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起源、发展与动因分析

[摘 要]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提出至今已有一个世纪｡本文从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两个角度对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得出结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发展和传播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企业行为异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危害的反应,并非基于逻辑严密的理论构建｡这一结论能够较好地解释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过去百年发展历程中一个有趣现象,即围绕这一思想的理论构建虽然举步维艰,但其概念却越来越深入人心,为公众所接受,相关的社会实践也在不断推进｡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企业行为异化;动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1-0018-05

[作者简介] 吴知峰,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上海 200336)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诞生于20世纪初,至今已近一个世纪,这期间它遭到来自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例如,弗里德曼(Friedman,1962)就曾尖锐地指责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是一种“颠覆性的学说”,甚至会彻底地动摇自由社会的根基｡此外,这一思想自身的理论化进程也显得有些迟滞和混乱,以至于乌尔曼(Ullman,1985)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说成是“一堆寻找理论的数据”｡然而,与批评者的批评以及理论化进程的迟滞极不对称的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却一波又一波地蓬勃开展,过去几年中“社会责任8000”标准(SA8000)的制订,以及《联合国全球契约》的签署等等,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在世界范围内,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观念不仅已经深入人心,而且正在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对企业的实践活动进行指导和约束｡由此我们不禁要追问,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不断发展呢?

一､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起源

1.企业的规模扩张和性质变化

在经济学中,企业一直被视为有理性的､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经济人｡从本质上说,“经济人”思想是继文艺复兴对人的主体资格的解放后,对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能力的一次再解放｡“经济人”思想释放出企业潜在的､无穷的力量,这一力量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以美国为例,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企业合并浪潮之后,大企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格局已初现端倪｡据相关研究,1880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合并了40家炼油产商,控制了全美近90%的炼油能力｡同样,19世纪80年代,200多家钢铁厂商合并成了20家大公司,1901年,J.P.摩根进一步将其中的12家大公司合并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后者掌握了全美65%的市场份额｡

在20世纪初,伴随着企业规模和力量的扩张,企业本身的性质也在悄悄地发生着质的变化,即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在他们的名著《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进行过统计,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最大200家公众公司里,只有不超过5%的公司是由大股东所拥有,23%和44%的公司则是由所有权相当分散的少数股东和管理者所拥有｡此外,与企业所有权的高度分散相对应的是企业控制权的高度集中｡1932年,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在他们的书中谈到,在公司制度下,对行业财富的控制可以而且正在被以最少的所有权利益来完成｡财富所有权没有相应的控制权,而财富的控制权没有相应的所有权,这似乎是公司演进的逻辑结果｡1941年,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白恩汉(James. Burnham)在《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一书中甚至认为,对于大多数股票持有人来说,所有权有着非常次要的性质,因为他们很少有接近生产手段的管理权,也没有实际的决策权,而经理阶层则不然,他们因为拥有管理决策权,所以是企业实际的所有者｡

2.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发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必然导致力量和权力集中到少数企业手中,这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将会如何使用这一力量和权力的担忧,以及对如何约束和规范这种力量的思考｡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就萌发于这类担忧和思考｡早在1916年,克拉克(Clark)就于“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一文中指出:“大家对于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相当熟悉,不需要到了1916年还来重新讨论｡但是迄今,大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责任｡”此外,以二权分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促使学者们开始重新认识企业,并思考其权力的使用与约束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引发了多德(Dodd)与伯利(Berle)之间的争论,争论的结果又进一步巩固和宣扬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

1931年,伯利(Berle)于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作为信托权力的公司权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伯利(Berle)给企业权力的使用正式地加上了一个“紧箍咒”,他指出管理者是公司股东的受托人,在公司的经营与决策中,管理者应将股东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多德(Dodd)并不赞成伯利(Berle)的观点,认为伯利(Berle)的“紧箍咒”太狭隘了｡次年(1932),多德(Dodd)同样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公司管理者是谁的受托人?”的文章,对伯利(Berle)的观点进行反驳｡多德(Dodd)从企业法人的角度给企业权力的使用加上了一个更宽泛“紧箍咒”,他认为,法律之所以允许和鼓励经济活动并不是因为它是其所有者利润的来源,而是因为它能服务于社会｡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有服务社会的功能｡伯利(Berle)显然接受了多德(Dodd)的意见｡

