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组织沟通开放性的比较研究

摘 要：开放沟通对企业的绩效和整体成功都有决定性作用，组织中的沟通开放性一直被认为与其所在的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调查了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工作中面对面沟通与即时信息沟通开放性，运用AMOS和ANOVA分析显示，中国和美国企业面对面沟通的开放性无显著差异。美国企业平级间的面对面沟通高于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即时消息沟通的开放性明显高于美国企业。本文并对研究结果及原因详细论述。

关键词：沟通开放性；面对面沟通；即时信息沟通

中图分类号：17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1-0053-05

一、沟通开放性研究的理论发展

沟通开放性(openness in communication)，也称沟通开放度(communication openness)，原指沟通中的上级允许下级自由表达观点和抱怨的程度，后来泛指组织中成员相互之间交谈时的容易程度，以及当人们对别人讲话时被理解的程度。早期研究者认为，沟通开放性包括信息发送与信息接收行为。Rogers认为，沟通开放性是指以任务、人际和创新为主题，领导者、下级和同事间的信息发送和信息接收行为，沟通开放性模型由3部分组成，即谁对谁沟通(沟通方向)、用何种方式(信息发送和接收)和关于什么主题(抱怨、个人意见和建议等)。沟通方向分为三种关系，即上级向下级沟通(下行沟通)、下级向上级沟通(上行沟通)和平级同事间沟通(平行沟通)。

开放的沟通与其他的传统经营管理指标已经被证实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研究显示，沟通开放性与激励之间存在正向强相关的关系，对员工授权有正向影响，并且对员工忠诚度和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强相关的关系。沟通开放性也会促进组织成员间的信息和知识分享，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的有效性，帮助提高团队成员在制定战略计划时的参与度，加强上行沟通时信息流从下级向上级决策制定者的传递。相反，低水平的沟通开放性被发现与群体中的破坏性冲突有关联。

人们在工作中经常使用不同沟通渠道或媒介进行沟通，如面对面开会、接听电话、使用传真机、接收一发送电子邮件和网络即时消息沟通(如MSN、QQ)等。这些沟通媒介在处理信息的能力上有一定的差异，根据媒介丰富度理论，一种媒介处理丰富信息的能力取决于四个要素：(1)立即反馈的能力。(2)使用的线索和渠道数量。(3)个人化程度。(4)语言多样性。面对面沟通被认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媒介，可以传送丰富的信息，适用于为相互理解而调整的快速信息交换。网络即时消息沟通被认为是一种贫乏的媒介，传送信息量有限，更适合于传递比较容易理解的日常信息。

Hofstede把文化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群体(如国家和社区)中人们所共享的象征、准则和价值观，他认为文化主要有4个维度，即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特征一女性特征，以及不确定性规避。其中，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指的是在与群体的或集体的相比时，文化激励个体的需求、希望、愿望和价值观的程度。基于这样的定义，西方国家如美国可以被划分为个体主义社会，东方国家如日本被证明属于集体主义社会，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验证。Hofstede的国家文化模型成为被最广泛采纳的文化理论，以及在跨文化研究中应用最多的模型。尽管中国大陆不在Hofstede的国家文化模型研究范围之中，但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被认为是集体主义地区。在跨文化研究中，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类型已成为一种共识。

由于价值观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使用媒介进行沟通的方式也有所差别。例如，在中国文化中，“面子”是声望、地位和尊严的象征，在沟通中起到支配的、甚至是核心的作用，非正式沟通、非直接沟通常常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集体主义的沟通者更多关注对方的“面子”，当面对面谈话时，人们倾向于隐瞒一些信息。这类直接接触阻碍了特定的信息流动，由此妨碍了沟通开放性。在面对面接触中，中国人经常不愿意表示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挑战另一沟通者的“面子”，并因此质疑他／她的声誉和尊严。相对而言，个体主义沟通者更倾向于传达清晰的信息，而较少被“面子”因素影响。由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在面对面沟通时，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加开放。

在网络即时消息沟通中，沟通者不用直接面对面接触，而是通过计算机进行联系。对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员工而言，这种沟通方式“屏蔽”了双方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让他们很少担心传送的信息可能让别人丢“面子”，从而使信息沟通更加自由。如果条件许可，中国员工将更愿意在组织中使用这样的媒介渠道与他人进行交流信息。与此相反，个体主义文化的人们会觉得使用面对面沟通交流想法并表达观点更加舒畅和富有建设性，他们可能不会倾向于主要使用网络即时消息媒介进行沟通。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使用网络即时消息进行沟通时，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加开放。

