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范文

时间:2023-03-06 14:28:24

科学家

科学家范文第1篇

《科学家》(CN:10-1135/N)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半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科学家》杂志致力于宣传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经历、学术成果和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传承老一辈科学家坚持真理、诚实劳动、亲贤爱才、密切合作的职业精神。

科学家范文第2篇

早在18世纪40年代,人们就已研究出了“储存”电的仪器。但仍不了解电的原理。当时的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通过一系列研究,提出了有关电学的诸多理论。同时富兰克林相信:自然界的闪电也是一种电现象,与人们当时所了解的电是一样的。为此,他勇敢地亲自动手实验。

首先,富兰克林在教堂的尖顶竖起一根导体,希望把闪电从天上引下来,只可惜相比雷电而言。教堂的顶部还不够高。于是,在1752年夏季的一天,当天空乌云密布暴雨将至之际.富兰克林带领儿子放起了风筝。富兰克林将一把金属钥匙挂到了风筝的引线上,结果他不但看到了电火花,同时手臂也感觉到了麻木,这说明确实有电荷被引了下来。

这一实验是十分危险的!假如闪电过于强烈,必将导致放风筝者的伤亡!所以在人们已经了解了电现象的今天,我们在钦佩富兰克林勇气的同时,也特别提醒读者:千万不要再做这个实验!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搞清了闪电的机理之后,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直到今天,建筑物上的避雷针还保持了富兰克林当年的基本设计。

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科学家,富兰克林不但是一名“征服了闪电的人”,还勇敢地投身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洪流当中。他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主张废除奴隶制,在美国和全世界都享有极高声誉。人们这样赞颂富兰克林:“他从天空抓到了雷电,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夺回了权力。”

当然,科学家的勇气有时会导致成功的发现,有时也难免会让自己误入歧途。

1884年,德国科学家科赫在对霍乱患者进行研究后,发现一种奇特的细菌――“有点儿弯曲,犹如一个逗号”,并确信它就是霍乱的罪魁祸首。为此科赫在学术报告中声称:“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会染上霍乱,除非他吞下霍乱弧菌。”

但在当时,人们对此却半信半疑,甚至一些著名科学家也予以强烈质疑。比如德国科学家佩滕科费尔就认为,霍乱的流行与环境有很大关系,单有霍乱病菌不足以致病。于是,他决定“以身试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科赫的“错误”。

1892年10月7日,佩滕科费尔手持试管走上讲台。他告诉听众说:这里有数百万个“科赫逗号”,而我要把它们喝下去,以证明科赫的错误。佩滕科费尔话音未落,课堂上当即发生骚乱,很多学生试图阻止佩滕科费尔的疯狂举动,但他还是毅然喝了下去。

幸运的是,佩滕科费尔没有染上霍乱,只是患了肠黏膜炎。为此这位后来被尊称为“环境医学之父”的科学家不禁十分得意,以为自己驳倒了科赫的理论。

而据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佩滕科费尔向科赫索取霍乱病菌培养物时,科赫就猜到他的意图,于是对相关材料进行多次稀释,把那些霍乱培养物的毒性降得极为衰弱。

尽管佩滕科费尔错了,但他却勇气可嘉。后来还有不少科学家都用霍乱病菌对自己进行过实验,可惜大多染病身亡。但这些勇敢的实验。客观上推动了对霍乱的研究。

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对自身的挑战,也许都不及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普拉斯面对王权时的勇气。

1796年,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的名著《天体力学》一书问世,他在其中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等理论。当他把这本书献给业已称帝的拿破仑时,拿破仑问道:拉普拉斯先生,你为什么没有在这部探讨宇宙起源的著作里,提及它那万能的创造者上帝呢?而拉普拉斯面对拿破仑的质疑,勇敢地回答道:“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拉普拉斯的回答,不仅表达了科学家面对王权时的勇气,也表现出了科学家对神权的公然蔑视。

正是这种勇气,使得科学不屈不挠地持续发展,使得科学家始终受到人们的尊敬。

科学家范文第3篇

不过,在科学家的诸多品格中,良知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稍早些时候,一家报纸刊登一则广告称:“外用流感疫苗震惊问世”,“力比奇一喷,365天不感冒”,“一次治疗,安全365天,灿烂365天”。并盗用著名病毒学家、“中国干扰素之父”侯云德院士的名义,称:“一次治疗后能让您一年内不再感冒!力比奇将成为感冒治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侯云德院士看了这则虚假广告后,拍案而起:“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是在欺骗全国人民,欺骗全国消费者。”为了维护院士和中国科学家的声誉,侯云德院士当即写了一份公开声明,辩说自己“对此广告宣传一无所知”,“广告中引用了我的所谓一段话,这全系捏造。是虚假宣传,我毫无所知”。面对有损科学家声誉的虚假广告,侯院士拍案而起,又毫不留情,就是科学家的良知的生动体现。可见,良知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没有良知,便不成其为科学家。不妨,去看看马丁・加德写于半个世纪前的《西方伪科学种种》,看看于光远在五年前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我和伪科学的恩恩怨怨》一文,看看严金海的《中国20年伪科学现象透视》一书,便知道那些伪科学者的良知何在。当然,还有反科学的。在这方面,美国生物化学博士舒尔金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最不光彩的一个了。他的一生研制了200种迷幻化合物,其中第109种就是人们常说的“”,坑害了无数的人。在他被人们讽刺为“教父”的同时,挨了个“魔鬼科学家”的骂声,便是对他丧尽天良的终结和唾弃。

