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积累:研究综述

一直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的研究着眼于社会保障与储蓄率的关系，而人力资本理论为社会保障的研究拓宽了范围，将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联系起来，本文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和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分三个方面综述了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数量、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质量、社会保障管理与人力资本。基本结论主要有：无积累的现收现付制降低生育率和劳动力流动率，但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企业在职培训，从而提高经济中的人力资本水平；社会保障的管理重心应从财务收支平衡转向就业和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发挥社会保障从源头规避社会风险的功能。

关键词：社会保障；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5－0061－07

20世纪上半叶经济大危机过后，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将社会保障用于宏观经济的需求管理上，通过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人们的有效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理论界也日益关注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新古典增长模型验证了无积累的社会保障阻碍人们养老储蓄，抑制了经济增长，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现收现付制由于降低增长损害下一代利益而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而新增长理论的出现说明经济增长并不仅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主要的促进作用。一旦考虑人力资本，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明显不同了。许多经济学家利用卢卡斯模型和跨世代交叠模型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即无积累的现收现付制促使经济产出更高。鉴于已有学者对社会保障与宏观经济中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已做出了比较充分的总结，本文将对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的联系进行综述。下面我们将按照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数量、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质量、社会保障管理与人力资本三条线索分别进行综述。透过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我们可以探索一条研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新的路径，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思路。

一、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数量

(一)社会保障与生育率

自20世纪80年代家庭经济学创立以来，社会保障对生育率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就不断地出现在经济类的学术刊物上。最近，Ehrlieh和Kim(2006)运用57个国家32年的数据分析了现收现付制对生育率的影响，发现伴随着养老待遇水平和现收现付制缴费率的上升，净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在下降。他们的结论是现收现付制是导致这些国家，尤其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利他主义和遗赠动机是分析社会保障对家庭生育决策影响的重要变量，利他和非利他模型关于社会保障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不同的。

不存在利他主义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助是由社会规范来推动的，但这对生育决策没有什么解释作用。与社会学家不同的是，经济学家将子女作为家庭的消费品或者父母的养老资产，按照成本和效用的边际原则来解释生育决策。贝克尔认为如果父母缺乏利他主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供养替代子女供养，那么子女对父母重要性降低，使父母感到子女的纯费用增加了。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促使父母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降低了生育率。Cremer，Gahvari和Pesfieau(2006)认为现收现付制下家庭生育行为具有社会正外部性，如果这种正外部性不能内部化，会导致人口增长水平低于最优水平。有子女、子女多的父母一方面在年轻时缴费，同时还要支出抚养子女的成本，另一方面抚养的子女在下一期为养老保险缴费；而子女少或无子女的人不用承担第三部分费用，少支出或不支出第二部分费用。能够“搭便车”使家庭生育率下降，从而使社会生育率低于最优生育率。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制定一个养老待遇水平更高、缴费率更低的现收现付制度，使多子女的家庭得到养育子女额外开支的补偿；同时，将养老保险缴费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在社会可观测其投资水平的情况下)或子女的数量(在社会不可观测其投资水平的情况下)负向挂钩。由此可见，如果父母是自私的、非利他的，社会保障替代了子女的养老功能，增加一个子女的边际净收益下降为负值，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父母会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使社会生育率下降。

存在利他主义的情况下，父母的效用函数中考虑了子女的福利，子女福利的提高会增加父母的效用。因此，父母有激励向子女转移更多的资源。经济学家所建立的利他模型是将子女的数量和质量替代关系引入父母的决策中，解决生育率的数量一质量转换的分析框架。Zhang(1995)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近两个世纪生育率不断下降而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尤其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建立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来。他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分析存在利他主义和遗赠为正时，如果父母不是更偏好于子女数量的话，提高无积累的社会保障税率可以降低生育率，并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增长；而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对个人的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不产生影响。Alders和Bmer(2005)分析了存在利他主义的情况下，父母以遗赠的形式向子女转移资产，从而降低了年轻一代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缴费负担的降低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增加，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加大，生育率因此会下降。贝克尔在十多年前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以社会保障税为筹资方式的情况下，利他主义的父母为了减轻子女的纳税负担，向子女遗赠一部分资产。子女数量增多则每一个子女得到的遗赠会减少，因此利他的父母会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以保证每一个子女得到足够的遗赠。从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社会保障税减少了家庭税后收入，间接地降低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但是利他的父母往往选择提高子女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从而促使生育率下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社会保障与退休决策和劳动力供给

