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信息结构下的激励问题述评

在内生信息结构下讨论激励问题是目前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通过以下思路展开分析：委托人有一项目需要人去实施，人可以在项目实施前搜集有关项目的信息；委托人必须考虑人进行信息搜集获得私人信息产生的激励问题。

关键词：内生信息；激励；信息搜集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5－0055－06

一、引言

激励是经济的本质。目前有关激励问题的讨论大都在外生信息结构下展开分析，即假设人完全清楚某个变量信息，而委托人完全不知道该信息。然而，在实际的许多情形中，人必须通过信息搜集才能获取信息，即人具有的私人信息是内生的。因此，拉丰、马赫蒂摩承认：“对于激励理论的一个批评源自于它的关于信息结构外生给定的假设，而在一个关于组织设计的较为完备的理论中应该考虑信息结构的内生化问题”。

目前对内生信息结构下激励问题的研究主要通过以下思路展开分析：委托人有一项目需要人实施；人在事前不知道项目的相关信息，但可以在项目实施前以一定成本进行信息搜集获取项目的相关信息；委托人必须考虑人进行信息搜集获得私人信息产生的激励问题。从人获得的信息是否影响项目实施的角度，目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1、不管人获得的信息怎样，项目总是实施。由于人是在项目必然实施的状况下进行信息搜集，因此这些研究主要用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 model)讨论人的信息释放问题。在项目必然实施的状况下，委托人委托同一个人进行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如Cremer等研究了委托人如何设计合约促使人在签订合约前进行信息搜集，而Cremer&Khalil等研究了委托人如何设计合约促使人在签订合约后进行信息搜集。当然，在项目必然实施的状况下，委托人也可以委托不同的人分别进行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如Fahad等研究了委托人是否应该将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分离。

2、人通过信息搜集获得的信息影响到项目能否实施。委托人必须根据人获得的信息在期中决策是否实施项目。例如，对于具体的投资计划，基金经理经常需要搜集相关的信息，然后向公司提出建议，公司据此决策进行买卖，而基金经理的收入是基本工资加上业绩考核。由于存在不对称信息，委托人必须考虑，如何激励人努力搜集信息及如实显示获取的信息。由于信息搜集获得的信息对项目是否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常常采用混合模型(mixed model)，不仅应考虑人的信息释放问题，而且要考虑人的道德风险问题。

二、逆向选择模型

逆向选择模型主要讨论信息搜集对人和委托人产生的影响，不考虑信息搜集获取的信息对项目本身产生的影响，这是由于逆向选择模型隐含地认为人的信息搜集是在项目必然实施的状况下进行的。从委托人是否将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分离的角度，逆向选择模型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的研究认为委托人总是让同一个人去进行信息搜集和实施项目，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是不会分离的，文献中把这种状况称为“一体化”(integration)。第二类的研究是在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可以分离的状况下，分析委托人是否需要委托不同的人进行信息搜集和实施项目。文献中将不同的人进行信息搜集和实施项目称为“分离”(separate)。

(一)逆向选择模型：一体化

这些研究认为，人能够以一定的成本通过信息搜集获得信息，但是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必然是一体化的，没必要考虑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是否会分离的状况。人的信息搜集有两种：(1)策略性。人通过搜集信息获取的信息可以提高人在签订合约时的谈判能力，因此信息搜集是策略性的(strategic)。(2)生产性。人获取的信息能够使得人在进行生产时按照成本进行，所以信息搜集是生产性的(productive)。信息搜集有策略性和生产性两种，人搜集信息可以在委托人提供合约前，也可以在委托人提供合约后。由此，根据信息本身的性质和信息搜集的时间这两个维度可以把这方面的问题分为四大类：信息是策略性的并且在合约提供之前搜集；信息是策略性的并且在合约提供之后搜集；信息是生产性的并且在合约提供之后搜集；信息是生产性的并且在合约提供之前搜集。

