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调解向人民调解的嬗变论析

【摘要】人民调解由传统社会民间调解演化而来，二者在文化传统、制度基础、功能定位、个体权利保护、运行机制等方面均有巨大差异，相比而言，人民调解制度有其重大创新。正确认识这些差异及创新，有利于排除民间调解的某些不良传统对人民调解的侵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在化解矛盾、平息纷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关键词】民间调解 人民调解 嬗变 创新

调解作为纠纷的解决机制之一，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包括习惯、道德、法律等规范），在纠纷主体之间沟通信息，摆事实明道理，促成纠纷主体相互谅解、妥协，从而达成最终解决纠纷的合意。因第三者身份的不同，调解又分为民间调解和官方调解。官方调解主要指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民间调解泛指官方调解之外的调解民间纠纷的各种方式，传统社会里通常称之为“息事”或“和息”。人民调解是当代中国新型民间调解制度，依照人民调解法第二条的规定，它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

我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

我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最早可以追溯到初民社会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就有舜在民间时，调解历山和雷泽两个地方的民间纠纷的记载。在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明、清法律对民间调解已有了明确的规定。清代《户部则例》规定族长有查举该族良莠之权，即包括对宗族内部纠纷的调处权。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逐渐形成了根植民间、劝和息事、方便快捷的特色和优势，对化解矛盾、平息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深受儒家文化、宗法制度的影响，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也有糟粕和缺陷。

我国传统社会民间调解根植于儒家“无讼”文化传统，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对社会秩序的绝对服从。“无讼”一词出自《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主要意思是：应以道德教化解决纠纷，使人不再引发争讼，无讼是听讼的目的。这种“无讼”传统文化为民间调解奠定了思想基础，经过传统社会的不断教化，逐渐演变为民间社会普遍存在的“止讼、厌讼、耻讼”观念，民间调解也随之演变为以“礼”为据，一味强调对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维护，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几乎没有生存的社会土壤。

我国传统社会民间调解服务于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极大损害了纠纷主体的诉讼权利。一方面，我国传统社会民间调解常以“礼”为说教，国家法律规范几乎没有适用余地。即使在传统社会末期，清代民间调解虽有官府的支持和法律作后盾，但具体调解中却不引用法律作依据，而是讲情说理，以情理作依据。其目的不是要分清纠纷当事人的谁是谁非，而是要促使当事人和息相安。另一方面，当时的民间调解具有强制性。无论明代法律规定的“户婚、田土、钱债，均分水利、私宰耕牛、擅食田园瓜果等民事案件，系民间小事，禁止径行诉官”，还是清代法律规定的“族长有查举该族良莠之权”均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若发生“民间小事纠纷”均应进行民间调解（主要是宗族调解），而不是“诉官”，这违背了民间调解的“自愿”原则，损害了纠纷主体的诉权。

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缺乏国家法律的有效规范。虽然民间调解长期以来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但就其立法规范而言，仅有只言片语，对于“调解组织”“调解原则”“调解程序”等重大问题未作规定，致使当时的民间调解无法可依，甚至演变为“宗族特权”、“家族特权”恣意妄为的工具。这不仅损害了纠纷主体的实体权益和诉讼利益，也侵扰了国家司法裁判权的正当行使，危害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民间调解向人民调解嬗变的原因

以解放区的人民调解为发端，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已经嬗变为人民调解制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现代社会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加快了农村人口的流动，改变了传统社会以“族缘”、“地缘”、“业缘”为聚居基础的“熟人社会”结构模式。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采取了许多限制宗族势力，打击乡村族权，加强基层社会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措施，“宗族调解”、“家庭调解”的作用和范围都受到了严格限制。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和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现代社会的结构模式及“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要求民间调解的价值不能仅仅满足于息事宁人、抑制纷争，而应更加关注民众个体权益的保障。人民调解作为现代社会新型民间调解制度，在当代中国应运而生了。

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想与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社会民间调解向人民调解嬗变的思想内涵。民间调解制度作为传统社会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扎根民间、分布广泛、方便灵活的特点，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应吸收传统社会民间调解中的精华。然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仅稳定有序，而且充分尊重和保障民众利益，因此，必须舍弃传统社会民间调解“一味强调对社会秩序维护”的狭隘政治功能定位，建立起“民众利益保护和社会稳定有序并重”的人民调解制度，使人民调解与和谐社会、法治国家相得益彰。

社会主义法制促进了传统社会民间调解向人民调解嬗变的进一步升华。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由于缺乏法律规范，通常采用说服劝导、讲情说理的方法，重情理胜于重法律，以平息纷争和稳定社会为目的。这不仅有害于民众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形成，甚至沦为“宗族”、“家族”特权横行的工具，严重侵扰了国家司法裁判权。在社会主义法制背景下，人民调解制度是属于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第三领域”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权力和社会非正式权力的中间地带，它是与仲裁、诉讼并行的第三种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人民调解”和“司法诉讼”应当协调对接、良性互动。

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

人民调解作为当代中国的新型民间调解制度，相较于传统社会民间调解，其创新之处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