二、研究方法

笔者进行了中美组织沟通开放度的问卷调查，为了确保调查对象中的中国参与者能够代表集体主义文化，美国参与者能够代表个体主义文化，我们使用了Wagner的工具表来衡量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倾向。计算的因子值越高，参与者的个体主义倾向越强。调查对象中的美国参与者均值为0.180，而中国参与者均值是－0.188。这两个平均数有显著差异，因此，美国参与者代表了个体主义文化，中国参与者代表了集体主义文化。

Rogers的沟通开放性测量表是目前最广泛应用的测量沟通开放性的有效工具，完全适用于此次组织沟通开放性比较研究。我们使用这个工具测量了3个方向的沟通开放性，即上行沟通、下行沟通和平行沟通。

为了控制计算机使用经验对沟通开放性可能产生的差异影响，在我们的研究中采用了4个协变量，包括使用计算机的年限、使用计算机的频率、即时消息使用经验和即时消息使用频率。

三、数据收集与统计

我们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分别在美国和中国进行了数据收集，在调查中询问了参与者使用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沟通的情况，共收到263份答卷，其中151份为有效答卷。在性别方面，75名是男性，占49.7％，76名是女性，占50.3％；在年龄方面，82.1％参与者年龄在18-35岁之间，其中18-24岁约占1／4，25―29岁占1／3，30-34岁占1／4；在学历方面，38.4％的参与者正在攻读硕士学位，37.7％的被调查者已经拥有硕士学位；在工作背景方面，6.6％的参与者是高级管理者，18.5％为中层管理者，15.9％为基层管理者，30.5％为普通员工；在国籍方面，40名参与者是美国人(1名非裔美国人，39名美国白人)，其余参与者

(111人)为中国人；在使用计算机及网络即时消息沟通方面，参与者使用计算机的年限平均为5年，使用即时消息沟通的年限平均为4年。

我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验证假设。SEM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统计分析方法，能够同时评估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用来研究两种媒介(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沟通)以及3种方向(下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的沟通开放性。由此，模型中有6个潜在变量，每个变量都通过3个指标进行测量。为验证上述的假设，我们使用了AMOS(路径分析软件)，在SEM模型中使用了6个开放性模型中的每个模型的求和量表。例如，面对面下行沟通(F2F_D)的价值观计算的是下行沟通1、下行沟通2和下行沟通3测量项目的平均数。选择该方法有两个原因：(1)下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开放性的测量项目间是正相关的，符合好的求和量表项目要求。(2)运用了内嵌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其结果显示，在同样条件下(沟通的方向)，组间变化不明显，这支持了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使用求和量表。因此，调研中建模的价值观包括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沟通中下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开放性，分别取自测量项目回答的平均数。每个测量项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列在表l中。研究中的平均数、标准差和求和建模相关性列在表2中。

为比较假设1和假设2中不同文化下的沟通开放性，应用路径分析软件AMOS进行多组分析来测试潜在平均数差异。以个体主义文化(美国)为参照组，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与参照组进行对比。表3说明了中国和美国沟通开放性潜在平均数差异的测试结果。与参考模型(美国)沟通潜在平均数相比，中国文化下面对面沟通的开放性之间无显著差异(P＝0.797)。这一数据不能支持我们的假设1，我们原本期待看到美国文化下的面对面沟通开放性比中国文化下的面对面沟通开放性更高。调查结果表明，个体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下，工作中面对面沟通的开放性无显著差异。

在使用即时消息沟通方面，中国文化下的沟通开放性明显要高出美国文化下沟通开放性(均值差＝1.115，P

四、分析与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面对面沟通开放性的差异不显著。如何合理解释这种不显著呢?在我们的研究中，从3个方向对沟通开放性进行研究，下行沟通、上行沟通和平行沟通。那么，在一个或多个不同方向的沟通开放性之间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呢?为继续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在SPSS和GLM中使用重复测量方差，来分析组间和组内因子的影响，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因为全部参与者都在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沟通的相同条件下进行测量，所以我们对全部参与者的回答进行了重复测量。为检查不同定义组的均差，我们对二种媒介(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沟通)，以及以沟通方向(下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为组内因子在因子间的相互影响进行重复测量方差，也在重复测量方差模型中进行了检验。

