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知识逻辑与知识的政治逻辑

[摘要]暴力、知识与财富历来是政家必争的中心场域，三者整合成总体统治优势。知识统治与暴力统治、经济统治始终相互交织，知识流散导致权力流散，知识极权推动政治极权。故而。既不存在无知识基础的纯粹暴力、纯粹经济，也不存在独处于政治真空的纯粹知识。就政治的知识逻辑来看，统治秩序与知识秩序同构、政治神秘化与知识抽象化同构。就知识的政治逻辑而论，政治主题规定了知识主题、政治征用决定了知识兴衰。故惟有参照知识逻辑与政治逻辑，才能把握当代政治文明的脉搏。

[关键词]政治哲学　知识逻辑　政治逻辑　知识权力　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027―06

长期以来，学术界重视政治的暴力基础、经济基础而忽视其知识基础，注重政治的暴力逻辑与经济逻辑而轻视其知识逻辑。其实，无论古今中外，知识历来是政家必争之地。暂且不论政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知识基础，单单就其暴力基础而论，暴力并不是现成不变的，它的爆发、凝聚、开发，离不开道义、信仰、科技等知识要素，否则，暴力也就毫无威慑力可言。此外，若就政治的经济基础而论，无论是古典自然经济、现代工业经济，还是当代知识经济，亦皆有其特定知识基础，否则，经济也就毫无增长与变革可言。因此，只有统揽政治的知识逻辑与知识的政治逻辑，才能深切理解政治文明的演进发展史。

一、问题的提出

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正义?

在60亿地球居民中，大多数人仍终日为面包而四处奔波。对这些芸芸众生而言，这些问题既不令人动心。也颇难令人动容。求生之急迫，总能压倒求知之渴望。迫于生计者对饭碗的关心，总是既远急于也远高于真理，他们无暇、无缘亦无力参政，宁愿操心迫在眉睫的柴米油盐，也无闲心捉摸远在天边的政治。更何况，即使以卖弄知识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此激烈争执了几千年，制造了上百个“知识”、“真理”、“政治”、“正义”概念，居然也还没有一个定论。所以，不如干脆让他们继续去操心吧。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问法，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在分配面包时，谁该多得?谁又该少得?谁该活得滋润一些?谁又活该落魄一些?对于这些关乎生计的问题，大多数人皆无法不动于心了。于是，按信仰、道义、法律分配，或按权分配、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众说纷纭。当然，在天下温饱太平时期，这些问题多少仍有些无关紧要，那些优游从容的人依然可以无动于衷。然而，一旦社会陷入大动荡与大冲突，这些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尖锐。谁是人?谁不是人?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谁是合法公民?谁是非法异族?谁可以活?谁又必须死?这些问题切中要害，既关乎经济利益认同，又关乎政治身份认同，不仅利害牵连，而且性命攸关。因此，即使是愚夫愚妇，也无法置身事外了。于是，坐立不安的人们，纷纷放下手头的活计，激烈地动口吵闹起来，你来我往，歧见纷争。有人动情，有人动容，有人动气，有人动怒，甚至一向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们，也难免动手动脚，乃至动枪、动炮了。

可见，即使人们毫不在意“什么是知识与政治”等抽象课题，却终究无法对那些生死攸关的课题无动于心。更何况，求知源于求生，一切知识都是生命之知，它要么关乎大自然生命(自然科学)，要么关乎人类生命(社会科学)，都是生命关联之再现、生命感悟之表达。当然，大自然是人类血肉相连的母亲，人与自然同处一个生命共同体，其生命本质上是一个生命。所以，两类知识内在一体相通，一分为二乃是学理分析之需要，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现代分裂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旦消灭了资本的异化统治，“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一切知识都反映着人类的生命冲动，无论它采取抽象或感性、直接或间接、神秘或世俗的形式。皆无法改变其属人的政治本质。

