已蔚为壮观，然而它在中土的落地开花，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从国内第一篇具有真正比较新闻学意味的论文《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

1989年刊发，到第一本研究专著《比较新闻学》在1994年出版，至今，比较新闻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大陆历经了整整20个年头。

对我国内地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发展轨迹，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比较新闻学萌动与初曙期，其作用在于为当代比较新闻学的兴起积蓄力量；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是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成熟期，此阶段创立起了比较新闻学的基本内涵与学术研究体系；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学术界与新闻实务界一道，对比较新闻学所涉各类问题展开深入、持久、卓尔不凡的梳理与探讨，最终确保了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水准的不断提升，使得比较新闻学研究持续走向深入。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比较新闻学研究的萌芽。

中国新闻业是在西方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从早年留洋的新闻学者戈公振、徐宝璜等人的著作都能看到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子，尽管那些著作中并没有多少比较新闻学的成分。1931年，杜超彬的《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为中国早期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1949年以后，在东西方阶级、国家、政治、思想的碰撞中，中国大陆新闻学走了自己的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纲领的新闻路线，对西方是批判和拒绝借鉴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新闻学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与新闻观念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突破了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的一个个盲区、。比较新闻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的。1982年第5期《新闻大学》第34页的补白文章对“比较新闻学”给出了这样的界定：

比较新闻学是对各国新闻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并从中引出一些规律性结论的学科。如同“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一样，它是新闻学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有不少新闻院校的新闻专业设有”比较新闻学“这门必修课。

比较新闻学并不是简单地把各国报纸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按年代排列，也不是简单地对比某一种新闻或评论的文体的差异。比较新闻学是综合性的比较考察，首先要比较各国的新闻现象，通过比较发现其中的类似点与不同点，然后是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分析上述类似性与不同点形成的原因，研究不同国家报纸产生前的新闻现象，研究报纸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当代新闻事业的概况，从而分析各国的新闻事业的本质及其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国际范围的影响。

但遗憾的是，理论观念认知与研究行动付诸之间，在中国学界又延迟了数年。到了1987年初夏，在英国牛津大学附近的一个僻静的乡村里，中英两国的一批新闻界代表，就新闻媒介的作用问题，召开了主题为”新闻媒介与公民“研讨会，这在中国比较新闻领域可谓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虽然该研讨会影响有限，并未引起学界的太多瞩目。但是，在新闻传播领域，中西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毕竟引起了图强思变的中国新闻业界的较大关注，并继而也引来了具备业界经验又身兼新闻学者身份人士的重视。从现在可供查找的资料看，原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周鸿书教授1989年4月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的《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一文，可谓初具比较新闻学研究意蕴的学术论文。本篇文章尽管读起来不够紧凑、严谨，像是作者的出访随笔，但其所着力表陈的中美法新闻教育的现状、特点、短长及对今后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可谓零星展现出了比较新闻研究的志趣、底色、视野与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国的比较新闻研究似乎只能称得上是萌芽阶段，因为此阶段既没有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出现，更看不到献身于此的专门学术人才的登堂入室。历史的重担留给了下一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

二、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初步成熟。

与80年代萌芽状态相比，伴随着新闻宣传领域思想解放运动的日益深化， 90年代的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呈现出持续化、规模化、成熟化的发展态势，实现了学术成果的有无到有、由弱变强、从”星星之火“到”星火燎原“的一次质的跃进。

1.期刊学术论文逐年增加，研究范畴不断扩大。

本文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为依据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从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看， 80年代研究成果为零，到90年代年均3篇，比较新闻研究日渐升温的情势非常明显从比较研究范畴看，国别从中西到中韩、中澳，再到美日；内容从抽象观念研究到结合具体案例；选材从新闻标题到新闻写作，再到新闻法规，复到灾难报道……几乎涵盖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所有方面。

