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能力研究

2000年以后，中国人口问题日益突出。世纪之交，中国开始步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持续下降趋势，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老龄化正逐步压缩中国劳动力优势，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险制度带来严峻考验。财政负担能力和企业缴费水平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关键环节，涉及到政府和企业等社保责任划分问题。由于历史转轨成本等原因带来的基金收支缺口不断增大，中国政府面临的社保压力越来越大，正逐步采取措施以缓解养老基金收支压力，如提高缴费基数、借延迟退休年龄、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等。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社保缴费压力过大，已超出企业经济承受能力。中国老龄化现状如何，劳动力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如何，以及企业社保缴费能力和缴费负担的测算，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老龄化现状和人口流动的影响

1.我国老龄化总体趋势。中国1997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达到1.78和1.1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3.33%和8.92%。老龄抚养比是衡量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抚养比已从2000年10%上升至2010年11.9%，2013年13.1%。与此相对应，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比从2000年30.3%上升至2010年32.5%，2013年33.3%。经济区域划分看，经济越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一般越严重，如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老龄化历年来一直高于全国水平，2012年分别达到9.81%和10.17%。但南部沿海老龄化一直低于全国水平，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7.4%；长江中游和大西南地区老龄化，2007年以来一直高于全国水平，2012年全国领先，高达10.22%和10.27%。东部沿海老龄化近年来大幅下降，从2003年11.99%，下降到2007年11.36%，再下降到2012年10.17%。经济区域划分看，老年抚养比经历了与老龄化类似变化趋势。北部沿海地区老年抚养比基本稳定，从2003年11.96%到2012年13.19%。南部沿海老年抚养比一直较低，从2003年11.97%下降到2012年9.73%，全国最低。长江中游和大西南老年抚养比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从2003年11.48%和12%，上升到2007年14.03和13.99%，以及2012年14.22%和14.56%。东部沿海老年抚养比出现大幅下降，从2003年全国最高16.6%，下降到2007年15.14%，再到2012年13.09%。1.劳动力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劳动力流动，打破地区原有“自然人口”结构，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老龄化程度。劳动力迁入可能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出现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南部沿海、东部沿海经济区；劳动力迁出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重要推力，如大西北、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以及大西南地区。省际层面看，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劳动力流入大省老龄化出现大幅度下降，江西、河南、贵州、安徽、湖北、四川等劳动力流出大省老龄化出现不等程度上升。城乡层面看，劳动力“乡—城”流动，加剧了我国城乡间老龄化差异。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镇中非户籍流动人口从2000年1.4亿增加到2010年2.6亿。与此对应，我国城市和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从2000年9.7%和10.9%，上升2010年11.7%和15.0%，农村比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多提高2.1个百分点。由于城乡分割的遗留问题，劳动力城乡流动将使我国社保体系面临巨大改革压力。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极不完善，既存在严重“碎片化”，又凸显城乡分割特征。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中约56.2%未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参加3项以上的只有22.5%，其中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7.8%、35.6%、31.3%、12.3%和8.0%。针对农村居民和农民工，提高其社保覆盖率和社保水平是必然趋势。根据2O00和2010年的人口城市化情况，结合微观数据（如CHIP）发现，近年来非户籍人口参保率出现快速上升。

二、我国工业企业现状与企业社保缴费压力

1.我国工业企业总体特征。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工业企业240.91万个，占企业单位总数29.46%；工业企业从业人数13950.8万人，占企业单位从业人员总数49.11%。此外，2013年我国工业总产值达210689.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37%，工业是我国企业单位的重要形式。其中，采掘业89072个、制造业2251194个、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68817个，分别占工业企业总数3.70%、93.45%和2.86%。三大产业分别带动就业1034.9万人、12434.8万人、481.1万人，占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总数比重分别为7.42%、89.13%和3.45%。无论是企业数，还是从业人员数，制造业依然是我国工业的主体。2.我国制造业的地区特征。分地区看，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四省制造企业数最多，分别占全国制造企业总数16.2%、15.4%、13.4%和8.1%，共占据53.1%的比重；其次，河南（4.5%）、河北（4.2%）、福建（3.8%）、辽宁（3.7%）、上海（3.5%）、安徽（3.2%）、湖北（2.7%）、湖南（2.7%）、四川（2.1%），共占据30.3%比重。从就业带动视角看，制造企业较多地区从业人员往往越多。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四省制造业从业人数最多，分别占全国制造企业从业人员总数9.57%、12.87%、16.57%和9.57%，共占据了48.57%的比重。我国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数量极少，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就业带动能力较弱。3.企业社保缴费压力。社会保险作为重要的公共物品，主要有两种提供途径：政府直接提供———充足的财政投入为支撑；政府强制其它主体提供———主要出资者为个人或企业而非政府。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偏向于后者，即企业是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出资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老龄化趋势加重，中国社会保险制度面临严峻考验。加上历史转轨成本等带来的社保基金严重缺口问题，学术界对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保障责任划分问题争议颇多。但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相比发达经济体，我国企业的社保缴费率偏高。如邓大松和刘昌平（2002）、刘鑫宏（2009）、封进和张素蓉（2012）等，认为我国社保企业缴费率过高，缴费负担过重，明显超过了其缴费承受能力。根据相关研究测算，我国工业企业社保适度缴费水平在20%～30%之间。而中国社会保险企业缴费率平均为33.3%～34.8%，即便与OECD国家相比，亦属较高水平。很多情况下企业并不能将社保缴费完全转嫁给员工。较高缴费率基础上，逐年提高的缴费基数无疑使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雪上加霜。