1、合约提供前的策略性信息搜集

Cremer＆Khalil研究了合约提供前策略性信息搜集的状况。在他们的讨论中，委托人授权人去实施一项目，人有机会在合约提供前以一定的成本获得有关生产成本的信息，但是在合约签订后、生产开始前的时期内，人可以无成本地发现生产成本。委托人和人在开始时都不知道生产的成本。Cremer＆khMil的研究显示，由于人在合约提供前获取信息需要成本，而在合约签订后获取信息不需要成本，因此委托人应该设计合约促使人在合约签订后获取信息，这会使人获取一定的租金。所以，这种状况下的信息搜集应该是策略性的。

2、合约提供后的策略性信息搜集

同Cremer＆Khalil研究不同的是，Cremer＆Khalil＆RochetTM假定人没有机会在合约提供前获得有关生产成本的信息，但在合约提供后有机会进行信息搜集获取信息。

利用Baron－Myerson的分析框架，Cremer等讨论了这样的一种状况：人开始时不具有私人信息，但人有机会在委托人提供合约后但在签订合约前获得有关信息。他们认为，在签订合约前获得的信息也能在签订合约后获得，但人在合约签订前获取信息需要一定的成本，而人在合约签订后获取信息是没有成本的。在委托人提供合约后，人在签订合约前搜集信息仅仅是为了获得租金，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因此，人在合约签订前获取的信息可能是没有社会价值的，这仅仅是人的一个策略行为。

Cremer等的分析显示，如果在合约签订前人进行信息搜集的成本足够大，超过某一值时人不会去搜集信息；如果信息搜集的成本足够小，小于某一值时人一定会去搜集信息；而在这两个值之间，人使用的将是混合策略，即人在合约签订前以一定的概率去搜集信息，在签订合约时人将成为也许是具有私人信息的人。

因此，当成本在一定范围内时，委托人面对的人有可能有私人信息，也有可能没有私人信息。当委托人不清楚人是否有私人信息时，Cremer等的研究发现，委托人提供的合约将具有以下特点：没有进行信息搜集获取私人信息的人也能够获得信息租金，这会导致生产不足(under produce)。由于将具有私人信息的人和没有私人信息的人进行区分要花非常高的成本，因此当成本在一定范围内时，委托人对于具有私人信息的人和没有私人信息的人所提供的合约将是一样的。

3、合约提供后的生产性信息搜集

Cremer＆Khalil＆Rochettsl讨论了合约提供后的生产性信息搜集状况。他们讨论的是这样的状况：一个买者和一个供应商签订合约，买者希望获得供应商所生产的配件。事前供应商不清楚生产该配件的成本。然而，在合约提供后，供应商可以用一定的成本了解该配件的成本。如果他选择不进行信息搜集，他也必须在知道具体的成本前决定该配件的产量(当然，在最后供应商也能够知道自己的成本。这意味着他在签订合约后可以无成本地获取信息)。另一方面，如果供应商进行信息搜集，那么他会根据买者提供合约和信息搜集获取的信息，选择最大化其利润的产量。供应商信息的获取并不能被买者所观察到。由于信息是软的，因此即使供应商能够获得信息，他也很难将此信息以一个可信的途径传递给买者。

利用Baron－Myerson模型，Cremer等认为由于生产商可以在签订合约前获得信息，买者在向供应商提供合约时将面对复杂的权衡。如果买者提供的合约鼓励生产商搜集信息，生产将变得更有效率，这时生产能够按照生产成本进行，生产商会获得信息租金；如果买者设计的合约不激励生产商搜集信息，总体上说生产商无法获得信息租金，生产难以按照生产成本进行，这将是无效率的。Cremer等的研究发现，当信息搜集成本非常低时，在合约提供后人经常进行信息搜集；而当信息搜集成本非常高时，在合约提供以后人不进行信息搜集。由于搜集到的信息能够使供应商(生产商)的生产按照成本进行，因此搜集信息是“生产性的”。

