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范文

科学家范文第1篇

《科学家》（CN：10-1135/N）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半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科学家》杂志致力于宣传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经历、学术成果和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传承老一辈科学家坚持真理、诚实劳动、亲贤爱才、密切合作的职业精神。

科学家范文第2篇

不过，在科学家的诸多品格中，良知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稍早些时候，一家报纸刊登一则广告称：“外用流感疫苗震惊问世”，“力比奇一喷，365天不感冒”，“一次治疗，安全365天，灿烂365天”。并盗用著名病毒学家、“中国干扰素之父”侯云德院士的名义，称：“一次治疗后能让您一年内不再感冒！力比奇将成为感冒治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侯云德院士看了这则虚假广告后，拍案而起：“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是在欺骗全国人民，欺骗全国消费者。”为了维护院士和中国科学家的声誉，侯云德院士当即写了一份公开声明，辩说自己“对此广告宣传一无所知”，“广告中引用了我的所谓一段话，这全系捏造。是虚假宣传，我毫无所知”。面对有损科学家声誉的虚假广告，侯院士拍案而起，又毫不留情，就是科学家的良知的生动体现。可见，良知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没有良知，便不成其为科学家。不妨，去看看马丁・加德写于半个世纪前的《西方伪科学种种》，看看于光远在五年前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我和伪科学的恩恩怨怨》一文，看看严金海的《中国20年伪科学现象透视》一书，便知道那些伪科学者的良知何在。当然，还有反科学的。在这方面，美国生物化学博士舒尔金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最不光彩的一个了。他的一生研制了200种迷幻化合物，其中第109种就是人们常说的“”，坑害了无数的人。在他被人们讽刺为“教父”的同时，挨了个“魔鬼科学家”的骂声，便是对他丧尽天良的终结和唾弃。

其实，科学家的良知不是孤立的一面，它与崇尚科学、说真话、公道、牺牲精神、反对伪科学等等，互为因果、互为一体的，常常缺一不可。

这使我想起泰国气象学家塔玛萨罗吉来。1998年7月，太平洋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发生七点五级地震，身为泰国气象局局长的塔玛萨罗吉，敏锐地预测到这可能会引起一场大海啸，可能会影响到泰国西南部海域。当时，属下以他1993年因预报海啸失误而遭受批评的例子，劝他别再发这样的海啸预报。他却认为，气象局就要说真话，要对民众的生命负责，于是毅然发出了海啸警报。果然海啸发生了，只是后来没有波及泰国罢了。这一海啸警报在泰国南部引起了恐慌，并影响了普吉岛等地的旅游业。塔玛萨罗吉被一些人骂作“害群之马”、“大骗子”，并被迫退休。直到今次太平洋海啸发生后，泰国人在海啸悲剧中终于醒悟――塔玛萨罗吉当年的海啸警报是多么必要。海啸发生一周后，塔玛萨罗吉被泰国总理认命为副部级官员，负责管理新成立的国家灾难警告办公室。科学家的良知，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最公道的认可。

科学家范文第3篇

不忍杀鸡的拿破仑保护起金蛋来更是给力。1797年，伏打发明伏打电池组后，为引起注意，在巴黎四处演示自己的发明时，第一个向他抛出花环的人就是拿破仑。他纡尊降贵，亲自跑到表演现场，当场授予伏打侯爵封号。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西蒙·拉普拉斯向地中海上的拿破仑出征船赠送了一本他的《天体力学》。说起来，拉普拉斯对拿破仑还有过知遇之恩：1785年，拉普拉斯主持军事学院的考试，经过反复筛选，最终从16名考生中选定了唯一一名入选者——拿破仑。

拿破仑对恩师的大作极为重视，“我将把我第一次享有的六个月的余暇时间来啃这部著作”。他手不释卷，整日研读，可拉普拉斯太高估他这位门生了，这部花了他26年时间的煌煌巨著不仅像天空一样高邈，还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看得拿破仑抓耳挠腮，一头雾水。

伟大的拿破仑怎么可以承认自己才疏学浅？后来，在和老师谈起这部著作时，他闪烁其辞，一个劲地向老师抱怨说，他发现著作中竟未提到上帝。“上帝？”拉普拉斯一句话就把这个不争气的学生顶了个跟头，“只要给我物质，我就可以创造出世界来。”

不买拿破仑账的科学家并不止拉普拉斯。1801年，威廉·赫歇尔访问巴黎时，曾和拿破仑有过短暂会晤，这次会面后，这位曾因发现天王星而一举成名的天文学家就公开表示，他对拿破仑的印象不佳，原因是拿破仑根本不懂天文学，却不懂装懂。

不懂装懂是要付出代价的。1805年，拿破仑准备渡海进攻英国，这时，一位美国人带着蒸汽轮船图纸和模型求见，希望拿破仑能按他的设计图纸制造蒸汽船，以便快速渡过英吉利海峡。结果，拿破仑竟把对方当成了骗子，声色俱厉地把这个推销者赶跑了。