其实,科学家的良知不是孤立的一面,它与崇尚科学、说真话、公道、牺牲精神、反对伪科学等等,互为因果、互为一体的,常常缺一不可。

这使我想起泰国气象学家塔玛萨罗吉来。1998年7月,太平洋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发生七点五级地震,身为泰国气象局局长的塔玛萨罗吉,敏锐地预测到这可能会引起一场大海啸,可能会影响到泰国西南部海域。当时,属下以他1993年因预报海啸失误而遭受批评的例子,劝他别再发这样的海啸预报。他却认为,气象局就要说真话,要对民众的生命负责,于是毅然发出了海啸警报。果然海啸发生了,只是后来没有波及泰国罢了。这一海啸警报在泰国南部引起了恐慌,并影响了普吉岛等地的旅游业。塔玛萨罗吉被一些人骂作“害群之马”、“大骗子”,并被迫退休。直到今次太平洋海啸发生后,泰国人在海啸悲剧中终于醒悟――塔玛萨罗吉当年的海啸警报是多么必要。海啸发生一周后,塔玛萨罗吉被泰国总理认命为副部级官员,负责管理新成立的国家灾难警告办公室。科学家的良知,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最公道的认可。

科学家范文第4篇

2009年的夏天,我参加了一次历时8个星期的北极远征。在此期间,我们的船航行在加拿大北部的埃尔斯米尔岛和格陵兰之间的海峡里。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安排了一场魔术演出,观众是船上来自13个国家的20多位各司其职的船员和乘员。由于登船之前我并无此计划,所以没有携带任何魔术道具,我只能利用船上已有的物品进行表演。我到处搜寻了一番,还不错,最后用45分钟时间表演了15个魔术。

观众中有3名来北极研究冰川变化的科学家,他们对于其中的一个魔术效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要求我反复演示。这个效果许多中国的观众都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见过,即橡皮筋穿越。两个套在一起的橡皮筋,只是被魔术师吹了一口气,便神奇地分开了。表演时,我向科学家们“解释”说:“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固体是无法穿过固体的。但是,根据量子力学,固体实际上是有可能穿过固体的,只是概率非常非常低。所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奇迹’。”

这样的解释只能让科学家们对这个魔术效果更加好60他们清楚地知道,我显然不可能用什么量子力学的原理使橡皮筋分开,但是这个效果又是如此明确,他们于是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之中。

科学家的本职工作就是查明现象背后的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没有任何人能比他们更加适合去探明魔术的秘密。但是,科学家却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是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曾被人誉为20世纪“最聪明的科学家”。有一次,他遇到了计算机科学家丹尼·西里斯(Danny Hillis),西里斯既是计算机公司“思考机器”的联合创始人,也是一名业余魔术师。西里斯给费曼表演了一个纸牌魔术。费曼作为一个酷爱寻根究底和炫耀智慧的科学家,回家思索了两三天,然后告诉西里斯他知道那个效果是如何做到的了。结果,西里斯又给费曼表演了一遍同样的效果,但很显然并不是用费曼所说的方法做到的。这一下,费曼可傻掉了。

我最初是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个故事的,后来我在洛杉矶见到了该书的作者、美国巴罗神经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史蒂芬·马可尼(StephenMacknik)和苏珊娜·马丁内斯一康德(Susana Martinez—Conde)。我问马可尼,西里斯当年给费曼表演的是哪个纸牌魔术?马可尼回答说,他并不确切知道是哪个魔术,但是有许多常见的魔术都可以让那个故事成立。我完全同意这一点,至少在我初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脑海中就立马反射出了两个可能的魔术流程。

其实,事情的关键在于,科学家习惯性地认为,同样的现象一定是由某一特定的原因造成的,像严谨的科学实验—样,如果有一步不对,就会满盘皆输。魔术师展示了一个效果,费曼会奋力给出一个假说,来解释他看到的现象。然而,当魔术师“重复”同一现象时,他只是制造了“重复”的假象。一定有什么细节或流程是与之前一次表演不同的;也就是说,魔术师其实是用不同的方法制造了“雷同”的效果。

