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考作文范文

时间:2023-10-23 10:28:29

上海中考作文

上海中考作文篇1

【导语】

2018年上海市全市约6.9万名考生赴考。另有0.65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中职校招生入学考试。

上海崇明中考语文考试结束后,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中考作文题。2018年上海崇明中考作文题目为:真的不容易。

2018年上海中考作文题并不算难写,延续了一贯的出题思路,比较接地气;看似平实,实则不乏大气和理性。

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陆继椿表示,这个作文题很有诗意,贴近生活,发挥余地大,让孩子“写得出”,更有可能“写得好”。这个题目很具有时代意义,是上海中考命题组多年积累厚积薄发的好题目。

上海中考作文篇2

芭蕾舞演员精彩的单腿飞转,那是力的旋律;健美运动员块块隆起的肌肉,那是力的线条;赛跑健将风驰电掣般的冲刺,那是力的速度。我却独爱那令人震撼的根之力。

一场大雨过后,我家后院的盆景经过雨水的洗涤,格外美丽,片片嫩叶透着爽人的绿 ,隐隐约约还有几缕清香袭来,是含笑吧,我循着香味走去,低头一闻,咦,怎么没有香味?哦,原来是一旁的兰花。

真扫兴,含笑上个星期已含苞待放,为何又迟迟不肯开花呢,我默默地抚弄着绿叶,忽然发现花盆有几道裂缝,是哪个调皮鬼捣的蛋,说不定就是因为这几条裂缝,才使含笑不“笑”呢!

我找来爸爸,爸爸看到好好的花盆弄破了,也很生气,问我是不是有谁将它打破,我也讲不出个头绪。爸爸只好找来几根铁丝将花盆箍紧。

可是几天后,铁丝松了,裂缝也越来越大,爸爸无奈,只得去买了一只新花盆。

搬来含笑,爸爸像往常一样,在花盆底部的洞里一戳,怪了,盆和花却怎么也分不开。我仔细端详着这盆,除了裂缝外,花盆表面已变得凹凸不平,盆口的圆形也变成了椭圆。爸爸索性拿来铁锤,几下子把花盆锤碎了,这下,我和爸爸惊呆了,花盆里全是浅褐色的密密麻麻的根,哪里还看得见得土啊!

谁都能想到,随着枝叶的繁茂,根也在生长,可谁曾想到,当小小的花盆已容不下根的时候,根会挣扎,根会反抗,根会怒吼,花盆变形了,裂开了,这就是根的力量,一种无形的力量。

我喜欢根的力量,我钦佩根的力量,我为这不屈不挠的精神所震撼。我想,这俨然象征着中华民族喷薄而出的根之力,一定会在属于它的这片沃土上扎根、伸展……

【点评】这篇作文跟夏衍先生的散文《种子的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妙,《种子的力量》是写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着重描写种子生根发芽长大的力能使巨石开裂,象征着民族的坚强力量必将战胜顽敌。这篇考场作文写于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时期,叙述含笑不“笑”而使花盆开裂变形,发现了“象征着中华民族喷薄而出的根之力……”真是一脉相承的新发展,文中叙述雨后的叶色,再循香味,而点出含笑,发现裂缝,两设悬念,最后破盆发现,确实令人意外,十分震撼,两段抒情也就“扎根”很深了。(2001年湖北荆州市中考作文一类卷,满分50分)

试题一、请自拟题目进行作文,题目中必须含有“喜欢”一词。

二、将拟出的题目认真写在下页的横线上。

上海中考作文篇3

作者:陆继椿

中考在即,作文在总分中占有很大的百分比,而考生临场即时写作发挥如何,很难保证,加之作文评分跟其他试题的评分有些特殊,也很难完全标准。因而,无论家长教师,还是学生本人,都希望作文考得把握大些。于是,教师复习则研究作文套路,学生复习则准备几篇作文到时候套上去。

应试作文传统悠久,套作文也古已有之。明清八股取士,研习制文,到考场套中进学得功名者,确不乏人,但这些人即使后来当了官,学问品行也是不足道的,一部《儒林外史》的描写,够形象的了。留下千古名句的文天祥是考取过状元的,我想他的应试文章决不是套现成的有他的《正气歌》作证,也有他的传诵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证。

因而,考试其实不仅考知识能力,还在考人品。升学考试似乎很难从人品去考察,但实际上每个考生都心知肚明。拿到作文题之后,是想某些老师指明的套路,是想自己写过的背过的作文,还是根据题目的要求,从激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入手,去选择和提炼自己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用自己的语言写新文章?前者即使得了高分,人品上是打折扣的,甚至是不及格的,后者即使得分平平(得低分是不会的),可人品上是过了关的。还记得前些年中考之后发表的考生优秀作文有被读者揭发是抄袭的,而写《良师》、《母爱》等作文,不少考生都捏造老师、母亲不幸积劳成疾死了。更令人扼腕的是复旦大学曾开除5名考试作弊的学生。试想进了复旦,高考肯定得高分的,不知当年那篇考场作文,是套出来的,还是抄袭来的。总之劣性难改,人品斯下矣!

