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摘要：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关键词：中国古代体育史；民族传统体育；先秦体育；汉三国体育；魏晋南北朝体育；唐宋体育；元明清体育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6-0022-06

中国古代体育内容十分丰富，有为数不少的球类、体操、跳跃活动，攀爬运动和众多的少数民族体育。特别是各种流派精湛的武术技艺更是世界独有。还有游戏类、民俗类、保健养生类、水上运动等，不胜枚举。在我国浩繁的类书、纪传体、实录、别史、诗歌、杂记、小说笔记、礼仪风俗等文献中，都可以找到古代体育的踪影。中国古代体育简直是一个“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大海，只要有决心泛舟于这个大海之中，结合各种知识，一定能挖掘出极其丰富，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

自1908年以来，国内研究者对中国古代体育进行了重点研究，取得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体育史学界却很少有人对此进行全面总结与思考。鉴此，有必要对研究成果进行一个梳理，以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新思路、新的学术发展。

1解放前的研究情况

上世纪初，随着“甲午之败”，“西学东渐”势不可挡，国内学界中的“保守派”出于抵制西方文化考虑，大力宣扬中国古代文化。在学术界部分人开始研究中国古代体育，试图通过向国人宣传古代体育，达到鼓士气、强民力、强身体的目的。一时间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出现了有关武术、蹴鞠、民间体育、养生气功方面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有介绍性的、有考据性的，更有对中西体育作比较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武术既有文化内涵、又可锻炼身体，比之西方体育强百倍，这些文章充满着体育强国的梦想，具有很强的爱国热情。

这一时期以体育文章为主，代表性的有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一文，主张强民强种，他说，中国古代“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可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1］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之武士道》的文章，对中国的武术大加宣扬，认为中国的武术优于外国的体操，应加以推广。1908年《东方杂志》发表了《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2］该文着重对中国武术与西方体操作了比较，希望国人不要忘掉武术，要重新兴起武术。1909年，体育杂志《体育界》发表了一篇体育史专文。这可以说是清朝唯一的一篇体育史研究方面的专题文章。

当然，我国真正的体育史研究是从民国开始的。它的产生与发展，与“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紧密联结在一起，所以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首开先河的是徐一冰先生在《体育杂志》上发表“体育史”专文，接着青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其中对中国古代体育最有影响的是郭希汾先生撰写的《中国体育史》一书，虽然没有完稿，但其中对中国古代体育的研究还是较全面的，书中介绍的古代体育有角力、拳术、击剑、弓术、游泳、舞蹈、游戏等部分，不仅对古代中国项目的形成、演变进行了论述，而且还对比了西方体育，分析了中西古代体育之异同。该书由叶圣陶等人作序，于民国八年11月出版。以后再版几次，被列入《史地小丛书》和《万有文库》中，影响相当之大，精武体育会总主编陈铁望在民国六年，就武术“国粹”等问题在《新青年》杂志的“随感录”中展开辩论。所以都应该看成是古代体育史专著的开篇之作。