科学家范文第5篇

不忍杀鸡的拿破仑保护起金蛋来更是给力。1797年,伏打发明伏打电池组后,为引起注意,在巴黎四处演示自己的发明时,第一个向他抛出花环的人就是拿破仑。他纡尊降贵,亲自跑到表演现场,当场授予伏打侯爵封号。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西蒙·拉普拉斯向地中海上的拿破仑出征船赠送了一本他的《天体力学》。说起来,拉普拉斯对拿破仑还有过知遇之恩:1785年,拉普拉斯主持军事学院的考试,经过反复筛选,最终从16名考生中选定了唯一一名入选者——拿破仑。

拿破仑对恩师的大作极为重视,“我将把我第一次享有的六个月的余暇时间来啃这部著作”。他手不释卷,整日研读,可拉普拉斯太高估他这位门生了,这部花了他26年时间的煌煌巨著不仅像天空一样高邈,还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看得拿破仑抓耳挠腮,一头雾水。

伟大的拿破仑怎么可以承认自己才疏学浅?后来,在和老师谈起这部著作时,他闪烁其辞,一个劲地向老师抱怨说,他发现著作中竟未提到上帝。“上帝?”拉普拉斯一句话就把这个不争气的学生顶了个跟头,“只要给我物质,我就可以创造出世界来。”

不买拿破仑账的科学家并不止拉普拉斯。1801年,威廉·赫歇尔访问巴黎时,曾和拿破仑有过短暂会晤,这次会面后,这位曾因发现天王星而一举成名的天文学家就公开表示,他对拿破仑的印象不佳,原因是拿破仑根本不懂天文学,却不懂装懂。

不懂装懂是要付出代价的。1805年,拿破仑准备渡海进攻英国,这时,一位美国人带着蒸汽轮船图纸和模型求见,希望拿破仑能按他的设计图纸制造蒸汽船,以便快速渡过英吉利海峡。结果,拿破仑竟把对方当成了骗子,声色俱厉地把这个推销者赶跑了。

这个被拿破仑当成骗子的人就是现代轮船的发明者富尔顿。拿破仑对科学成果的误判并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个事例上。1809年,当65岁的拉马克把他的心血之作《动物哲学》呈送给拿破仑时,拿破仑收下了,却说:“我接受这本书,仅仅是由于你的灰白的头发。”

而他和琴纳的故事则堪称佳话。拿破仑曾亲眼目睹过天花无情地夺走无数法国士兵的生命,因此,当牛痘接种法的发明者琴纳给他写信,请求他释放被法国军队俘虏的两位朋友时,拿破仑当即说:“对这位伟人的任何请求,我都不会拒绝。”

终其一生,拿破仑对科学家还是比较尊重的,甚至还让一些科学家在政府担任了要职,如让数学家蒙日任海军部长,让数学家卡诺任陆军部长,让化学家克鲁阿担任火药局长、教育部长等。

拿破仑和科学家的关系有时还像树和藤,而最有代表性的“藤”就是尼古拉·阿佩尔。拿破仑出于军事需要,对长期储藏食品的装置极为渴望,1795年,他开出高额悬赏征求这种仪器。重赏之下,勇夫立现,这位“勇夫”就是法国厨师兼糖果制造商阿佩尔。

阿佩尔经过长期研究,发明了这种仪器,并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家罐头厂。拿破仑兑现承诺,奖给他一万二千法郎。随后,阿佩尔还创制了牛肉干,可好景不长,在拿破仑失败后,他也随之破产,但他的罐头和牛肉干却和拿破仑一起留名青史,让我们津津乐道,口齿生香。

科学家范文第6篇

让我们从1611年说起。之前一年,伽利略对外宣称他用肉眼看到了木星的卫星。另一位备受尊崇的佛罗伦萨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辛济则试图解释伽利略是自欺欺人,他说,木星的这些卫星“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因此不会对地球造成任何影响,可以说没什么用,也不存在”。虽然伽利略在与辛济的较量中最终胜出,但这一错误概念却让他深受其害。20年过后,为了说明地球是绕太阳运转的,伽利略向教皇乌尔班八世提供了细致的数学依据。不幸的是,他将潮汐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数学书上说,潮汐活动应该是一天而非两天出现一次高潮,但伽利略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对那些指出潮汐其实是由月球引起的人冷嘲热讽。

一个世纪以后,同样是在意大利,现代电学先驱路易吉・伽伐尼也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当他将许多青蛙腿串起来,放在铁篱笆上时,青蛙腿开始抽搐。伽伐尼自以为理解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动物电”的新理论,宣称生物组织可以自己产生电流。一段时间以后,亚历山德罗・沃尔塔指出,用铜钩勾住青蛙腿,可以将整个装置变成由化学能驱动的“大电池”。

历史上,医学领域也曾出现过一系列重大错误,其中最为可怕的或许是美国医学院学生斯塔宾斯・弗斯犯下的错误。弗斯生活在19世纪初的美国,由于黄热病的发病率在冬天减少,他由此认为,这种疾病是发热和压力的产物,并不是传染病。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自己身上进行了一系列令人作呕的试验,甚至直接对着患者的嘴,吞食令人恶心的黑色呕吐物。弗斯最终活了下来,但并不是因为黄热病不是传染病,而是因为这种疾病只能通过血液进行传播。

