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理想,城市病的结局

从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两个角度看，我国的城市化都还处于初级阶段。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城市化水平一般采用居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这一指标称为城市化率。中国官方公布的报告中，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1991年的27%快速增长到2009年的46.6%，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目前全国城镇人口已经突破6亿。

不过，我们还来不及赞叹城市发展的辉煌成就，随之而来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让很多城市居民福利水平下降。“逃离北上广”、机动车限购、商品房限购，“城市病”迅速到来。这是否表明我们城市化已经过度？

横向比较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目前，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1.3%，其中，发达国家一般在80%左右。根据《2009世界发展报告》中的统计，与中国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是55%，也比我国要高出超过8个百分点。中国的城市化至多说是接近了世界平均水平。

最近两位学者Au和Henderson撰文指出，中国大部分城市规模偏小，没有达到足够的集聚效果。为此，可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概念――用城市人口除以城市面积来计算。高的人口密度会降低人均公共产品的成本，从而刺激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城市化是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降低交易成本的。有美国经济学家写过题为《为什么穷人愿意住在城市》的文章，认为穷人住在城市里面的原因是在城市里面的公共品成本比较低，例如廉价的交通成本。虽然住在城市里也有空间狭小等不便，但是穷人冲着低廉公共产品仍愿意住在城市。相反，富人则宁愿多花钱住在生活成本昂贵的郊区。反过来，如果城市人口密度没有增加，一般就可以认为，这种城市化不会带来预期的经济效应。

在我国，城市化在很多地方就违背了这一基本逻辑。由于城市功能定位不清，在区域划分上更多地体现了本地区政府的意志，这通常很难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来设计区域功能，提高人口密度，降低生活成本。实际上，大多数城市人口密度远没有达到城市化所要求的基本标准。虽然我国中西部地区建立了很多城市，但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人口规模不足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是城市土地面积“摊大饼”式的扩张，而不是人口密度的有效增加。

文贯中，一位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比较了“老浦西”和“新浦东”，这两个在同一区域形成的城市化经验。“老浦西”是以近代上海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浦东”则在政府的主导下在短短20年里成为世界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区之一。对我们而言，来自本土的宝贵经验比世界各国的经验来得更真切。“老浦西”的兴起源于旧上海租界当局开创并为后来政府所借鉴的一系列市场导向性的城市制度。当时很多来自外省的难民和灾民进入该地区，提供了廉价高效的劳动力，推高了房产需求。而地税和房捐是城市房地产增值收益再分配的有效机制，这构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同时对当地原住居民也构成了一个城市化的自然补偿机制。使得原住居民即使受到外来人口就业冲击的情况下，仍能在本地区继续生活。整体来讲，收入还是增加的，不过收入来源改变了：本地居民过去都是靠劳动收入，现在更多是靠财富收入。人口、土地、资本以价格为导向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发挥了城市的聚集效应。而“新浦东”在土地财政的框架下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土地和资本投入，但外来人口却被高企的房价和户籍制度排斥在外，人口集聚效应微弱。由于楼宇空置率高，导致服务业难以发展，就更难吸引人口定居，形成恶性循环。

自2000年以后，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大规模发展时期，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比例在持续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带来人口的聚集和土地集约利用，自然也就很难提高收入和消费，这是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