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考的片断

一、“主义”一定要讲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确立了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80多年来，党的这个指导思想一直未变。不同之处仅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党的指导思想适时地加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而，在中国讲共产主义，讲社会主义，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在实际生活中，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现在，社会主义已不像、邓小平在世时那样时兴了，管它什么“主义”不“主义”的人多起来了。

所以如此，固然和充斥于各种报刊、影视的消遣性、娱乐性内容的冲击相关，但根本原因则在于经济领域的变化。社会主义作为思想观念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必然地把人们的关注点引向个人、引向眼前、引向经济利益。想钱想多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然就少了。市场经济对于激发人们以私利为核心的劳动积极性、创造积极性，对于增强私有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作用巨大，但它消蚀人文精神，特别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负面作用则也是无可否认的。

情势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当然需要不断强化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的宣传教育，充分认识这种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今世界是两种“主义”并存、竞争，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明确的政治方向，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和自觉。如果我们真的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淡化意识形态”，“不从意识形态看问题”，不问什么“主义”不“主义”，就如同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自以为超脱了，其实仍生活在“主义”之中，只不过不再是“社会主义”罢了!

1927年4月28日，中国最早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临刑前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1935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领导人瞿秋白，在殉难前写下了“慷慨赴死原属易，从容就义亦何难”的感人诗句。同志在去年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之初，在谈到坚持党员的理想信念问题时，特意提及了革命烈士的豪言壮语：“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而今，我们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充分享用数百万为“主义”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斗争的成果，却对“主义”淡然了，漠然了，毫不在意了，声称要“淡化意识形态”了，我们将有何颜面对他们?

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营垒发生明显分化。先是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反对中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继而引来的回击。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交相为用、并行不悖。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主义亦须和实际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加以发展。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对党的诞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工作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基本路线定了的。而今，正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实问题之多、之急，自不待言。我们当然无需把每个具体问题都上纲上线，但若只管埋头走路，不放眼看清方向，放弃“主义”的指导，是有危险的。当我们忙于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时，记住列宁1921年说过的这句话是有好处的：“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二、经典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

我们一定要讲的“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经典社会主义。中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源于经典社会主义。弄清经典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对于我们正确地坚持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有明确的论述。恩格斯在1847年11月撰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在科学社会主义成熟的标志性著作《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867年马克思在其被恩格斯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表述”的光辉巨著《资本论》第一卷中，在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十多年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一再强调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

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丁伯根说过：“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人们最初使用的，是它的非常简单的定义：那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社会主义内涵的把握是切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谓一语中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大体是符合经典社会主义的含义的。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一届的一次常委会上说：“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1958年11月，在修改郑州会议《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时的插话中，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要点放在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上。正是因此，我国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而是在1956年完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后，才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然，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时有重大的缺陷，就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前提，没有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没有公有制基础的社会主义。没有公有制做基础而又宣称是社会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三、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毫不动摇。尽管时事变迁，他认定：“老祖宗不能丢”，“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这就从根本上坚持了经典社会主义。但他又是一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就不断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思考，并明确地作出回答。

1979年3月，邓小平在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邓小平对这一《决定》极为赞赏。《决定》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新观点。邓小平高兴地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1987年10月，邓小平还特意从分配的视角谈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集中地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上。1992年初他创造性地概括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概括首先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突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同时又通过“消灭剥消，消除两极分化”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性区别，内在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最后强调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共性和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中国特色”则表现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化了的无产阶级即人民民主；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还加上思想；经济上强调指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认可了非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分配方面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防止两极分化。

四、社会主义和改革

1、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改革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这话恩格斯早就明确说过了。社会主义需要改革的理论基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为我们阐明了。1957年2月，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存在“相矛盾”的方面，这才使社会主义改革成为必要。

事实上，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改革就已经提上日程，只不过在时代属于“微调”。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力度加大，全面铺开，以至从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及其影响的深刻性、广泛性看，邓小平甚至将新时期的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2、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新时期的改革，启动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全面铺开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被邓小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决定》中，以不容误解的语言指明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些内容写进了高校邓小平理论教科书，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邓小平深知改革有风险，他告诫我们：有两种改革，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一种是改掉社会主义，改到资本主义那里去的改革。邓小平强调改革有方向，为了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转换为改革的“两条根本原则”。他注意到有人“担心”改革“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鼓励人们要增强信心，因为“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

3、公有制比重急剧下降，需要警惕

改革进行到20世纪末期，提出了“调整所有制结构”。经过这场被一些人称为“冲破所有制神话”、“国退民进”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急剧下降，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是否还占有优势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在“产权多元化格局下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是否已成了“问题”?改革是不是改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头上了?

“坚持改革的方向”，这是时下很流行的一句话。如果这句话说的是要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那么这句话的表述就有点不准确，因为动作的持续性和方向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改革只是一种运动过程。改革的方向是有的，这就是邓小平说过的或者是资本主义方向，或者是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非常明确地说的是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前对改革方向有明显不同的看法时，只讲“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表明是什么方向，如此含糊其词，难免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4、简评所谓“新社会主义观”

改革的深入进行，经典社会主义观甚至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障碍。党的十五大前夕，有人提出后来确实影响不小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继而又有了这个定义的各种变种。党的十六大之后不久，有人说：“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现在要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科学概括尚缺少实践基础”。这不仅是公然否定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更是向世人宣示：我们现在搞的是认识不清的社会主义，也不必认真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2006年3月，一位曾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负有领导之责并且现在依然有重大影响的知名人士，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了可能是最新的看法：“是不是社会主义，主要并不是看国家权力控制了多少资源，控制了多少企业，而是看你的制度安排是不是坚持以民为本，是不是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是体现了社会公正，国家财政多大程度上用于公共服务，用于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存。”

这些新社会主义观确实能适应当前改革实践的需要，但实践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实践固然是理论的来源，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个检验是一个群众性的历史进程。实践也有正确、错误之分。如果实践错了，为错误实践辩护的理论当然也不是正确的了。

经典社会主义观乃至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都有其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性，亦即局限性。我们绝不能无视实践的发展，而把它们视为绝对真理，一味顶礼膜拜。但不论实践发展有多快，只要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都必须坚持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方式的性质进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基本观点，都“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党的十五大报告语)，都必须坚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没有了这四个“必须坚持”，不论把“社会主义”说得多么动听，人们还是会怀疑其真伪。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达、完善；在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正性比中国为高；在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方面，中国目前尚不及；国家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比率，亦非中国现在所可比。按照前述新社会主义观设定的标准，不能认为当年克林顿当美国总统时说的“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美国”仅仅是一种幽默!

改革中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不管公有制比重是多少，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有违科学原理和历史事实。第一，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根本上是由经济制度特别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此说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第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此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的共产党在有的国家执过政，甚至尼泊尔的共产党也当过执政党。欧洲大陆中部有一个小国，叫摩尔瓦多，2001年以来，共产党人当总统，还占有议席70%以上的多数，单独执政。上述国家都未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此说亦与国际历史的事实相悖。

5、令人深思的“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

听惯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之类语言的笔者，前一阵子从《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上读到《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的一段文字：“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竟一下子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改革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怎么变成了“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沉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难以自拔，还是已至穷途末路需要改革去拯救?改革能“救”出社会主义吗?尚且无力自保的社会主义“救”出来又有什么用?社会主义既然已经陷于“窘境”“绝境”，所谓“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强化社会主义信念”不都成了天方夜谈、痴人说梦?鲁迅说，他从历史书的“仁义道德”中读出来的是“吃人”；笔者从“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中读出来的是“必须抛弃社会主义”!简直岂有此理!

（ 责编肖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