在中考之前,凡是作文复习的内容,用各种题目练习写的作文,都像练兵或者像军事演习。实战要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加以发挥,才能取得胜利。中考作文就如实战,你的思想境界,认识水平,文字功夫和生活积累有机结合,形成你的表达能力。你应该充分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而中考作文的题目又具宽泛性,要使每个考生有话可说,有情可抒,根本没有必要去按套路办或者用现成的作文去套。如果深受套路和套作文的影响,更多的是被条条框框套牢,文思受到限制甚至压抑,不仅写不出好文章,而且在人品上输了,留下了隐患,甚至可能步复旦开除的5个学生的后尘。我想,每位考生都不愿意这样,那就需要解“套”进考场了。

上海中考作文篇4

那天,作业繁多,我与李瑶瑶在一起写作业,妈妈在外面看电视。忽然,外面传来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主题曲,我的心里着急了起来:哎呀,这不是我最喜欢看的电视吗?怎么能耽误了呢?可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呢!唉,不管了,看电视要紧,还是先去看电视吧!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收拾起作业,准备往外冲。“唉?慕昕,你这是要干什么去?”瑶瑶一脸的疑惑。“我……想去看我最喜欢的电视。”我对她说道。“慕昕,今天咱们的作业有很多,你不能放一放吗?”她一脸的担忧。“不行!”电视已经开了,我有些不耐烦了。“唉,那……你去看吧!”她摇了摇头,继续写了起作业。

听着灰太狼的最后一句话:“我一定会回来的!”电视也演完了,我笑得前俯后仰,一边回想剧情,一边回了卧室。但卧室的情景使我震惊了起来:瑶瑶竟然还在写作业!而我呢,却在外面看电视!

我的脸顿时红了,也为自己的不爱学习而羞愧。我回过神来,赶紧写起了作业-

喧嚣与繁杂,成了这时代的通病;炒作与呵斥,演绎了诸多的新闻;悄悄地提醒,来得实在正是时候;心灵鸡汤,抚慰了一颗躁动的心灵。

你的真诚,是那么地感人;你的善意,是那么地清纯;你的美德,是那么地高尚;你的一个悄悄地提醒,是那么神奇、那么地能够扭转乾坤。

不需要三令五声,不需要大张旗鼓,不需要声嘶力竭,不需要文山会海,也不需要十二道金牌,更不需要强力推进……只需要你一个悄悄地提醒,就足够改变我的命运。

生活中各种悄悄的提醒大多数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也要认真对待这些悄悄的提醒。不仅要接受、发现他们,并且要传递给他人。

你悄悄地提醒我,我悄悄地提醒你。让我们真正和谐地奔向美好的明天!

上海中考作文篇5

小的时候,特喜欢围着妈妈转。妈妈每次干活时,我就特爱蹲在旁边,瞧着妈妈的脸。妈妈一千活脸就会变红,特别好看;而我一看到妈妈脸上沁出了汗水,就赶紧用我的小手绢帮妈妈擦,每每这时,妈妈就会停下来,笑着亲我一口,这时,她含笑的脸更红,真好看。

渐渐长大了的我。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太精彩,朋友、音乐、明星、服装……形形,常令我应接不暇,于是我不再关注妈妈。这时的妈妈,在我头脑里的印象除了唠叨,就是"不通情理"。记得有一次,因为学校里非常流行穿红色的棉袄,艳艳的,好看极了。望着别人身上的红棉袄,我心里不禁有些痒痒的。于是回家便跟妈妈说:"妈,帮我买件红色的棉袄吧,别人都有!"妈妈笑了笑说:"你那件蓝色的棉袄,不是挺好的吗!去年才买的。孩子,现在不是追求时髦的时候,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着如何把学习--"

"学习,学习,一天到晚你就只知道用学习来压我,从不关心我的想法。我现在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你就知道给自己买好衣服,你真自私--"

"叭",巴掌落在我的脸上,火辣辣的。

"你给我出去!"妈妈的脸变得通红,双手在不停地颤动。

"出去就出去!谁稀罕!"我捂着被打得通红的脸。夺门而出。我心里难受极了,我只是想要一件衣服,这么低的要求妈妈不愿答应我,还打我,还将我赶出家门……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我绝不回去",我暗下决心。可天公偏不作美,待我停下来时,我才发现,夜,是如此阴森,伸手不见五指;风,是如此的刺骨,直往我身上钻;落叶,是如此的可恶,让我总以为有人在走动;鬼魂的传说,是如此的可怕,总在我头脑里晃动。远远的好像听到妈妈在呼唤我,我想应又不愿,呼唤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不久又只有风声和落叶声了。我又冷又怕,不知怎的,这时脑子里老是出现妈妈半夜给我盖被子,雨天给我送伞的情景,脚也不自觉地往家里挪,刚到门口,门"咔"的一声便开了,灯光把妈妈红肿的眼睛传给了我。"妈--"我哭着扑进妈妈的怀里。妈妈将我紧紧搂住,一股熟悉的暖流涌上心头,"孩子,妈错了。妈不该那样待你,更不该打你,妈向你道歉!""不,妈,是我错了,我不该那样对您讲话,是我的错!红棉袄,我不要了"。我哭着说。