从上世纪10—20年代面对西方文化十分激烈的方式快速进入，旧秩序的崩溃和“亡国灭种”的忧患，使国人急于寻求出路，一改以往“调和”、“中庸”的处事方式，当时的中国人几近于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之不是痛心疾首地加以否定，就是固步自封的坚守阵地。对西方文化也缺乏冷静的态度，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全盘否定者盲目排外，站在华夏中心的立场上提出了中国文化本位论。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武术作为体育学术界热门话题，大力宣扬中华武术，并以此对抗西方体育，一时间中国古代武术的文章频频发表，如1921年王庚发表了《国粹体育》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代武术的健身功能给予高度评价，又1929李定芳的《国术的地位与价值》，则着重强调民族传统体育的作用、地位，文章就“江湖卖艺说”、“派别说”等国古代体育术语进行了专门阐释。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救亡图存，复兴民族和“体育救国”的呼声中，一批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古代体育之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1930年，戴季陶发表的《由中国历史文化学上见到的体育的意义》一文， 则是从历史文化等角度对古代体育在历史文化上的意义的探讨。这标志着我国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此外，有影响的古代体育著述有：教育家、气功学者蒋维乔的《鹰爪翻子拳》，《鹰爪拳艺书》，《鹰爪连拳五十路》，《鹰爪翻子拳摘要》。精武体育总创始人之一的卢炜昌著有《少林宗法》、《少林拳术图论》；中华武术会创始人吴志青著有《查拳图说》，《国术理论概要》、《国术枪丛》、《七星剑图说》、《六合刀》、《螳螂拳》等书籍；著名武侠小说家向悄然著有《拳术》；武术名家姜容樵曾编写《尚武丛书》10部；体育教育家王怀琅著有《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古籍；武术史学家唐豪著有《戚继光拳经》、《少林武当拳》、《中国拳术图籍考》、《太极拳和内家拳》等10余种书籍，在杂志方面，《学生杂志》开辟有“技击丛刊”，专门介绍精武体育和中国古代各种武术技击，民国五年精武会主编人员编著的文章有《谭腿》、《达摩剑》、《五虎枪》、《童子军棍术》、《精武》、《精武本纪》等10余种书籍。体育教育家徐一冰创办《体育杂志》，其中发表不少中国古代体育的文章，实业家王一亭于民国十年在中华武术会筹备《武术月刊》，还有《中央精武杂志》也刊登不少古代武术的文章，关于中国古代棋类更是在《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新闻报》上辟有象棋栏目，还有《精武书刊》、《上海青年》、《申报》、《东南日报》（体育版）、《体育研究与通信》季刊上也经常可以读到古代体育的小文章。

上述研究尽管各具学术性、政治性、文化性等色彩，但其共同特点：一是具有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二是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三是体现了忧国忧民。探索真理，探寻解决中国人体质弱的现实目的性，有求生存、争解放的特点。

2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研究回顾

到1949年，各国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发展领域。90年代冷战的结束，影响世界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经济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世纪之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政治方面，进入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时期，各国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多于纷争，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时期，在开放和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也逐步融入世界潮流之中。二十多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主动和开放姿态走上了国际舞台，也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达到了新阶段，不仅延续了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并呈现出时代的特点。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体委对体育史很重视，以董守义、唐豪先生为主，成立了编纂体育史小组，编辑、出版了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其中以对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尤广尤深。［3］5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体育史一直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大量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资料与专著持续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57年—2000年间出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包括体育史教材、体育断代史）至少有近20部，其中以通史体列撰写的《中国古代体育史》及其史料最为丰富，1982年，谷世权和杨文清编写了一本《中国体育史》，其中以古代体育史为主体。1984年林思桐著有《中华体育五千年》。［4］李季芳等1984年著有《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5］。《中国古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该书的编写集中了毕世明、谷世权、旷世南、刘秉果、林思桐、熊晓正、翁士勋等一批体育史工作者，在编写中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和民国以来的体育史资料等。翁士勋撰写的《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古代官修正史中的体育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体育中自成体系的“体育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引起学者们关注，除了有古代养生思想、孔子体育思想、老庄养生等文章发表外，著述也有出版，如郑振坤著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纲要》。［6］还有乔克勤、关文明1993年著有《中国体育思想史》［7］将先秦到明清各个时期的体育思想作了概括。勾勒出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轮廓。

