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对资本结构影响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本文回顾了截止2010年末涉及所得税对资本结构影响的相关文献，包括理论文献和经验文献，最后简要引出“投资者层面税收对企业支付决策影响”这一论题的研究情况。

【关键词】所得税 资本结构 文献综述

利息费用的所得税抵减，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企业采用债务融资是公司财务领域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都是在遵循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如果不存在税收、成本、破产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那么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不同选择就不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资本结构确实对企业价值产生了影响，那一定是由于债务融资影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破产可能性和信息环境。他们（1963）还确认了利息的所得税抵减会促使企业采用债务融资的结论。但Miller（1977）认为，利息收入的个人所得税会使债权人提高其出借款项的税前回报要求，在均衡状态时，利息比股息多支付的部分正好与利息费用的所得税抵减收益相抵消，企业的资本结构不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Miller假设利息费用能够被全部抵减，但实践中利息支出的抵减是有限制的。DeAngelo and Masulis（1980）的研究表明，如果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利息税盾①，那么每个企业都能够形成各自的最佳资本结构。这个研究债务和税的基本框架，产生了一系列可验证的假设。在时间序列上，债务资本的利用将随企业所得税率的上升而增加，随着投资者相关税收成本的降低而减少。在横截面上，具有较高预期企业所得税率和较少非债务税盾的企业，其杠杆率也应该更高，这被认为能为企业带来未来收益。

Auerbach（2002）and Graham（2008）对关于税和资本结构关系的经验证据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似乎是受企业所得税状况的影响，但针对这一点并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尤其是税收刺激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程度方面。Graham解释说，一些学者（例如Myers et al.，1998）认为“税收刺激在公司决策的影响因素层级中只占到第三重要的位置”。其证据的明显缺陷一般认为是由众多原因导致的。例如现存的理论模型会导致检验受限，因为它们只作出了定性的预测。另外，杠杆的企业所得税收益被债务融资在投资者层面的税收劣势所抵消，而这些抵消的税收效果很难求解。最后，债务问题有较长的作用期间，因此预期未来边际税率是重要的，然而在先前的研究中却被忽视了。

研究债务和税收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面对税率衡量问题和财务报告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本文接下来有关资本结构的探讨中所关注的重点。此外，会计法规、职业判断及财务创新影响金融工具的计量和出于账面与税收报告的目的，报表上缺失的许多信息可能会导致企业杠杆估计中的重大计量误差。

一、估计债务资本的税收收益

利息的所得税抵减所带来的税收收益取决于企业的边际税率，这里定义为每增加一美元收入或者支出所产生的企业所得税的现值（Scholes et al.，2009）。拥有较高债务利息抵减税收收益的企业，趋向于选择较高的杠杆率。先前的研究对税收收益的估计，利用非债务税盾的存在来衡量，比如折旧、投资税收优惠以及可弥补净经营亏损（例如Bradley et al.，1984；Mackie-Mason，1990；Dhaliwal et al.，1992）。这种衡量方法的替代假设是拥有大量非债务税盾的企业，采用债务融资的可能性较低。然而Bradley et al.（1984）发现，杠杆率与非债务税盾呈正相关关系。这个看似异常的发现应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具有较高折旧成本和投资税收优惠的企业，可能拥有相对较多的资产和较少的成长选择，因此更可能采用债务融资。Mackie-Mason（1990） and Dhaliwal et al.（1992）通过关注增加的杠杆选择和捕捉企业消耗增加的债务融资税收收益的程度来解决一些内生性问题。

另外一个获取税收状况估计量的途径，是根据企业近几年的净经营损失和收入情况对企业进行分类（例如Shevlin，1990和其他一些文献中讨论的税率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首选的近似方法（Graham，1996b），但它忽略了税法对收入和损失的处理是不对称的。例如，这种静态的衡量方法会将同时拥有当前损失和未弥补亏损企业的边际税率分类为零。但净经营损失可在以后期间税前弥补，规定允许企业保留部分税收收益至未来期间，而这种分类变量不能反映损失跨期弥补的效果。