此外,一些在其研究领域出类拔萃的顶尖科学家也会犯错。1896年,在辞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职务一年后,开尔文爵士宣布,有关X光的最新报告是如此的荒谬可笑,它无疑是一个骗局。不过,在知道自己犯错以后,开尔文表现得比伽利略大度,同年晚些时候,在亲眼看到X光的证据后,他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甚至同意让人对自己的手作X光检查。

1917年,在发表广义相对论前,爱因斯坦向许多天文学家请教过宇宙是否膨胀这个问题。爱因斯坦之所以要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的方程式描述了一个要么膨胀要么缩小的宇宙。天文学家告诉爱因斯坦,宇宙其实很稳定,于是他对方程式作了改动,加了个“宇宙常数”,企图用来解释宇宙为何能稳定地存在。10年后,埃德温・哈勃发现宇宙的确在膨胀,爱因斯坦所作的修改根本没有必要。爱因斯坦曾表示,加入“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但是这话说得太早了――近年来有关空间和时间性质的发现表明,看上去我们似乎需要一个“宇宙常数”,以便令我们的理论与观测结果相匹配。不过,爱因斯坦确实犯过错误。在晚年,他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追寻一个终极物理学统一理论,与爱因斯坦同一时代的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也追随其后,走上了这条堂吉诃德式的科学道路。

1921年,爱丁顿发现一些涉及宇宙学的数字具有明显的巧合之处。他希望证明,这种巧合是最终导致一个终极宇宙理论横空出世的线索。当另外一位研究人员证明,其中一个数字更接近于137而非136时,爱丁顿最终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改动,间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宇宙如同一个难缠的妇人,不仅让爱丁顿阴沟翻船,还愚弄了前苏联物理学家雅可夫・泽尔多维奇,令其提出了被广泛认为是物理学史上最尴尬的理论。1967年,对星系的观测发现宇宙膨胀速度出现异常。泽尔多维奇认为,这种异常符合量子论的“测不准”原理。遗憾的是,他对这种“零点能量”的计算不知比实际影响高出多少倍。

科学家犯下的一些错误有时并不难理解。例如,1999年美国宇航局“火星气候探测者”号发现它距离火星比科学家预测的近了60英里左右。这并不是因为时空关系出现了问题,而是因为在“火星气候探测者”号开发中出现了文化冲突。美宇航局科学家在计算中采用的是米、厘米等公制单位,但是提供导航软件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工程师在研究中采用的却是英尺、英寸等英制单位。结果,由于运行轨道总不稳定,耗资8 000万英镑建造的“火星气候探测者”号最终撞向火星表面,彻底报销。

或许,最令人忧虑的错误是由地中海大学的法国生物学家酿成的。2003年,他们宣布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病毒――米米病毒。这种病毒的个头是鼻病毒(引起感冒的病毒)的30倍,而且无法根除。让大家稍微松口气的是,实验结果表明,米米病毒可能不会感染人类。但是一年后,地中海大学实验室的一名技术人员却患上了由米米病毒诱发的肺炎。调查结果发现,虽然米米病毒从科学上看是新病毒,但人类对它并不陌生:检查发现,10%的肺炎患者血液中都存在米米病毒抗体。

科学家范文第7篇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窗内,人们热烈的话语,压过雨声,穿越时空隧道,仿佛又回到了30年前那个难忘的夏天……

我和方毅同志在刚刚粉碎“”之后相识。

唐山大地震的梦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在北京三里河国家地震局临时搭起的抗震棚里忙碌着:参加震情会商会,不停地给新华社用电话传送内参稿。

一天,我正在三里河河边的抗震棚里工作,忽然走进来一位身材瘦小、精神矍铄的中年人。

“这位是方毅同志,今天他特地来看看你。”陪同方毅同志一起走进来的秘书郭日方同志介绍说。

“噢,方毅同志,请坐。”这意外的来访,使我有些惶恐。

我和未来的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院长方毅同志(郭沫若院长去世以后)就这样相识了。他在那次微服私访中,仔细询问了我多年采访中国科学院了解到的情况,尤其是“”当权时,领导成员们的表现。我就自己知道的情况,认真、如实地向他做了汇报。

从这以后,方毅同志时常约见我,他的一次次微服私访,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他同我谈了自己的经历。他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新四军负责后勤工作,由同志直接领导。

“淮海战役时,我负责打扫战场。有一次,同志对我说,你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后勤工作,不然,你――提头来见!”方毅同志笑着说。来中国科学院工作之前,他负责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工作,曾多次去非洲,当时正在修建坦赞铁路,是由中国援建的。