Gmber和Wise(2004)指出，在除了冰岛和日本的OECD国家里，60至64岁男性的劳动参与率至少下降了25％。荷兰从1960年的84.7％下降到2000年的19.1％，法国从68.7％下降到17.8％。美国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相对缓和，从1960年代的82％到1990年代中期的53％；日本的下降较小，从83％下降到75％。退休年龄的降低，加大了赡养率，使老龄化带来的现收现付制度的财务危机进一步恶化。那么社会保障是否是提前退休的影响因素?目前的研究从两个方面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强制地将年轻时的收入部分地转移到年老时，使闲暇的机会成本降低，老年劳动力会选择较早地退休。另一方面退休决策是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在评估了未来的工资和养老金收益后，按照一生预期收入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确定的，因此养老保险收益与退休年龄之间有负相关。Gruber和Wise(1998)的研究显示社会保障收益越高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越低。虽然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发现社会保障促使提前退休或者养老金增长对提前退休趋势的作用很小，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社会保障

与提前退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社会保障从两个方面影响人力资本的数量：生育率和退休决策。非利他的父母认为社会保障替代了子女的养老功能，子女的边际净收益降低，从而减少了生育子女的数量；而利他的父母要向子女转移资产，子女数量与人均获得的遗赠是负相关的，因此父母更倾向于用子女的质量替代子女的数量。社会保障增加了一生的收益，而且领取养老金时间越长生命周期收益越高，从而促使人们提早退休。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减少了人力资本的数量。但是下面的研究显示，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质量

(一)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

我们将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关系的研究分为三条线路。

第一条线路是从利他主义和遗产动机出发。利他行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提高子女福利来增加父母效用的利他行为，另一类是纯粹的、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首先，正如上面提到过的，当父母将子女的福利计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为了减轻子女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也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用，父母向子女遗赠。这里的“遗赠”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向子女转移资产，这样可以提高储蓄率，削弱现收现付制对储蓄的“挤出效应”；二是向子女转移人力资本，父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子女未来的工资收入。除了这种利他行为，Losada(2000)还分析了纯粹的利他主义，即父母从赠与行为中而不是子女的福利中得到效用。在纯粹利他的驱动下，父母会增加储蓄，使经济中的储蓄大于物质资本，而超出部分就是人力资本。他认为无积累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税收减少物质资本，促进增加人力资本；与此相反的一个效应是，社会保障税会减少家庭税后收入和人力资本投资；而当人力资本在产出中占重要地位时第一个效应占优势。因此在现代社会愈来愈重视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基于工薪税的无积累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第二条线路是从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外部性出发。众所周知，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其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如果不将这种正外部性内化，教育投资水平无法达到最优值，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出现不足。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无积累的社会保障可以有效地解决教育投资的外部性问题，从而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Sinn(1998)研究了家庭成员之间教育投资的外部性问题。他认为受教育的子女可能拒绝为父母养老缴费，使父母无法得到全部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因此这种道德风险将导致父母减少教育投资。而无积累的社会保障制度迫使子女一代必须为父母一代养老缴费，将教育投资的正外部性内化，从而削弱道德风险，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投资。Kemnitz和Wigger(2000)也证明了无积累的社会保障可以补偿教育投资的正外部性。父母进行教育投资，不仅可以提高子女未来的收入，还可以增加未来的养老金收益。无积累的社会保障用养老金补偿了教育投资的正外部收益，使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提高，有助于家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虽然父母的养老金并非出自自己的子女，但社会保障制度将代际之间松散的“隐性契约”变为强制的显性合同。从宏观上可以看出，以代际互济为特征的无积累社会保障是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

