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下南洋”

几百年来，大批华人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地区谋生，被称为“下南洋”。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对于“下南洋”的理解也不该仅仅落在人口迁徙方面，而是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的转移方面。例如，中国在2001年生产了全世界40%的耐克运动鞋，而越南只占到13%的份额；但到2010年，全球37%的耐克运动鞋打上了“越南制造”的标记，而同期打上“中国制造”的耐克运动鞋只占34%。又如，阿迪达斯年内将关闭位于苏州的在华惟一直属工厂，迁至缅甸。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下南洋”渐成趋势。

中国制造业“下南洋”有“转”的成分。中国制造业近些年来不断强调提升附加值与技术含量，而作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聚集地——东部沿海地区，则在积极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主动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虽然其中不乏富士康那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例子，但从国际产业结构转移和调整角度讲，向周边一些国家转移也是一个重要选项，符合雁行转移规律。

中国制造业“下南洋”有“逼”的成分。近年来中国遭遇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事实上，欧美国家制造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并不完全是为了与中国制造业争夺“饭碗”，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出于追求贸易平衡、压迫人民币升值、争取大选选票等另类考虑。但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也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而只有东南亚国家,拿出来的产品在竞争力上与中国制造业“差不多”。

中国制造业“下南洋”有“压”的成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弱化。目前，中国的平均用工成本比柬埔寨高224.8%，比孟加拉国高182%，比越南高195.3%，比印度高138.6%，比印度尼西亚高206.6%。况且，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上升等其他压力加大，中国制造业赚钱更加不易，而上述南亚、东南亚国家客观上成为投资洼地。

中国制造业“下南洋”有“接”的成分。近些年来，许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也在不断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在进口设备关税减免、利润汇出等方面对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并不弱于中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接得住”从中国转移出来的项目。例如，孟加拉国的达卡、吉大港、库尔那等出口加工区中，就有很多企业是从中国“搬”来的。另外，中国企业还在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工业园区，无论是对于在华外资企业“下南洋”还是对于中资企业“走出去”，都是利好的落脚点。

当然，“下南洋”的确会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但我们也不必过于纠结。中国这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对任何外资企业来说都具有无法替代的诱惑力。即使由于国内外环境变化而走掉一部分外资，也只可能形成有限的撤资“流”，而不可能形成大范围的撤资“潮”。况且，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角度看，如果“下南洋”能够带动中国制造业主动“走出去”，和外资的部分转移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手伸得更长。

应当看到，一部分在华外资企业“下南洋”，也必然会遇到产业链条重构的压力。它们已与中国这家“世界工厂”形成了很难完全切割的关系，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从未来的上下游关系看，在很大程度上仍离不开中国制造业这个大体系。尽管这些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环境对于外资企业同样具有诱惑力，但这些国家的工业体系并不完整，自我配套能力并不很强。正是考虑到这一层因素，我们才有必要结合外资的“下南洋”，通过将现有产业链条甚至生产网络对外扩张，逐步转变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中的被动状态，进一步增加对这些外资企业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将外资企业的“下南洋”与中资企业的“走出去”相结合，促使中国制造业向“离岸”方向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与广大东南亚国家搭建了一个大舞台，无论台上哪一个演员表演出色，别人也都愿意与其搭戏。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资企业“下南洋”之后，还是免不了要与中国的制造业打交道。

现阶段外资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下南洋”，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劳动密集型项目，但不排除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转移出去。所以，现阶段要不断加大对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的进一步政策倾斜，尽可能留住这些外资项目，但也不能对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下南洋”一概持抵触态度，而是要从“追出去”入手实施“走出去”战略，使外资企业的“下南洋”与中资企业的“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果真如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加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