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农奴》诞生的台前幕后

近年来，随着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不断升级，旧农奴制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40岁以上的人来说，媒体关于旧农奴制的大量报道使他们很容易想起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一部名叫《农奴》的电影。这部影片用艺术的手段真实地再现了旧农奴制下农奴的悲惨生活，被看做是当代电影艺术创作的一个奇迹，与后来的《红河谷》被认为是关于题材最好的两部影片。电影《农奴》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本文将笔者所接触的材料作一披露，以飨读者。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对黄宗江创作的剧本《农奴》很是欣赏，并将拍摄任务交给了李俊

1959年，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简称八一厂）编剧的黄宗江决定创作一部反映旧农奴生活的作品，并为此先后四次去体验生活，其中最长的一次达半年之久。四次进藏，黄宗江采访了许多翻身农奴，听他们讲述自己在新旧的生活经历，积累了大量素材。然而，当黄宗江回到北京提笔创作时，面对这些资料，却一时不知从何处下手。

正当黄宗江为此苦恼不已时，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一个农奴被农奴主砍伤，立即用飞机送他到北京301医院进行抢救。农奴、农奴主、……看到这些熟悉的字眼，黄宗江眼前一亮，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素材。他立即赶到医院进行采访。“我现在的手是人的手，现在的脚是人的脚了！”被砍农奴的话虽不多，但却深深地印在黄宗江的脑海里。原来被砍农奴入院后，护士细心地把他的手脚洗得干干净净，他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当做人来对待。“农奴连自己的手脚在农奴制下都不是自己的，只有解放了，农奴的手脚才成了自己的。我的这部作品就应当反映农奴生活的这种变化，通过农奴在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来揭露旧农奴制的罪恶，歌颂我党对民主改革的必要和成果。”被砍农奴的叙述，使黄宗江豁然开朗，作品的主题就此确定。

为此，黄宗江又一次来到。好像是特意安排好似的，黄宗江一到拉萨便观看了一幕名为《强巴的遭遇》的活报剧。“强巴”在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名字。剧中主人公强巴从小就受到农奴主的压迫，像个哑巴一样没说过话。平叛以后解放了，强巴终于开口说话。戏虽然有点粗糙，却非常真实感人。台上在演戏，台下许多观众都哭了，黄宗江也跟着观众抹起了眼泪。“旧社会使农奴成了哑巴，新社会让农奴开口说话。”黄宗江从这个戏里找到了创作灵感。他要通过农奴强巴变哑巴来揭露残酷的农奴制度和上层反动分子背叛祖国的罪行，再通过强巴重新说话来展示人民获得的新生，而且主人公就用“强巴”这个名字。

主题有了，突破口也找到了，平时所积累的关于农奴制下农奴悲惨生活的资料在黄宗江笔下化成了一段段令人悲愤、窒息的文字。剧本前后共写了五稿，对剧本的名字也是再三斟酌，先是《装哑巴传》、《强巴的遭遇》、《铁匠与哑巴传》，最后才定名为《农奴》。剧本通过选取一系列生动而典型的情节和艺术细节，突出地刻画了主人公强巴的艺术形象。对其他人物也是疏密得当，描写得各具特色，其中对反面人物土登活佛的刻画冲破了公式化、脸谱化的旧模式，勾勒得相当出色。黄宗江创作的《农奴》剧本，无疑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一个厚实的基础。1964年，黄宗江因创作《农奴》剧本而获总政治部创作奖。

剧本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由于身为农奴的父母早亡，强巴很小就被农奴主旺杰收为家奴，受尽了折磨。父母去世后，强巴装成哑巴，不再说一句话，把对农奴主的仇恨深埋在心里，等待复仇的那一天。进后，已经长大的强巴随少爷郎杰一起去会见代表。路上，强巴不慎从背上把郎杰摔下来，恼羞成怒的郎杰欲置强巴于死地，幸被及时赶到的解救。看到强巴的思想逐渐觉悟，狠毒的郎杰又命管家将他绑在马后，想把他拖死。途中，遇到铁匠格桑，格桑杀死管家，救出强巴。强巴和格桑的妹妹兰朵一起去寻找，不幸遇到郎杰。在郎杰的追击下，他们纵身跳进了雅鲁藏布江。兰朵被救起，强巴却被郎杰抓了回去。不久，郎杰和土登活佛发动叛乱，企图赶走。叛乱阴谋被粉碎后，郎杰逃往国外时押走了强巴。强巴与郎杰在途中展开殊死搏斗，危急时刻，一位战士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强巴。已经彻底觉醒了的强巴奔回寺庙，把土登活佛暗藏的武器取出来交给，并与已经参加进藏工作队的兰朵相会。在翻身农奴庆祝丰收的闻果节上，装了几十年哑巴的强巴终于开口说话了。

剧本完成后，黄宗江将剧本交给了八一厂厂长陈播。陈播对黄宗江的这个剧本很是欣赏，立即找到刚刚完成《一片归心》拍摄的导演李俊说：“黄宗江写了个《农奴》的本子，下了不少工夫，有很大挖掘潜力。你拍过《康藏公路》，对比较熟悉。我们商量决定由你来拍这个片子，争取成为国庆15周年献礼片。”李俊粗粗地翻了一下剧本说：“好啊，我先着手搞导演分镜头剧本吧。”