二､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引发的学术争议

1.对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批评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争论并没有因为伯利(Berle)接受多德(Dodd)的观点而终止｡在随后的日子里,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尤其以传统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批评最为强烈｡1958年,哈佛大学教授李维特(Levitt)在《哈佛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名为“社会责任的危害”一文｡他认为,如果企业参与社会问题,就会获得广泛的权力,并将演变成像封建采邑､中世纪教堂或者民族国家那样的权利中心,支配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成十分有害的极权体制｡接着,在196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Hayek)在“民主社会中的公司:它应为谁的利益而运行?”一文中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违背自由原则的,企业参与社会活动必将导致政府干预的强化｡企业及其管理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行善的权力必定是暂时的,他们将最终为这短暂的自由付出高昂的代价,那就是不得不按照政治权威的命令行事｡梅恩(Manne)于1962年在《哥伦比亚法学评论》上发表“对现代公司的‘激烈批判’”的文章,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进行了否定｡梅恩(Manne)指出,管理效率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如果公司要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上出售产品,他就不可能从事大量的非利润最大化的活动,如果他一定要这样做,那么很可能就无法生存｡

另一位经济学巨擘弗里德曼(Friedman)对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进行了最坚定､最全面的否定和批驳｡首先,弗里德曼(Friedman)在其1962年出版的代表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思想进行了最坚定的否定｡他认为如果让企业领导人接受除了尽可能为自己的股东牟利以外的社会责任,肯定会毁灭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动摇它的基础｡所以他坚信,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信条｡紧接着,弗里德曼(Friedman)又对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逻辑基础给予了致命的“打击”｡1970年,他在《纽约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文中指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讨论不仅结构松散,并且缺乏理论应有的严密逻辑｡在他看来,只有人才能负有责任｡公司是一种人为的人(artificial man),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具有人为的责任,但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不能说具有责任的｡在弗里德曼(Friedman)的眼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学说只是一种伪装,用来证明企业某些行动是正确的借口,是一种无聊的言论｡

2.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与不足

在这段时间里,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意义､内涵和范围虽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如1953年,美国学者鲍恩(Bowen)在其《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指出:企业被股东､员工､消费者､政府､供应商等各种利益关系方所环绕｡企业除了要为其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如果企业在决策中认清了这一更广泛的社会目标,那么,其商业行为就会为广大社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1960年,戴维斯(Davis)等在一篇名为“公司能够忽视社会责任吗?”的文章中也指出,企业的决策者在追求企业自身利益的同时,具有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义务,等等｡

但是,同反对者言之凿凿的严厉批评相比,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这一理论进展确实显得有些迟滞和不够｡韦纳(Weiner,1964)在评述多德(Dodd)等对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贡献时说到,他们只是提出重要的问题,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而不是“描绘寻找上帝之城的蓝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60-7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基本上还处于明确概念､界定范围描述主义阶段,并没有构建出一套富有逻辑的理论体系来支撑这一思想的发展和宣扬,在“说理”方面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韦纳(Weiner)所说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上帝之城的蓝图”依然没有完全构建出来｡乌尔曼(Ullman,1985)甚至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说成是“一堆寻找理论的数据”｡

