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范文

科学家范文第1篇

早在18世纪40年代，人们就已研究出了“储存”电的仪器。但仍不了解电的原理。当时的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通过一系列研究，提出了有关电学的诸多理论。同时富兰克林相信：自然界的闪电也是一种电现象，与人们当时所了解的电是一样的。为此，他勇敢地亲自动手实验。

首先，富兰克林在教堂的尖顶竖起一根导体，希望把闪电从天上引下来，只可惜相比雷电而言。教堂的顶部还不够高。于是，在1752年夏季的一天，当天空乌云密布暴雨将至之际．富兰克林带领儿子放起了风筝。富兰克林将一把金属钥匙挂到了风筝的引线上，结果他不但看到了电火花，同时手臂也感觉到了麻木，这说明确实有电荷被引了下来。

这一实验是十分危险的!假如闪电过于强烈，必将导致放风筝者的伤亡!所以在人们已经了解了电现象的今天，我们在钦佩富兰克林勇气的同时，也特别提醒读者：千万不要再做这个实验!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搞清了闪电的机理之后，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直到今天，建筑物上的避雷针还保持了富兰克林当年的基本设计。

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科学家，富兰克林不但是一名“征服了闪电的人”，还勇敢地投身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洪流当中。他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主张废除奴隶制，在美国和全世界都享有极高声誉。人们这样赞颂富兰克林：“他从天空抓到了雷电，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夺回了权力。”

当然，科学家的勇气有时会导致成功的发现，有时也难免会让自己误入歧途。

1884年，德国科学家科赫在对霍乱患者进行研究后，发现一种奇特的细菌――“有点儿弯曲，犹如一个逗号”，并确信它就是霍乱的罪魁祸首。为此科赫在学术报告中声称：“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会染上霍乱，除非他吞下霍乱弧菌。”

但在当时，人们对此却半信半疑，甚至一些著名科学家也予以强烈质疑。比如德国科学家佩滕科费尔就认为，霍乱的流行与环境有很大关系，单有霍乱病菌不足以致病。于是，他决定“以身试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科赫的“错误”。

1892年10月7日，佩滕科费尔手持试管走上讲台。他告诉听众说：这里有数百万个“科赫逗号”，而我要把它们喝下去，以证明科赫的错误。佩滕科费尔话音未落，课堂上当即发生骚乱，很多学生试图阻止佩滕科费尔的疯狂举动，但他还是毅然喝了下去。

幸运的是，佩滕科费尔没有染上霍乱，只是患了肠黏膜炎。为此这位后来被尊称为“环境医学之父”的科学家不禁十分得意，以为自己驳倒了科赫的理论。

而据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佩滕科费尔向科赫索取霍乱病菌培养物时，科赫就猜到他的意图，于是对相关材料进行多次稀释，把那些霍乱培养物的毒性降得极为衰弱。

尽管佩滕科费尔错了，但他却勇气可嘉。后来还有不少科学家都用霍乱病菌对自己进行过实验，可惜大多染病身亡。但这些勇敢的实验。客观上推动了对霍乱的研究。

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对自身的挑战，也许都不及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普拉斯面对王权时的勇气。

1796年，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的名著《天体力学》一书问世，他在其中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等理论。当他把这本书献给业已称帝的拿破仑时，拿破仑问道：拉普拉斯先生，你为什么没有在这部探讨宇宙起源的著作里，提及它那万能的创造者上帝呢?而拉普拉斯面对拿破仑的质疑，勇敢地回答道：“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拉普拉斯的回答，不仅表达了科学家面对王权时的勇气，也表现出了科学家对神权的公然蔑视。