这是因为，知识的本质乃是人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一方面，知识决定了人与大自然的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天人合一导致主客一体，天人二分则引发主客对立。另一方面，知识规定了人与人的权力关联与身份认同，这既包括伦理身份、法律身份、宗教身份的认同，又包括国家身份、民族身份、党团身份与个体身份的认同。所有这些身份认同，都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政治身份认同，从而或近或远地规定了社会统治秩序。当然，按照大体历史分期，人类知识史经历了玄远神学、理性哲学、实证科学三个阶段，它们建构了高度异质的身份认同和世界秩序。其中，神学依照创世说并从“神一人”关系建构世界秩序，哲学遵奉理性为最高法庭的最高法官并依照抽象理性来构筑世界秩序。实证科学则依照公理公意来构建世界秩序。

但是，无论是神道设教，还是理性立法，或是科学立国，三者异曲同工的枢纽之处，在于“谁有资格通达并裁定真理”的知识和“谁有资格依照真理进行统治”的政治。是否承认每个人的知识与政治，构成了野蛮政治与文明政治的分水岭。野蛮政治臆造了“精英真理一大众意见”的对立，既否认平民百姓通达真理的知识，也因此否决了其政治。文明政治则抛弃了“精英真理一大众民意”的古典对立，确立了“民意至上”的现代民主原则，不仅承认普罗大众的知识。而且承认其政治。因此，知识极权导致政治极权，知识民主推动政治民主，这是马克思、阿伦特、斯特劳斯、哈贝马斯等著名政治学家所一再阐明。

马克思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拨开了各色意识形态迷雾，既洞穿了政治的经济基础与经济逻辑、暴力基础与暴力逻辑，也洞见了其知识基础与知识逻辑，从而依照这三重逻辑照亮了人类全面解放之路。在他和恩格斯看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遗憾的是，这段名言既被广泛引用，也遭到了广泛误读。

毋庸置疑，马克思更侧重政治的经济基础和经济逻辑，但绝对不可以因此无视其知识基础与知识逻辑。否则，就难免重蹈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的覆辙。其实，哪怕就资本统治的经济基础与经济逻辑而言，一如《资本论》所阐明的，自从资本走上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之路后，它就已从依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原始资本脱胎换骨为以科技理性为知识根基的现代资本。

更何况，身为以“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为乐的当代思想家，马克思非但没有轻视知识基础，反而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本统治的知识基础并建立切近本己的新知识基础。否则，共产主义运动将难免“有政权革命而无政治革命”的终局。为此他再三强调：“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这里的“哲学”不是“见物不见人”的旧哲学。而是“由物见人”并“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的当代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与资本帝国的经济基础相比，作为其知识基础的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拜物教，不仅

更为隐蔽，而且更为巩固，甚至大有侵蚀并淹没无产阶意识的危险。因此，为了避免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在全力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和斯密的资本拜物教之余，他还在《哲学的贫困》中痛批了蒲鲁东式“工人领袖”所代表的隐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不无自嘲地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尤其在其晚年，马克思不顾恩格斯等人的劝阻，公开祭出《哥达纲领批判》以回击拉萨尔式“工人领袖”毫无原则的退化之举。当然，这种既不愿看见又无法避免的“内战”，令马克思万分痛苦，无奈之余，他亦只好诉诸良心：“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无视马克思的良苦用心，依然故我地偏重政治的经济逻辑而忽视其知识逻辑。其实，马克思讲得很清楚，无产阶级既要重视其知识经济基础的创新，也要重视知识基础的创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因此，就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类本质而论，知识创新能力远比暴力更能集中体现人类的创造灵性、勃勃生机与无限发展空间。在此意义，知识创新能力既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命力”，更是“第一政治权力”。