最近也是最复杂的边际税率的估计方法来自于一个模拟的步骤，即利用估计的有关企业应税收入规模和波动幅度的历史信息来预测企业未来的应税收入（Shevlin，1990；Graham，1996a）。这种方法利用损失跨期弥补的规定、投资税收优惠和替代性最低征税额等税收因素，计算每增加一美元应税收入所增加的所得税的现值来估计边际税率。大多数选用这种模拟税率的研究，得到了关于企业融资前边际税率与债务融资的使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一致证据。这些证据也表明模拟边际税率优于基于分类变量和实际所得税率的静态估计方法（Shevlin，1990；Graham，1996b；Plesko，2003；Graham and Mills，2008），然而还得注意：首先从财务报告中估计应税收入存在已知和未知的问题。Shevlin and Graham的模拟方法将应税收入估计为税前账面收入减去利用法定税率还原后的递延税收支出。因此，任何减少应税收入但不包含在账面收入当中，且在递延税收支出中也没有反映的项目，在边际税率的估计过程中，也不会包含于估计的应税收入中。例如，在“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 123R）之前，没有任何有关股票期权的支出会被记录而用于财务会计目的，且会计和税收的差异不会通过递延税项被反映出来，从而导致了边际税率的夸大估计（Hanlon and Shevlin，2002）。边际税率的夸大估计可能引出错误的结论，即企业没有充分利用债务资本（例如Graham，2000），而认识到先前的边际税率估计方法存在已知的缺陷且进行了调整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发现企业所得税对杠杆的作用效果，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效果的话（例如Graham et al.，2004）。另外：（1）产生永久性税会差异的交易事项；（2）研究并出台新的税收优惠；（3）国内外税制中的税率差异，这些问题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例如，跨国公司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国外的税收管辖权区域；因此，在边际税率的估计中使用美国的法定税率可能会严重夸大企业所负担的边际税率。在许多案例中，根据这种差异对模拟税率进行调整，就目前来看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企业披露的信息不够充分。已有文献中估计的边际税率的确被当作世界范围的边际税率来用，然而更可能的情况是企业在不同的税收管辖权中面临不同的边际税率，该边际税率是基于该管辖权范围内特定的法定税率和净经营损失计算而来。

Graham and Tucker（2006）指出了衡量偏差的一个潜在来源：避税。他们推测复杂的税务筹划战略（即避税）可能会降低真实的边际税率却由于其造成了永久性的税务和会计上的差异（一种不在账面收入或递延税项中反映的差异，而这两个成分在模拟过程中是被用来计算估计的应税收入的）而不被包含于模拟边际税率当中。与其预测一致，Graham and Tucker发现，被控非法避税的企业使用较少的债务资本，也就是说，避税是一种非债务税盾，可能会使模拟税率失真，这就部分解释了Graham（2000）中为什么会得出企业没有充分利用债务资本的结论。

如果财务报告使应税收入的计量产生误差，那么使用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申报表数据来估计边际税率似乎应该算是一种实质性的改进。Graham and Mills（2008）使用税务机关内部核定的纳税申报表数据发现，使用会计账面上的应税收入估计出来的模拟边际税率，似乎比用纳税申报表上的应税收入估计的更加优质。可能的解释是，对跨国公司来说，合并会计报表相对于排斥国外子公司收入的美国纳税申报表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的全球整体税负状况。

最后，模拟边际税率估计的准确性受限于有关应税收入时间序列性质的特定假设。Shevlin（1990） and Graham（1996b）假设应税收入的变动服从随机游走。这一近似方法最近被Blouin等人批评为将会导致边际税率的有偏估计。Blouin等人认为，税率估计中的这种偏差解释了Graham（2000）为什么会得出企业没有充分利用债务融资的结论；非参数的方法更适合预测应税收入；一旦按这种方式进行估计，企业远非Graham（2000）中所认为的那样没有充分利用债务融资。作为回应，Graham and Kim（2010）认为，Blouin等人采用的非参数方法是有问题的，并且主张AR（1）模型提供了模拟动态边际税率的最好估计。