重复测量方差检验揭示了文化对沟通开放性有显著影响。与个体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在即时消息沟通所有沟通方向上，以及面对面沟通的下行沟通和上行沟通方向上，沟通开放性更高。平级(同事)之间的面对面沟通是惟一的个体主义文化下沟通开放性比集体主义文化的沟通开放性更高的项目。

组间重复测量方差检验支持AMOS测定，并揭示一些组间因子混合结果。第一，沟通媒介(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沟通)对沟通开放性无主要影响(F＝0.787，P＝0.377)。换句话说，除了文化和沟通方向外，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沟通的沟通开放性无显著差异。第二，沟通方向(下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对沟通开放性无重要影响(F＝1.800，P＝0.167)。这表明除了受文化和媒介类型影响外，下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的沟通开放性无明显差异，

在相互作用项方面，文化和沟通媒介间存在显著相互影响(F＝18.240，P＝0.000)，文化和沟通方向分别对沟通开放性有重要影响(F＝7.744，P＝0.00)，但是，媒介与沟通方向对沟通开放性相互影响不显著(F＝0.118，P=0.829)。测量结果表明：(1)中国人与美国人在面对面沟通上无显著差异，但是中国人的即时消息沟通开放性更高。(2)中国在下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开放性上比美国高，但是在平级同事间沟通方面，美国人在面对面沟通时比中国人面对面沟通开放性明显更高，换句话说，中国员工在工作中与平级同事间进行沟通时，沟通的渠道比较闭塞，变得更加不开放。

五、研究结论

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中，面对面沟通开放性水平无显著差异。这与我们在开始时所做的假设不同。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在美国文化下的沟通开放性没有我们假设的高。换句话说，有些因素影响了分享信息。有可能就是在美国文化中也存在“面子”因素，可能是面子因素影响了特定类型信息的流动。例如，美国人会同中国人一样避免在直接的面对面沟通中彼此交换相互冲突的观点。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人在工作中比我们假设的要更开放，中国人在工作中的面对面沟通可能同美国人面对面沟通一样开放。尽管存在为保存彼此“面子”的倾向，但是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比个体主义文化下的人们更加强调目标、需求和群体的社会标准，更加看重群体成员内的合作，而不是个体成果最大化。他们可能会超越个体需要而遵从群体标准和价值观，为了达到目标而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例如，中国人可能会为完成任务进行面对面沟通，而不考虑会伤害他人的“面子”。

在即时消息沟通方面，正如我们假设的一样，中国人比美国人呈现更高的开放性。这证实了我们前面的推理，面对面接触不适用于交流特定信息，中国人期望有一种如即时消息这样的媒介来传递或接收这类信息，他们在即时消息对话中会更加开放。

本文研究结果对沟通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一，把HofStedc文化模型运用于网络即时消息沟通研究，为理解不同媒介环境中沟通开放性的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第二，通过比较美国(个体主义)和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沟通开放性，填补跨文化情景中沟通开放性研究的空白。

本文研究结果对组织沟通管理实践也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如果要提高沟通开放性，管理者应尽量使用面对面沟通，这能够提供一种自由而开放的沟通渠道。第二，中国文化背景下，平级同事间面对面进行沟通时应该谨慎，因为平级同事间沟通时他们通常会隐藏一些真相。第三，中国人比美国人通过即时消息进行沟通更加开放和自由，当面对面沟通不可行时，即时消息沟通会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手段。

六、前景展望

未来的沟通研究方向应该包括两个领域：第一，沟通开放性与沟通有效性和沟通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应该放在跨文化条件下进行研究。以往的研究发现，沟通开放性与组织的满意度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这种影响在即时消息沟通时是否仍然存在?文化和沟通媒介对沟通开放性相互影响是什么?第二，沟通开放性的研究还将更多关注团队沟通问题，尤其是大量依赖于信息沟通技术(ICT)的虚拟团队。不同文化的团队和虚拟团队间的沟通开放性机制有什么区别?开放沟通会对团队建设产生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我们希望进行一些实证研究来解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