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职业精神综述论文

[摘要]在中国，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发源于古代藏书楼，形成于近代公共图书馆，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职业精神与道德传统，这就是以书明道、以书传道、以书修身、以书治国的大任精神，这种精神凝聚了图书馆职业活动的特有价值，也是古代图书馆人职业活动的道德支柱。本文旨在探讨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形成及其变化，倡导恢复传统图书馆“尊书重道”的职业精神。

[关键词]以书传道；图书馆员；社会角色；职业精神；图书馆史

图书馆因书而生，因藏而起，因读而兴。从西周秉笔书史、记载先人训诰、整理治世典章的宫廷史官，到汉魏晋时奉皇帝之命征集整理天下藏书的朝廷重臣，从唐宋之后享有朝廷优厚俸禄专职管理国家藏书的馆阁学士，到明清之际藏书楼里皓首穷经的民间文献学家，多半是怀揣“以学修身”“以书传道”的强烈使命感，信守“广求天下图书”“穷尽治国之道”的职业精神，为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发源与传播、藏书楼的形成与兴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古代藏书楼消失，近代图书馆出现并涌入大量以开放服务为职业的普通管理人员后，图书馆员的职业角色、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图书馆的馆藏载体、业务活动范围、服务理念等与近代图书馆相比再次全然不同，出现大量技术层面的活动。本文力图深入挖掘社会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下图书馆员职业角色的变化，从中寻求古代图书馆职业性活动的辉煌传统。同时，强调尽管今日图书馆员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然而“尊书重道、以书传道、以书修身、以书育人”的精神，始终是图书馆职业的存世之道，立足之基。

1远古掌册史官的“明经”与“传道”

翻开司马迁的《史记》，中国的历史始于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经过夏禹，再到殷、周。到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古代文献的形成经历了漫长演变过程。随着史料档案的保管、流传、整理，特别是古人口述、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的记录与整理成文，历史与传说演变成了后世的文献，早期留下的文字与档案成为文化的发源，在漫长的文献演变过程中，早期的文字记录者、档案管理者、文献整理者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远古掌册史官作为早期文化发源中记载、解释、掌管文献典册之人，可以说是中国远古时期图书馆员的先驱。他们作为专门保管典册、记载典制的官吏，受命于朝廷，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包括天子、诸侯的言行与活动。据《周官》《礼记》记载：大(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握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作为当时最博学之人，也是当时掌管典籍档案的专职人员。他们手中握有国家档案、地图、户籍、王室家谱，其社会作用举足轻重。他们通常具有超群绝伦的才华，知识渊博、通晓古今、明了兴亡之道，同时，具备“书法不隐”“能道训典”“墨笔操牍”的职业精神，如晋国董狐、史墨、齐国齐太史三兄弟、南史氏、楚国左史倚相等。据说，每当一朝丧乱之际，史官们常常带着他们所掌管的典籍文献投奔新朝。如《吕氏春秋·先识览》载有：“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特别是曾任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的老子，作为当时主管图书收藏及管理的史官，晚年见周室没落，西去函谷，退隐著下《道德经》，言简意赅，以“道”阐明万物之演变，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其中，“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等经典语言不仅是阐明道德之义，更是老子“以身为天下”崇道精神的体现。中国远古时期的掌册史官，不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形成，影响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也成为后来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官员的效仿榜样。

2先秦至隋图籍的“散而复聚”与“以书治世”

古代中国，文化典籍曾经遭遇多次兵灾、战争、动乱，散失亡佚无数。然而，伴随每一次藏书散失之后，常常又出现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图书收集、整理与聚合。特别是新王朝、新政权建立，总会有一批文化素养与学识深厚的朝廷命官奏请聚书，开展了大规模的书籍征集、整理与编撰活动。正是这批朝廷文化官员凭着“以书治世”“书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与职业精神，推动了中华文化典籍的“散而复聚”。

如西汉开国重要功臣萧何，还在楚汉相争之时，“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曾为秦朝御史的张苍，精通律历，明习图书计籍，管理过秦皇家藏书，从汉后专门负责汉初章程的制定与法律书籍整理。此外，还有名相名将“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武帝时，有丞相公孙弘奉武帝之命“建献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汉成帝时，派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类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特别是刘向、刘歆父子二人，在为朝廷辅政的同时，专心研思古代经典著作，编撰《别录》《七略》，完成了中国古代重要文化典籍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与整理。

东汉班固作为刘氏学风的继承人，第一次将藏书目录附于史书之后，使得刘歆《七略》赖《汉书·艺文志》得以保存。《汉书·艺文志》开篇提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日：‘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该序究竟源于刘歆《七略》、还是班固所撰，无法考证，然而却深刻表达了古人编制图书目录所蕴藏的道德追求与职业理想。