这个被拿破仑当成骗子的人就是现代轮船的发明者富尔顿。拿破仑对科学成果的误判并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个事例上。1809年，当65岁的拉马克把他的心血之作《动物哲学》呈送给拿破仑时，拿破仑收下了，却说：“我接受这本书，仅仅是由于你的灰白的头发。”

而他和琴纳的故事则堪称佳话。拿破仑曾亲眼目睹过天花无情地夺走无数法国士兵的生命，因此，当牛痘接种法的发明者琴纳给他写信，请求他释放被法国军队俘虏的两位朋友时，拿破仑当即说：“对这位伟人的任何请求，我都不会拒绝。”

终其一生，拿破仑对科学家还是比较尊重的，甚至还让一些科学家在政府担任了要职，如让数学家蒙日任海军部长，让数学家卡诺任陆军部长，让化学家克鲁阿担任火药局长、教育部长等。

拿破仑和科学家的关系有时还像树和藤，而最有代表性的“藤”就是尼古拉·阿佩尔。拿破仑出于军事需要，对长期储藏食品的装置极为渴望，1795年，他开出高额悬赏征求这种仪器。重赏之下，勇夫立现，这位“勇夫”就是法国厨师兼糖果制造商阿佩尔。

阿佩尔经过长期研究，发明了这种仪器，并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家罐头厂。拿破仑兑现承诺，奖给他一万二千法郎。随后，阿佩尔还创制了牛肉干，可好景不长，在拿破仑失败后，他也随之破产，但他的罐头和牛肉干却和拿破仑一起留名青史，让我们津津乐道，口齿生香。

科学家范文第4篇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窗内，人们热烈的话语，压过雨声，穿越时空隧道，仿佛又回到了30年前那个难忘的夏天……

我和方毅同志在刚刚粉碎“”之后相识。

唐山大地震的梦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在北京三里河国家地震局临时搭起的抗震棚里忙碌着：参加震情会商会，不停地给新华社用电话传送内参稿。

一天，我正在三里河河边的抗震棚里工作，忽然走进来一位身材瘦小、精神矍铄的中年人。

“这位是方毅同志，今天他特地来看看你。”陪同方毅同志一起走进来的秘书郭日方同志介绍说。

“噢，方毅同志，请坐。”这意外的来访，使我有些惶恐。

我和未来的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院长方毅同志（郭沫若院长去世以后）就这样相识了。他在那次微服私访中，仔细询问了我多年采访中国科学院了解到的情况，尤其是“”当权时，领导成员们的表现。我就自己知道的情况，认真、如实地向他做了汇报。

从这以后，方毅同志时常约见我，他的一次次微服私访，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他同我谈了自己的经历。他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新四军负责后勤工作，由同志直接领导。

“淮海战役时，我负责打扫战场。有一次，同志对我说，你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后勤工作，不然，你――提头来见！”方毅同志笑着说。来中国科学院工作之前，他负责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工作，曾多次去非洲，当时正在修建坦赞铁路，是由中国援建的。

“‘’中，有一次，一名‘’的干将与我同行，此人不学无术，一路上哼着小调：二月里来，好春光……他见我用英语同外国人交谈，竟说：你跟他谈什么？你是不是里通外国啊？！弄得我真是啼笑皆非！”方毅同志笑着对我说。

方毅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期间，经历了全国科学大会，以及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虽然身体欠佳（患有糖尿病），但却是兢兢业业地、出色地完成了全国科学界的繁重的领导工作。工作中，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热情支持新闻宣传工作。他处理的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方毅同志作为中国科学界的负责人工作十分繁忙，尽管如此，他对宣传工作还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亲自审阅了大会的开幕新闻。开幕那天，方毅亲自带我采访了邓小平同志。这之前，在著名的“八・八座谈会”上，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虽然天天见到邓小平同志，座谈会闭幕时，我还当场把邓小平的讲话写成新闻稿，请他审阅，但时间较短。那天，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方毅同志带我去见邓小平同志时，他迈着急促的步伐在前面走，我忙不迭地在后面追，见到邓小平同志时，方毅同志从我手中拿过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时的讲话摘要稿，说：“邓副主席，这位是新华社的小顾同志，她请你审稿……”

方毅同志随即抖擞起精神，大声地朗读起来。两位领导同志面对面地站着，直到方毅同志一口气把我带去的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稿（数千字）读完。

“我看，可以吧。”最后，邓小平说。

作为一名科技记者，我目睹并报道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也使得我们记者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在撰写了《华罗庚传》之后，我又写了《炎黄之光》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方毅同志的热情支持，他在百忙中，亲自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作序。

1979年，方毅同志跟随邓小平同志去美国访问。他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美国能源部，签订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的科研机构、各大加速器中心，将帮助中国建造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这台耗资以亿元人民币计的大型科研设备的建成和运转成功，凝聚着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也包括方毅，以及几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可以说，它是几代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产物。回忆在它诞生前后的采访，至今我仍十分兴奋。