三､企业行为的异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运动

1.企业的行为异化现象｡“经济人”思想使得企业自利行为与社会整体福利这对矛盾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和空间内实现了统一｡但是,被解放的企业力量并不总是按照人们所期望的方式行事｡在20世纪中期,令人震惊的“公害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例如,1952年12月,英国伦敦遭受了由空气污染所引起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难,空气中的大量SO2氧化生成酸性液沫附着在烟尘上或凝聚在雾核上,进入人的呼吸系统,使人发病或加速慢性病患者的死亡,这场灾难最终因4000人死亡的代价而载入人类环保史册｡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罗宾斯公司发现宫内避孕器市场潜力巨大,而且它的生产和销售不必向联邦食品医药管理局申请新药注册｡于是他们购买了技术上尚不完全成熟的达尔康(一种宫内避孕器),并在毫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开始进入市场｡在后继的市场开发中,罗宾斯公司谎报其产品的功效,并且对用药引起的重大事故,譬如大出血､骨盆炎等疾病､流产,甚至死亡置若罔闻｡又如20世纪70年代,全美最大的石棉生产公司――曼威尔公司明知石棉粉尘会引起生产工人严重疾病,却把相关的研究报告隐瞒起来,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公司放弃安装一些保护设备,即使安装了也总是延误这些设备的维护与修理,致使大量的工人因吸入石棉纤维患肺病而死亡,等等｡

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自利动机作用下异化了的企业,这些行为异化的企业尤如一群饕餮之兽｡他们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破坏公平竞争,掠夺自然资源;猎食竞争对手,侵害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他们一边吞噬着利润,同时又大口大口地吐出各种废物污染地球｡借用乔治•弗兰克尔(George Frankl)的话来理解企业的“行为异化”现象就是,“自我受到对抗甚至消灭超我欲望的驱使,会与本我的原始驱力结成同盟,从而支配自我的功能｡弗洛伊德期望自我将取代本我,而我们却发现本我取代了自我”｡

2.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运动｡正是由于上述企业行为的异化现象,促使西方国家爆发了一系列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70年代,以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宗旨的环境保护运动波澜壮阔｡广大民众自觉发起的反对企业滥采滥伐､污染环境的运动｡1970年4月22日,即第一个地球日那一天,这场运动被推向了高潮,有1500所大学､1万多所中学､1000多万中小学生以及大量环境保护主义者､工商界开明人士和政府官员参加示威游行,抗议大企业忽视环境保护的行径｡这场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到1973年,实质性的变化出现了,环境问题首次成为比公民权利更为重要的新闻｡

另外,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消费者运动广泛开展,从一般消费品(如食品和药品)逐步延伸到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等领域,从消费者受损事件､服务质量等问题扩展到环境损害､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垄断定价等众多方面｡消费者运动的蓬勃开展,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以美国为例,1962年3月15日,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的一篇特别咨文中提出了消费者具有一定的权利,即安全权､了解权､选择权和意见受尊重权,而这些权利已经被侵犯｡1969年,尼克松总统又提出了消费者的第五项权利,即索赔权｡当时,其他国家也纷纷成立了消费者组织,以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如英国和日本分别于1957年和1966年成立消费者协会｡除了上述环境保护运动､消费者运动以外,当时还开展了许多其他形式的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诉求的社会运动,如劳工运动等｡这些蓬勃开展的社会运动不仅极大地宣扬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和观念,并推动着它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四､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研究还处于以概念界定､特征描述为主要内容的描述主义阶段｡那么,在此之后,这一思想的理论化进程则沿着工具主义和规范主义的路径向前推进｡

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工具主义研究｡在工具主义者看来,也许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成为一种企业赢利的工具和手段,能够纳入到企业的成本――收益核算之中｡因此,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发掘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尝试着建立一套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指标体系｡1972年,莫斯科威兹(Moskowitz)根据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选出了14家他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上市公司,并对这14家公司的股票业绩进行了分析｡他发现这14家公司的股票在1972年上半年的收益率为7.28%,而同期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仅仅上升了4.4%,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上升了5.1%,标准普尔工业指数上升了6.4%｡结果显示: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有着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表现｡不过,由于实证研究内在的一些不足和缺陷,如样本数据选用上的困难和检验方法的潜在缺陷等,使得这一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和可信性受到限制｡如万斯(Vance)于1975年对莫斯科威兹(Moskowitz)研究的14家公司的市场表现再次做了检验,结果发现:在1972年初到1974年末的3年间,除了1家公司外,有13家公司的市场表现都差于道琼斯工业指数､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和标准普尔工业指数;同时,在这期间,14家公司中有11家的价值下降了一半以上,而同期整个市场的价值平均只下降了1/3｡