正是这种勇气，使得科学不屈不挠地持续发展，使得科学家始终受到人们的尊敬。

科学家范文第2篇

不过，在科学家的诸多品格中，良知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稍早些时候，一家报纸刊登一则广告称：“外用流感疫苗震惊问世”，“力比奇一喷，365天不感冒”，“一次治疗，安全365天，灿烂365天”。并盗用著名病毒学家、“中国干扰素之父”侯云德院士的名义，称：“一次治疗后能让您一年内不再感冒！力比奇将成为感冒治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侯云德院士看了这则虚假广告后，拍案而起：“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是在欺骗全国人民，欺骗全国消费者。”为了维护院士和中国科学家的声誉，侯云德院士当即写了一份公开声明，辩说自己“对此广告宣传一无所知”，“广告中引用了我的所谓一段话，这全系捏造。是虚假宣传，我毫无所知”。面对有损科学家声誉的虚假广告，侯院士拍案而起，又毫不留情，就是科学家的良知的生动体现。可见，良知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没有良知，便不成其为科学家。不妨，去看看马丁・加德写于半个世纪前的《西方伪科学种种》，看看于光远在五年前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我和伪科学的恩恩怨怨》一文，看看严金海的《中国20年伪科学现象透视》一书，便知道那些伪科学者的良知何在。当然，还有反科学的。在这方面，美国生物化学博士舒尔金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最不光彩的一个了。他的一生研制了200种迷幻化合物，其中第109种就是人们常说的“”，坑害了无数的人。在他被人们讽刺为“教父”的同时，挨了个“魔鬼科学家”的骂声，便是对他丧尽天良的终结和唾弃。

其实，科学家的良知不是孤立的一面，它与崇尚科学、说真话、公道、牺牲精神、反对伪科学等等，互为因果、互为一体的，常常缺一不可。

这使我想起泰国气象学家塔玛萨罗吉来。1998年7月，太平洋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发生七点五级地震，身为泰国气象局局长的塔玛萨罗吉，敏锐地预测到这可能会引起一场大海啸，可能会影响到泰国西南部海域。当时，属下以他1993年因预报海啸失误而遭受批评的例子，劝他别再发这样的海啸预报。他却认为，气象局就要说真话，要对民众的生命负责，于是毅然发出了海啸警报。果然海啸发生了，只是后来没有波及泰国罢了。这一海啸警报在泰国南部引起了恐慌，并影响了普吉岛等地的旅游业。塔玛萨罗吉被一些人骂作“害群之马”、“大骗子”，并被迫退休。直到今次太平洋海啸发生后，泰国人在海啸悲剧中终于醒悟――塔玛萨罗吉当年的海啸警报是多么必要。海啸发生一周后，塔玛萨罗吉被泰国总理认命为副部级官员，负责管理新成立的国家灾难警告办公室。科学家的良知，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最公道的认可。

科学家范文第3篇

让我们从1611年说起。之前一年，伽利略对外宣称他用肉眼看到了木星的卫星。另一位备受尊崇的佛罗伦萨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辛济则试图解释伽利略是自欺欺人，他说，木星的这些卫星“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因此不会对地球造成任何影响，可以说没什么用，也不存在”。虽然伽利略在与辛济的较量中最终胜出，但这一错误概念却让他深受其害。20年过后，为了说明地球是绕太阳运转的，伽利略向教皇乌尔班八世提供了细致的数学依据。不幸的是，他将潮汐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数学书上说，潮汐活动应该是一天而非两天出现一次高潮，但伽利略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对那些指出潮汐其实是由月球引起的人冷嘲热讽。

一个世纪以后，同样是在意大利，现代电学先驱路易吉・伽伐尼也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当他将许多青蛙腿串起来，放在铁篱笆上时，青蛙腿开始抽搐。伽伐尼自以为理解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动物电”的新理论，宣称生物组织可以自己产生电流。一段时间以后，亚历山德罗・沃尔塔指出，用铜钩勾住青蛙腿，可以将整个装置变成由化学能驱动的“大电池”。