在诸种古代体育史著述中，除了体育通史体列的著作之外，还有几部私家不同体例的古代体育史专著。如王俊奇2000年出版的《中国唐宋体育史》［8］就是一部断代体例的体育史著述。该书与以往体育通史体例的著作比较，增加了不少内容。除了在导引、百戏、蹴鞠、马球、捶丸、棋类、武术稍加内容外，重在对唐宋民间风俗与体育、气功养生、唐宋兵器发展、唐宋城市市民体育、唐宋知名人物的体育思想诸方面作了较精详的撰写。徐永昌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体育》一书，从我国古代军事体育活动的产生、古代各种军事操练促进武艺发展，宫廷贵族生活范围内的各种表演和比赛、民众营生自卫和节日风俗中的体育活动、休闲娱乐游戏中的体育活动、古代教育中的体育活动、养生之道简介、古代体育思想综述八个章节，对中国古代在军事、政治、宫廷、劳幼生产、民众生活各种场合的体育现象进行了描述，较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情况，通过对古代体育活动的产生与发展的分析，从历史上说明体育活动的作用与意义［9］。陈昌怡、谭华1990年合著的《古代体育寻踪》，则是一部以文学欣赏为视角的体育史著述，试图让读者从阅读古代体育丰富多彩的作品中，看到古代体育发展的线索，也可以看到作为娱乐、健身、祭礼、交往、政治手段的古代体育的多方面的社会功能。［10］应该说这是一部具有艺术魅力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著述。

1950年以来相关论文也不少。1979—2000年发表的论文（据中国知网统计）有197篇，《万方数据库》2000-2011年查有602篇，其中“古代体育史”论文有67篇。有人对体育史学术权威性刊物《体育文史》杂志统计说：“从1994年至1999年学术论文研究方向的统计发现，1984年至1995年11年间，该刊所发表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论文年平均值高达43.8%，最高时竟高达54%（1985年），超过了当年该刊的一半以上。如果加上同期年平均值比例为17.2%的中国近代体育史论文，则同期中国古代史与近代体育史的论文比例高达61%［11］。这足以说明，中国体育史学在这一时期，除了不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还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始自上世纪90年代，不少论文开始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实际上，这种客观研究承接五六十年代甚至80年代一批老史学工作者“求真”、“求实”的研究路径。尽管90年代已出现了具有新史学的文章，但总体上是以古代考据性文章偏重，诸如对古代棋类、马球、杂技运动、兵器、养生的研究占多数。很少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视角探讨古代体育、甚至重复性研究的文章时有发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很少创新，因而使古代体育史研究陷入一种尴尬处境，有学者对这种状况分析指出：“一种是满足现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似乎已没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选题较难，研究者渐少；另一种是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和考证工作，文章内容显得空泛。”［12］造成这种尴尬处境，主要是少有突破，跟风严重，加之社会转型等几个方面的影响。

3近十年来研究动态

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主要特色之一。首先在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上，有崔乐泉的《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景》，李全梅，李重申的《丝绸之路体育图录》。［13］20世纪初，敦煌藏经阁出土了五万余卷文献，吐鲁番也出土了大量文献，还有墓葬、砖画、墓葬俑、汉俑、帛书、绢画和石窟壁画等大量材料，为文化和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丝绸之路体育文物的出土为研究体育的萌芽、体育的起源、体育的传播与交流，同样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从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编著的《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集》中，可以看到对丝绸之路体育的挖掘开采是极为丰富的，其中有敦煌《棋经》考析、敦煌写本《呼吸静功妙诀》，敦煌养生、敦煌古代百戏，敦煌莫高窟与角抵戏、敦煌博弈文化、敦煌魏晋古墓体育画像砖研究等，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其次是论著方面有新的进展。2000年以来，国内文化研究热潮高涨，受此影响，学者们开始注意从文化学角度解读体育史，《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图说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由《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07年出版），《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由《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中国传统体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几部私家著作都较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的面貌，作者们注重把体育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涉足体育与哲学、古代城市体育、体育艺术、古代体育服饰文化、古代体育文学、体育与宗教、古代体育仿生、古代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等，这样的体育史著，使古代体育升华为一种精神享受，更能使广大读者丰富古代体育文化知识，了解到体育是人类社会的一项文化活动，从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中国古代是一个艺术大国，在各种古籍、庙宇、壁画、古墓壁画、画像石、砖雕……留下数不清的艺术绘画，其中也有不少古代体育图画。近年体育界对中国古代体育图画的研究也是一个看点。如崔乐泉《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景》（中华书局2000年）、《丝绸之路体育图录》较有代表性。前者收集了中国古代各方画的体育图画数百幅，可谓琳琅满目。作者在通盘厘清先秦到明清，图画与古代体育关系和发展历程外，还注重对图的体育文化内涵的考察，丰富了体育史的研究。李重申、李全梅合著的《丝绸之路体育图录》和《忘忧清乐敦煌的体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更是两部专题形式的敦煌体育图录，从敦煌体育图画思想、敦煌体育图画状况与特色、敦煌体育图画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敦煌体育图画中古代项目等方面，探寻古代边疆、少数民族体育的起源、思想和历史背景，从中反映古代敦煌体育的文化涵义。