第二天放学回家,走进房间,一片耀眼的红闪入我的眼帘。床上,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件漂亮的红绵袄。我愣住了。"孩子,试试看",妈妈走了进来,脸上充满了笑容,说着,帮我穿上了那件我心仪已久的红棉袄。"正合适!"妈妈说着,满脸的满足。猛然间,我发现,妈妈脸上的红润不知何时已悄然离去了。奇怪J穿上新红棉袄后,我内心竟没有一点雀跃之情。不,我不能这样自私,我要补偿妈妈。

这一个学期结束了,当我捧着红色的荣誉证书站在妈妈的面前时,妈妈笑了,笑得那样灿烂,红本本映红了妈妈的脸,还像以前一样美。

"孩子,快许个愿吧!"妈妈的声音把我拉回到现实。

"是,妈妈",我边答应,边偷偷地瞧了妈妈一眼。烛光,映红了妈妈的笑脸,而泪水,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赶紧低下头,闭上眼睛,假装许起愿来。许什么愿呢?不知怎的,头脑里总晃动着妈妈红红的笑脸,对,就许一个愿……

【点评】

这篇文章构思很巧妙。文章以时间为线索,重点抓住"妈妈"的脸色,展示"我"的成长历程,展示母女关系的变化过程。正是这样的构思,使红色拥有了全新的内涵,它是年轻美丽的象征,也是幼稚任睦的一代人成长的标志。另外,本文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小作者善于抓住细节来展示人物特点,如小时候女儿给"妈妈"擦汗珠,体现的是女儿对妈妈的爱;"妈妈"红肿的眼睛,则表现了一位母亲的自责与对女儿的担心。

上海中考作文篇6

[关键词]海洋考古 南中国海区域 海洋经济、文化史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108-06

海洋考古(maritime archaeology)是一门新兴的考古学分支,以前称水下考古(archaeology underwater)、沉船考古(shipwreck & wreck archaeology),其研究中心内容是海洋文化,考察对象是历史时期人类从事海洋活动的文化遗存,包括沉入海洋的船只、器物、城市、港口、聚落与生产、生活遗址,以及被人们作为圣地的水域中的祭品、海底墓葬,乃至濒海地区人们从事海洋活动相关的宗教遗迹、信仰系统,等等。正如英国海洋考古学家马克尔瑞所指出的:“海洋考古学就是人类在海上活动之物质文化遗存的科学研究。……她涉及海洋文化的所有方面,不仅仅意味着船舶等航海技术的遗存。”[1] (P1)

海洋考古遵循陆地考古的一般原则,然而由于主要以水下资料为对象,与陆地考古大不一样的作业环境,使用某些专门技术与多学科交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因而无论是知识领域还是理论方法,都大大拓展并延伸了考古学的研究领域。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考古学家开始关注人类在陆地以外的活动空间所遗留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海洋沉船的调查,不过由于天然局限和历史原因,成功的例子不多。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各国对文化遗产认识的提高,人们开始重视水下考古发现,人类海洋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才有较大进展。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后来在印度、伊朗、秘鲁、墨西哥等国海域,在国际性海上交通港口和海域,不断发现沉船和人类航海活动的遗物,探测发掘曾经繁华的古代海港与海洋聚落遗址。虽然这些考古发现只揭开海洋文化遗产的极小部分,但具有陆地文化遗产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这些开拓性的工作已经充分展示出水下考古的独特内涵和巨大潜力,越来越突显它在考古学中无可置疑的新贵地位。

与海洋考古的先驱欧美相比,东亚海洋考古无疑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海洋考古起步于20世纪7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等海域进行海洋考古与文物调查,发现了一批从秦汉到清代的文物,对南海交通研究有很高价值。[2] (P103) 直到1974年,日本在北海道江差港内对江户时代末期的军舰开阳丸号进行调查,才告别海洋考古空白的历史。80年代以后,东亚海洋考古进展迅速,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过多次颇具规模的沉船打捞与调查工作。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在广东台山川岛、福建连江定海湾、山东长山列岛、辽宁绥中三道岗、广东新会银洲湖等海域进行海底考古探察与发掘,打捞出一批宋、元、明时期的沉船及实物,标志着我国海洋考古工作的真正开始。据报道,从我国东南沿海至南中国海海域,不完全统计的从公元前后到20世纪的沉船超过2000艘。[3] 所以日本学者田边昭三认为,东亚的海洋考古研究,将使这一海域成为不亚于地中海及墨西哥湾的水下考古学的又一处圣地。[4] (P3) 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海洋考古的前景极其广阔。

沉船考古,海洋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是见证不同国家之间外销的或舶来的物质与文化的直接证据,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人类海洋经济活动信息。每一件遗物实际上都体现着历史时期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片段,为历史研究提供难得的实物标本。循着标本透露出来的信息,或者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可以追寻到更多历史事实,以验证历史,发现历史,乃至重构历史。

南中国海是古代东亚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区域。19世纪末以来,该区域海洋历史受到东西方学者的长期关注。有学者认为南中国海是“东方的地中海”,可见该区域在东亚和东西方海上交往中的显要地位。而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情投入,特别是东南海域沉船考古的不断进展,也使南中国海区域海洋考古成为焦点。