“‘’中,有一次,一名‘’的干将与我同行,此人不学无术,一路上哼着小调:二月里来,好春光……他见我用英语同外国人交谈,竟说:你跟他谈什么?你是不是里通外国啊?!弄得我真是啼笑皆非!”方毅同志笑着对我说。

方毅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期间,经历了全国科学大会,以及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虽然身体欠佳(患有糖尿病),但却是兢兢业业地、出色地完成了全国科学界的繁重的领导工作。工作中,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热情支持新闻宣传工作。他处理的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方毅同志作为中国科学界的负责人工作十分繁忙,尽管如此,他对宣传工作还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亲自审阅了大会的开幕新闻。开幕那天,方毅亲自带我采访了邓小平同志。这之前,在著名的“八・八座谈会”上,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虽然天天见到邓小平同志,座谈会闭幕时,我还当场把邓小平的讲话写成新闻稿,请他审阅,但时间较短。那天,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方毅同志带我去见邓小平同志时,他迈着急促的步伐在前面走,我忙不迭地在后面追,见到邓小平同志时,方毅同志从我手中拿过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时的讲话摘要稿,说:“邓副主席,这位是新华社的小顾同志,她请你审稿……”

方毅同志随即抖擞起精神,大声地朗读起来。两位领导同志面对面地站着,直到方毅同志一口气把我带去的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稿(数千字)读完。

“我看,可以吧。”最后,邓小平说。

作为一名科技记者,我目睹并报道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也使得我们记者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在撰写了《华罗庚传》之后,我又写了《炎黄之光》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方毅同志的热情支持,他在百忙中,亲自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作序。

1979年,方毅同志跟随邓小平同志去美国访问。他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美国能源部,签订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的科研机构、各大加速器中心,将帮助中国建造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这台耗资以亿元人民币计的大型科研设备的建成和运转成功,凝聚着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也包括方毅,以及几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可以说,它是几代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产物。回忆在它诞生前后的采访,至今我仍十分兴奋。

那是1978年春季的一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忽然来到我所在的北京三里河国家地震局临时搭起的抗震棚里。说明来意后,他们交给我一封由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等18位科学家写给党中央的信件。在信中,张文裕等人叙述了世界各国高能物理以及高能加速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他们非常殷切地希望党中央能够关注这门尖端科学,积极筹集资金,调集人力、物力,尽快建造起中国的高能加速器。在这之前,我对高能物理这门科学虽然知之甚少,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通讯社的记者,我认为我有责任反映科学家们的呼声和要求,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他们,何况,这是关系到提高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大事呢,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把科学家们的信件转交给了新华社的领导,他们很快便送给了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在这之后,我又采写稿件通过内部舆论,帮助高能物理研究所要回了他们现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的所址(“”期间被部队占用)。从此以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我和高能物理学领域里的科学家们成了好朋友。就这样,我从抗震棚里走出来之后,又成了高能物理学家们的座上客。

进入中国高能物理领域采访之后,人们对我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中,有3位都在高能物理领域,他们是: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

当时,我虽然还未直接接触并采访上述3位著名华裔物理学家,但我想,他们既然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业绩,一定非同一般,作为采访这个领域里的记者,我有责任把这些明星般的人物的成长道路和成就,介绍给读者,尤其是介绍给年轻人,使他们从中汲取奋发向上的力量。

1979年春天来临。这是“”后迎来的第二个春天,人们欢呼科学的春天来了,北京地区各个研究所里一片繁荣景象。为了报道这种新气象,我曾多次在晚上去中关村的各个研究所采访,所见所闻,果然生机勃勃。于是,我怀着一腔激情,采写了通讯“中关村的灯火”。

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采访时,听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吴塘同志说,李政道教授正在北京科学会堂讲学,很轰动。他说,遗憾的是,国内的报刊对此并未宣传,《人民日报》也只在“送往迎来”的专栏里,登了一条几十个字的短新闻。

“李先生讲学很卖力气,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备课,嗓子讲哑了,也不休息,你能不能做些深入的采访,写些报道?”吴塘建议说。

过后,我把吴塘的上述要求向编辑部汇报以后,编辑部同意我去北京西郊的科学会堂采访。于是,在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天天坐在听众席上,认真地听李政道讲课,课余时间便找些了解李政道的教授和科学家们座谈,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讲学的盛况。采访进行得差不多的时候,一天,我采访了李政道本人,不料他却把采访时间安排在他讲课的休息时间。那天下午,李政道显得很疲惫,他一面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我的提问,一面往嘴里塞润喉片。

又经过几天的采访,我写了长篇通讯《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197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刊在显著的位置刊出。有的海外华侨报纸在刊登时,还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在海内外的华裔科学家中,也引起了很大重视。

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采访时听说,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提出,他也要来中国讲学,听讲的范围可以和李政道一样。为此,方毅同志的秘书郭日方同志找到我谈了上述情况,他说,方毅同志建议我再采访丁肇中教授。