那是1978年春季的一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忽然来到我所在的北京三里河国家地震局临时搭起的抗震棚里。说明来意后，他们交给我一封由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等18位科学家写给党中央的信件。在信中，张文裕等人叙述了世界各国高能物理以及高能加速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他们非常殷切地希望党中央能够关注这门尖端科学，积极筹集资金，调集人力、物力，尽快建造起中国的高能加速器。在这之前，我对高能物理这门科学虽然知之甚少，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通讯社的记者，我认为我有责任反映科学家们的呼声和要求，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他们，何况，这是关系到提高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大事呢，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把科学家们的信件转交给了新华社的领导，他们很快便送给了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在这之后，我又采写稿件通过内部舆论，帮助高能物理研究所要回了他们现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的所址（“”期间被部队占用）。从此以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我和高能物理学领域里的科学家们成了好朋友。就这样，我从抗震棚里走出来之后，又成了高能物理学家们的座上客。

进入中国高能物理领域采访之后，人们对我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中，有3位都在高能物理领域，他们是：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

当时，我虽然还未直接接触并采访上述3位著名华裔物理学家，但我想，他们既然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业绩，一定非同一般，作为采访这个领域里的记者，我有责任把这些明星般的人物的成长道路和成就，介绍给读者，尤其是介绍给年轻人，使他们从中汲取奋发向上的力量。

1979年春天来临。这是“”后迎来的第二个春天，人们欢呼科学的春天来了，北京地区各个研究所里一片繁荣景象。为了报道这种新气象，我曾多次在晚上去中关村的各个研究所采访，所见所闻，果然生机勃勃。于是，我怀着一腔激情，采写了通讯“中关村的灯火”。

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采访时，听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吴塘同志说，李政道教授正在北京科学会堂讲学，很轰动。他说，遗憾的是，国内的报刊对此并未宣传，《人民日报》也只在“送往迎来”的专栏里，登了一条几十个字的短新闻。

“李先生讲学很卖力气，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备课，嗓子讲哑了，也不休息，你能不能做些深入的采访，写些报道？”吴塘建议说。

过后，我把吴塘的上述要求向编辑部汇报以后，编辑部同意我去北京西郊的科学会堂采访。于是，在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天天坐在听众席上，认真地听李政道讲课，课余时间便找些了解李政道的教授和科学家们座谈，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讲学的盛况。采访进行得差不多的时候，一天，我采访了李政道本人，不料他却把采访时间安排在他讲课的休息时间。那天下午，李政道显得很疲惫，他一面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我的提问，一面往嘴里塞润喉片。

又经过几天的采访，我写了长篇通讯《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197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刊在显著的位置刊出。有的海外华侨报纸在刊登时，还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在海内外的华裔科学家中，也引起了很大重视。

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采访时听说，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提出，他也要来中国讲学，听讲的范围可以和李政道一样。为此，方毅同志的秘书郭日方同志找到我谈了上述情况，他说，方毅同志建议我再采访丁肇中教授。

于是，在丁肇中来中国讲学的半个月以前，我又到中国科学院和高能物理研究所，找到了解丁肇中教授的科学家们进行采访，并找来1976年丁肇中获奖时的演讲稿《个人的回忆》，仔细地研读。当然，在这同时，我还请他在国内的同行给我做了科学普及工作。

不料，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中科院外事局的一位名叫苏凤林的处长，直接负责接待丁肇中，苏凤林处长断然拒绝了我的采访，理由是，丁来华讲学的时间短促，有许多活动，因此抽不出时间来。

那时，我年轻气盛，把完成采访任务看得高于一切，万般无奈之下，我把状告到了方毅同志那里，希望他能支持这次采访，尽快安排我与丁肇中见面。

方毅同志二话没说，当即严肃地批评了苏凤林。他对苏凤林说：“我们的高能加速器建成后，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物理人才，我们需要丁肇中教授的支持与帮助，你为什么不让记者采访他？”

就这样，在方毅同志的直接过问和干预下，1979年秋天一个晴朗的午后，下午两点半钟，我在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初次见到了丁肇中教授。

那天，丁肇中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满头乌发，红光满面，英气勃勃，看上去不像43岁的人。见面后，他笑吟吟地和我握手问好。然后，坐下来仔细地听我的提问。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丁肇中用带有山东日照一带的乡音侃侃而谈，他从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丢下两个大小不同的物体，即那时的直线加速器谈起，到19世纪末X光的发现，即当时的高能物理研究，一直谈到20世纪30年代中子的发现，以及后来愈来愈多的新粒子的发现。