1997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Intan)油田海域25米深处海底,打捞到10世纪的东南亚籍海船。据普林斯顿大学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剑桥大学思鉴(Janice Stargardt)教授介绍,沉船的运载物包括:做工精致的戒指、耳环、衣饰、带扣和爪哇金币,铜块、锡块、铅块和青铜器,玻璃,还有珍贵而数量巨大的中国陶瓷、南汉银锭和钱币,对研究南汉与东南亚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年代之早,遗物之丰富,在亚洲水下考古中甚为罕见。[5] (P383-432) [6] (P300-315) 这一条沉船所提供的关于南汉和南海交通的历史资讯及其史料价值,绝不亚于传世的任何一部五代史或南汉史典籍。

1992-1993年,菲律宾国立博物馆在艾尔夫石油公司资助下,与弗兰克・高迪欧领导的欧洲水下考古协会(IEASM)合作,对1600年在加维特港与荷兰商船“毛里提乌斯”号作战中沉没的西班牙商船“圣迭戈”号进行三次水下挖掘,打捞出船体的龙骨、六分仪、金银币、大炮、银制餐具、日本刀护手及枪支、陶瓷器,总数达到34407件,其中陶瓷器5671件,大部分来自景德镇窑和漳州窑。据日本学者森村键一介绍,“圣迭戈”号沉船打捞出来的陶瓷,有福建、广东产的黑褐釉四耳壶、华南三彩牡丹蔓藤粘贴花纹四耳壶、安平壶(白瓷),泰国、缅甸产四耳壶,共621个。其中中国生产的壶占48.5%,泰国占33.8%,缅甸占3.7%,西班牙或墨西哥占10.8%,产地不明者占3.2%。[7]

“圣迭戈”号沉船的发现,再现了早期欧洲殖民者向东方扩张以及彼此间商业战争惨酷的一幕;而中国瓷器畅销世界各地,以价格低廉的普通青花瓷为主,体现了中国瓷器外销的特点。

上世纪90年代,越南考古工作者在中南部海域多次进行沉船勘探与发掘,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所发现的5艘沉船,年代从15世纪到18世纪。[8] (P14、91) 1990年,越南官方与瑞典的潜水公司合作,对南部巴地-头顿(Baria Vuntau)省的昆仑(Con Dao)岛海域进行水下探测。在距离昆仑岛15公里的Hon Con岛海域约40米海底,发现一艘木船船体残骸,长32.7米,宽8-9 米。船上遗留大批瓷器,还有日常用品、各种工具等,总数在3万件以上。

据日本青年学者阿部百里子介绍,船上的中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窑系青花瓷、福建窑系的青花瓷和白瓷、德化窑系的白瓷以及中国制褐釉陶器。沉船上还打捞出刻有干支“庚午”的墨条,另有明代铜钱“万历通宝”24枚,清代铜钱“顺治通宝”1枚、“康熙通宝”4枚,说明这艘沉船是17世纪后半叶载货经过该海域时遇难沉没的。阿部百里子认为,这艘沉船可能为中国商船,目的地是巴达维亚。[9] ①

1998年夏,越南一份报纸头条新闻报道了两位渔民在金瓯角南面海域发现古代沉船的故事。8月份,一支由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胡志明市越南历史博物馆、平顺省博物馆、金瓯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组成的考察组随后进行探察与打捞,在水深36米处把沉船打捞出来。沉船长24米,宽8米,共发现各种遗物13万件,其中中国陶瓷最多。还有386块锌条,每块重15-18公斤,大概用以压舱。另外还有“康熙通宝”钱币、衣物、船骨、金属制品(如发夹、铜锁、铜盘、铜盒)、石质印章、辟邪、砚等。沉船中的瓷器产地有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和广东广州。其中多件瓷器底部印有“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字样,可以确定这艘商船大概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年)出海,航行到金瓯角南面海域时沉没。还有瓷器底部有“若深珍藏”、“祖唐居”、“梁”等字样,[8] (P220、222) 当为居室名号或商家字号,有可能是专门为海外华商订制的。还有多款瓷器画有城市图案,也应该是专门为海外客户订制的。

关于沉船的船籍,研究报告没有明确断定,但从沉船发现的四枚石质印章看,其中一方文字为“潘廷采印”,另有两方为“潘”,还有一方为“孙畴”,此外有赤褐色陶封泥一块。很可能沉船的主人是中国人,与清中期广州潘氏行商(同文行)有关系,是潘家出海贸易的商船,也可能是西方商人雇佣了潘家的商船。[8] (P210、234) 越南学者Nguyen Dinh Chien认为,这是一艘从中国广州开出的商船,运载中国商货,可能是中国船,也可能是欧洲船。

金瓯沉船考古是越南学者在不借助外国力量情况下进行的首次水下考古,Nguyen Dinh Chien认为,这次考古发现对积累水下考古经验,研究越南历史上海外贸易、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了解中国雍正朝的瓷器生产,都具有重要价值。[8] (P242-243)

19世纪以来世界学术发展史表明,重大考古发现经常成为引起相关学科裂变和学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中国殷墟卜辞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带来了国际性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的兴起就是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南中国海地区各国的海洋考古发现不时给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带来惊喜,并提供源源不绝的研究资源,从而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领域,有些研究有望成为国际显学。