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和这部影片的拍摄基调有着密切关系。李俊与黄宗江多次商量，决定在影片中尽量不让强巴说话。他说：“我们把强巴的嘴堵得越紧，强巴的性格越显特别，说话分量就越重，也就越具震撼力。”事实证明，李俊与黄宗江对于影片基调的处理是非常成功的。《农奴》用极其简练的人物语言、极其丰富的视觉影像，讲述了新旧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影片没有一段长篇对话，却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为电影音画表意的一部经典之作。

李俊决定：外景地选在，使观众感到环境的真实可信；农奴演《农奴》，藏族演员挑大梁

影片《农奴》的拍摄基调确定后，李俊很快确定了摄制组人选。助理导演是赵松，美工是寇洪烈，摄影则选择了韦林玉。韦林玉是《康藏公路》的摄影师，既熟悉风情，又曾拍摄过电影《万水千山》，有拍摄故事片的经验，选他来担当摄影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了。

《农奴》是反映农奴生活的影片，按常理外景地也应采用原地拍摄。但有人提出去危险太大，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拍电影将面临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供应困难等问题，况且此前也没有在拍故事片的先例，还有人提出将外景地选在承德避暑山庄。由于事关大家的生命安危，李俊在这件事情上也很是谨慎。他决定先派美工寇洪烈到避暑山庄进行考察后再说。寇洪烈经过考察后认为，避暑山庄与差别太大，的高穹流云、庙宇建筑、风土人情这些东西无法在避暑山庄得到真实再现。听了寇洪烈的汇报，李俊决定将外景地选在，以便使观众感到环境的真实可信。

外景地确定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演员的选择了。当时有人建议选择藏族演员，这样可以使影片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但也有人认为藏族演员专业训练少，过不了演技这一关，主张起用汉族演员。在这个问题上，李俊有自己的想法。李俊曾在1954年去过，与旧社会的农奴有过亲密接触，旧社会农奴的苦难生活和新社会农奴的幸福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想让农奴以主人公的身份在银幕上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这不仅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而且农奴演《农奴》更能保持原汁原味的风格。黄宗江也主张选用一些藏族演员，并说“农奴出身的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进行本色表演应该不成问题”。经过一番研究，李俊决定：影片主角全部启用藏族演员。电影《农奴》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在拍摄的故事片，同

时也是第一部由演员主演的电影。

1964年4月，李俊带着摄制组进驻拉萨。摄制组到拉萨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物色演员。出于职业习惯，李俊首先将目光落在了话剧团上。说来也巧，当时话剧团里有一批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不久的学员，他们毕业汇报演出的《文成公主》还应邀请到北京演出。对他们的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说：“你们是高原话剧的种子，要在高原上生根开花。”话剧团团长权玉静是个汉族人，得知《农奴》剧组要在自己团里选演员自然是兴奋不已，格外重视。没几天，她就为藏族演员排练了三场藏语独幕戏让《农奴》剧组进行考察。虽然初次观看这个剧团的节目，藏语台词也听不懂，但李俊通过这几幕戏已深深地感受到了藏族演员的独到功力。他们的舞台表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尤其是对于藏族生活习惯和动作把握得非常到位，真实自然，而这些又是汉族演员在短期内无法把握的。看完三场独幕戏后，李俊对起用藏族演员来演《农奴》的信心更大了。

经过观察，大家很快将目光定格在了话剧团刚刚30岁出头的演员旺堆身上。旺堆除了没有装过哑巴外，其经历几乎和《农奴》中的强巴一样。

事实上，影片《农奴》的成功与旺堆真实到位的表演有着很大关系。由于旺堆祖辈都是农奴，因而他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住影片所要表达的内容和含义，将整个农奴阶级的痛苦和觉醒通过强巴的遭遇和反抗表现得淋漓尽致。用他自己的话说，“演强巴感觉就像真实的自己”。旺堆饰演的强巴成为他演艺生涯中的一个巅峰之作。中国影协主席蔡楚生看了影片后，对旺堆的表演大加赞赏，说：“哎呀，强巴的表演真深刻，深得没有底了。”旺堆对自己在《农奴》中的表演也是感慨不已。多年后，他在谈到自己饰演的这一角色时说：“《农奴》使我一夜成名，我以后也塑造过许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但没有一个比得上强巴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在影片《农奴》中，扮演童年强巴的小演员是拉萨业余歌舞团的小旺堆。小旺堆虽然年纪不大，却有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悲惨经历。小旺堆跟影片中的小强巴一样，自小父母就被农奴主折磨而死，幸好有位农奴老奶奶收留了他。就在小旺堆刚会走路时，老奶奶也去世了。从此，小旺堆就被农奴主卖来卖去，受尽苦难，直到实行民主改革后才进了孤儿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与大旺堆饰演成年强巴一样，小旺堆那悲惨的个人经历也使他在表演中能将自己的遭遇和童年强巴的不幸联系在一起，演得真实自然。出演《农奴》后，小旺堆被送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表演。