隋时秘书监牛弘因痛心古代书籍的散失，专门奏《请开献书之路表》，不仅陈述了古代书籍遭受的五次厄运，赞扬了历代注意搜罗与典藏书籍的君主贤明，还深刻阐述了书籍与国运之昌隆、世风之清明的密切关系，以汉初陆贾告诫汉高祖‘天下不可马上治之’之理说服隋文帝下诏求书。指出：“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义，文字生于仓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奠此攸先。……勒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所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牛弘的建议得到当时统治者隋文帝的采纳。由此，隋时国家藏书盛极一时，并复兴了专重文教之风。牛弘本人此后官至礼部尚书，仍然请修明堂，定礼乐制度，修撰《五礼》百卷，对复兴儒家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唐以前雕版印刷术尚未出现，图书以写、抄本(卷)的方式流传，图籍散失亡佚之后的重聚，常常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搜集，还需要一批擅长目录之学的人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校勘、整理、缮写、编目、分类等。正是有了萧何、张良、韩信、公孙弘、杨仆、刘向、刘歆、班固、郑默、苟勖、李充、王俭、牛弘等一批朝廷重臣的重视、奏议以及他们的亲力躬行，不仅开创了马上打天下，文化兴盛世的重教重文之风，而且在中国文化史立下了保存古之遗书的不朽功绩。

3隋唐以后的国家藏书整理与“文治政策”

唐继隋后，出现了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社会经济得到恢复，雕版印刷术出现，文化事业有了相应发展。唐初得到隋旧藏八万余卷，唐高祖接受令狐德棻建议：“购募遗书”“数年间，群书略备”，并在重要官员魏征、长孙无忌等人的领衔下，编撰了《隋书·经籍》，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典籍的总结与整理。《隋书·经籍志》的作者有两种题法，一是《旧唐书》题为魏征等撰，二是《四库提要》将纪传与志分开，纪传题魏征等撰，志题长孙无忌等撰。总之，《隋书·经籍志》出于唐初重要官员之手，是继《汉书·艺文志》后中国古代书籍的第二次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人对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又一次重要贡献。《隋书·经籍志·序》开篇日：“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电；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最后强调：编撰《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姑且不论《隋书·经籍志》的作者是谁，毫无疑问的是，它体现了当时朝廷魏征、令狐德菜、长孙无忌等一批文化官员以书治世、以类明道的政治见识与熟悉古籍、擅长分类目录的学术素养。

宋时的文治与教化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专职藏书机构形成，藏书场所不断改进，藏书专职管理角色进一步明晰。宋仁宗时期，翰林学士张观、宋祁奉命审查三馆、秘阁藏书，翰林学士王尧臣、欧阳修奉敕编撰藏书目录。南宋孝宗时秘书监陈马癸奉命编撰皇家藏书书目。宋宁宗时，秘书丞张攀奉命整理南宋藏书目录。宋时藏书整理的最大成果是编纂了四部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成为当时的重要政治教科书，统治者治世的重要历史之鉴。

清初从康熙至乾隆，在平定各地反清活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重视图书编纂、典藏整理的文治政策，乾隆时期下诏各省征书，次年成立《四库全书》编修馆，协办大学士纪昀任总编纂官，历经十年，编成《四库全书》。形成了对清以前官府与社会上公私藏书的一次总收集、总整理、总检阅。当然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清政府实施“文治政策”、寓禁于征的过程，例如，凡不利于清朝的文献遭到禁毁，凡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被篡改。但毕竟《四库全书》的编撰，特别是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以及专建七阁分七处收藏，为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江南三阁建成时，乾隆皇帝下诏，规定一般士子可到阁抄阅，但不得私自携带出阁，反映了清代对知识分子思想教育的重视，既是统治者不断总结治政经验，实施“文治”政策的结果，也推动了中国古代官府藏书活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至于纪昀亲自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收入的每部图书，皆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考镜源流，铸成了清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高度赞扬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纪昀身为清廷重臣，对撰写书目提要乐此不疲，按他自己的话就是因为能够实现“期于世事有补”的愿望。

4历代民间藏书的传承与“尊书崇道”

中国古代民间的藏书整理源于春秋。从西周到春秋，文化格局发生巨变，“学在王宫”一变而为“学在四夷”，史官们不能再保持原有俸禄，掌管的图籍文献逐渐流散，“士”阶层应运而生，私人藏书开始普遍。如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名家学者惠施“有书五车”。策士苏秦游说秦惠王不成，回家后“陈箧数十”发愤攻读。韩非子所著《五蠹》中提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士”阶层大量积聚书籍，四处讲学、在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文化主张的同时，进行了“以书传道、以书济世”的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例如，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通过“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力图拯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倡导恢复心目中的尧舜之道。墨子大量注释援引古文献《夏书》《殷书》《周书》《泰誓》《禹誓》《汤说》《周诗》《大雅》等，力图表达自己的兼爱、博爱理想。诸子百家对古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地位，也为后来的民间文献学家、藏书家注入了“以书明道，以书传道”的道德底线。