总而言之，许多会计和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依靠直接从会计信息中计算得到边际税率估计量来测试和从经验角度证明所得税对债务资本使用的影响。边际税率估计过程的改进（Shevlin，1990 and Graham，1996a）及其在公司资本结构文献中的应用，毫无疑问是重大的贡献。然而，如果边际税率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并且这样的错误使先前的研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那么改进衡量方法或者发展出税负状况的替代变量，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税收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二、衡量杠杆

杠杆经常被衡量为长期债务除以资产的账面或市场价值。然而，会计规则及其应用可能会使真实融资结构的衡量出现重大问题，在经验研究中，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例如，资产负债表忽略了许多经济负债，包括经营性租赁承诺，非合并的权益法投资所带来的债务和养老金义务。在融资方式选择中，权衡税和非税成本的传统框架在债权可根据不同的税和非税目的进行不同分类时被打破了（Auerbach，2002）。金融工具可根据税收、会计和管理目的被相应地设计。例如，结构化融资活动能根据税收目的提供利息税前抵减，但不会在财务报告中披露。Mills and Newberry（2005）利用内部的纳税申报表数据发现，企业经常在纳税申报表中呈报比财务报告中更高的利息支出。这一差别至少能部分地被不良融资方法的使用所解释，比如R&D有限责任合伙、合成租赁协议和证券化。像信托优先证券这样的金融工具也曾被使用一时，因为企业能够用来申请利息税收抵减，但在资产负债表上列为负债。Engel et al.（1999）列举了许多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企业用较少的发行成本发行信托优先股来收回债务。实际上，许多企业乐意为在保持税收待遇不受影响的同时降低呈报的杠杆率和潜在财务风险而花费真实的成本。

当企业在企业内部分配债务以利用不同税收管辖权和不同企业活动之间的税收待遇差别时，另一个衡量问题出现了，然而，这种分配对跨国企业的合并财务报表没有影响。跨国公司根据不同税收管辖权损失跨期弥补的不同规定和国外的税收优惠来分配债务，这一情况证明了上述衡量问题的存在。类似地，Huizinga et al.（2008）提供了欧洲企业处于税收动因转移债务的相关证据。还有大量证据表明，企业在不动产信托投资公司的应税和非应税活动之间分配债务，针对不动产信托投资公司这一组织结构的税收规定允许非应税母公司在应税子公司中执行某一活动（Matheson，2008）。

教授财务呈报的人都知道，会计规则导致了企业负债的漏报。一个潜在问题是，债务融资和边际税率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能够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融资选择影响，而不是真实杠杆率的变动。因为不同企业出于各自的财务报告动机而在表外融资的使用上有所差异，所以表外融资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税对资本结构影响的分析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三、小结及未来展望

企业所得税因素对杠杆率决策的重要程度有多大，以及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将税收收益丢弃在桌上仍是开放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衡量和呈报问题似乎是重要的。边际税率估计量受众多衡量问题的影响。再者，会计规则在衡量呈报的杠杆率时忽略了许多负债。金融工具创新和在企业内部分配构造融资结构的能力，创造出了有价值的税收套利机会而不必承担过多的非税后果。

四、支付政策

税收，具体来说是投资者层面的税收，也可能影响企业的支付政策决定。这一重要问题已被广泛研究，一些文献回顾提供了深入的归纳和分析（例如，Allen and Michaely，2003；Poterba，2004；Graham，2008；Kalay and Lemmon，2008；DeAngelo et al.，2008）。从文献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投资者税收似乎不是企业支付政策的第一决定因素。在财务会计项目之间没有权衡问题，因为有证据表明，回购股份不仅提供了更低的个人所得税，而且在管理层关注提高每股收益时也提供了更多的财务会计收益（参见Bens et al.，2003；Graham et al.，2005）。

（作者为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Michelle Hanlon， Shane Heitzman.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