2.研究专著呈井喷现象，学科体系建构走向初步成熟。

经过80年代至90年代最初几年的力量储备与积蓄，至90年代中后期，比较新闻学研究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一批有分量的专著次第问世，宣告了中国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已走向初步成熟：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对西方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作了较系统的简介，就媒介所有权、管理、世界新闻史、新闻法、新闻自由等问题在若干个国家间做了横向对比，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重大影响。1994年，武汉大学樊凡与单波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出版，该著作从多学科多侧面交叉研究法出发，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不同的新闻现象，摆脱了那种”河对汉，绿对红“的简单类比，引导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把握不同社会的新闻现象。1997年，江西财经大学刘夏塘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以”中外新闻的概念“、”中外新闻的价值观“、”中外新闻的自由观“、”中外新闻的舆论观“、”中外新闻的客观性“为篇章，加以平行异同评析，行文简白朴实，观点鲜明，有很多作者自身体认隐在其中。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童兵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出版，该书详细、周全地对中西新闻的历史、编辑方针、传媒组织架构、传媒的社会调控、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新闻观念作了比较。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本论著以其资料翔实、体例全面、谋篇布局科学有致，堪称比较新闻学走向初步成熟的典范之作。

3.研究队伍从无到有，各方贡献精彩纷呈。

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一批有实力的新闻学研究者长期致力于此。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童兵、单波、张威、秦志希、顾潜等。

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学养的童兵教授穷其多年辛劳撰写出体例完备、条分缕析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为中国比较新闻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可谓比较新闻学的主要开拓著作之一。

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青年教师单波凭借自己精深的学术功底，深耕细耙，从政治、文化、哲学观念等诸方面考辨中西新闻思维不同面相及其成因，为比较新闻学的由”器“至”道“的转变与登上大雅堂奥，奉献出了殷实的智力支撑。留澳学者张威，以其对西方新闻业界、学界发展状况的熟稔，不断尝试拓展比较研究的新领地，其在中澳新闻比较、中西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比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2]。另外，武汉大学的秦志希，复旦大学顾潜等学者从文化视角，辨析中西新闻的不同表征，也实属难能可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日益密切，香港新闻传播学者陈韬文的比较新闻研究成果也开始在大陆得到关注与刊发，1997年其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权力结构、经济发展与新闻体制：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一文，以其新锐、深刻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取向，为中国比较新闻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助推了大陆比较研究走向”深水区“。

以上专著以及一些论文都对我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问题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有一定距离，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料来源的注释方面不够规范化；引用的西方资料相当陈旧，并且多为间接引用；没有文献述评；漠视甚至略去对方法论的介绍；缺乏原创性……一句话，比较新闻学在中国仍然处于有限成熟阶段。

三、21世纪比较新闻研究的繁荣与深化。

进入2000年，比较新闻学研究承接新世纪东风，展示出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与上一个十年相比，2000-2009年，比较新闻学研究可谓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1.从论文、论著数量看，不但数量剧增，而且研究生毕业论文对此选题也时有关注。

2000-2009年，有关比较新闻学的期刊论文展示出稳定、匀速的提升局面，280篇总稿量，使年均篇目接近30,比前一个十年提高了10近倍。

研究专著也大量出版。《比较新闻传播学》（童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郝明工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张威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顾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张咏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孔正毅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美新闻传媒比较：生态·产业·实务》（薛中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外新闻制度比较》（徐琴媛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陈昌凤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高金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洋两岸中美新闻传媒研究》（康化夷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等10余部专著的陆续出版为比较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的日臻完善进一步打下良好根基。

从2002年郑州大学研究生张鸿勋发表第一篇有关比较新闻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中美两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分析比较研究———ahchor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从美国到中国》至今，不过短短八年时间，硕士学位论文总数已达50余篇，且比较研究选题之科学、深度之精微都是一般期刊论文难以企及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已有部分博士论文，如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张西明的《张力与限制———新闻法治与自律的比较研究》、2007年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朱清河的《中美新闻报道观念比较研究》，也已开始把比较新闻学作为主修方向。以上数据只是笔者通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简单检索所得，实际的硕博论文以比较新闻学为选题的应该比此更多。

2.研究力量不断壮大，研究深度进一步拓宽。

首先是研究实力的不断扩大。从队伍的构成看，新世纪10年比较新闻学研究人员越来越体现出专业化、年轻化、高校化特点。除了童兵、单波、张威、顾潜等老资格比较新闻学领军人物仍然在此领地深耕外，郭可、高金萍、张咏华、陈昌凤、李希光、朱颖、朱清河、庹继光、钟瑛等一批学界新秀逐渐步入比较新闻学研究梯队，为新世界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持续繁荣夯实了人力基础。随着比较新闻学学科体系与专业教材的完备、研究队伍及研究水准的提升与优化，比较新闻学专业课程教育也在很多高校新闻院系陆续开设起来，像武汉大学设置了比较新闻学的研究生专业方向。