隋唐以前，汉末三国有曹曾处乱世“虑先文烟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南朝梁宗室萧静家中“散书满席，手自雠校”。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根据《梁书·五十一卷·处士篇》记载，《七录》的编撰者阮孝绪不求达贵，虽有遗财百余万，一无所纳，尽归他人，凡亲友贵显屡至其门，阮孝绪常逃匿不与相见，终身以书为乐，认为：“夫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其尊书崇道精神为当时名流所钦佩，死后谥号为“文贞居士”。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开创了私撰目录之先风。北宋进士尤袤，官至礼部尚书，据《宋史389卷》记载，尤袤不仅勤奋政事、忧国忧民，而且视书如命，勤读勤抄，常闭门谢客，日记手抄，网罗各种图书，久之藏书逾万卷。所撰书目《遂书堂书目》开创了后世版本学之先风。其中对书的描述“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已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生活的写照。

古代民间藏书家、目录学家的成就往往非一人之力而成。例如阮孝绪的《七录》背后有刘杳的慷慨赠予。刘杳曾为太学博士，喜好藏书，当他获知阮孝绪已着手编制《七录》，毫不犹豫将自己抄集资料全部赠予阮孝绪，这种不隐秘所得、成人之美的情操表现了古代图书馆人应有的“甘为人梯”胸怀。又如，宋时著名藏书家晁公武的藏书形成亦借助了四川转运使井度之力。井度天资好书，任官时，常以俸禄之半传录异书。井度积二十年藏书，全部赠与晁公武，晁公武从此成为有巨量藏书的名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序》中忆及此段往事说到：“夫世之书多矣，顾非一人之力所能聚……”。并提到：“书凡五十箧，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岂敢效二三子之博闻，所期者不坠家声而已。书则固自若也。傥遇其子孙之贤者，当如约。”其中，爱书惜书、日夕躬耕以及对子孙守护藏书的殷殷期望跃然纸上。

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对书籍尤其古籍的喜好达到了不惜重金求购征集的程度。如明代汲古阁毛晋曾张榜于门：“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两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毛晋的藏书常常盖有一印：“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古代藏书家这种强烈的“尊书重道”“以书传于子孙”的职业精神使得大量古代典籍得以代代传承并保存到今日。

5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与“变法图强”

清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开路，大规模入侵中国，社会危机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政治、文化。在这个时期，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不仅解答了“书以何本为善”的读书治学导读问题，更是体现了张之洞力挽颓败国势，期望“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的政治理想。

张之洞等人不仅发起旨在发展中国工业、建设国防、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性质的学院图书馆即广雅书院的藏书楼一冠冕楼，并亲自出任广雅书院第一任院长。以后，广雅书院冠冕楼在浓厚的维新学术空气影响下，被建设成具有鲜明近代色彩的图书馆。一是藏书内容着眼于应用。除传统的经史子集丛书外，还收藏了当时流行的西政丛书、西学大成、西艺新知、泰西新史揽要、各国交涉公法等汉译西书；二是设专人管理藏书，并建立便利读者利用的阅览规则及措施；三是编有藏书目录，以便师生检目借阅；四是提供复本供院外士人借阅，对于培养洋务方面的新型人才已有显著贡献。

随着西方科学、经济、民主、政体等著作在中国的引入与翻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了倡导变法的维新运动。康、梁等人变法的手段之一就是编制译书目录，提倡建立近代图书馆。例如，康有为在1896年刊布了《日本书目志》，以此向国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梁启超发表了《西书提要》及《西学书目表》，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康有为于1895年上书光绪皇帝，“请皇上大开便殿，广陈图书”，并说三年之后，“书藏遍设，报馆盛开，诸学明备，成才如麻，百废举而风俗成”。梁启超在其主持的《时务报》上撰《变法通义》一再强调建图书馆，普及文化、培养人才的重要。到时期，创办图书馆的社会舆论达到高潮，近代性质的图书馆逐步普及。例如1898年，在百日维新运动中，我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年大学堂藏书楼正式成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颇具维新思想的张元济．光绪末年与陈昭常、张萌堂等人在北京开办了“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等科目，1897年创建了通艺学堂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图书馆”名称并订有章程的近代图书馆。1904年张元济再次创办了民国初年最大的私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该图书馆以藏书之多以及公开阅览而闻名全国。

与此同时，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经常介绍欧美、日本等国的公共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的情况，建议由学部倡率，京师及各省城均建图书馆，收藏中西日文书籍，供民众阅览。