日本体育史学家岸野雄三在《体育史学》中曾写道：“所谓整体的历史研究，一般都先局部后整体性研究。局部研究取得进展之后，把局部成果贯穿起来，便成为整体。”但长期以来，我国在古代体育断代史方面几乎很少有研究。2000年以后，中国古代体育断代史有明显突破。以下为2000-2011年中国大陆学者出版的古代体育断代史著作。

在文章方面，代表性的有“论两晋南北朝的射箭文化——兼与《中国武术史》、《体育史》作者商榷”（《体育科学》2008年），“唐代体育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浙江体育科学》2010年）等。

在大陆学者的努力下，有关中国古代体育断代史的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

第一，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文化趋于成熟的时期。一些作者主要挑选这样一个时代来作体育史的扩展与深化的研究，无疑在古代体育上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唐宋时期古代体育文化形态上表现得特别充分，作者把握住这一根本特征，对唐宋时期体育诸方面的阐述，均做出了不同程度的丰富与深化。如《宋代体育文化史》一书，注重考察了宋代传统体育的“盛”和某些传统的“衰”。其一，宋代体育项目虽然有增无减，但竞技体育都逐渐走向衰落，这主要表现在马球的迅速衰退，赛龙舟趋向花样表演，蹴鞠提倡单球门比赛、踢弄式蹴鞠开始兴起等。其二，宋分北宋和南宋，在体育形式上也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不少体育活动从北向南迁移后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可以看出文化传播、文化迁移对体育的影响。其三，中国古代体育在宋元时期出现的另一现象，即市民体育的蓬勃开展［14］。

第二，古代体育文化史，在广义上说，指人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与体育的关系；狭义上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与体育的关系，亦即精神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物化现象在古代体育史上的表现。作者们在撰写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断代史中正是注意了这层关系，除了注重与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关系，还注重古代体育与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的链接关系。

第三，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事，在复杂的历史状态下变得多端绪繁。在过去的体育通史中，对魏晋南北朝体育作了大略的描述，但其中不少史事则因为“通史”有限的文字篇幅而被忽略。过去多数体育通史的写作原则是“求真”，却在文化学、民俗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政治等方面不甚多言。其实，“史学”与“文化学”或其他学科宗旨绝不相同，在文化史尚没有兴起的年代，纯史学、挖史料确实累坏了一代人，当然那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也是要保持的。但对文化史的研究而言，应注重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方方面面，尽可能与广泛的学科联系起来。《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一书，针对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的复杂，在纂写中注意到了多元文化和多学科研究的问题，从文化庞大的方面尽力去搜集资料，按文化的各个知识点写出章节，共分二十章论述体育与文化的关系，勾勒出魏晋南北朝三百一十六年体育文化史的线索。这样的研究方法对过去体育史研究方法是有所突破的。