三、测算企业社保缴费能力和负担

1.已有研究常用测算思路。第一步，确定劳动者报酬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首先，假设企业增加值已知，采用某种生产函数估计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设定每个劳动者的报酬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则劳动者报酬占企业产出的份额E等于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当前企业社保缴费能力和缴费负担的测算，存在几个问题：其一，已有相关研究往往基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但2009年及以前年份数据包括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本年折旧2个指标，2009年以后则没有；其二，以往研究在计算生产税净额时，主要采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管理费，以及本年应交增值税三项加总，并未扣除管理费中的非生产税项目和政府对企业的生产补贴，使得计算的生产税净额偏高；其三，以往研究在计算企业盈余时，主要直接用利润总额或营业利润代替，也有不妥之处。2.不同地区社保缴费能力和负担测算。劳动力成本和利润水平，是制约企业缴费能力的两个核心要素。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利润水平不同的企业，即便相同的缴费率和缴费额也意味着不同的财务压力。但粗略地估算劳动者报酬和企业盈余，会导致企业社保缴费能力和负担的测算存在严重误差。本文将通过统计年鉴数据，折算出不同地区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占地区增加值的比重，进而通过相对数作为测算不同地区企业社保缴费能力和缴费负担的基础。根据已有经验，不同地区企业劳动者报酬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0%～60%，营业盈余比重为10%～30%，应是较为合理区间。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3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280356亿元，总资本形成率为47.8%。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分别占资本形成总额96%和4%。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预算资金22305亿元。由此计算的2013年企业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1%，而基于以上方法计算的各地区企业固定资本形成率差异却较大。不同地区企业增加值中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比重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比重，如图所1示。测算结果看，我国企业30%的法定缴费率，已超过大多数地区企业社保缴费能力。仅有上海42%、浙江41.7%、江苏38.1%、山东38%、四川35.8%、江西33.8%、黑龙江33.4%等省份的企业有能力履行30%缴费率。经济较发达的北京和天津，其最大企业社保缴费能力也仅有26%和23.8%。经济落后地区企业最大社保缴费能力极低，如青海1.6%、云南8.8%、内蒙9%、宁夏9.1%、新疆9.1%。总体而言，我国企业社保法定缴费率偏高。当前社保政策下，不同地区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水平差异较大。总体而言，越是经济落后地区其社保缴费负担越重，如贵州79.4%、海南76.5%、新疆71.1%、云南70.3%。此外，北京的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也高达58.1%，广东为47.2%，是少数几个经济发达但社保缴费负担过重的省份。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保缴费负担，如上海36.5%、浙江33.3%、江苏32.8%、山东29%。对此，郑功成（2015）也给出了解释，东部沿海部分省区是劳动力的主要输入地，人口相对年轻，使得企业实际缴费率偏低；中西部地区以及老工业基地因为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使得实际缴费率偏高。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中国总体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呈不断上升趋势。但不同经济区域，老龄化程度和老年抚养比存在较大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呈下降趋势，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则相反。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加剧了老龄化问题的复杂性：缓解了流入地老龄化却加重了流出地老龄化；加剧了城乡老龄化差异，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快。从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看出，制造业依然是我国工业的主体，带动大量的从业人员。但我国制造业地区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四省的制造企业数最多，共占据了53.1%的份额；四省共占据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总数48.57%的份额。而工业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数量极少，制造业就业带动能力较弱。通过测算也证实，我国企业法定社保缴费率偏高，已超过大多数地区企业社保缴费能力。仅有少数省份的企业有能力履行30%缴费率。即便北京和天津，其最大企业社保缴费能力也偏弱，经济落后地区企业最大社保缴费能力极低。当前社保政策下，不同地区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水平差异较大。总体而言，越是经济落后地区其社保缴费负担越重，经济发达地区社保缴费负担较轻。面临我国企业较重的社保缴费负担问题，应该合理划定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责任。总的方向应该是，理清政府责任边界，减少企业的缴费负担，增加个人的缴费义务。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努力解决“碎片化”问题，增加高收入群体的社保缴费责任，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保收入；企业应该适应老龄化提高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配合政府相关政策以减轻自身社保负担，克制社会保险欠费、逃费行为；针对个人应该逐步延迟退休年龄，提高个人缴费义务，缓解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社会负担。此外，还应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加强社保基金管理，达到保值增值的目标，提高社保基金使用效率。

作者：徐凤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