第三条线路是从人力资本投资净收益率出发。Merton(1983)指出由于人力资本未来收益不确定且无法通过资本市场交易来分散风险，养老保险提供一种保险机制，通过养老金回收全部的人力资本投资报酬，从而刺激人力资本投资。除了利他动机以外，因为子女要赡养老人，所以父母愿意为子女教育投资。而社会保障削弱了父母对子女养老的依赖，导致父母减少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后来的研究多数从是否与收入关联的角度讨论不同社会保障模式对人力资本的影响。首先是讨论与子女工资收入关联的社会保障制度。贝克尔(1994)认为养老金是父母向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回报，父母一代给予的人力资本投资越多，子女一代的收入越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越多，父母的养老金水平就越高。由于现收现付制确保了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父母有激励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次是讨论与社会工资水平关联的社会保障制度。Bellettini等人(1999)分析了由于现收现付制下养老金的数量与工资收入挂钩，公众将支持政府用于经济增长(包括教育投资)的公共支出，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社会平均工资率，增加未来的养老金。而在基金制中，个人养老金与社会工资无关，公众则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用于养老保障的转移支付，而不愿政府加大公共支出，从而削弱了人力资本投资。再次是讨论与个人工资关联的社会保障制度。Zhang(2003)论证了如果社会保障收益完全依赖于个人收入的话，提高无积累社会保障制度的税率或在税率一定时提高收入关联部分的比例，对生育率产生负向影响，对个人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赖德胜等(2004)证明了因为在个人账户中，个人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和其退休前的工资相联系，这意味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获得较多的养老金，而较高的工资水平又取决于较高的人力资本。因此提高个人账户比例有利于推动人力资本投资。

(二)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迁移

一般认为社会保障覆盖群体的流动性比未覆盖群体的流动性差，但对这种现象的成因却有不同的解释。Allen，Clark和MeDermed(1988)的实证研究发现，养老保险覆盖群体流动率低的原因是变动工作所带来的资本损失(capital Loss)大于收益。待遇确定型(Defined Benefit，简称DB)的养老金收益与工作年限和最后的工资收入相关，缴费确定型(Defined Centribution，简称DC)的养老金收益与缴费及其投资回报率相关。例如美国1986年的税改法案规定保留养老金权利的工作时间为五年(在这之前离开雇主将得不到养老金)，或者工作三年得到养老金的20％，以后每延长工作一年养老金增加20％，工作7年后可以得到所积累养老基金的全部价值。Allen等人的研究认为受益资格(Vesting Provisions)隐含的流动性限制并不重要，他们认为养老金收益与离开工作时的工资水平有关。在相同养老金计划之间转换工作的人，由于有更低的工资边界，因此比那些不换工作的人积累更少的养老金权益。一个简单的测算如下：假设工作期为40年，退休前工资是80000元，以年替代率1.5％计算，一个连续工作40年的人年退休金为48000元(1.5％×40×80000)。假设工作20年后的工资为40000元，那么一个在工作20年后离开原雇主的人退休后每年可以得到的退休金是36000元(1.5％×20×40000+1.5％×20×80000)。二者12000元的差距就是资本损失。考虑到资本损失，雇员的辞职率比较低；同时，雇主又碍于劳动力市场的约束(声誉、法律等)，不能随意辞退雇员以减少养老金支出，解雇率也较低。综合的结果是劳动力的流动率低。相反，DC计划下的人转换工作时不会招致资本损失。因为即使离开原来的雇主，

账户投资的收益一样会记入个人账户的，转换工作的人都可以得到养老基金的全部价值。Gustman和Steinmeier(1990)认为如果要说明养老金的资本损失与低流动率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控制其他影响工资差距的因素。而Allen等人没有充分考虑这一点，从而高估了养老金资本损失对流动率的作用。他们指出如果将延迟支付的养老金作为效率工资的一部分一补偿津贴(Compensation Premium)，把养老金从劳动力流动决策方程的成本项转变为收益项，更能说明覆盖群体低流动率的问题。他们还利用美国的数据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养老金的资本损失对低流动率作用小，而补偿津贴对低流动率的作用大(资本损失增加一个百分点，流动率降低一个百分点；而补偿津贴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率降低八个百分点)；在对调查对象流动率差别的分析中，他们的计量结果是资本损失因素解释了5％，补偿津贴解释了60％。Gustman和Steinmeier还证明了虽然DC计划中没有资本损失，但考虑到补偿津贴，雇员也很少变动工作。

无论哪种原因，都说明了社会保障会阻碍人力资本的迁移。但张祖平(2004)认为尽管企业年金限制了人力资本的流动，并不妨碍企业年金发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相对于DC计划，DB计划更有利于企业增加培训，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由此看来，分析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迁移的影响，不是从筹资模式的差异而是从给付方式的不同人手。现收现付制按照不同给付方式，可以划分为定额费率制(Hat－rate)和收入关联制(Earnings－related)。Poutvaara(2007)区分了这两种给付方式下迁移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从定额费率制国家向收入关联制国家移民，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而那些预备从收入关联制的国家迁往定额费率制的国家将减少人力资本投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收入关联的社会保障能够促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三)社会保障与健康保健

