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袭警事件的文化维度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大学制度和全球化。

最近发生在贵州、上海、张家口的暴力事件，以及国外网站刚披露出来的山东拆迁引发的暴力冲突，尽管他们发生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但在一些重要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其相似之处至少有三点，很值得认真思考。

其一，都发生于社会的基层，表现为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与相对应的权力机关发生冲突，不论这个权力机关具体是谁。

其二，从这几起规模较大的事件可以看出，冲突最尖锐、最惊心动魄的那一方面，都涉及到暴力。在哪一方先使用暴力的问题上，百姓与政府各说各话。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和地方官员经常会将首先使用暴力的责任推给老百姓。老百姓则称，首先使用暴力的是对方，而不是他们。

其三，这些事件在刚发生的时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在解决的过程中，有的可能拖了几天，有的可能拖了几个星期，时间长的甚至数月，比如山东的拆迁问题。由于拖延，一个原本很小的事件得不到快速的处理（我这里所说的处理不是没人介入），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和写在纸面上的那些渠道，在事件比较容易解决的阶段没有得到解决。于是，矛盾急剧恶化，最终爆发出来，演变为悲剧性的暴力冲突。规模最大的牵扯到几万人，规模小一些的，比如上海袭警事件也死了数人。

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最近，但毫不陌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的十几年来，我所收集、阅读的国内所谓的案例，只要有足够的信息细节，都发现它们具备以上三个特征。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15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导致社会最基层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不能依法快速、透明和相对公正地处理，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善。从开始的抱怨到后来的暴力，事情一步步升级。这说明，在过去15年来，矛盾的协调处理机制在社会的最基层并没有得到有效改进。

并不是只在今年表现得突出。事实上，导致问题的根源基本上没有得到解决，公正、透明、有效的问题解决途径并不畅通。所以，事情何时发生有一定的概率性，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也有一些可能在一些地方出现后被掩盖起来，根本没有报道。比如7月10日凌晨在网上发现的山东事件，几小时后，网上的相关信息就被封杀了。

于是，小事件、小问题、小矛盾、小冲突演变为中等程度的矛盾，如果继续得不到解决，就转化为大事件、大问题、大矛盾、大冲突、大悲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发生在基层的暴力事件无法通过纸面上的控制得到解决。事件本身不具有多大的可变性，可变在于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将这种事情报道出来，报道到什么样的规模，深入到怎样的细节。

或许，我们有一段时间不能从中国媒体报道中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暴力冲突在中国社会中不再发生了。这是很基本的一点，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这些问题并不是说通过隐瞒就能在现实生活中消失。虽然从报道上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暴力冲突的规模有大有小，我们也不必对之怀太多惊讶。

事实上，暴力事件的发生已经持续了多年。如果事件允许被充分报道出来的话，其惊心动魄的成分比上面提到的几起要严重得多。 这就提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这个国家，能不能够允许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任何一个变化的社会中，不可能没有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区别开来的，是哪一种体制和制度能够对较小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及时、公正的处理，不要让它演变成中等甚至大规模事件。

我们看到的好像是偶发的事件，实际上背后是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中国现实生活中运行的体制，无法对小问题进行比较透明、公正的处理，结果演变为大规模事件，或者规模不大，但暴力烈度大的血腥事件。

中国不能总是停留在这种局面中，非常需要在社会最基层（在农村是乡镇一级，在城市中是一个小的城镇或有几万人口的区域），尽早成立一个机构――居民与警察的联席会议或者联席委员会。这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国外经验，至于名称如何定，可以商量。

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强调的是双方的平等，要建立一个常规的、透明的运行机制。机构产生的一个基本点是人员的产生和来源，比如，警察方面，可由普通警员、小警官和其负责人组成。不过，警察的人员组成是一个单位的事，更重要的是居民一方。因为现有的地方政府在刚才描述的那些事件中，经常不能公正有效地处理问题，丧失了合法性和权威性，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所以，居民代表的产生机制最为关键，不能由地方指派，必须要由居民合法推选。代表必须每两年换一次，就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为保持延续性，换届时不要百分之百地换掉。比如，委员会中的居民代表有9人组成，每两年将9位中的3到6位改选掉，保证其中有3位是上一届的成员。这个机构在本地没有发生大事件的常规情势下，定期召开会议。如果出事，就应立即召开会议，使区域内居民对基层涉及到老百姓与警察等执法系统间的问题和建议，通过这个常规渠道得以反映。

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这个机构给居民的回应要做到公开、透明、及时。

我看过一个研究资料，它收集了国内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4年近6年中公开报道过的全国范围内有一定规模的群体冲突事件，其中，85%-87%都发生在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同居民之间。这里所说的执法部门，既包括正规的公安部门，也包括地方政府雇佣的保安和城管等，老百姓把他们称为“八国联军”。如果能将小矛盾、小冲突尽早通过透明、公开、平等的方式加以通报，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解决，那么很多小的冲突就不至于酿成大祸，抱怨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暴力冲突能够借助于现有的基层民主选举出来的机构吗？假如现在基层民主选举出来的机构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冲突基本上就不会发生。正因为现在一些纸面上的机构不具备在本地真正的代表性和透明性，在处理问题时缺乏快速反应机制，总是“研究研究，汇报汇报”，甚至最后连搪塞的理由都没有。所以，这些机构不值得信赖，他们甚至被腐败和犯罪力量所控制。

上面所说的机制内含了三个特征，一是本地居民有真正的代表性，二是过程透明化，三是有问责制，及时处理、及时回应。有个这三个特征，机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对于机制的建立，与我对中国任何事情的判断一样，都不敢持过于乐观的态度。事实上，一些原本能做的事情早就应该做出来了。为什么没有呢？这说明，在中国做事情是不容易的。（文章经丁学良教授口述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