近年来，在古代体育项目史的研究上也有新的进展。其中以兰州理工大学的李重申、李金梅教授的《中国马球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王俊奇的《中西方球类文化》为典型代表。体育史学界对马球史的研究，除了偶见于考古出土文物的报道外，其实是寥若星辰。有感与此，李重申、李金梅教授领导的体育史研究团队和中国马球协会主席夏阳先生，从搜集资料入手，先是在八年前将20世纪30年代以来体育界、学术文化界学者们研究的有关马球运动成果汇编成《古代马球运动》一书即行出版，得到了好评。之后，他们又在充分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史料，拓展视野，注重思路和方法的创造，得到了许多可贵的认识［15］。锋晖的《弓箭文化》一书，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弓箭的内容，从早期的匈奴、鲜卑到后期的蒙古、满等诸多民族的弓箭文化，都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是一部少见的中国古代体育运动项目史。在文章发表方面有“中国古代马球”、“北宋宫廷马球”、“论两晋南北朝的射箭文化——兼与《中国武术史》、《体育史》作者商榷”、白浩等的“嘉峪关晋墓砖画中的”骑射“文化考析”、张金桥的“箭，生殖器崇拜、我国民族传统射箭运动”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近10年来，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比较其它学科而言，体育史学者似乎没有刻意探寻新理论新方法，但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诸如计量史方法、参与史学方法，从下而上的方法，克服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面复制”，注意寻找事件背后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近来体育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16］

4对存在问题的思考

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不难看出古代体育史的研究，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在回顾检视颇为丰富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过程中，引发了笔者对相关理论的若干思考。

4.1“中国古代体育”的界定及其内涵

首先，中国古代有无“体育”的问题。由于“体育”是一个外来词，其含义大致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sport”的翻译，是指“竞技运动”；二是对“fesc endioucion”的翻译是“体育教育”。大概是因为西方有真正意义上的“竞技赛事”（奥林匹克运动）和成体系的体育教育，因此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上述意义的“体育”，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着。但是大家又认为：虽然中国古代没有“体育”这个词，但相近的词还是有的。既然我们引进这个词是用来代表人类身体运动、竞技比赛，甚至包括游戏、身体教育等等，而事实上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这些活动，我们也一直用“体育”这个词来代表中国古代的武术、养生、蹴鞠活动、踢毽子……这一用法已成为习惯。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体育”的争论已毫无意义了。在找不到与“体育”一模一样的中国词语情况下，我们就不妨先用这个词。依此，“中国古代体育”实际上既包括了西方体育所指的竞技体育、体育教育，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民族传统体育和游戏、杂技体操等。

关于“古代”的界定问题。一般而言古代通常指奴隶制时代。从阶级分化（开始有文字记载）到奴隶制瓦解为止。广义的古代也包括原始公社时代。因各国、各民族发展不同，无统一时限。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波斯等地，约为公元前四十世纪至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希腊与罗马约为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五世纪（公元476）。但在中国史学上，中国古代也包括封建时代。古代是指过去距离现代较远的时代（区别于近代、现代）。我们是研究“中国古代体育史”，当然是要按照中国史学界统一的时间，即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但史学界也有把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称为近代的。1840年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分界线（即19世纪中叶以前为古代）。体育史学界虽然很少对“古代体育”分界问题展开大的讨论，但实际上是按史学界的统一划分来界定。然而，近年来在一些体育史文章里也出现混乱，有的人把1840年以前定为“中国古代体育”，把1840年以后的体育界定为“中国近代体育”，但更多的人是把1911年以前的体育界定为“中国古代体育”，这种混乱现象给读者、给硕、博士生学习带来困惑。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体育史学界的重视。

4.2中国古代项目分类问题

由于中国许多体育项目是在各种场合下出现的，容易造成项目分类上的混乱，诸如蹴鞠，既在军事场合出现，又在市民游戏中出现，它在宴会场合又与百戏混杂在一起，甚至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竞技运动，所以在古代休闲体育章节出现蹴鞠，在古代军事体育中也出现蹴鞠，在古代体育游戏中也出现蹴鞠，又因为寒食节有踢球的风俗，在古代民俗体育中也有蹴鞠，又比如古代龙舟，既是宗教体育，又是民俗体育，也算竞技体育。比如捶丸，既是贵族体育，又是宫廷体育，还是女子体育，这样的情况在古代大多数体育项目中都存在。因此在纂写中国古代体育著作、文章时，尤其是一些关于中国古代体育史的文章，特别应注意分清楚、说清楚，不能武断地给一种古代体育下结论属于某某运动，比如“蹴鞠是中国古代竞技体育”，而忽略其他；不能说捶丸是宫廷体育而忽略它的民间性；不能只在宗教中提到赛龙舟而不说它的竞技性；同样不能只在武术项目中提到角力、摔跤，而忽略它在民俗中的地位。