在此之后,公司社会责任行为与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依然显得错综复杂｡我们甚至难以从所有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得出两者之间关系的肯定答案｡但相关研究依然传递出了一些令人欢欣鼓舞的信息｡例如,1997年,格里芬(Griffin)等在《商业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之争”的文章,对从1972年到1994年间这一领域中经过同行评审发表的51篇研究进行了回顾｡他们发现,得出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完全正相关结论的论文共25篇;认为两者间负相关的文献共12篇｡在同一时期,帕瓦(Pava)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这些研究表明,已有的实证研究更多地证明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其财务业绩之间可能存在着正相关性,这无疑是对批评者们的一个有力反击｡

2.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规范主义研究｡到20世纪后期,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规范主义研究因利益相关者学说､企业伦理学等相关理论的出现和发展而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利益相关者学说是在与“将企业看成股东赢利工具”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相比,利益相关者学说,尤其是基于狭义的利益相关者,即与企业运作存在着直接的､互动的利益关系的群体和个人这方面的研究,使得所讨论对象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收敛,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降低了讨论成本｡而且,在企业的实践中也更容易让管理者接受这一学说的观点｡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利益相关者学说发展的速度很快,并且广为人们所接受,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好时光已经到来”｡利益相关者学说的发展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和有力的证据,因此,为二种理论的结合较好地创造了客观条件｡其实,利益相关者学说和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之间天然地存在着一种互为条件和证明的逻辑关系,即如果企业及其管理者承认了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则意味着接受了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的存在;如果企业及其管理者自觉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则表明他们意识到在股东之外还存在其他利益相关者｡

另外,企业伦理学的发展也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理论化提供了支撑｡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群体､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和行为规范的一门学科,道德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对于道德,康德(Kant)认为,道德规律是绝对命令,是唯理的意志应该遵守的普遍规律｡而企业伦理学研究的又是什么呢?根据德国的伦理学家施泰因曼和勒尔的观点:“企业伦理的目标是发展具有达成共识能力的企业战略｡……按惯例原则和现行法规来控制企业的具体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冲突,会影响企业内外的相关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伦理应该起到指导行为的作用｡”这一观点与康德(Kant)的伦理观是一致的｡所以,企业伦理学的研究目的也应该是赋予企业和管理者的行为以道德约束｡

五､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新实践

1.企业规模的再度扩张和行为的进一步异化｡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出现了再度扩张,一些企业的经济力量及其社会影响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华盛顿政策研究所的两研究员安德森(Sarah?Anderson)和卡瓦那(John?Cavanagh)在199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经济二百强:全球公司经济力量的崛起》显示:全球公司200强的销售总额7.1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上45亿人口收入总额3.9万亿美元的2倍,这一销售总额高于(不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巴西9国)182个国家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这些规模庞大的企业愈来愈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宰,它直接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和质量;控制着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就业命运;左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等等｡