二、政治的知识逻辑

依照古中文字义，政者，正也；政治者，正义之治也。依照古希腊文字义，“政治”乃指以正义与美德为最高诉求的城邦公共生活。两者异曲同工。均表明政治绝非庸俗政治学所谓“裸的暴力统治”，而是虽依赖国家暴力机器但仍始终奠基于“合法性知识”的生命共同体。庸俗政治学的最大流毒，乃是将“政治”混同于“政府”或“政权”，而不是将其理解为更为深远厚重、正义美好、卓越良善的公共生活。其实，稍有政治常识者都知道，“政治”既远远高于也远远大于“政府”。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政府都必须“讲政治”，设法宣扬并谋求最低限度的“正义之治”，否则，就无异于政治自杀。

当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人类解放乃是一个由“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演进至“自由个性个人”的漫长历史过程。故所谓“正义良善、卓越美好的公共生活”。其标准、规模与边界都是历史而具体的，其实现也是曲折渐进、历尽艰辛的，乃至一再上演“以卓越美好之名、造万恶不义之孽”的悲剧。但是，所有这一切，既不能改变“建设正义良善社会”这一政治母题，也无法修改“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政治铁则，更无法阻挡当代政治文明之大势所趋。在历经百般磨难与历练之后。人类追求正义良善生活的政治意志愈挫愈勇，其政治才智亦越发全面、深沉、成熟。

作为当代政治学家，阿伦特曾若有所思地指出：“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找到合适的说辞。真要说的话，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马克思对此并未特别精雕细琢，也不是始终明确，但是它产生的冲击力要比那些精心论述的理论产生的影响的总和还要大。”一旦重新立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我们就能发现政治的暴力逻辑、经济逻辑与知识逻辑是内在共生，三者缺一不可，不能偏废。暂且撇开前两者，单单就政治的知识逻辑而论，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三个基本结论：

其一，知识的抽象化与政治的神秘化同构，知识极权导致政治极权，知识民主推动政治民主。“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当然，在不同时代，统治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各有不同。神权政治以神道设教，企图以“替天(神)行道”的知识话语建构“君权神(天)授”的统治秩序。近性主义政治则妄图以“绝对理性”的知识话语建构“国家一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统治秩序。两者均力图将知识抽象化、神秘化，鼓吹只有少数“通神(天)教主”式的知识精英才能通达并裁定真理，故必然经由知识极权主义通达政治极权主义。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因此，只有彻底批判了资本这一“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无产阶级才能摆脱神学专制主义、理性专制主义和资本拜物教。经由知识民主而通达政治民主。

其二，知识秩序与政治秩序同构。古往今来，无论是人对大自然的统治，还是统治阶级对受治阶级、领导国对依附国、执政党对在野党的统治，或是社团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统治，一切统治皆奠基于统治者的知识优势。以知识优势为基础的统治，既更为高明而无形。又更为坚固而久远。因此，统治秩序必然是一种“知识秩序”，两者既大体同质又基本同构。单单就统治者与受治者的知识关系而论，既无全知全能的统治者，也无纯粹无知的受治者。即使终日“在无知的泥坑中打滚”的愚夫愚妇，其实也有着比学富五车的书呆子更为丰富真切的谋生知识。当然，因社会分工、生存境遇、学习机缘之不同，各人之间确实有知识能力大小之分，但并无“有无”知识能力之别。更何况，脑力与体力的劳动分工，既非天然，也非命定，甚至亦不彻底。故一旦建立“统治一受治”关系，统治者力图全面认知受治者，受治者亦设法深入认知统治者，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知识竞争关系。一旦“受治者对统治者的知识”整体上优越于“统治者对受治者的知识”，那么知识昏庸必然导致政治昏聩，知识秩序翻转必迟早引发政治秩序颠覆。个人之间如此，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党派之间、社团之间，也莫不如此。越是在历史大动乱、文明大冲撞时期，上述逻辑就越为清晰可见。