在这次采访中，丁肇中还对我谈了他20岁离开台湾到美国求学的经过。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请他谈谈自1975年以来4次访问中国的观感，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访问结束以后，我写了长篇通讯《丁肇中教授谈科学实验》。这篇通讯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1979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这次采访中间虽然有过波折，但结果还是圆满的。也许是因为我的工作，使得当时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比较满意，1980年年初的一天，当时的国家科委负责人赵东宛同志对我说，要我随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和欧洲的各大加速器中心，经请示，新华社当时的负责人穆青同志当即同意我跟随代表团出访。

代表团就要启程时，方毅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出国以后，先到日本，然后飞越太平洋到达美国，再从美国飞越大西洋到达欧洲。这样，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就清楚了。”

就这样，1980年6月的一天，我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女记者，访问了欧洲和美国的各大加速器中心。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后，据方毅当时的秘书郭日方同志回忆，邓小平曾多次请方毅同志到家中商议制定恢复高考和科研工作的许多重大政策。在科学和教育界至今仍沿用的许多政策中，也凝聚着方毅同志的心血。方毅同志作为科技界的负责人，曾协助邓小平同志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和教育方面的政策，他忠于职守，不愧是科学家们的挚友和领路人。

如今，方毅同志已经作古，但是，作为科学家和记者的挚友，他的风范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科学家范文第5篇

《未来科学家》（CN：10-1769/TU）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未来科学家》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办刊方向，立足实际，面向未来，刊载城市规划设计新理念、新进展、新技术，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成果转化，服务城市建设发展。

科学家范文第6篇

郭可尊，50上下，福建人，现任AMD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CEO。她早年留学德国、美国，练就一身武艺，常以科学报国激励自己。回国后，一头扎进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做研究，由于杰出很快被重用，出任中国智能计算机研究中心副主任：后来为了促进中美间的一个合作，她在组织的安排下，加盟摩托罗拉中国任研究院院长；再后来，她被当年摩托罗拉的老领导“诱惑”到AMD任大中华区CEO。

郭可尊说，做研究和做CEO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用心做就一定能做好。

我和郭可尊认识多年，见面多次，但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坐下来一对一深谈。她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永远笑眯眯的表情，永远不急不慢的语言，永远优雅的举手投足，你很难把外表柔弱的她，与她在AMD大中华区取得的成绩连在一起：仅仅几年工夫，AMD大中华区市场份额已经从2002年她加盟时可以忽略不计，成长到今天的30％左右。很多业内权威人士对我说，没有郭可尊就没有AMD在华的今天。

2010年4月20日下午，我们相约在她的办公室深谈。福建特有的装修风格，让整个办公区典雅而古色古香。她早早为我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铁观音，茶香撩人，平添了谈话的兴致。

她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淡淡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柔和中略带坚毅。

我们的谈话从她的成长开始，因为我很想弄明白她的性格基因对成长的作用，从科学家变身为CEO，她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灵历程。

她依然笑眯眯的，述说严谨、有条理和富有节奏，她告诉我童年与留学的故事，还告诉我帮助中国信息产业成长的故事，更告诉我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如何化不利为有利。这让我知道了另一个郭可尊和另一个AMD。

2002年底接手AMD中国后，郭才发现中国区不但没有几个人，而且市场几乎是一团糟。她说，那几年她几乎每天都拖着行李箱飞来飞去拜访客户，并以一个科学家独到的眼光，帮助客户解决面临的问题。她告诉我，为了帮助曙光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占领市场，她和曙光领导大年三十还在办公室开会研究方案，一直到天黑鞭炮响起。在她的真诚低调中。在她的坚忍不拔中，曙光、方正、惠普、戴尔、联想等都相继用上了AMD的CPU。

全球能提供电脑心脏CPU的公司主要有两家：英特尔和AMD。有趣的是，它们的创始人，当年又是硅谷仙童公司的同事。据相关资料记载，AMD创办的时间比英特尔还要早，当年的技术也比它先进，但后来创始人心有旁骛，中间放松了几年，结果就被对方超过了。AMD的创始人后来全力追赶，虽然有阶段性的超越，但整体还是不及英特尔。

对于从一个科学家转变成一个CEO，而且是背着销售任务的CEO，她也有很多的感慨。

她说，她完全被鲁毅智给“诱惑”了。鲁原来是摩托罗拉全球负责研发的老大，后来去AMD做CEO，他很重视中国市场，来中国面试了几十个人都不满意，最后才突然想起了自己在中国的老部下郭。在说服郭的时候，他用了技巧。他知道郭可尊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于是他说，你来AMD吧，这样可以把AMD的先进技术引到中国，帮助中国政府发展信息产业。

郭对我说，她喜欢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既然答应了鲁的邀请，就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做好。值得欣慰的是，她说到也做到了。在他们两个人的通力合作下，AMD向中国政府赠送了先进的×86芯片技术，这一举动震动了全世界。如今AMD在中国的研发团队就有几千人。他们和中国的信息产业进行着全方位合作。

科学家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人格 强化理论 建构理论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1.071

"Animal" and "Scientists"