所以，要求作者应具备更多的文化知识，这种知识不仅限于对体育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体育延伸、关联的知识，这样，才能把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文化内涵透析出来，展现给读者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体育文化。

4.3对中国古代体育整体知识普及的构建问题

如何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知识体系的拓展、修补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体育的总体态势是“冲突与融合”还是“传播与演变”？它的“常态”是什么？它的“变态”又是什么？这是应该回答的问题。

体育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体育的“冲突与融合”讨论不多，尤其对中国古代体育的表现形式、冲突与融合的原因均没有给予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中国文化的统一与思想的统一，多元文化的碰撞都是这一问题的分析框架的立论依据与核心逻辑，不仅适于分析中国古代体育发展态势，而且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论。从秦汉以来，中国历史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相互作用，互为表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顽强的再生机制开始形成，开创了一个新的制度文化样式，确定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民族文化心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体育在发展演变中，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甚至有外国的文化冲突，但始终没有摆脱政治和文化统一下的体育模式，政治色彩很浓。如礼仪、道德，是中国古代体育表现的鲜明标志，所以中国古代体育的这一现象可以看做是它的“常态”，中国古代体育丰富多彩，在唐代还有一些体育传向国外，是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可是到元、明、清，特别是鸦片战争的衰败，体育明显衰退，这可以看作是不正常状态。

但在某一段时间内，中国古代又不断出现朝代的更替，特别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冲突，有的时候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匈奴、鲜卑、羌、氐等，“胡”族进入内地，建立政权。草原游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业的“汉”文化发生激烈持久的冲突。还有元朝对汉民族的压迫而禁止武术以及部分杂技、民俗，所以这几个时间段的古代体育特别表现出多元化走向，甚至是造成古代传统体育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中国古代体育的“变态”。

尽管中国古代战争不断，朝代更换不息，但基本上属于中华民族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是共处同一的民族体中，因阶级矛盾和经济利益等的诉求而产生矛盾、冲突，但这毕竟是同一个民族之间的，可以为了互利、共生而合作、体育文化上的冲突表现为双方主要因思想观念、风俗习惯、阶级压迫而产生的禁止、躲避、改造、迁移。禁止目的在于实现新统治者政治要求（即统治顺民），如元朝禁止武术，是怕汉族人持有武器，躲避是被统治者的一种策略，表面上没有却藏于暗处，改造、迁移，是某一方为了统治或某一方为了顺应统治而对体育项目进行改造，这可以看做是一种方法与手段，这可以减轻矛盾，又使一些传统项目得以保存。

4.4中国古代体育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体育，是人类的高级文明活动，也是人类精神文明赖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体育本身是一种文化。其文化内涵很丰富，在我国浩繁的类书、纪传体、实录、别史、诗词、杂记、小说笔记、礼仪风俗等文献中，都可以找到古代体育的踪影。完全可以说，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一个“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大海，所以从文化学角度对中国古代体育进行深入研究，确实很有必要。笔者这几年连续写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宋代体育文化史》、《唐代体育文化史》、《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等著作，在这方面体会较深。大体上勾勒中国古代体育与文化的关系，应该在体育通史、体育断代史的基础上，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注意体育与历史关系内、外两个系统。体育与历史关系的内在“小系统”，即体育与军事史、杂技史、舞蹈史、武术史的关系，即一般通史涉足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二是注重体育与历史关系之外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文化、社会、美术等方面的综合性“大系统”、第三是要考察“小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全面呈现体育与历史、体育与文化、甚至体育历史“常态”与“变态”，矛盾“冲突与合作”的关系，只有如此，才可能阐释先秦体育、汉三国体育、魏晋体育、唐宋体育、元明清体育不同时期的体育观念、体育思想、体育制度、体育社团、民间体育、市民体育、宫廷体育的体育状况和精神状态，以及民族冲突、阶级压迫、风俗习惯诸多因素对体育与历史、体育与文化关系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体育与历史、与文化关系变迁、互动与经验。上述几点只是个人看法，并不一定就是揭示所谓规律的东西，而主要是侧重体育与文化关系的总体特征而已。为此，更应该在已有成果和前人的基础上，具体适用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新史学、西方理论与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4.5中国古代体育的伦理化与中国古代体育的流变