新世纪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热潮迭起，一个个高质量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展现出来：经过数年的积淀，2002年童兵教授出版了新世纪大陆第一本比较新闻学专著《比较新闻传播学》。该书不但用巨量文字就中西（德、美、英、法、日、俄）新闻传播史、中西新闻传播观念（新闻功能观、性质观、真实观、价值观、宣传观、舆论观、权利观、受众观等）、中西新闻传播体制、中西新闻传播控制、中西新闻传播法制、中西新闻传播实务与中西新闻传播教育等诸方面存在的异同给予了粗细有致、点面结合的科学梳理与逻辑归纳，而且更对比较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进行了充分、理性的研讨与辨析。因此，本书不失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最权威、最系统比较新闻学专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郝明工2002年出版的《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分上、中、下三篇对中外新闻事业、新闻理论、新闻传播以及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宽领域梳理。同年，华中科技大学姚里军的《中西新闻写作比较》将中美新闻写作中所呈现出的种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取宏用精地直揭本质，令人豁然开朗。

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编审顾潜的《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以全球化传播为大背景，透过理论思想视角，从历史和现状对中西方新闻传播作了全面深刻的省察与评比，发人深思。2003年2月，时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的张威出版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通过对中西新闻学相对平衡的介绍，尝试对传统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解答，并就比较新闻学的宏观视野、中西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趋同与悖逆作了详细的介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以良好外语教育背景与所在院所资源为平台，把比较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具新媒体代表意义的中外网络新闻业的关照上。2004年8月，她出版的《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一书，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研究中外网络新闻业在与多种社会因素互动背景下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应用现状与意义、影响；尤其注重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新闻业同物质经济运作的最新发展，指出网络新闻业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动力，来自经济运作发展的需要。这一研究成果为比较新闻学研究如何与时俱进，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资鉴。

以关注美国新闻传媒业为研究志趣的一批学者，21世纪以来开始陆续发力并结出硕果。清华大学新闻史学者陈昌凤2006年2月出版的《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一书，兼重实践性和学术性，作者力图将新闻教育放在新闻业与社会变迁的框架下加以论述，概论其历史传承和走向，探讨其理念与潮流的发展，对于新闻教育在中国（包括大陆、港台）的兴起和本土化，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对于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矛盾和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国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开始新闻教育的，而世界主流新闻教育从人文传统起步、逐渐融会多学科背景，正在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中国的新闻教育如何在中外比较中既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又走出自己的特色，是很值得研究的，就此方面而言，这本书是一项重要的开拓性成果。青年学者高金萍2001年曾就《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

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报道进行对比研究[3],2006年她又以同样的思考视角推出自己比较新闻学专著《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这本专著运用文化结构理论，从新闻文化的表现形式、体制形态、价值观念三个层面入手，透视全球化背景下中美新闻传媒的发展变迁、态势、前路。

另外，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就”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4]、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孙玮就媒体如何报道暴力事件[5]、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就主流新闻网站报道的”客观性“[6]、陕西师范大学青年学者朱清河就新闻报道整体取向及其根源[7]、复旦硕士生李舒就普利策新闻奖与中国新闻奖的评奖标准[8]等所作的中美新闻比较研究都从某个方面拓展与丰富了中美（西）比较新闻学的研究范畴与学术积淀。

3.研究取向逐渐由宏观走向中观、微观。

随着传媒技术与跨文化传播的突飞猛进，比较新闻学近年来由过去所探讨与关注的范畴、深度越来越走向细微通幽的境地，其热点与重点追随着时代大势而起伏、呈现出大异既往的新面向。尤其是2007年以来，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最大变化就是开始把研究热点与重点从”宏大叙事“的整体关照逐步转向”精细入微“的具象解构。

通过对近十年280篇有关中外比较新闻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2007年（45篇）、2008年（55篇）、2009年（55），三年发稿量占去十年总数的一半以上。更耐人寻味的是， 2000到2006年7年所发表的论宏观比较研究的超过三分之一，经典论文一半以上都是”宏大叙事“，而2007年以来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围绕中外新闻传播领域中某个具体现象（事物、案例、理念）而展开，鲜见既往通而化之整体比较选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比较新闻学的研究总体取向越来越趋向局部、具体、细节、精细的微观选题。