――Based on Skinner and Kelly's Personality Concept

ZHAO Qing

Abstract Various factions have the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s a research object， and put forward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personality， forming a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concept. Skinner in strengthening the theory the person is preset to "animals"， and that personality is to strengthen the product of history; Kelly's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man preset to "scientists"， and stressed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personality from the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system. Methodology and Kelly Skinner personality concept in the study， there are differences to define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and abnormal personality. By comparing the two personality concept in future studies should take a holistic view of the prediction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Key words personality; Reinforcement Theory; Construction Theory

0 引言

人格，这个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贯穿于研究领域已经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不论是在教育学界还是在社会学家的视野下，都没能给人格做一个确定的解释。心理学是研究人格理论最多的领域，但同样，仅20世纪初期，心理学家对人格的解释就已经超过了五十多种，并且随着心理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又出现了对人格的新的界定。斯金纳的强化理论主张人格是人类强化史的产物，而凯利的建构理论则强调一个人的人格就是他的建构系统。本研究在阐述强化理论和建构理论的人格预设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两种人格观的异同，并进行简略思索，以期为人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依据。

1 人格的含义

概括起来讲，对于人格的阐述按照其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注重人格是人的外在表现及行为模式。如最初的人格源于“面具”一词，把“表现于外的自我”理解为人格;行为主义理论中的人格也产生于行为。第二类是与外在论相对立的，是从个体内在心理特征或者认知结构解释人格。如现象学把“内在体验到的自我”定义为人格。①认知流派的人格心理学家认为人格是由人们信息加工方式不同造成的，并且成为西方受欢迎的人格理论之一。第三类对人格的解释聚焦在外在行为方式和内部心理结构的相互作用上。这种解释在精神分析的人格理中得以体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心理结构是对人格结构的最具代表性的解释之一。另外林德采、荷尔的“人格是特征的一种组织，它存在于自己而区别于他人”也采取了这种综合性视角。②因此，由于各心理学流派的理论基础、心理学家的观点不同，在对人格的解释与研究时也分道扬镳。把人比作“机器”、“动物”、“科学家”、“自由人”等人格观，都是对人格的形象预设。但是，随着人格理论的研究不断的深入和完善，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人格应该是知、情、意、行等多种因素整合而成的一种动态的组织，而不应该只夸大于某一方面。

2 斯金纳对人格的预设――人是“动物”

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把自己独特的行为主义标榜为激进行为主义。斯金纳的人格理论不仅以华生的人格论思想为基础，而且接受了巴甫洛夫的 “条件反射作用”，因此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和创新特点。

在斯金纳那里，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实验使他对强化的作用情有独钟。他不仅把强化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加以重视，而且以强化理论为基础解释人格。他认为“人格”的基本概念是不确切的，而且容易误导人们对人格的理解。无论是一只老鼠、一只猫，还是一个人，其行为不过是对外界刺激的习得反应而已，而人格只是生活经历中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强化而形成的习惯的、独特的行为方式以及这些行为方式的整合。③因此，斯金纳拒绝接受那些决定和指导行为的类似于精神、灵魂的人格或自我概念，并指出人格的研究是去发现个体的行为与行为强化之间的独特的联系。

对于人格的发展与改变，斯金纳也是从强化理论的原理出发，注重选择个体所处环境的强化程序。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阶段发展理论在预测人格变化时体现出了非常高的价值，但是他们并没有综合地考虑到对外在环境的操纵或控制，仅仅注重内在的精神因素。而在斯金纳看来，科学的最基本目的是对环境或者事件的控制和预测，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却都是描述性的。要想解释人们行为的原因，就应该控制和操纵与人们行为相关的事件或环境。由此，斯金纳认为研究行为和强化的内在联系的最佳途径是学习。④在特定环境下的学习，能使人获得相应的行为或生存技能，并且学会辨别在哪些情境下的特定行为会被强化，哪些刺激或环境下的行为又得不到强化。通过对环境或事件的操控，使人们习得不同的行为。例如，幼儿在陌生人面前哭闹，母亲总会为了满足他的需求而不停地亲吻、安慰他，由此幼儿就学会了见到陌生人就哭的行为;相反，在家里母亲对孩子的哭闹行为不予理睬。通过强化，儿童逐渐明白哪些行为是适合的，哪些是不适合的。行为塑造的过程也就是形成其稳定的人格特征的过程。由于每个人都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中，这样就会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在斯金纳看来就是个人的人格特点。他进一步指出，由于人成长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强化的作用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其行为方式也在不断地随之变化。也就是说人格会不断地随着环境的强化发生改变。所以，斯金纳也把人格解释为“它是个体独特的强化史的产物”。由此可以说，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受到的强化作用也不相同，从而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个体行为方式就是他的人格。斯金纳用强化的理论来解释人格的形成，预测人格的发展。相对而言，如果强化理论是万能的，那么对人格问题的解释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3 凯利对人格的预设――人是“科学家”