4、合约提供前的生产性信息搜集

信息搜集是生产性的，而且信息搜集能够在委托人提供合约前进行，这个问题在目前的文献中没有得到明确的研究，但是Cremer＆Khalil＆Roehett61认为可以很容易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当信息搜集成本在一定范围内时，人搜集信息的概率应该严格在0和1之间。也就是说，如果人不搜集信息，委托人将提供人事前有效率的合约，但当信息搜集成本很低时，委托人按照人没有获取信息提供的合约会给予人搜集信息的激励；如果人经常去搜集信息，委托人提供人的合约将是Baron－Myerson合约，但当信息搜集的成本非常高时，人就没有激励去搜集信息。Lewis＆Sap－pington的研究接近Cremer等的分析。Lewis＆Sappington的研究发现，如果给予人一外生的概率进行信息搜集而成为有私人信息的人，则当生产成本在一定范围内时，人的产量将是一样的。换言之，生产成本和产量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会使没有进行信息搜集获得信息的人没有激励冒充有信息的人，这是由于一个没有私人信息的人也能够获得信息租金。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没有私人信息的人知道自己不知道。

(二)逆向选择模型：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是分离还是一体化?

如果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可以进行分离，那么十分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委托人是否会让同一个人去进行信息搜集和实施项目。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关于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分离或者一体化的例子。例如，在英国，律师有两大类，出庭律师(barristers)和事务律师(solicitors)。出庭律师负责在法庭上进行辩论，而事务律师则负责向出庭律师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文件。另一方面，R&D则是典型的一体化例子。Dongsoo、Fahad＆Doyoung＆Dongsoot等研究了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是否应该进行分离的问题。

Dongsoo考虑这样一种状况：一个商业项目有项目计划和项目实施两个阶段。项目计划阶段是信息搜集阶段，人通过信息搜集获取的信息是关于项目的成本，当然人搜集信息是有成本的。由于信息是软的，无法进行合约化，因此委托人可能让同一个人进行信息的搜集和项目的实施，当然人搜集信息所获得的支付将依赖于项目实施以后产生的收益。另外，委托人也可能将搜集信息和项目的实施分离，委托不同的人去执行。如果委托人雇佣人进行信息搜集并要求其显示所获得的信息，但委托人又雇佣另外的人去实施项目，则委托人的这种行为会产生分离成本(separationcost)，如信息从一个人转移到另外人的成本，或者两个人之间进行一些必需的协调而产生的协调成本。

Dongsoo的分析显示，委托人将项目实施和信息搜集进行分离或一体化依赖于人报告的信息和分离的成本。同一般逆向选择模型所权衡不同的是，委托人必须在付给人的租金和通过激励人获取信息之间进行权衡。委托人对这种租金一激励之间权衡的最优反应是采取部分的项目分离，委托人可能是雇佣同一个人进行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但也可能委托两个不同的人分别进行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

而Fahad＆Doyoung＆Dongsoo认为，由于人在项目计划中的结果(即获取的信息)是软的，如果项目的计划和项目的实施由同一个人执行，那么实施项目对人在项目计划时获取信息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激励。而当项目计划非常重要时，同完全的一体化相比，进行部分的一体化(partiallyintegrating)将更有效率。Fahad等采用Baron－Myerson的分析框架，他们假设：委托人雇佣人A去搜集信息，人A为此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人A搜集的信息对于项目的实施是有利的。信息是关于项目的边际成本但是不可验证，项目的边际成本服从某分布。如果一体化，则人A依照原有合约进行项目的实施；如果是分离，则另外的人B进行项目的实施。完全的一体化意味着不管人A获得的信息如何，人A都将进行项目的实施；否则就是部分的一体化。同Dongsoo不同，Fahad等认为，部分一体化的存在将成为一个威胁，这种威胁将减少委托人支付给人A的信息租金及委托人面临的道德风险。

另外，Cremer研究了委托人在分离和一体化之间的权衡。在他的模型中，项目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同Dongsoo、Fahad等一样，委托人在决策是否将第二个阶段的执行和第一个阶段的执行进行分离时面临着权衡。由于拥有更换经理的权利(将第二阶段交给另外的人执行)，委托人可以减少租金的支付。然而，由于更换经理，委托人需要雇佣新经理进行第二阶段项目的执行，委托人没有任何新经理的信息，这又将导致效率的下降。Cremer认为，这种权衡将导致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的事前分离。同Dongsoo、Fahad等不同的是，Cremer模型考虑的是租金和效率之间的权衡。