中国古代体育与历史关系的复杂性本身是一个不断分化与演进的过程，它的分化与演进可以概括为“中国古代体育的伦理化”及“中国古代体育的流变”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

中国文化传统中以家族组织为其最根本的社会结构，维系和发展着血缘为核心、家族关系为纽带的物质生产和种族繁衍，宗法家族的合理变型、升华，即成为整个社会的家族式结构。以伦理组织体育的模式同样适用于社会的政治机制，体育可以与祖先和神灵崇拜结合，诸如赛龙舟、射箭；体育可以进入宗庙制度，比如乡射礼。在各种体育活动中礼仪无处不在，比如汉代李尤的《鞠城铭》所述的“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隐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他整篇文章倡导的是“中庸”，宣传伦理思想。［17］还有射礼、马球礼、投壶、象棋、围棋、摔跤……样样都离不开“礼”和倡导伦理思想。可以说，中国古代体育的“体育礼仪”、体育规矩对国法也是一种补充作用，以人际伦常调整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的上下关系。约从汉代儒学独尊以来，贯穿于中国古代体育发展始终的礼仪、伦理思想，莫不来源于儒家、道家文化的滋生繁养。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古代体育过程中，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中国古代体育最大的特点之一。遗憾的是，在一些研究中国古代体育的文章里，却把西方体育思想拿来套用，结果土洋不适，与事实不符，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

从先秦到1840年为止，究竟哪些古代体育项目发生过流变？其变化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变前变后有什么不同？变的好处坏处有哪些？这是已有研究未能深入探讨的课题，亟待大家有新的解读。

通过目前我们掌握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大概可以概括出一个粗线索：先秦体育原始性为主，宗教性突出，礼仪性体育萌芽。汉代“独尊儒术”，实质上是对先秦儒学的再造。董仲舒肯定“天”是宇宙、是人世的最高主宰，提出“王权天授”、“天人感应”。从这时起，中国古代体育内容中灌输儒学，讲究伦理，使体育文化的“原型”（原始性）系统化、礼仪化，因此体育表现出追求社会存在与个体身心的均衡，在体育的许多方面开始把“天”纳入其中。这是中国古代体育的第一次大变化。魏晋六朝，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道教的创立，儒、玄、道、佛的冲突与融合，加上胡汉文化的碰撞，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呈现出多元走向，古代体育在“不断解放自身”的文化生长环境上前进了一大步，比如养生、佛道融入武术、围棋快速发展等。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体育的第二次变革。隋唐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隆盛时代”。国家的统一，竞技的繁荣，胡汉文化的融合，中外交通的发达，为唐宋元体育文化提供了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盛唐马球、杂技体操、相扑、宋代蹴鞠、市民体育、理学建构，使两宋雅俗共赏的棋类、投壶、街头体育涌现出来。元代女子体育、戏曲与体育……规模宏大，充满活力，使中国古代体育进入全盛时期，这是第三次大变化。明朝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阶段，封建生产关系发生变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中国传统文化步入了衰落期。随着新的文化因素生成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传统体育有的走向衰亡（如马球、蹴鞠），有的与新文化相互融合，如武术、体操术、冰上蹴鞠、踢毽子、跳绳……为中国古代体育向近现代体育转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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