(一)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的海洋联系。研究显示,史前时代,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越人,善于舟楫与航海,海洋活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与东南亚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6支木制船桨,以及一只“夹碳黑陶舟”。陶舟呈梭状,半月形,两头尖,基本保持独木舟形状,这是东越民族海上活动的证据。而同属河姆渡文化类型的人类活动遗址,在浙江沿海、舟山群岛以至台湾、太平洋岛屿也有发现,说明在中国海岛与大陆之间,存在着某种经济与文化的联系。[10] (P1-14) 广东、福建、台湾等地考古发现表明,华南地区古人类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或称南亚蒙古人种。台南县的“左镇人”(距今2-3万年)、台东县“长滨文化”(距今1-1.5万年),都是由华南地区迁入和传入的。

1989年,广东考古工作者在珠海市高栏岛宝镜湾发现三处距今4000-5000年的岩画,其中几处描绘当时的船只和船上人物,与香港、台湾等地发现的史前岩画内容与风格都很相似。考古学家认定,这些岩画刻画的船是广东先秦时期越人的海船,用木料加工组合而成,已经不是最原始的船只,离独木舟时代很远;而且已能使用原始的桅和帆,利用风力推动船只航行。

在环珠江口地区还发现大量稳定船身的石锚和捕捞用的石网坠,说明先秦时期越人不仅解决了海上停船的技术问题,而且在海洋捕捞生产上有了相当规模。

考古学家发现与研究显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南沿海文化与东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存在某种联系。广西柳江人有着与澳大利亚的“基洛人”(Kellor)明显相似的头骨,而印度尼西亚的“瓦贾克人”(Wadjak)、菲律宾的“塔邦人”(Taban)、加里曼丹的“尼阿人”(Nian)、新几内亚的“艾塔普人”(Altape),都与澳大利亚人种有若干相似的特征,暗示了亚洲原始人类从中国南部逐渐迁往东南亚和澳洲的可能途径。[11] [12] (P97-98)

(二)广州秦汉考古所见南越国的海洋气息。当希腊人、腓尼基人、罗马人在地中海创造辉煌的海洋文明的时候,中国南方的百越民族也开始经营海洋,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已经有经济交往。考古发现显示,秦汉时期岭南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海洋经济颇具特色。

1982年,南越国文王(文帝)赵胡( )陵墓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现,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岭南最大的考古发现,出土不少与海上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另外,广州南越国时期考古发现有多处大型石构建筑遗址,或许说明,南越时期前后的番禺与扶南的澳佑一样,在城市建筑上与西亚、印度文明存在某种联系,这是东西方早期交往历史研究的新课题。[13] (P209-210、138-139、345-347) [14] (P285-286) [15]

南越文王墓等考古发现显示,南越国经济文化具有显著的海洋气息和海洋内涵,大大丰富了秦汉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国对外关系的篇章。

(三)澳佑遗址所见扶南国的海洋特色。随着历史的进步与文明的进展,南中国海地区各国、各民族间的交往更为频繁,与区域之外的联系也大大增强。一些沿海国家依靠海洋,发展海上交往,形成有鲜明海洋特色的文明体系与国家形态。中南半岛上的大国扶南,以海上贸易闻名。大约在公元1世纪,扶南开始控制湄公河三角洲,直至6世纪。2-3世纪,来自印度、中国的商人络绎不绝来到扶南,波斯萨珊帝国的一些水手也出现在这里。扶南商人运载来自地中海、印度、中东和非洲的商品,如乳香、没药、树脂及用以制造香水和熏香的其他材料,前往中国,交换中国的丝绸。

20世纪40年代,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L.Malleret)在越南南部的澳佑(Oc Eo)发掘了一座年代大约在2-3世纪、扶南“印度化”时代的海港城市。该城位于湄公河支流巴萨克河与泰国湾之间的平原上,长2英里,宽1英里,呈长方形,周围有护城河与城墙;古城被河道分为约10个区;城里建筑有三类:用花岗岩石块砌造的房屋、砖砌房屋和木结构建筑。考古学家认为,澳佑古城的砖、石砌筑房屋是受到了印度河文明的影响。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中国汉代的铜镜、印度的珠宝、具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佛像和罗马金,说明这里不仅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而且是东方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站。[16] (P94-95) [17] (P145-154)

经过法国、越南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揭示出这一古代东方海洋国家的许多历史事实,填补了中南半岛早期历史的众多空白。越南南部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陶灵坤认为,澳佑文化经历了从公元前后的“前澳佑文化”、1-6世纪的“澳佑文化”、到7-9世纪“后澳佑文化” 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成为灿烂的古扶南文化的代表,也是东南亚海洋文化的典型。[18]

目前,澳佑考古与研究以其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海洋文明的典型性受到国际学界特别是海洋考古、海洋社会经济史专家的继续关注和重视。

(四)“南海一号”、“南海二号”古代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沟通世界各国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又叫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其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条陆地通道。海上丝路沿线及相关海域的海底沉船、海港遗址和海洋聚落的发现,对研究人类与海洋活动相关的领域,例如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港口史、造船史、移民史、国家关系史、宗教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7年,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和英国一家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在广东阳江附近水域调查沉船时,意外发现了距今1000多年的中国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发现镀金腰带、锡壶和宋元时期的仿龙泉刻花碗、青白釉葫芦瓶、粉盒等200多件瓷器及珍贵文物。2002-2003年,国家和省内考古工作者再次对“南海一号”宋代商船进行试探,打捞到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余件,多数都是十分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的文物珍品,估计整船文物可能达到6万至8万件。2007年5月,南澳渔民在云澳海域从一条古代沉船中打捞到一批宋元明时期瓷器。经考古专家跟进探测,初步认定是一艘长约16-18米的沉船,船上及四周散落瓷器约有上万件,器形有盘、碗、罐、碟、瓶、盖盅等,花色以青花为主,多为粤东地区的窑所出,部分产自江西景德镇,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所产,显示该沉船年代可能是明后期,目前已被命名为“南海二号”。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文物清理中发现了铳炮。[19] [20]