三、混合模型

前面有关信息搜集的逆向选择模型仅仅考虑了信息搜集对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影响，没有考虑信息搜集获得的信息是否影响项目本身。在许多状况下，人的信息搜集不仅对委托人和人产生影响，而且对项目本身也会产生作用。例如，如果委托人必须根据人获得的信息在期中决策是否

实施项目，那么人通过信息搜集获得的信息将影响到项目是否被实施。在这类问题中，委托人不仅考虑如何激励人获取信息，而且应该考虑如何促使人如实显示信息，因此必须采用混合模型讨论此问题。由于解混合模型十分困难，因此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十分多见。Gromb＆Martimortt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拓性，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授权人进行信息搜集的组织问题。

在Gromb＆Martimort的模型中，有决策者(委托人)和一个或者几个专家(人)，专家的工作是获取有关项目的信息。项目在事前是无利润的，也就是说在没有进一步获得信息之前实施项目是没有效率的。专家在获取信息后向委托人显示其所获取的信息，委托人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决策是否实施该项目。由于专家需要花一定的成本去搜集信息，因此专家需要激励。他们假设专家和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并认为专家会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

Gromb&Martimort认为，出于激励人的需要，委托人在设计合约时应该坚持以下的原则：只有在显示的信息被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实或被其他专家肯定时，人才能得到奖励。具体地说，如果专家显示的信息是实施项目，而项目实施的最终状况是失败，则专家应该受到惩罚；相反，如果专家显示的信息是实施项目，项目实施的最终状况是成功，则专家应获得奖励；如果专家显示的信息是不实施项目，专家也应该获得某种支付(这是因为如果委托人在期中没有向人作某些支付的话，则无论是否努力，专家在期中总是偏好于报告项目应该被实施)。

Gromb&Martimort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授权人进行信息搜集的组织问题。为此，他们考虑了搜集两个信号的情形，这两个信号是相互独立而又能够反映项目实施的状况(如果项目实施的话)，获取这两个信号的成本是一样的，并且一样精确。他们假设这两个信号可以同时获取。他们比较了在不同的合约环境下不同的最优组织形式。他们对一个专家获取两个信号情况下的成本和两个专家分别获取信号下的成本进行了比较。他们的研究显示，当不存在合谋时，在一个专家能够获取两个信号的情况下，成本的存在会导致规模不经济，两个专家分别获取一个信号时的成本要低于一个专家获取两个信号情况下产生的成本，两个专家分别获取一个信号占优于一个专家获取两个信号。此时委托人应该雇佣多个人分别去进行信息搜集，而不是雇佣同一个人进行多次信息搜集。但是如果获取信息的个体之间存在合谋时，Gromb＆Martimort认为委托人应该雇佣同一个人进行多次信息搜集，而不是雇佣多个人去进行信息搜集。

四、结语

虽然通过信息搜集获取信息是现实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在内生信息结构下研究激励问题还是一个较新的课题，从开始被关注至今仅有十余年的时间，是一个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的领域。从前面的文献综述部分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大多比较零散，还不十分完善，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例如，Gmmb＆Martimor的研究隐含地认为人是同质的，没有考虑人异质的状况。事实上，在许多状况下，在信息搜集和项目实施中人是异质的，人的能力存在着差异。因此将人的异质性引入到对有关信息搜集组织的讨论将是非常有必要的。

又如，目前对信息内生结构下激励问题的分析都是在完全合约下进行的，而由于不可预见的或有性、订立合约的高成本、合约执行的高成本，在实际中许多合约往往是不完全的。因此，有必要从不完全合约的视角讨论内生信息结构下的激励问题。

再如，目前的激励理论都隐含地认为能力不同的个体具有的保留效用是一样的。但当个体通过信息搜集获取信息，逐步了解自己的能力时，个体可能就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情况调整自己的保留效用。个体在期中保留效用的调整必然会对委托人所提供的合约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内生信息结构下，对个体在期中保留效用调整状况的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