其三，政治的暴力逻辑、经济逻辑与知识逻辑同构。暴力、财富、知识历来是政争中心地带。暴力从来不是“裸的”，它并非纯粹是约瑟夫・奈所谓“硬权力”，暴力极易凝聚，亦极易瓦解，其产生、集结、开发与提升，离不开伦理、道义、律法、信仰、科技等知识要素，否则，它就是动物蛮力，而不是政治权力。当然，“纯粹经济”也是神话。各人身处的自然环境差异必然导致自然知识落差，它迟早会转变为“生产(权)力落差”并导致生产资料所有权差异，从而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故无论自然经济、工业经济，还是知识经济，亦皆各有其特定知识基础，否则，经济力只是天然的肥力、蓄力、人力，而非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全球殖民乃是现代政治的母题，资本家与“知本家”联手构建了现代政治同盟，一切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知识形态，皆惟有在此政治母题的照耀之下方能得到深入而恰当的理解。“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的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因此，只有回归“由物见人、由物见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起切近本己的暴力基础、经济基础、知识基础，从而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

三、知识的政治逻辑

毋庸置疑，国家暴力机器历来是政家必争之物，任何政权都依赖于其暴力基础。尤其是在“王侯将

相本无种”的野蛮政治时代，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军权”直通“君权”，一旦军权在手，立马江山易主，一旦军阀割据，立马君王遍地。但即使如此，政治亦只有暴力过度与适度之别，而无“纯粹暴力”或“无暴力”的政治。一旦完全诉诸暴力，陷于“一切人与一切人的战争”的人类就毫无政治可言。只有在“以理服人”的知识之光照耀下，人类才能走出“以力服人”的暴力丛林，才能进入宣扬并谋求最低限度“正义之治”的政治时代。

但是。完全“以理服人”的“无暴力政治”也纯粹是神话。一旦完全诉诸知识理性，人类就会陷入“有争论而无定论”的知识丛林。知识既非现成固定，亦非自在不变，更非自主自足，它只能由“知识分子们”生产出来。包括“什么是知识”在内，一切知识解答均难免百家争鸣、分散流变、争执千年亦无定论的命运。知识最为内在、根本而无法自我克服的困境，在于它极易深陷“知识的知识、真理的真理、理性的理性、根据的根据、前提的前提”之类无限恶性循环的质疑而无法自拔，包括康德和黑格尔各自夸耀的“纯粹理性”与“绝对理性”在内，任何知识皆无法赢取足以说服一切人的最高终极权威。因此。在知识纷争的范围之内，任何解答都注定只是暂时、局部、特定的共识，所谓“人类共识”或“全民共识”纯粹是滥用全称判断的独断论。所以，知识解答要么最终诉诸于终极之神或超越之天，要么诉诸“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式的政治决断。

可见，一旦走进莫衷一是、以理服人人不服的知识丛林，人类就会深陷理论纷纭、无所适从的生存泥潭。现实生活固然渴求尽善尽美的理论指导，但更需要当机立断、有利有弊的政治决断。所以，只有既以理服人又以力服人的“政法”生活，才能引领人们走出暴力丛林和知识丛林。自现代人将上帝(泛指超越的神或天)幽禁于信仰地带之后，政治走上了将暴力和知识都纳入到法治轨道的文明之路，暴力和知识的政治治理，成为政治文明构建的两大枢纽。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知识演进并无独立自主的逻辑，它只有在感性的政治实践中才能得到深切理解。大略而言，知识演进遵循下列三重政治逻辑：

其一。政治主题规定了知识主题。就整部人类史看，“正义美好的良善社会何以可能”，这既是政治的母题，也是知识的母题，更是政治学的母题。求知源于求生，一切知识都反映了人类改善生活、全面发展的生命冲动。故无论原始巫术、中古神学，还是近代哲学、现代科学，都以此为知识母题。当然，正如当代思想家一再批判的，即使现代科学亦有引发生态灾难之类的负面影响，但这一切只关乎知识完善问题。而无法改变知识的属人本质。世间既无全知全能的天神，亦无先知先觉的圣贤，人类注定要走一条后知后觉、渐次成熟的道路。当然，若就历史分段而论，不同时代的政治主题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知识主题。原始之人无依无靠，只能借助巫术或泛神论来迎接大自然的挑战，巫教政治与巫教知识得以互相成全。稍有依凭的中古之人理性初萌，于是利用古典理性编织出一神教，人类知识仍只好穿着“神学(天道)之知”的外套，神权政治与神学知识得以珠联璧合。经过千年万载的日积月累，近代之人终于大体走进“人类理性自己立法”的理性时代，理性政治与理性科学得以相映成趣。但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契合于资本全球殖民这一现代政治主题，现性知识才得以飞黄腾达，两者注定要分享同一部盛衰史。故而，只要无法在生态毁灭与人性毁灭的沙滩上构筑当代政治文明，人类未来解放就注定呼唤新一轮的知识启蒙。