凯利对人格的研究在一开始就独树一帜，他用“人是科学家”这样的最高预设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行为不是被环境或无意识决定的，并坚决反对用强化或动机的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人本来就是运动的组合体，所以没有必要去探究人的行为的本源是什么。⑤凯利的研究焦点是人的行动的方式，也就是他对“人是科学家”的预设那样，人像科学家一样会提出假设并检验假设，推论出新的观点。科学家的本质在于预测和控制，通过反复的预测和控制减少控制对象的不确定性。人同科学家一样，也想尽可能地预测并控制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当人们经历到事件时会认识到事件之间的异同，从而形成经验或建构，然后根据已有的建构去预测将来发生的事件。由此，凯利把这种方式成为“模板匹配”。⑥也就是说，人们在预测未来的事件时会将预测的结果和已有的模板相比较，如果匹配，就会保留这些模板;如果不匹配就需要对已有的模板修改，为下次做更适合的预测。这种用来解释和预测事件的认知结构（模板）就是个人的建构。人们都是在建构的基础上以相同的心理过程去认识世界的，但在建构时又具有独特性，因为每个人在认识世界时不会用完全相同的观点，即使有一部分观点是相同的，所以也就没有两个人的行为完全一样，也就没有两个人的建构完全一样或有同样的人格。

“人是科学家”的预设促使凯利对人格的研究以建构作为其核心。一个建构就是一种思想观点、一种经验、一种微型的“科学理论”，人们用它来控制事件，预测未来。⑦因此，建构必须要符合客观事实。但是，对于发展过程中的个人，一个符合客观事实的建构并不能通过一次建构而得到，他需要的是多次的预测、检验、调整而得到满意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为了更好地预测和有效地控制事件，必须进行多次的尝试，尽管大多数的预测是错误的。只有不断地创造和验证建构，才能完善个人建构。由此可见，个人形成的建构会随着个人经历事件数量的积累而不断增多，而不同的事件之间拥有很多的联系，因此，个人的一个建构和另一个建构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存在着有机联系的，从而形成了整体的个人建构系统。针对个人的建构系统，凯利提出人既是自由的，也是被限制的。“个人建构系统为个人提供自由的预测和控制，同时又对其行动有限制，这是因为建构系统在个人处理事件时赋予意义，个人是自由选择建构的方式去处理事件，但是同时也是被限制的，是因为个人不能在其建构系统外做选择”。⑧也就是说，个人能自由的用自己的建构去解释事件，但同时又局限在个人的整体的建构系统内。

根据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一个人的人格就是他的建构系统，人格的基本元素是建构。建构系统是个人以上序和下序建构层次组成的，建构与建构之间组织在一起，从而建立了人格结构。⑨因此，为了解释遇到的事件，人们都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建构系统。另外，对人格结构的研究中，存在着弗洛伊德划分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也存在着特质流派的大五人格因素说。同样，凯利对每个人的人格建构系统也做了区分，例如核心建构和边缘建构等等。建构系统重视人格结构的内在联系，强调以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解释事件，而不是个人彼此独立、毫无联系的部分元素。

总的来说，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就是他的建构与建构之间的联系而形成的建构系统。个人用建构来预测、解释和控制事件，有相似建构系统的人其人格相似，同时更容易形成和谐的关系。

4 两种人格观的比较

4.1 主要分歧

4.1.1 人格研究方法论的分歧

方法论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科学的发展表现在方法论的发展，新的方法论的产生同样促进科学的发展。人格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也是归因于它的方法论的深化。

斯金纳以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清规戒律，在研究过程中对被试进行严格控制并观察其行为，以此推论环境与个体反应之间的关系。他把知觉与意识等内部心理过程排除在心理学研究的大门之外，只用简单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的作用和强化的理论解释人格。凯利是一个结构选择主义者，他认为个人在面对世界时总有一些可供选择的结构。⑩人们能根据事实的情况选择适合的建构来解释未来事件。结构选择主义不仅成为凯利研究人格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而且也体现在他的心理治疗等方面。结构是对事件的表征，是人的建构，并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对此建构进行验证和改善。

4.1.2 人的本质方面的分歧

人的本质是人格观的核心问题。斯金纳在其研究中指出“人不是自由的”这一假设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行为的基本出发点。Z他把人当作环境的产物，并剥夺自由选择的权利，所谓自由只是在实验者所控制的实验环境范围内的，自我实现只是为了达到实验者的实验目的，是实验者的理想。除此之外，他进一步指出，由于人的行为是被环境决定的，所以人类毫无尊严和价值。即使有，也要取决于个体所接受的强化效果是否符合实验者的需要，而并非个人真正的内心体验。从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中可以看出，他和斯金纳的观点是相对的。凯利指出人是自由的，当人们与世界发生作用时，是自由选择自己的建构来解释世界，预测未来，即使是被限制的，也只是限制在自己的建构系统之中。每个人都应受到他人的尊重，人们总是试着去了解他人的建构系统，从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4.1.3 对异常人格界定的分歧