历史上，医学领域也曾出现过一系列重大错误，其中最为可怕的或许是美国医学院学生斯塔宾斯・弗斯犯下的错误。弗斯生活在19世纪初的美国，由于黄热病的发病率在冬天减少，他由此认为，这种疾病是发热和压力的产物，并不是传染病。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自己身上进行了一系列令人作呕的试验，甚至直接对着患者的嘴，吞食令人恶心的黑色呕吐物。弗斯最终活了下来，但并不是因为黄热病不是传染病，而是因为这种疾病只能通过血液进行传播。

此外，一些在其研究领域出类拔萃的顶尖科学家也会犯错。1896年，在辞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职务一年后，开尔文爵士宣布，有关X光的最新报告是如此的荒谬可笑，它无疑是一个骗局。不过，在知道自己犯错以后，开尔文表现得比伽利略大度，同年晚些时候，在亲眼看到X光的证据后，他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甚至同意让人对自己的手作X光检查。

1917年，在发表广义相对论前，爱因斯坦向许多天文学家请教过宇宙是否膨胀这个问题。爱因斯坦之所以要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的方程式描述了一个要么膨胀要么缩小的宇宙。天文学家告诉爱因斯坦，宇宙其实很稳定，于是他对方程式作了改动，加了个“宇宙常数”，企图用来解释宇宙为何能稳定地存在。10年后，埃德温・哈勃发现宇宙的确在膨胀，爱因斯坦所作的修改根本没有必要。爱因斯坦曾表示，加入“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但是这话说得太早了――近年来有关空间和时间性质的发现表明，看上去我们似乎需要一个“宇宙常数”，以便令我们的理论与观测结果相匹配。不过，爱因斯坦确实犯过错误。在晚年，他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追寻一个终极物理学统一理论，与爱因斯坦同一时代的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也追随其后，走上了这条堂吉诃德式的科学道路。

1921年，爱丁顿发现一些涉及宇宙学的数字具有明显的巧合之处。他希望证明，这种巧合是最终导致一个终极宇宙理论横空出世的线索。当另外一位研究人员证明，其中一个数字更接近于137而非136时，爱丁顿最终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改动，间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宇宙如同一个难缠的妇人，不仅让爱丁顿阴沟翻船，还愚弄了前苏联物理学家雅可夫・泽尔多维奇，令其提出了被广泛认为是物理学史上最尴尬的理论。1967年，对星系的观测发现宇宙膨胀速度出现异常。泽尔多维奇认为，这种异常符合量子论的“测不准”原理。遗憾的是，他对这种“零点能量”的计算不知比实际影响高出多少倍。

科学家犯下的一些错误有时并不难理解。例如，1999年美国宇航局“火星气候探测者”号发现它距离火星比科学家预测的近了60英里左右。这并不是因为时空关系出现了问题，而是因为在“火星气候探测者”号开发中出现了文化冲突。美宇航局科学家在计算中采用的是米、厘米等公制单位，但是提供导航软件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工程师在研究中采用的却是英尺、英寸等英制单位。结果，由于运行轨道总不稳定，耗资8 000万英镑建造的“火星气候探测者”号最终撞向火星表面，彻底报销。

或许，最令人忧虑的错误是由地中海大学的法国生物学家酿成的。2003年，他们宣布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病毒――米米病毒。这种病毒的个头是鼻病毒（引起感冒的病毒）的30倍，而且无法根除。让大家稍微松口气的是，实验结果表明，米米病毒可能不会感染人类。但是一年后，地中海大学实验室的一名技术人员却患上了由米米病毒诱发的肺炎。调查结果发现，虽然米米病毒从科学上看是新病毒，但人类对它并不陌生：检查发现，10%的肺炎患者血液中都存在米米病毒抗体。

科学家范文第4篇

最酷的，还是她的职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里，她从事着旧石器石制品的研究。简单点说，她是位考古科学家。扛着这又深奥又神秘的职业名头，在2004年获得“首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称号时，侯亚梅以鲜艳的橘色大耳环，同色系灯笼裤小坤包出场，像个不靠谱的艺术家。于是在一众端庄套装中，惊艳得让记者们“下巴都快掉下来”!