健康保健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形式，与社会保障也有着重要的联系。Bloom，Canning和Sevilla(2001)将健康作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为发展中国家有比工业化国家更多的体力劳动者，健康可以使工人从体力上和精神上都更充满活力和精力充沛，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健康，意味着平均寿命更长，而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率有正的效应。计量结果显示平均寿命延长一年，产出增长4％。世界银行倡导的“五支柱”社会保障模式，将健康保健作为老年生活保障的第五个支柱。理论界也将社会保障用于弥补风险损失的功能转向风险发生的事前预防，因此社会保障管理的核心就转向了包括健康保健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上。梅尔和劳赫(2004)指出政府在卫生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在扩大基础教育的同时，社会保障部门可以通过对私人提供的卫生保健服务给予资助，以此来有效改善国民健康。其中增加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是改善国民健康最有效的手段。这是因为穷人最有可能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提高健康水平，不仅如此，穷人有比富人更高的健康保健需求。这暗含着通过合适的政策引导社会保障资金用于健康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福利。

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因给付方式的不同而显示出其复杂性。首先，由于DB型社会保障使养老金与退休前的工资收入关联，因此为了得到更多的养老金，人们有激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从这个角度说DB型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有正向关系。其次，在DB型社会保障制度下，离开原来的雇主意味着养老金的资本或补偿津贴受损，这会阻碍人力资本的迁移；而DC型个人账户制可以提高养老金权益的便携性，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迁移。尽管两种给付方式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从DC型养老金的精算方案中可以看出，养老金待遇水平取决于工作期的缴费及其投资收益以及退休后的余命。养老保险缴费总额由缴费率和工资水平决定，因此不能说DC型社会保障与工资没有关系。作为一种间接的收入关联性制度，DC型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还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社会保障管理与人力资本

卡特琳・米尔丝(2003)指出，以财政收益为目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征缴来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导致物质和金融资本的过度积累和人力资本的过度节约，使社会保障资金偏离了为满足社会需求的运行轨道，形成了社会保障基金――高利润企业和行业――工资节约和劳动力――失业、社会不平等、劳动力受损、劳动强度增加――社会需求增加――社会保障基金赤字的恶性循环。可以这么说，追求财政收益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工资节约、裁员及阻碍经济增长，将新的负担强加给了社会。而社会需求是要通过社会支出才能得以满足，这就意味着以利润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损害了自身的可持续性。社会保障制度应将社会支出引向从根本上杜绝不平等现象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化解社会风险。这种新的政策取向应是以促进就业和人力资源的发展为核心，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具体的改革措施有：降低低薪者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改革老年人彻底退休的方式为逐步退休，实行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半日工作半日培训年轻职工，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本；提高缴费下限，削弱企业逃缴费动机，使低收入者能更广泛地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改变以工资收入为缴费基数的做法，以削弱雇主降低工资或减少雇佣量的动机；将金融投资收入、土地增值收益等都纳入到缴费基数中来。

无论是米尔丝或是上面提到的梅尔和劳赫，都将社会保障的管理放在人力资本的提高上来，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还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平等，将社会保障的功能由事后弥补转向事前预防，不能不说是社会保障政策决策者可以借鉴的新思路。

四、结语

社会保障以补偿社会风险损失的功能出现，日益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它通过影响经济中的储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增长理论，丰富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内容，也成为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在筹资模式的选择方面，无积累的DB型社会保障降低了生育率，但推动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模式的受益资格条件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但有利于企业进行在职培训投资。在社会保障的管理方面，社会保障应回归解决社会失衡问题，管理的重心从财务的收支平衡转向促进就业和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全面实施已有十年，改革的成效较明显。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实现了部分积累制，建立了基金的监管体系，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但是社会保障的多元分割、新生弱势群体的保障缺位、基金缺口难以弥补等问题阻碍了新型制度的顺利实施，甚至妨碍了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研究需要新的理论和新的思路。那么，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关系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无疑是可以借鉴和大力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