于是,在丁肇中来中国讲学的半个月以前,我又到中国科学院和高能物理研究所,找到了解丁肇中教授的科学家们进行采访,并找来1976年丁肇中获奖时的演讲稿《个人的回忆》,仔细地研读。当然,在这同时,我还请他在国内的同行给我做了科学普及工作。

不料,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中科院外事局的一位名叫苏凤林的处长,直接负责接待丁肇中,苏凤林处长断然拒绝了我的采访,理由是,丁来华讲学的时间短促,有许多活动,因此抽不出时间来。

那时,我年轻气盛,把完成采访任务看得高于一切,万般无奈之下,我把状告到了方毅同志那里,希望他能支持这次采访,尽快安排我与丁肇中见面。

方毅同志二话没说,当即严肃地批评了苏凤林。他对苏凤林说:“我们的高能加速器建成后,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物理人才,我们需要丁肇中教授的支持与帮助,你为什么不让记者采访他?”

就这样,在方毅同志的直接过问和干预下,1979年秋天一个晴朗的午后,下午两点半钟,我在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初次见到了丁肇中教授。

那天,丁肇中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满头乌发,红光满面,英气勃勃,看上去不像43岁的人。见面后,他笑吟吟地和我握手问好。然后,坐下来仔细地听我的提问。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丁肇中用带有山东日照一带的乡音侃侃而谈,他从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丢下两个大小不同的物体,即那时的直线加速器谈起,到19世纪末X光的发现,即当时的高能物理研究,一直谈到20世纪30年代中子的发现,以及后来愈来愈多的新粒子的发现。

在这次采访中,丁肇中还对我谈了他20岁离开台湾到美国求学的经过。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请他谈谈自1975年以来4次访问中国的观感,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访问结束以后,我写了长篇通讯《丁肇中教授谈科学实验》。这篇通讯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1979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这次采访中间虽然有过波折,但结果还是圆满的。也许是因为我的工作,使得当时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比较满意,1980年年初的一天,当时的国家科委负责人赵东宛同志对我说,要我随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和欧洲的各大加速器中心,经请示,新华社当时的负责人穆青同志当即同意我跟随代表团出访。

代表团就要启程时,方毅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出国以后,先到日本,然后飞越太平洋到达美国,再从美国飞越大西洋到达欧洲。这样,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就清楚了。”

就这样,1980年6月的一天,我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女记者,访问了欧洲和美国的各大加速器中心。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后,据方毅当时的秘书郭日方同志回忆,邓小平曾多次请方毅同志到家中商议制定恢复高考和科研工作的许多重大政策。在科学和教育界至今仍沿用的许多政策中,也凝聚着方毅同志的心血。方毅同志作为科技界的负责人,曾协助邓小平同志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和教育方面的政策,他忠于职守,不愧是科学家们的挚友和领路人。

如今,方毅同志已经作古,但是,作为科学家和记者的挚友,他的风范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科学家范文第8篇

最酷的,还是她的职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里,她从事着旧石器石制品的研究。简单点说,她是位考古科学家。扛着这又深奥又神秘的职业名头,在2004年获得“首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称号时,侯亚梅以鲜艳的橘色大耳环,同色系灯笼裤小坤包出场,像个不靠谱的艺术家。于是在一众端庄套装中,惊艳得让记者们“下巴都快掉下来”!

科学家的美丽与飞扬

侯亚梅的办公室,像一间小型花园。北方充沛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那些热带植物上,空气里还有檀香燃过的味道。除了占满过道一箱箱形色各异的石头,这里跟“科学”难以扯上关系。

如果划分一个人类十大神秘职业,考古学家怎么也得排前三。侯亚梅却是这神秘里的一个异类。据说某年冬天,她穿着红艳的棉裙,头上挽着古髻,披个大披肩,自如地拿了研究所里的最佳服饰奖。而她的五官,经过赤道的暴晒和黄土高原的风沙后,有着北方岩石一样的棱角。

这并不协调,但是美丽。像女科学家吗?如果你记得的是“传统”,那么她确实不像。

她很招摇,性格相当大路。旗袍和明艳的色彩都是她的最爱,偶尔还敢扎两个小辫。她有足够的底气,因为老公说她“越老越好看了”。

这个好看,跟美丽没关系。出身信息工程系的高材生老公,从来吝于甜言蜜语,他说的是自信。只有自信的女人,魅力才会从眼角眉梢乃至全身各处散发出来。

老公可以说这句话,他刚认识侯亚梅的时候,这姑娘刚从东北出来,22岁,按他的话说,“傻呼呼的北方姑娘。”

“没办法啊,我父亲是东北部队的,刚到北京的时候,进大城市了,对自己要求特别严,穿着上怕出一点差错。说白了就是自卑,恨不得马上让自己变成地道北京人。”她大笑,眼角纹路如花绽放。

“后来怎么想明白的?”