“南海一号”及“南海二号”沉船相继发现,其意义不仅仅在找到了沉船上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它还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因沉船不仅正处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而且它的“藏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异常丰富和可贵,给此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标本。对这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可以复原和填补与古代中国“海上丝路”密切相联的一段历史空白,对研究古代中外海上交通与贸易具有重大价值。特别是“南海二号”沉船,该船所在海域位于明代海上交通要冲,是海盗出没与走私频繁的海域,荷兰人称其为“好望角”(Capo de Goede Hoop)。沉船发现铳炮,显示有可能是明后期的走私船或海盗船,对研究海禁时期沿海私商贸易有特别价值。

“南海一号”沉船上的许多精美的瓷器,据说为国内博物馆所未见。而一些“喇叭口”大瓷碗,一些陶瓷首饰盒等物品,式样、造型及风格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迥异,显然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此类根据国外市场要求特别加工制作,以供外销的生产与销售方式,史学界一般认为出现在明清时期,现在看来,历史应该考虑改写。

明代中国外销瓷中有一个响亮的名称“汕头器”(Swatow Ware),又称“福建-广东窑系”或“华南窑系”,日本学者称为“吴须赤绘”、“吴须染付”,这类器物在日本、东南亚、非洲等地多有发现。近年中外学者对明代福建漳州窑及其外销作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以及美洲海岸、南非,都有漳州窑产品。而广东饶平、大埔青花瓷研究也有进展。[21] 漳州与广东东部相邻,明后期私商贸易非常活跃,是外销瓷重要生产与输出地。而粤东地区外销瓷生产历史更长,早在唐代,潮洲北郊、梅县水车窑已经销往东南亚。明后期漳州窑产品与粤东窑产品风格类似,都仿照景德镇制瓷技术,因迭烧而造成“沙足”的特点。可以认为,“汕头器”所覆盖的地域范围应该包括粤东和闽南的产瓷区。“南海二号”沉船发现的瓷器多为粤东生产,为研究“汕头器”的产销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陆国家,又拥有广阔的海洋。受传统重农抑商政策影响,海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不占主体地位,具有区域性、边缘性和非主流特点。不过,在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因素在历史发展中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海洋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中华历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广东是我国的海洋大省,拥有3368公里的海岸线,占全国的1/5,居全国第一位。广东的海区面积达到4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海区面积近1/7。历史上广东沿海海域是中外商民贸易交流与文化交流的主要区域,沿海海岸带以及南中国海海域,遗留无数有形与无形的海洋文化遗产,体现了海国之民与大陆不一样的航海传统和海洋文明。海洋不仅对广东历史产生重要作用,而且广东海洋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文化中都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千百年来,粤人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实践中,遗存下大量海洋文化遗产,值得珍重。

(一)物质性海洋文化遗产,包括陆地、海上与海洋活动相关的遗址、遗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东在海外交通考古与研究方面不断取得重要成就,前文提到的广州秦汉船台遗址、南越国文王墓、宫殿遗址、徐闻、遂溪等地汉至南朝海上交通港口遗址、珠江口海域及南海水下考古发现,极大改变了岭南古史面貌,也丰富了南中国海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历史篇章。[22] (P587-597)

(二)非物质海洋文化遗产。在广东沿海,无形的海洋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沿海民众的生活习俗、民间传说、等,洋溢着海洋气息。例如广州的南海神庙,祭祀的南海神祝融,是中国古代正统的国家神灵,在国家礼制与地方祭祀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以民间神祗形象世代享受人间烟火的海神“洪圣公”,在沿海民众心目中具有广大的法力神通,能够保护人们海上、水上的所有活动;“南海神诞”(波罗诞)香火甚盛。南海神崇拜不仅在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很盛行,在港澳地区、海外华人中也有影响力,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信仰纽带。此外,沿海民众对龙母、天后(妈祖)、伏波将军、谭公等神灵的崇拜也很普遍,相关庙宇随处可见,构成沿海地区民间大大小小的海神(水神)系谱和信仰体系。

600年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经过广东沿海,其中两次是从广东启航的(第二次、第六次)。在广东南澳、惠来神泉、中山、阳东等地,民间出现了纪念郑和的庙宇和传说,“郑和”继南海神广利王(祝融、洪圣公)、龙母、伏波将军、天妃(妈祖)、谭公之后跻身海神(水神)系列,不仅彰显了郑和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在民间社会广泛的影响力,而且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地方社会的某些特点与文化特性,如海洋性、商业性、功利性。研究显示,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到东南亚各国的环南中国海区域,存在着一个以华人社会为依托的郑和崇拜现象。泰国首都阿瑜陀耶、班科库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都有纪念郑和的三宝(三保)庙。在爪哇色马兰有三宝洞,华人把郑和当作商业神来崇拜,每年旧历六月三日,被定为郑和来航纪念日,举行盛大祭典活动。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有三宝城、三宝井,也被认为与郑和远航有关。这种跨地域、跨国界的共同文化是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结果,也是中华海洋文化在海外的延伸,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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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许黎娜.“南海Ⅱ号”发现铳炮[N]. 南方都市报,2007-08-18.