科学家的美丽与飞扬

侯亚梅的办公室，像一间小型花园。北方充沛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那些热带植物上，空气里还有檀香燃过的味道。除了占满过道一箱箱形色各异的石头，这里跟“科学”难以扯上关系。

如果划分一个人类十大神秘职业，考古学家怎么也得排前三。侯亚梅却是这神秘里的一个异类。据说某年冬天，她穿着红艳的棉裙，头上挽着古髻，披个大披肩，自如地拿了研究所里的最佳服饰奖。而她的五官，经过赤道的暴晒和黄土高原的风沙后，有着北方岩石一样的棱角。

这并不协调，但是美丽。像女科学家吗?如果你记得的是“传统”，那么她确实不像。

她很招摇，性格相当大路。旗袍和明艳的色彩都是她的最爱，偶尔还敢扎两个小辫。她有足够的底气，因为老公说她“越老越好看了”。

这个好看，跟美丽没关系。出身信息工程系的高材生老公，从来吝于甜言蜜语，他说的是自信。只有自信的女人，魅力才会从眼角眉梢乃至全身各处散发出来。

老公可以说这句话，他刚认识侯亚梅的时候，这姑娘刚从东北出来，22岁，按他的话说，“傻呼呼的北方姑娘。”

“没办法啊，我父亲是东北部队的，刚到北京的时候，进大城市了，对自己要求特别严，穿着上怕出一点差错。说白了就是自卑，恨不得马上让自己变成地道北京人。”她大笑，眼角纹路如花绽放。

“后来怎么想明白的?”

“突然就想通了呗。别人如何看待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如何看待自己。不管穿什么，只要我老公看得惯，我自己心里美得跟朵花似的，就行了。”

上杨澜主持的《天下女人》节目，穿着街边十几块钱买的旗袍就上了台，侯亚梅博士的性子不可谓不拉风。如果可以划分，她会把自己分裂在35岁，前半段拘谨平常，后半段洒脱飞扬。

老公是追来的

“去爱吧，像没有受过伤一样：跳舞吧，像没有人欣赏一样，唱歌吧，像没有人聆听一样；生活吧，像今天是周末一样……”

看着屏幕上的金三顺，侯亚梅就像看着自己情窦初开的八十年代，未来还有点迷茫，身材还有点臃肿，减肥一如既往的失败中，而且，刚丢了生命中那个“长得特英俊、特好看……”的初恋男友。书信来往很多年，最后吹了的原因是对方家人不喜欢，主要集中在不喜欢她的专业。自家媳妇得整天在不知哪个国家的土层里摸爬滚打风吹日晒，搁谁家也不愿意。

比金三顺好的是，她风华正茂，可以豪气冲天，再战江湖。1987年10月，侯亚梅去中科院进修，缘分又一头跟她撞上了。真是撞上的，她认识了一个电子学部的男同学，顺路去他们宿舍玩，一进屋，一拨男孩子里，“我一眼就相中我老公了。”

至今她也说不清楚，这个男人为什么会让她怦然心动。临走的时候，侯亚梅把全屋子男生的姓名都问了，醉翁之意，当然只男1号一人而已。再接触，发现这位同学特爱看书，还特有思想。咋办?侯亚梅几乎没犹豫，追呗!回去她就开始写情书，一天一封，成千上万字地写，一下把那男生打蒙了。

男1号是计算机系的，绍兴人。鲁迅祖师爷在上，那地可专出愤怒文学青年。确实有思想，就是脾气不大好，还害臊。

“我们不适合，性格差异太大了。”男1号拼命挣扎。

“你不了解我，你得给我一个机会去了解我啊，不接触你咋知道我们俩不行哩。”侯亚梅进逼。

进进退退，眨眼进修期就过去了。侯亚梅正心说这回眼瞅着又没戏了，还没来得及沮丧，男1号却在某晚敲开她宿舍门，羞羞答答地说，那啥，你以后有空来我这里玩吧。

侯亚梅至今也不知道男1号同志脑子咋就那么峰回路转，她只知道自己被冷棒子打得晕头转向后，转眼摔进了糖罐子。

事实证明，男1号同志跟侯亚梅的性子真是南辕北辙，就算谈恋爱，也冷冷淡淡不爱搭理人。但侯亚梅是谁啊，你就是个冰人，她也能用热情爽直把你给捂热了。恐惧婚姻的男1号最终举手投降，分分合合4年后说了那年代的经典台词：“那哈哈，我们单位要分房子了，所以，结婚吧……”