其二，政治征用决定了知识兴衰与知者荣辱。知识如大海般纷繁芜杂，不仅各学科门类之间存在竞争。各学科内部也是流派林立、壁垒分明。此时，一旦政治权力介入，“知识正确”之争就会变为“政治正确”之争。“知识之争”就会变为“官学－民学、显学－隐学、新学－旧学、神学－人学”的政治争斗。因此。“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个著名政治史例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知识兴衰并无自在逻辑，而是取决于统治者对民间学说的征用，一旦某学某派被封为“国教”式的官方意识形态，立马成为身价百倍、飞扬跋扈的“显学”。否则，一旦政治失宠，就只能名落孙山、失魂落魄。无论基督教、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各式宗教，还是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色现代知识，都难逃上述逻辑。显然，若无资本全球霸权，所谓“经济学霸权”就只能是白日做梦。同理，广义“知识分子”的荣辱，不仅应在学术史中得到解释，还应在政治史中得到理解。正如后现代思想家所阐明的，一旦人类重写政治史。就必然会重写思想史，届时，思想家英雄榜也要重排座次。尤其在全球资本帝国空前繁盛的今天。亚当・斯密式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然万般荣耀。在生态环境危机与社会经济危机的夹击之下，一旦资本面临全球崩溃，那些被奉为现代神明的思想家恐怕也将暗淡无光。

其三，政治统治决定了知识管制的内容与方式。一切政治统治，都奠基于关于国家、民族、阶级、党团、乡土、个人的政治身份认同，而不同学说与流派所建构的政治身份认同与统治秩序是极度不同乃至完全对立的。因此，建构政治身份认同是统治的枢纽与灵魂，一旦知识关乎政权的天机、生机、先机与命脉。统治者就务必各取所需地对知识进行政治管制。正如元朝统治者因忽视儒教基础而导致政权短命一样，或如康熙等大清统治者因注重儒教基础而维持三百年江山一样，无论异族外来殖民，或是本族精英统治，对知识管制的轻视或重视、近视或远见，决定了统治的难易与寿命的长短。作为权力中的权力，知识既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源泉；它既行使权力，又创造权力；既承载权力，又颠覆权力；既破解权力的秘密，又重为权力贴上封条。因此，知识既是政治法宝中的法宝，又是政治禁忌中的禁忌，岂可不严加管控。当然，围绕统治合法性这一焦点，历代政治之知识管制的内容与方式亦各不相同。在神权政治时代，最大的政治禁忌是触犯神学天条，但凡胆敢诋毁神教、妖言惑众、私测天意者，则万死犹有余辜。在理性政治时代，宗教禁忌与伦理禁忌逐步让位于国家禁忌、政忌、种族禁忌、法律禁忌、产权禁忌、人权禁忌，它们已被资产阶级政治学家高度神化。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要消灭国家、阶级、政党、民族，届时，获得全新政治身份认同的人类才能实现全面自由发展。

总之，一部人类政治发展史，乃是一部知识政治化与政治知识化相互激荡的历史，一部暴力斗争与知识战争相互冲融的历史。唯有重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野，我们才能在实现“哲学的政治自觉”之余，实现“政治的哲学自觉”，既更加切近政治与知识的真相，也更加切近当代人类的生存真相，从而全面推进当代政治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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