[21]崔勇. 广东饶平、大埔青花瓷与漳州窑[J].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9年专辑(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

上海中考作文篇7

《山海经》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术数略》之中,名列形法六家之首,所言“《山海经》十三篇”,晋代郭璞《山海经注》为最早的版本,《史记・大宛列传》中,司马迁尝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自是以后,有关《山海经》的研究,千百年来,承传不断,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更加深入,视野更加广阔,成果也更加丰硕。近年,海外华裔学者芦鸣先生不断有力作推出,摆在案头的《山海经探秘》一书,尤为代表。

据芦鸣先生推测:山海经是一部世界地理书,它以游记的方式展现了完美的世界地理路线图;《山海经》以人体的部位或是男女阴阳的交合形态来描述世界的地形特点,这是天人合一观念在远古的充分体现。《山海经探秘》完成了《山海经》研究的四大最新成果:第一次将《山海经》文字所要表达的思想完整地呈现了出来;第一次将传说的《山海经》古图完整地画了出来;第一次将《山海经》的山与国在世界地图上给标了出来;第一次将《山海经》中隐藏的数学与易经的概念揭示了出来。

芦鸣以上看起来可以自圆其说的解读与发现,已肯定是《山海经》研究两千年以来的一大创举。同时,他也将两千年来的《山海经》研究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自此以后,所有的《山海经》研究者若不能对《山海经》进行系统解构的话,其研究成果或将难以登上大雅之堂。

另外,作者敢于尝试用谐音和测字术来破解《山海经》之千古谜团,归功于他所画出的《山海经》古图。因为有了它,作者可以凭借对古图的理解,搭起了《山海经》的一个理论框架。以这个框架为原则,作者对《山海经》的思想进行系统解构。最终,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所谓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说法事实上已经被新的考古证据给了。而《山海经》的原始内容,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或者说是唯一的一部,以文字的形式,将6000年前上古口耳相传的人文、地理、历史及思想完整记录下来的著作。若将其与古埃及金字塔、世界各地的巨石阵、亚洲的高山崖壁悬棺、南美洲的高山崖壁石棺之谜等无字古迹相比,《山海经》显然更容易挖掘出历史的真相与确凿的证据。以芦鸣的观点,由于《山海经》以世界地理为基础,将人之心理与天地之道理的有机关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及总结,其考古学意义的价值,堪称人类已发现的所有文明古迹之最。”

芦鸣以上的认识,恰恰印证了我们的一个重要想法,即考证古籍乃是另一种“考古”工作,它的意义并不亚于田野考古工作,需要我们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同样,我们对于一种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例如,现代人通过田野考古的方法确认了人类起源于非洲,而根据芦鸣对《山海经》的系统解读,《山海经》的神秘路线也是从非洲开始起步,其文字甚至记载着跟非洲地理密切相关的信息。芦鸣这样的发现应该说是极其惊人的。换句话说,如果芦鸣先生的解读最终被证实成立的话,那么,他对《山海经》密码的破译在文字考古方面也可称得上石破天惊之举了。以我之理解,芦鸣对《山海经》古图与文字的解码是相当奇妙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对《山海经》第一山与第一国的定位与解释,从中领略文字考古的魅力之所在:

《山经》的第一座山是鹊山,芦鸣在世界地图上找到坐落于赤道线上的肯尼亚火山即是所谓的鹊山;而《南山经》的第一国是结匈国,芦鸣在注释中同样把它的位置指向了肯尼亚火山范围。我目前虽无法确定他将《山海经》《山经》的第一山与《海经》的第一国都定在同一个地点是否绝对到位,但我似乎明白他这样定位的思想与逻辑关系。因为按照他的谐音与测字术解读方法,对于鹊山之鹊,他将它理解成喜鹊之鹊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结匈之匈,我们也不难理解他把“匈”解读成凶象之“凶”,如此一配即露出了喜凶之象的果,恰如阴阳同体之象。这不就是阴阳学说的头吗?难怪老子会有一段智慧之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或许,这段千古名言的深意也来自《山海经》。

若再举一个《山海经探秘》里的典型例子来说明的话,芦鸣将《山海经》《南次二经》开头的柜山定位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最高峰达尚峰,就是一个令考古学家也不得不侧目的实证。我们知道,“柜”实际上可以是规矩的代名词。巧的是基督教《圣经》中也有“柜”说,说的是“约柜”。据传,《圣经》中的约柜被藏在了埃塞俄比亚,我怀疑他们谈的其实就是达尚峰。因为所谓约柜之名,要说的根本是规矩之实,它和《山海经》的柜山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如出一辙,意思是说,人类订立规矩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达到至善的境地。那么,为什么偏偏在人类起源的非洲大裂谷的头上会有这样一座发音和中文的“达善”一模一样的山头呢?