在异常的人格方面，斯金纳和凯利也持有不同的观点。斯金纳认为，异常人格的形成源于人们对强化与惩罚的不良反应。不充分的强化和令人厌恶的惩罚或控制都会导致人们异常人格的形成。例如，对人们适应性的行为或者积极情绪体验的正强化不充分，或者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反而给予了强化，长期以来就会形成异常的人格。由此看来，在斯金纳眼中，不论是正常的人格还是异常的人格，其形成都是通过控制强化条件来影响其行为模式。相对于斯金纳，凯利认为人格的异常主要是人自身的建构系统的缺乏或者不完整、不稳定所致的。人类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主动形成的建构系统。个人解释事件、预测未来时与自己的建构不匹配时，就可能产生焦虑、恐惧的异常人格。但是，当个人的建构系统工作不正常时，个体会改变理解和预测事件的建构，从而建立新的较为完整的建构系统，此时异常的人格就会得到控制。总的来讲，斯金纳是从外部环境决定论的视角解释异常人格的形成，而凯利注重的是个人内部因素的作用，具有主动性。

4.2 相同之处

尽管斯金纳和凯利的人格观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也存在相同之处。首先，不论他们是从外在还是内在因素解释正常或异常人格，但都加深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而且，他们的理论通过实践的检验得到改正和完善，并应于与心理咨询中，发挥了各自有效的作用。其次，他们都不认为人格的发展阶段是固定不变的。斯金纳认为，强化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人格发展也可以用强化来解释，不需要阶段理论解释人格。凯利则用CPC循环来解释人格建构的成长与发展，通过CPC的周期循环，人们就能形成人格并向适应的方向发展。

5 由两大人格观引起的思考

斯金纳和凯的人格观各有特色，其对人格心理学理论的发展甚至对于整个心理学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斯金纳的研究对象是可观察的行为，注重客观环境对行为的影响，这对避免唯心主义具有积极的作用;并且，他把强化理论应用于心理治疗与教育教学中，在行为矫正和程序教学中都发挥了良好的效果。与此同时，他却过于从动物的水平看待人的本质，否认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并以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为基础，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抛弃人的意识等内部心理活动，进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都成了斯金纳理论中的致命缺陷。凯利的个人建构系统理论对人类认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机制模型，为认知人格理论的研究指引了新方向。他把预测作为人的行为的根本动力，认为人在一生中总是不断的对事件做出预测。他反对行为主义的动力论，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是强化的结果而是预测，重视人的认知因素和理性因素，忽视人的本能需要与情绪作用。然而，本能需要与适应环境是人格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条件，都对人格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尽管斯金纳和凯利的人格观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分歧，但是我们并不能判断哪种人格观是对的，哪种人格观是错的。不同的人格观都有其理论基础和思想观点，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必定会产生不同的人格观。不论是“动物”还是“科学家”的人格观，其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我们应以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在心理学研究中树立起来的不同流派，其研究视角存在差异也摩擦出了火花，但是对于以后的发展，应做仔细思考和理性判断，在整体观的基础上预测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趋势。

注释

①②杨莉萍，叶浩生.从本质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的人格观[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2（3）：96-100.

③ 陈少华.新编人格心理学[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136-138。

④ 黄颖.西方人格理论简述[J].科技信息，2009.28：43-44.

⑤ 郑雪.人格心理学[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322-323.

⑥ （美）Jerry M， Burger著.人格心理学[M].陈会昌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260-261.

⑦⑨赵忠宇.个人建构心理学思想与理论建构[D].吉林大学，2013：36-40.

⑧ 魏萍.维果斯基与凯利人格建构思想的比较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3：25-28.

科学家范文第8篇

星期六的中午，妈妈见小米端着一杯热水走向阳台，“你要做什么?”“给花浇水。”“不能浇热水，要浇凉水。”“喝凉水会拉肚子的。”“花不会拉肚子，不许浇热水，如果花死了，妈妈就不给你买了。”一听花要死了，妈妈又不给买了，小米就不再浇热水了，当然她也没再问为什么花不拉肚子，结果花活了，孩子科学探究的火苗却熄灭了。其实，如果家长注意培养孩子的探究能力，既可以让花活下来，也可以满足孩子的探究欲望。

宝宝天生是个科学家

最近的学习理论研究成果发现，孩子的知识来源并不是成人耳提面命传授的直接结果，而是他主动积极建构的成果，这就是说，孩子成长的最初几年，任何外来的知识他都不“认可”，只有通过他自己的研究和探索，觉得与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上号”了，他才会“认可”外界教给他的知识。例如，家长告诉他：“不要往地上撒水，要不然地上就湿了。”果真是这样吗?那得试试看!于是他“故意”往地上撒水，然后还在地上踩一踩，检查地上是不是确实湿了。他可能要反复“实验”很多次，最后发现是同一结果，他才会真正把这个“研究成果”定位为一个可靠的知识。可是家长常常把孩子这种“严谨认真的研究”看成是“无所事事的玩耍”，把孩子“探究”出来的知识看成是自己反复说教的成果，或许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是这样，但是人生最初的几年绝不是这样。

