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毋庸置疑，近代以来科学促进了人类文明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核能开发导致核军备与核污染，农药、化肥大规模使用带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大量资源浪费所导致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

不仅如此，在德国，有二战时期纳粹医生在集中营用人体做实验；在美国，有1932年即开始的塔斯克吉的梅毒试验；在英国，有奥尔德・海伊儿童医院丑闻，等等，“科学幽灵”散布在这个社会的诸多角落。

看起来，牛顿时代以来，曾经撕破黑暗幕布，给人类带来光明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把人类文明带向一个陌生、冷漠、黑暗、充满危机的世界……

由此，科学家的道德责任问题日益凸显。

科学是求真的过程。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在促进科学知识增长的过程中，科学家首先要遵循如下行为规范：普遍性、共有性、无利益性、系统的怀疑主义、独创性、谦虚、理性精神、感情中立、尊重事实、不弄虚作假、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等等。

科学更是求善的过程。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谋福祉，而不仅仅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研究要遵守人道主义原则，乃至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原则。1949年的《纽伦堡法典》强调，当人类被实验时，要遵循知情同意、有利、不伤害、公平、尊重的原则。

尤为重要的是，在大科学时代，科学与技术的关联更加密切，科技大规模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成为极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活动，核危机、基因工程、生态危机……无不指向人类生存和道德情感本身。科学家再也无法遁入学术象牙塔，价值中立，感情无涉，他们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有义务从知识到智慧，对社会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爱因斯坦深为悔恨，他告诫科学家：没有良心的科学犹如幽灵一般，没有良心的科学家是道德沦丧和人类的悲哀。科学家必须以高度的道德心和责任感，自觉而勇敢地承担起神圣的、沉重的社会责任，力戒科学异化和技术滥用。

1974年，生物学家伯格发表公开信，自动停止重组DNA研究，引发对基因研究潜在危害的讨论。1984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制定的“科学家伦理规范”中定：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与这一伦理规范相冲突时，应该中断研究，并公开声明作出判断时应该考虑不利结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威尔金也说，“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症结是找到把思维和情感联系起来的方式。比利时社会学家亨利德克德曼说，只有一种知识可望控制应有的事情的领域，这就是关于善恶的知识，这就是――良知。然而，仅靠科学家的道德良知和公民的职责觉悟，就可以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利用通向人道主义，这种认识必定会陷入乌托邦主义。为此，还需有规范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和科学技术应用的先进制度。

或许，真正解决现代科技与人类伦理的冲突，还要寄希望于未来科学的发展、人们已有经验的总结以及人性和人格的逐渐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