上海中考作文篇8

7月4日,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城堡之一的贵州遵义海龙囤土司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贵州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

海龙囤遗址是贵州境内目前仅见的一处大型军事建筑与宫殿建筑合二为一的遗址,也是当今中国乃至亚洲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城堡遗址。始建于南宋宝v五年(1257年),地势险要,建筑雄奇,给人一种气派非凡的景象。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被明军攻破,留下的断壁残垣沉睡了四百多年。

海龙囤土司遗址的历史

海龙囤雄踞于贵州遵义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东麓,旧称龙岩囤。海龙囤一蒂孤悬,地形险要,属寒武纪灰岩所形成的方形孤山拔地而起。周遭皆悬崖峭壁,南北环溪,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

据文献资料推断,“龙岩新城”的始建年代应不晚于宋宝v五年(公元1257年),是在抗蒙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军事屯堡。此后历经修葺。明万历年间,杨应龙主政播州时进一步加固城墙,并于囤前筑九关,意欲使之成为“子孙万代之基”,不料却在不久后的1600年初夏毁于“平播”的战火。

“土司制度始建于元朝,属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介绍,元代实行双轨制,在行省内,既有府州县的管理模式,即郡县制;又有土司制,即对那些鞭长莫及的偏远地区,不宜派流官的地方,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地方长官。元代,朝廷在西南边疆地区广设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五司,但土司的官位一般都不高,像播州杨氏最高的官阶也就是从三品。

土司官位采用世袭制。一开始,朝廷授官爵于土司,土司也对朝廷极为效忠,但时间长了,土司的后代对朝廷可能就不像祖辈那么忠诚。明万历年间,播州杨氏,至杨应龙已是第三十世。此时的杨氏因为嫡庶之争以及内讧,早已实力大不如前。杨应龙一心想要重振雄风,遂对海龙囤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整与加固。并于囤上筑九关,囤前有六关:铜柱关、铁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囤后有三关:万安关、西关、后关,至今巍峨挺立,笑傲孤峰。

在《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中,杨应龙称其重修海龙囤的目的,是欲使之成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并有对联悬于新王宫上:“海龙囤上,百万雄师撑日月;养马城中,半朝天子镇乾坤”。而今仰望,飞龙、朝天、万安关上,杨应龙手书石匾尚存,其中,飞龙关的落款“皇明万历丙申岁”(即1596年),也依稀可辨。

复活的海龙囤土司遗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遵义县文物工作者走进了今天遵义县高坪区太平乡白沙村,在当地老乡的陪伴下披荆斩棘攀爬龙岩山时,扒开杂草丛生的灌木,隐约看见少许残岩断壁。自此,正式开启了海龙囤考古发掘的第一幕。

1999年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县文化局等组建考察队,对海龙囤及其周边诸囤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发现确定了囤内老王宫、金银库、兵营、t望哨、采石场等遗迹 ,并在此基础上对老王宫初测为宋代建筑群,新王宫为明代建筑群。

2012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文体广电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再次进驻海龙囤。经过8个多月的发掘,出土各类文物达2000多件,包括瓷器、玉器、砚台等。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海龙囤考古队队长李飞告诉《小康》记者:“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海龙囤都是山地建筑的杰出典范,选址时既考虑了风水的因素,又考虑了城防的需要,它至今完整而真实地保存着明末废弃时的格局。”

考古队经过数十年调查及近三年集中发掘,全囤的轮廓渐渐清晰,包括对海龙囤占地1.59平方公里,城垣、城门、月城(瓮城)、衙署、军营、校场坝、敌楼等不同时期城池轮廓的变迁有了新认识。其中,遗址囤内最核心的遗迹,是坐落于中央偏西处的两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当地人称“老王宫”,居北者为“新王宫”,彼此相距约200米。均因山取势,从东北向西南逐级抬升,占地各2万平方米左右。

海龙囤营建材料是从哪里运来的?考古队对海龙囤周边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老王宫南侧王武志家周边一带,发现数座砖窑,通过对其中一座清理发掘发现,其出土的砖体类型尺寸与新王宫出土的砖体完全相同,确认是一座明代官窑。在太平乡附近的窑址旁,曾发现与新王宫所用一模一样的脊兽,可以断定囤上所用脊兽应烧制于此。李飞说:“这些发现表明,海龙囤在营建之初,就充分考虑到包括砖瓦在内的各种建筑材料取用地,就地取材避免造成远距离运输的不便,这一发现对新王宫建筑结构的探索提供了重大依据。”

海龙囤土司遗址将对外开放

如今,海龙囤成功“申遗”,人们不禁要问,对未来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将如何加强?李飞坦言,未来的考古工作首先要加快对2012年以来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与出版工作。其次是编制中、长期考古工作规划,有序推进海龙囤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将考古也变成囤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第三是依托海龙囤考古工作站,与海龙囤文化遗产管理局等单位合作,创造性开展海龙囤公众考古活动。

对于后续的开发工作,遵义市汇川区委宣传部部长林黛君说:“海龙囤的保护,仍是第一位的。今年10月1日海龙囤将正式对外开放,景区将采取限流措施。” 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海龙囤必须对外开放,且首先要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这也是近期封闭施工、文物本体修缮、修建栈道的原因。“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开发海龙囤,相关设施也只能在,绝不能破坏核心景区的本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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