1910年清政府学部颁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除开办京师图书馆外，限各省图书馆“于宣统二年一律成立”“各府、厅、州、县治应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依照政令，1904年湖南省图书馆博物馆、湖北图书馆、浙江海宁州图书馆、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1906年黑龙江省图书馆、1907年奉天图书馆(即今沈阳市图书馆)、直隶图书馆、1908年江南图书馆先后成立。从宣统至民国初期(1908—1913)，山东、山西、河南、吉林、云南、陕西、广东、广西、甘肃、贵州等成立省级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些市立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大批建成，如沪江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公书林、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等，还有一些专门图书馆(如东三省陆海军图书馆、武进商会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上海工部局华童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涌现出来。

由此往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近代图书馆作为传播科学、推广新文化、启迪民智、唤醒觉悟、推动社会变革、推动社会民主进步不可缺少的社会公器之一的理念已经受到所有明智人士与进步人士的重视。即便在北洋军阀时期，或是政府期间，仍然颁布了一系列图书馆法规。如北洋政府于1915年公布的《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政府颁布的1927年的《图书馆条例》、1930年的《图书馆规程》、1939年的《修正图书馆规程》、1947年修订的《图书馆规程》。

6图书馆员职业精神的缺失与重塑

从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出现了如下方面的重要变化：图书馆由国家与政府投资兴办，无偿提供大众服务；图书馆的保存文化遗产、学术研究职能向社会教育职能转化，强调图书馆是启迪民智、提供自学的场所；图书馆由“以书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化，以“藏”为主向以“用”为主，藏用结合发展；封闭式藏书向开放式藏书演变。图书馆开始实施平等、免费、无歧视服务原则，实施方便使用、延长开放时间、进行开架服务尝试等。

从近代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最大的变化在于：图书馆已经成为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作为经济力、文化力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重视，图书馆的投入不断加大，图书馆的现代化设施不断增加，图书馆的技术色彩日益显著，社会大众对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与要求越来越高。由此，现代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进一步演变，图书馆员的社会角色与职业道德再次增添新的内涵。

现代图书馆的日益普及与发展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图书馆不再是少数人把持垄断的地方，图书馆的读者日益增多，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日益突出，图书馆员的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图书馆工作变成一种普通的社会职业，图书馆员的成分与地位日益复杂，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可能来源于社会不同阶层，甚至来源于把图书馆作为一种个人谋生或生存手段的人们。由此，图书馆员不再具备以往政府官员的身份，更不是以往承袭家传的书香门第之子，缺乏人文知识与素养的技术人员日益增加，图书馆员的职业日益边缘化，古代藏书楼里的“尊书重道”的职业精神逐渐淡忘，“以书传道”的职业意识日益淡漠。因此，倡导图书馆员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倡“以书修身、以书传道、以书育人、以书服务社会大众”的职业精神是现代图书馆员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

作为现代图书馆员的职业之“道”与古代图书馆员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已经大相径庭，衡量今日图书馆员的“尊书重道”精神，可以通过如下几方而检测：(1)是否具有高度知识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能力；(2)是否在专业能力的发挥方面有为公众服务的态度与志向；(3)在行使专业能力时是否有自律性；(4)是否具有基于专业能力的专业献身精神。无专业能力则谈不上明道、崇道与重道；无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志向与献身精神，则谈不上传道与育人；无自律性，则充其量是一个不能将服务落到实处的夸夸其谈者。至于具有高度知识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能力，则指现代图书馆员的图书文献管理能力、知识信息导读与导航能力、社会文化传播能力、社会教育与科学普及能力等方面。

图书馆馆员的称呼，从古代的柱下史、兰台令、秘书监、藏书家，到近现代的图书馆管理员、助理馆员、馆员、研究馆员、咨询馆员、学科馆员、知识导航员，不仅意味着图书馆员形象的改变，更意味着图书馆工作内涵、读者要求、社会环境压力的改变。现代社会图书馆的读者已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每一个到馆的读者，往往希望看到的是最具书卷气、最有知识内涵、最有敬业精神的图书馆员，他们希望与有知识的图书馆员交谈，希望图书馆员能够对自己的学业、学术、阅读、查询、检索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和建设建议。当图书馆员不能解答读者哪怕一个极小的问题，不能满足读者的一个微小建议，他们必然对图书馆员的专业能力与敬业精神提出怀疑。

图书馆正在经历革命，每时每刻都在涌入新的东西，随着社会的进步，图书馆员应进一步弘扬中国古代图书馆人的“以书传道”“尊书重道”精神，将传统之“道”赋予新的内涵，不仅强调现代图书馆员高超的信息素养与技术操作能力，更要倡导图书馆员的人文、人道、民主、进步的服务意识与献身图书事业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