与学术研究论文成果不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8年至2009年没见到一本比较新闻学类书籍正式出版，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比较新闻学”宏观学术问题“研究的式微，换句话说，也许是由于比较新闻学学术体系已经完备，学者的兴趣已经从”宏大叙事“建构转向”细枝末节“的修补与完善。

四、比较新闻学研究现存的偏向与问题。

比较新闻学研究在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从表面上看，在繁荣的同时，有头绪较乱的现象，譬如简单比附问题，结论草率问题，”视野“窄化问题，方法老套问题，推论模式化问题、资料陈旧问题等。概而言之，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研究队伍知识储备不够多元，选题涵盖范围渐趋单向度。

比较新闻学的研究重在跨文化、跨制度、跨民族的不同新闻体制、各种新闻现象之间的互订与比对，以图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比照优劣，扬长补短，这就需要具有”世界眼光“人才投身其中，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此类学术成果之所以一路高奏凯歌，也正是得益于很多具有外语教育背景、西方留学访问背景的人的不断加入。

像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新闻业越来越多的被纳入近年来的研究选题，也是专业人才队伍得到充实、改善的佐证。但只要我们稍微对科研队伍与研究成果的构成做一分析，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即专业人才与研究选项太过于英语化及美国化、欧洲化。很多冠以”中西新闻某某方面比较“的论文、专著，实际上讨论的还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中西新闻比较，因为美国在西方的独特代表性地位，以美国现象为主也不为过，但”为主“不可”唯独“。尤其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我们要学会博采众家之长，抱着多看、多听、多了解的态度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适度关照，这是从事比较新闻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与襟怀。

2.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过于倾向比较研究中平行研究。

比较新闻学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它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对话来促进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其目的是推动地球上的多元文化并存，求同存异，互促共进。因此针对它的研究方式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与鲜活的。经过长期学术研究实践磨练，除了传统的分析和综合贯穿其中外，比较新闻学应主要包括以下研究方法与手段：一是影响研究；二是平行研究；三是科际研究；四是阐发研究；五是”模子—寻根“法。对照这些方法度量已有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目前运用最多的是平行研究方法。在少有的用创新方法研究成果中，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孔正毅教授2004年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是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作者抓住近代中西新闻传播的几次接触高潮，以中、西两种视角，从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技术和传播理论著作的译介等几个方面，全面阐释中西新闻传播间的相互影响，有一种试图建构比较新闻传播学科框架体系的努力。

3.学术争鸣不足，学术流派没有形成。

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只有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竞争局面，才能吐故纳新，不断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高度整齐划一，遏制了学界求新思变的热情，使中国大陆比较新闻学研究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十几年来，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步入了快车道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所遭遇的发展瓶颈问题，比如研究选题的简单重复、研究方式方法的老套、研究结论的不证自明与模式化等。面对文化全球化、同质化浪潮，尤其是在网络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要想推动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持续发展，就需要拿出更大理论创新勇气，不唯书、不唯上、不畏权威，在整个比较新闻界（甚至是整个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展开经久不衰的学术互动活动，形成良好的观念争鸣与商榷氛围，培养一批学有专攻、关注前沿的比较新闻学研究专门人才，定期开办丰富多彩的学术沙龙、论坛、研讨会，让不同观点、理念、意见、建议在阳光下相互碰撞、激荡，让真知灼见在观念交锋中被各方接受，并迅速转化为业界行动与学术实践”增长极“。惟其如此，比较新闻学研究才能在未来发展征途上，枝繁叶茂、前程似锦。

参　考　文　献。

[1]周鸿书。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j].中国记者，1989, （4）。

[2]张威。中西比较：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j].国际新闻界，1999, （1）。

[3]高金萍。从《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的悉尼奥运报道论中美新闻文化的差异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1, （2）[4]李希光，bradthompson,于家娣，包丽敏。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 2001, （1）。

[5]孙玮。媒介是如何反映暴力现象的？———中美暴力新闻报道比较[j].新闻大学， 2000, （3）。

[6]孙有中。布什访华———新华社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 2002, （2）。

[7]朱清河。报道重点的差异及根源解读[j].新闻界，2006,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