1991年的6月5号，考古学家和信息工程师结为了连理。那时连他们都没注意到，6月5号，世界环保日。缘分呐。

我素食，我心安

有些缘分是奇妙的，比如说两个专业都需要理性的人，却都信佛，信因果，信轮回。这导致了两个人都对素食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耐力。

素食开始是为了健康，可侯亚梅是考古学家，在她的研究里，看到愈来愈多的生物在人类扩张版图的过程中消失，注定了她会为环保做很多事情。而老公，“他有时就像一老道，不滞于物，道骨仙风呗。”侯亚梅感慨得很，这年头，还深研琴棋书画，活脱脱一派魏晋风骨的老公，她算是捡到宝了。

刚开始很不容易，素食带来生活上诸多不习惯，不是没挨过双方老人的骂，但丈夫比她坚定。他们一起经历了犹豫、软弱、动摇、反复，稍一闪念，时刻都会放弃。随着对素食这门学问理解的深入，到了1998年后，两口子连鸡蛋也不吃了。

幸好侯亚梅爱好厨艺，婚后她根本不让老公有染指厨房的机会，嫌他不能做得又快又好。只要她在家，家务事就是全包。没办法，老公的长处在于学问，没本事把生活这门功夫过得五花八门。而侯亚梅，出门她是科学家，进门就是小女人，还是个骨子特别爱好情调的小女人。

她对吃素有一番精致的讲究，水果怎么吃，素菜们怎么搭配才能引起食欲，她都动过脑筋。家里可爱的小碟小碗都是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色彩缤纷，她可以把黄瓜土豆山药青椒们变着方地横切，竖削，斜着铺摆。糖醋茄合，拔丝地瓜这样的招牌菜，走到黄土高坡，走到法国欧洲，她都要露上一手，甚至还为此上了法国当地报纸的头条。

婚姻一晃就是18年，年近五十的丈夫仍然热爱看书，早上起来会打坐静思，“最近学会了古琴，一曲高山流水，越发高雅了。”侯亚梅笑着叹息，毫不谦虚地自夸着：“我特崇拜他，临到老了还这么潇洒，超脱，智慧，强大。”

丈夫确实强大，不但不在乎妻子常年在外风吹日晒野外奔波，还颇能自得其乐，拥有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妻子没时间陪他旅行，他也不在乎一个人飘然而行拜访名山。装修房子的时候，他还会妙趣横生抱来一堆石头，和妻子一起在小径上拼出几幅春夏秋冬的“卡畦伊”图案。

唯一的遗憾也许是，考古科学家必须得满山跑的工作性质，让他们只能做一对丁克夫妻。他们共同养着两只从街上收养来的流浪狗，给予其所有的照顾和宠爱。这对前卫得完全不似六十年代生人的夫妻，在个性上也许南辕北辙，却在心灵上无比合拍。

侯亚梅热烈地期待着她的退休生活，想象着自己成为一个又酷又时髦的老太太，穿旗袍，学戏曲，宣传她的素食主义，还有她拖欠了许多年的、跟丈夫的一次共同旅行。

他们没有孩子，但这并不防碍他们想在多年以后，能给这个蓝色的星球多留下点什么。

科学家范文第5篇

2009年的夏天，我参加了一次历时8个星期的北极远征。在此期间，我们的船航行在加拿大北部的埃尔斯米尔岛和格陵兰之间的海峡里。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安排了一场魔术演出，观众是船上来自13个国家的20多位各司其职的船员和乘员。由于登船之前我并无此计划，所以没有携带任何魔术道具，我只能利用船上已有的物品进行表演。我到处搜寻了一番，还不错，最后用45分钟时间表演了15个魔术。