“突然就想通了呗。别人如何看待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如何看待自己。不管穿什么,只要我老公看得惯,我自己心里美得跟朵花似的,就行了。”

上杨澜主持的《天下女人》节目,穿着街边十几块钱买的旗袍就上了台,侯亚梅博士的性子不可谓不拉风。如果可以划分,她会把自己分裂在35岁,前半段拘谨平常,后半段洒脱飞扬。

老公是追来的

“去爱吧,像没有受过伤一样:跳舞吧,像没有人欣赏一样,唱歌吧,像没有人聆听一样;生活吧,像今天是周末一样……”

看着屏幕上的金三顺,侯亚梅就像看着自己情窦初开的八十年代,未来还有点迷茫,身材还有点臃肿,减肥一如既往的失败中,而且,刚丢了生命中那个“长得特英俊、特好看……”的初恋男友。书信来往很多年,最后吹了的原因是对方家人不喜欢,主要集中在不喜欢她的专业。自家媳妇得整天在不知哪个国家的土层里摸爬滚打风吹日晒,搁谁家也不愿意。

比金三顺好的是,她风华正茂,可以豪气冲天,再战江湖。1987年10月,侯亚梅去中科院进修,缘分又一头跟她撞上了。真是撞上的,她认识了一个电子学部的男同学,顺路去他们宿舍玩,一进屋,一拨男孩子里,“我一眼就相中我老公了。”

至今她也说不清楚,这个男人为什么会让她怦然心动。临走的时候,侯亚梅把全屋子男生的姓名都问了,醉翁之意,当然只男1号一人而已。再接触,发现这位同学特爱看书,还特有思想。咋办?侯亚梅几乎没犹豫,追呗!回去她就开始写情书,一天一封,成千上万字地写,一下把那男生打蒙了。

男1号是计算机系的,绍兴人。鲁迅祖师爷在上,那地可专出愤怒文学青年。确实有思想,就是脾气不大好,还害臊。

“我们不适合,性格差异太大了。”男1号拼命挣扎。

“你不了解我,你得给我一个机会去了解我啊,不接触你咋知道我们俩不行哩。”侯亚梅进逼。

进进退退,眨眼进修期就过去了。侯亚梅正心说这回眼瞅着又没戏了,还没来得及沮丧,男1号却在某晚敲开她宿舍门,羞羞答答地说,那啥,你以后有空来我这里玩吧。

侯亚梅至今也不知道男1号同志脑子咋就那么峰回路转,她只知道自己被冷棒子打得晕头转向后,转眼摔进了糖罐子。

事实证明,男1号同志跟侯亚梅的性子真是南辕北辙,就算谈恋爱,也冷冷淡淡不爱搭理人。但侯亚梅是谁啊,你就是个冰人,她也能用热情爽直把你给捂热了。恐惧婚姻的男1号最终举手投降,分分合合4年后说了那年代的经典台词:“那哈哈,我们单位要分房子了,所以,结婚吧……”

1991年的6月5号,考古学家和信息工程师结为了连理。那时连他们都没注意到,6月5号,世界环保日。缘分呐。

我素食,我心安

有些缘分是奇妙的,比如说两个专业都需要理性的人,却都信佛,信因果,信轮回。这导致了两个人都对素食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耐力。

素食开始是为了健康,可侯亚梅是考古学家,在她的研究里,看到愈来愈多的生物在人类扩张版图的过程中消失,注定了她会为环保做很多事情。而老公,“他有时就像一老道,不滞于物,道骨仙风呗。”侯亚梅感慨得很,这年头,还深研琴棋书画,活脱脱一派魏晋风骨的老公,她算是捡到宝了。

刚开始很不容易,素食带来生活上诸多不习惯,不是没挨过双方老人的骂,但丈夫比她坚定。他们一起经历了犹豫、软弱、动摇、反复,稍一闪念,时刻都会放弃。随着对素食这门学问理解的深入,到了1998年后,两口子连鸡蛋也不吃了。

幸好侯亚梅爱好厨艺,婚后她根本不让老公有染指厨房的机会,嫌他不能做得又快又好。只要她在家,家务事就是全包。没办法,老公的长处在于学问,没本事把生活这门功夫过得五花八门。而侯亚梅,出门她是科学家,进门就是小女人,还是个骨子特别爱好情调的小女人。

她对吃素有一番精致的讲究,水果怎么吃,素菜们怎么搭配才能引起食欲,她都动过脑筋。家里可爱的小碟小碗都是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色彩缤纷,她可以把黄瓜土豆山药青椒们变着方地横切,竖削,斜着铺摆。糖醋茄合,拔丝地瓜这样的招牌菜,走到黄土高坡,走到法国欧洲,她都要露上一手,甚至还为此上了法国当地报纸的头条。