不用彩色胶卷而用黑白胶卷，李俊认为这样可以实现一种反差感，农奴主和农奴是两种人、两种生活、两种概念、两种命运

电影《农奴》的演员全部到位后，为了加强演员对自己所饰演角色的理解和把握，李俊组织摄制组全体演职人员一起访问了农奴家庭、贵族庄园、寺院等。

在罗布林卡仓库里，当看到农奴主迫害农奴用的打嘴、割肉、剜心、锯腿、断筋等几十种刑具，还有人头、人头皮，风干了的人手、人脚，用人大腿骨刻成的花纹佛像，用人头盖骨制成的茶碗，用人皮蒙成的手鼓等展品时，大家无不为农奴主的残忍而愤慨，为农奴苦难的命运而悲叹。实际上，这些只是农奴主残害农奴的冰山一角。通过参观和深入生活，演员们对于农奴制下农奴的悲惨命运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于自己所饰演的角色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然而，演电影与演话剧毕竟有很大的区别，为了使藏族演员尽快进入状态，李俊还为演员们在军区第一招待所办了一个电影基础知识培训班，并经常放电影给他们看，边观摩边讲解。这一招很有效，演员们很快掌握了表演的技巧。由于《农奴》中的主要演员都来自藏族，为了使他们表演得更为真实，在拍摄电影时所有台词都是用藏语说的，然后再进行配音。此外，李俊在拍摄《农奴》时对于道具的要求也特别高，很多服装、道具使用的都是生活中的原物。不仅如此，摄制组还常把服装、道具摆出来，请当地人参观指点，力求复原历史的真实。有时为了一件服装，李俊发动摄制组成员满大街寻找，一旦发现符合要求的，就用新服装换人家的旧服装。有时换下来的服装实在太脏了，并且还有很多虱子，大家就在院子里架一口大锅，烧开了水煮旧衣服，消毒后再让演员穿。

细节决定成败。影片《农奴》的戏剧性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情节和细节，并通过将这些情节与细节贯穿起来一种内在的情绪。

如为佛像刷了一辈子金的老喇嘛，最后在大佛开光的时刻却在大佛手掌里失明了。后来邓小平在看到这一幕时也不禁连声说：“这个镜头很好。”影片中还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治好了强巴的伤，还用马送他回去。当部队首长送强巴上马时，他却以为首长要上马，而习惯性地俯身跪在马下（农奴是农奴主的踩脚石）。部队首长惊异地扶起他，并请他上马，强巴如梦初醒，热泪盈眶，久久不忍离去……

当时，在国产影片纷纷弃用黑白胶卷而采用彩色胶卷的情形下，电影《农奴》没有跟风，依然采用黑白胶片进行拍摄。其实，早在拍摄之前，八一厂领导就告诉李俊，《农奴》是一部国庆献礼片，胶卷可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东德艾柯发彩色胶卷。但摄影韦林玉向李俊提出，《农奴》最好采用黑白胶卷。他说：“黑白胶卷最能够展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也有一种历史沉重感。”李俊于1954年拍摄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时，曾深入过，对旧农奴的悲惨生活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也十分赞同用黑白胶卷来拍《农奴》。他后来在谈及这一点时说：“我对于平叛之前的有很深的感触，那时的是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农奴的生活给人一种黑色的感觉，农奴主的楼房是三到四层，顶层是农奴主和家属的卧室，二层是仓库，最底层则是牲口和农奴的住处，黑暗潮湿。农奴的心情也是压抑沉重的，在强巴的世界里，黑白更符合他的情绪。如果用彩色胶卷很难体现出那种社会的黑暗和农奴的苦难，而且黑白胶卷可以实现一种反差感，农奴主和农奴是两种人、两种生活、两种概念、两种命运，也就是一种天上地下的差距。”

经过摄制组近两年的艰苦努力，1964年国庆节前夕，作为建国15周年献礼片，电影《农奴》在全国隆重上映，并引来一片叫好声，有的观众一连看了四场还觉得不过瘾。国庆节那天，《农奴》摄制组被请上天安门观礼台，长安街上还出现了上面有强巴塑像的彩车。彩车经过时，现场响起阵阵掌声。还亲切接见了旺堆，说：“你演得不错，你们以后每年都要来一趟北京，要带来更好的作品。”邓小平对《农奴》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一天，八一厂副厂长追上回家路上的李俊说：“中央首长要调看《农奴》，你去中南海汇报一下吧。”李俊匆匆赶到中南海后，才知道是邓小平、杨尚昆等要看影片《农奴》。邓小平指了指身后的一个座位说：“你就是李俊吗？坐到这里吧。”看完影片后，邓小平高兴地对李俊说：“拍得不错嘛。”杨尚昆也称赞影片拍得不错。

影片《农奴》不仅在国内赢得了高度赞扬，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1964年，旺堆和黄宗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的亚非电影节，亲自选定《农奴》为电影节的招待影片，放映后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1981年，《农奴》在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鹰”大奖。1994年，《农奴》获国家民委颁发的少数民族“腾龙奖”纪念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