观众中有3名来北极研究冰川变化的科学家，他们对于其中的一个魔术效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要求我反复演示。这个效果许多中国的观众都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见过，即橡皮筋穿越。两个套在一起的橡皮筋，只是被魔术师吹了一口气，便神奇地分开了。表演时，我向科学家们“解释”说：“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固体是无法穿过固体的。但是，根据量子力学，固体实际上是有可能穿过固体的，只是概率非常非常低。所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奇迹’。”

这样的解释只能让科学家们对这个魔术效果更加好60他们清楚地知道，我显然不可能用什么量子力学的原理使橡皮筋分开，但是这个效果又是如此明确，他们于是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之中。

科学家的本职工作就是查明现象背后的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没有任何人能比他们更加适合去探明魔术的秘密。但是，科学家却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是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曾被人誉为20世纪“最聪明的科学家”。有一次，他遇到了计算机科学家丹尼·西里斯（Danny Hillis），西里斯既是计算机公司“思考机器”的联合创始人，也是一名业余魔术师。西里斯给费曼表演了一个纸牌魔术。费曼作为一个酷爱寻根究底和炫耀智慧的科学家，回家思索了两三天，然后告诉西里斯他知道那个效果是如何做到的了。结果，西里斯又给费曼表演了一遍同样的效果，但很显然并不是用费曼所说的方法做到的。这一下，费曼可傻掉了。

我最初是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个故事的，后来我在洛杉矶见到了该书的作者、美国巴罗神经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史蒂芬·马可尼（StephenMacknik）和苏珊娜·马丁内斯一康德（Susana Martinez—Conde）。我问马可尼，西里斯当年给费曼表演的是哪个纸牌魔术？马可尼回答说，他并不确切知道是哪个魔术，但是有许多常见的魔术都可以让那个故事成立。我完全同意这一点，至少在我初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脑海中就立马反射出了两个可能的魔术流程。

其实，事情的关键在于，科学家习惯性地认为，同样的现象一定是由某一特定的原因造成的，像严谨的科学实验—样，如果有一步不对，就会满盘皆输。魔术师展示了一个效果，费曼会奋力给出一个假说，来解释他看到的现象。然而，当魔术师“重复”同一现象时，他只是制造了“重复”的假象。一定有什么细节或流程是与之前一次表演不同的；也就是说，魔术师其实是用不同的方法制造了“雷同”的效果。

科学家范文第6篇

2012的“世界末日”并未带来任何毁灭性的灾难，2013年如约而至，人类仍将怀着对生活的憧憬，走过忙碌的一年。不知你去年的愿望是否都已达成，反正亲爱的科学家们可没有闲着：寻找希格斯粒子，给中微子测速，计算500页的数学猜想，发射火星车，还要用3D打印取代传统制造业……

2012年7月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物理学家们宣布发现希格斯玻色子。

我从未想过在有生之年还能目睹这一发现。

——爱丁堡大学的粒子理论物理学家彼得·

希格斯

研究人员已经坚决否定了去年提出的假说，即中微子或许跑得比光快。

中微子之所以比光速快，是因为连接GPS信号接收器的光纤“接触不良”。

——《科学》杂志官方网站

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发表了长达500多页的abc猜想证明。

abc猜想如被证明，将一举解决众多著名的丢番图问题，其中就包括费马大定理。如果望月新一的证明正确，这将成为21世纪最令人震惊的数学成就之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家多利安·戈德

菲尔德

它（好奇号火星车）将寻找那些古老问题的答案：火星上是否曾存在过生命，火星未来能否提供维持生命体的条件。奥巴马总统计划在2035年左右将人类送上火星，好奇号的登陆则是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