婚姻一晃就是18年,年近五十的丈夫仍然热爱看书,早上起来会打坐静思,“最近学会了古琴,一曲高山流水,越发高雅了。”侯亚梅笑着叹息,毫不谦虚地自夸着:“我特崇拜他,临到老了还这么潇洒,超脱,智慧,强大。”

丈夫确实强大,不但不在乎妻子常年在外风吹日晒野外奔波,还颇能自得其乐,拥有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妻子没时间陪他旅行,他也不在乎一个人飘然而行拜访名山。装修房子的时候,他还会妙趣横生抱来一堆石头,和妻子一起在小径上拼出几幅春夏秋冬的“卡畦伊”图案。

唯一的遗憾也许是,考古科学家必须得满山跑的工作性质,让他们只能做一对丁克夫妻。他们共同养着两只从街上收养来的流浪狗,给予其所有的照顾和宠爱。这对前卫得完全不似六十年代生人的夫妻,在个性上也许南辕北辙,却在心灵上无比合拍。

侯亚梅热烈地期待着她的退休生活,想象着自己成为一个又酷又时髦的老太太,穿旗袍,学戏曲,宣传她的素食主义,还有她拖欠了许多年的、跟丈夫的一次共同旅行。

他们没有孩子,但这并不防碍他们想在多年以后,能给这个蓝色的星球多留下点什么。

科学家范文第9篇

郭可尊,50上下,福建人,现任AMD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CEO。她早年留学德国、美国,练就一身武艺,常以科学报国激励自己。回国后,一头扎进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做研究,由于杰出很快被重用,出任中国智能计算机研究中心副主任:后来为了促进中美间的一个合作,她在组织的安排下,加盟摩托罗拉中国任研究院院长;再后来,她被当年摩托罗拉的老领导“诱惑”到AMD任大中华区CEO。

郭可尊说,做研究和做CEO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用心做就一定能做好。

我和郭可尊认识多年,见面多次,但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坐下来一对一深谈。她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永远笑眯眯的表情,永远不急不慢的语言,永远优雅的举手投足,你很难把外表柔弱的她,与她在AMD大中华区取得的成绩连在一起:仅仅几年工夫,AMD大中华区市场份额已经从2002年她加盟时可以忽略不计,成长到今天的30%左右。很多业内权威人士对我说,没有郭可尊就没有AMD在华的今天。

2010年4月20日下午,我们相约在她的办公室深谈。福建特有的装修风格,让整个办公区典雅而古色古香。她早早为我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铁观音,茶香撩人,平添了谈话的兴致。

她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淡淡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柔和中略带坚毅。

我们的谈话从她的成长开始,因为我很想弄明白她的性格基因对成长的作用,从科学家变身为CEO,她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灵历程。

她依然笑眯眯的,述说严谨、有条理和富有节奏,她告诉我童年与留学的故事,还告诉我帮助中国信息产业成长的故事,更告诉我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如何化不利为有利。这让我知道了另一个郭可尊和另一个AMD。

2002年底接手AMD中国后,郭才发现中国区不但没有几个人,而且市场几乎是一团糟。她说,那几年她几乎每天都拖着行李箱飞来飞去拜访客户,并以一个科学家独到的眼光,帮助客户解决面临的问题。她告诉我,为了帮助曙光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占领市场,她和曙光领导大年三十还在办公室开会研究方案,一直到天黑鞭炮响起。在她的真诚低调中。在她的坚忍不拔中,曙光、方正、惠普、戴尔、联想等都相继用上了AMD的CPU。

全球能提供电脑心脏CPU的公司主要有两家:英特尔和AMD。有趣的是,它们的创始人,当年又是硅谷仙童公司的同事。据相关资料记载,AMD创办的时间比英特尔还要早,当年的技术也比它先进,但后来创始人心有旁骛,中间放松了几年,结果就被对方超过了。AMD的创始人后来全力追赶,虽然有阶段性的超越,但整体还是不及英特尔。

对于从一个科学家转变成一个CEO,而且是背着销售任务的CEO,她也有很多的感慨。

她说,她完全被鲁毅智给“诱惑”了。鲁原来是摩托罗拉全球负责研发的老大,后来去AMD做CEO,他很重视中国市场,来中国面试了几十个人都不满意,最后才突然想起了自己在中国的老部下郭。在说服郭的时候,他用了技巧。他知道郭可尊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于是他说,你来AMD吧,这样可以把AMD的先进技术引到中国,帮助中国政府发展信息产业。

郭对我说,她喜欢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既然答应了鲁的邀请,就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做好。值得欣慰的是,她说到也做到了。在他们两个人的通力合作下,AMD向中国政府赠送了先进的×86芯片技术,这一举动震动了全世界。如今AMD在中国的研发团队就有几千人。他们和中国的信息产业进行着全方位合作。

科学家范文第10篇

《未来科学家》(CN:10-1769/TU)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未来科学家》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办刊方向,立足实际,面向未来,刊载城市规划设计新理念、新进展、新技术,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成果转化,服务城市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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