伴随着企业力量的空前膨胀,其权力滥用所导致的行为异化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如生态环境的破坏､分配的不公等急剧上升,有些甚至发展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一些企业在生产活动中直接向大气层排放各种有害气体,致使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甲烷､氯气､氮氧化合物等气体的含量增加｡有关资料显示,一些大都市上空的氧气含量只有12%~17%,远远低于21%的正常值｡近年来,电子产品的废弃物又成了一个重大的环境污染源｡据瑞典国家环保局的统计,存在或暴露于环境中的某些有毒或有害物质大部分来自电子垃圾｡如90%以上的铅来自于电池以及焊接的电路板;80%以上的氧化铅来自于阴极管､灯泡和荧光管玻璃;氯化碳类物质主要来自于冰箱和冷柜的制冷剂,等等｡另外,美国国家环保局于1999年开始对电子废弃物进行评估,结果发现电子废弃物已经达到180万吨,但其中只有9%得以再循环利用｡此外,企业权力还被滥用来掠夺和剥削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益｡例如,根据“国际劳工局”的统计,当前全球各地有5000万儿童从事劳动,其中大部分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们为了微薄的工资在工厂､矿山､农田工作,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2.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新实践｡至20世纪晚期,企业规模和权力的这种持续膨胀和扩张,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滥用和行为异化,已经让许多民众确信企业行为中必须包含社会责任的成分和要素｡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又兴起了新一轮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这一轮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一方面,它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深入人心｡例如,在上个千年的最后一年,韦尔斯王子企业领导者论坛和Conference Board两家组织发起了一个千年之际有关企业责任的全球民间调查,其结论显示:企业社会责任正迅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期望,要求企业从战略上予以全面的回应,要把伦理规范和企业社会责任确立为企业方方面面工作开展所应遵循的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这一轮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形成了一系列有形的成果｡例如,1991年美国牛仔裤品牌商Levi-Strauss被揭露出在“血汗工厂”生产产品,为挽回这一危机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Levi-Strauss被迫制定了“生产守则”｡以此事为开端,针对跨国生产中的劳工状况问题,一些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组织､工会组织､学生组织和人权组织等纷纷发起了对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督和批评｡这一运动直接导致如Nike,Adidas,Reebok,Wal-Mart,Kathy Lee等跨国公司分别制定了本公司的“生产守则”｡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还进一步推动了以“自我约束”为特征的跨国公司“内部生产守则”向以“社会约束”为特征的“外部生产守则”的转变｡如1997年,美国“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AI)制订的“社会责任8000”标准(SA8000)就是影响甚为广泛的这样一类“外部生产守则”｡另外,在1999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号召全球企业的领导者“采取并参与”《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该契约涵盖了国际化经营活动在人权､劳工以及环境领域的9项基本原则,该契约实际上也是一部对跨国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约束的“行为守则”｡

六､结束语

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思想的发展和传播与其他一些知识体系的形成｡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例,它主要是建立在“经济人”的核心概念之上,通过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的工具进行着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的逻辑演绎,从而构建起一座气势宏伟的“经济学大厦”｡而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则恰恰相反,主要是基于对企业行为异化给社会造成的种种危害的反应,而非说理严密的理论构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和普及得益于其严密的逻辑演绎,强大的说理和解释能力;那么,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过去百年的发展和深入人心则主要是由社会现实推动的,而非理论演绎的结果｡虽然在20世纪末,借助于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学说和企业伦理学等的发展,这一思想的理论化进程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本文认为它依然没有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内核,并基于此构建起完整的理论体系｡

当然,本文的宗旨并非去否定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理论化的作用和意义,恰恰相反,目前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突现出的一些困境彰显了这一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等原因,行政干预和法律强制的方法和手段对企业权力和行为的约束受到削弱｡而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对上述方法和手段的一个极好补充｡

参考文献:

[1]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重武,译.看得见的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W•吉帕•维斯库斯,约翰•M•弗农和小约瑟夫•E•哈林顿.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Berle Adolf A,The 20Century Capitalist Revolution,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54,p169.

[4]Weiner. J. L,The Berle-Dodd Dialogue on 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Columbia Law Review,1964,Vol.64(8),1458-1467,p1467.

[5]Ullman Arieh A.,Data in Search of a Theory: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Performance,So-cial Disclosur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U.S.Firm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5,Vol.10(3),540-557.

[6]乔治•弗兰克尔,著.王雪梅,译.道德的基础:关于道德概念的起源和目的的研究[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7]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8]Morskowitz Milton R.,Choosing Socially Responsible Stocks,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1972,Vol.1,71-75.

[9]Pava M and Krausz J,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ion Social-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Paradox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996,Vol.15(3),p321-357.

[10]Shankman Neil A,Reframing the Debate Between A-gency and Stakeholder Theories of the Firm,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999,Vol.19,319-334,p327.

[11]霍尔斯特•施泰因曼,阿尔伯特•勒尔,著.李兆雄,译.企业伦理学基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2]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姚从容.有限产权交易制度下的循环经济――以电子废弃物为例[J].生态经济,2006,(12).

[14]欧文•拉兹洛,著.杜默,译.巨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15]阿奇 B•卡罗尔,安 K•巴克霍尔茨,著.黄煌平,李春玲等,译.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