3D打印机将来不是要取代某一个制造业，而是要取代几乎所有的制造业。未来你想要什么，只需下载图纸，按一下“打印”键，就可以去喝咖啡听音乐了，剩下的所有事，请统统交给打印机。

——3D打印机开源数据信息科学家阿德里 安·鲍耶

在上个世纪三大科学创举中，中国的原子弹技术、登月计划等都比外国落后，但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中国与强国同步。哈佛大学商学院最近评价，基因组计划带来的基因组产业将超过现在任何的互联网产业，包括IT产业。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先生

纳米相关技术的研究几乎已经渗透到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这项研究（对治疗艾滋病的纳米药物的研制）将可能为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儿童带来巨大好处。

——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首席

执行官大卫·德佩

无人驾驶汽车将成为严肃的、有竞争力的全球项目，更多的国家将通过法律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各大公司将大力研发相关技术，使无人驾驶汽车终有一天被大众所接受。

科学家范文第7篇

《未来科学家》（CN：10-1769/TU）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未来科学家》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办刊方向，立足实际，面向未来，刊载城市规划设计新理念、新进展、新技术，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成果转化，服务城市建设发展。

科学家范文第8篇

中国的“科学家”系统似乎现在有两个阵营，一类是每次事件之后，立即被官方请出来讲话的“科学家”，他们的任务就是消除民众的疑虑，不妨可以归类为“官方科学家”。另外一个阵营则是所谓的“民间科学家”，他们则往往通过多方举证，以“客观”地说明事实，故而经常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把他们简称为“官科”和“民科”。

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前推几天，也就是4月20日“雅安地震”前后，可以看到“官科”和“民科”在很多问题上也有分歧，其中的焦点问题无疑便是地震究竟能否被预报。然而理性来看待，“民科”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得到了许多民众的支持，但并没有太多科学性的内容，到现在为止，也并没有哪一位“民科”可以真正实现多次准确预报——我们都知道，即使1975年的海城地震被成功预报，由于只是一次孤立事件，并没有办法证明当时的预报理论是可靠的，甚至不排除整个过程中蕴含着迷信的成分。

回过头再看昆明PX事件，“民科”在唤醒民众意识方面则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实际工作，而这样的结果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化学工作者数目少说也是地震工作者的千倍以上，化学知识的普及远比地震知识来得容易。

科普比较容易进行的另一个主导因素就是民众的理性。

此次事件中，随着民众不断追问PX的毒性与生产过程，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实实在在问倒了这些“官科”。可以看到“官科”们大量求证对二甲苯的毒性如何低于苯和甲苯，以及寻找国外“PX项目”的诸多证据。然而观察网民的回复可以看到，这些没有正面回答的答案并没有让大家满意。

学过几年化学的人都知道，苯和甲苯的毒性都是比较高的，尤其具有致癌性，以此为参照物，显然不能证明对二甲苯的清白；而与国外对比，国内整体的石化水平即使在最基础的炼油手段都有很大差距，单纯拿国外来对比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我们可以从中国与德国的相关工业进行一个简单对比——中国的污染最严重城市包括了石家庄、大同在内的很多华北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共同特征都是与煤开采及煤化工有关，这是一种在中国已经被开发了近一百年的产品，然而由于产业始终升级缓慢，如此成熟的产业依然不能解决大量污染的困局；

德国的石化产业发达，其中德固赛（Degussa）生产的异氰酸酯全球闻名，这个产业中涉及到氢气这种高爆炸风险的气体，还有氨气这种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气体，以及光气这种具有极强毒性的气体，然而，德固赛的厂区设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附近，试想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否也可以做到如此水准？

“官科”和“民科”两大阵营在近几年来正在迅速分化，“官科”的避重就轻的做法使得他们赢得了很多诸如“砖家”和“叫兽”之类的不雅称号，但他们仍然占据着主流舆论。很显然，这样的局面不会维持太久，随着“民科”力量的崛起，政府在采纳“官科”说法的时候需要付出的代价已经越来越高，甚至引起民众强有力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