每个孩子都是从这段“研究经历”走过来的，他“发现”知识的过程是与博士研究生一样的。首先他对事物具有同样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凡事爱探讨个究竟，不像我们普通成人懒于质疑和思考；其次他不接受现成的知识，非得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反复尝试才会真正认可知识，就像研究生依赖实验、尊重事实、求得真知一样；最后他同样地不盲从权威，也善于“超越自己”，如果发现下次实验结果与以前不同，他很可能就会以前的结论，这种勇气与严谨是科学家的素养，是很多普通成人所缺失的。

孩子生而具有的这种研究热情和研究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渐减弱。虽然后来他知识积累的速度和广度可能呈几何级数增长，但是他的“研究意识”越来越淡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少了。这与成人的错误观念和做法有关，如果成人把孩子当成了接受知识的容器，认为孩子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做研究；在做法上鼓励孩子被动听讲、背诵和练习；在评价上聚焦孩子获得知识的结果，而不在乎他是否是通过什么样的优良方式获得了这些知识，也就是说不太关注孩子的学习方式和过程，以至错过了培养孩子探究能力发展的时机。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威哥里伏斯曾深情地回忆起幼年的一件往事：“我五岁时，获得了一生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我把一只毛虫关在瓶子里，它吐丝作茧，几天后，在我仔细地惊奇地观察下出现了一只蝴蝶。”可见，一个科学家认为对自己最有益的影响并不是所接受的学习知识，而是自己人生最初的研究经历。

探究是最有价值的学习方式

宝宝的学习方式有很多种，例如模仿他人、成人强化训练、自主探究等等，这些方式都可以让孩子获得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但是自主探究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是最有价值的。因为模仿和训练都是成人的单向灌输，宝宝处于被动接受和服从的地位，他学习的内在动机没有激发出来，自愿学习的习惯没有培养出来，但是因为这两种方法具有简单易行、见效快的特点，所以成人对它们容易形成依赖。自主探究以好奇心为驱动，宝宝在探究中会自觉地产生很多问题，并主动想办法解决问题，因而孩子爱动脑、爱动手，这对他以后形成主动学习的习惯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因为宝宝在动手尝试中会出现错误，学习结果见效慢，家长又觉得问题很容易，没必要探索，就直接给孩子提供答案，忽略为孩子提供探究的环境和材料，长久下去，孩子养成凡事依赖大人给现成答案的思维惰性，主动探究的热情就越来越弱了。

激发宝宝探究能力的方法

接纳探究中的尝试错误

宝宝对事物的认识比较表面和肤浅，常常抓不住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所以他们在尝试中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小米在探索行为中出现的错误就很常见和典型，她以为植物与人的生理和生命现象是一样的，但是妈妈没有接纳小米的尝试错误，她不但直接告诉孩子正确答案，并警告错误行为将导致的严重后果，结果孩子吓得不敢探究了，其实正确答案并没有经过她的观察、操作和思考，只是书本知识经过妈妈的口授直接搬进她的记忆里，孩子的思维并没有得到发展。家长其他拒绝孩子尝试错误的教育行为还有：责怪孩子把环境弄乱了，把衣服弄脏了，把玩具弄坏了，把物品弄破等等。

为宝宝提供探究的环境

探究需要一定的“研究经费”，而孩子的“研究经费”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通常成本很低，关键是家长没有意识到怎样为孩子提供探究的环境。小米的妈妈可以建议与孩子一起做一个小实验，一盆花浇凉水，一盆花浇热水，然后每天用相机把两盆花的长势拍下来，也可以让小米画下来，经过几天以后的比较，小米就会发现两盆花的不同结果。这个科学现象很简单，却是孩子自己的观察、发现和总结，她从中获得的探索素养比生活常识本身更有价值。类似的生活情景也是如此，例如一个孩子把花盆里刚种的几颗蒜头都连根拔起来了，他的目的是想看一看蒜头长大没有，希望他长得快一点，这时候，妈妈不要用“拔苗助长”的故事警告孩子，而是为他提供相应的实验环境，让他比较是“拔苗助长”还是“拔苗助死”，孩子从中获得的收益要比干巴巴地听故事好得多。

为宝宝提供探究的材料

孩子的探究对象无所不在，有探索习惯的孩子对生活和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喜欢把玩，包括一些花草树木、虫虫鸟鸟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有的家长认为现在既然有现成的高科技玩具，就应该让孩子玩，这样孩子的起点更高。高科技的电动玩具确实比较安全，富有童趣，但是它除了比较昂贵外，孩子的操作和参与空间比较少，所以很多高科技玩具不能长时间吸引孩子，很快就被孩子玩腻了而被家长束之高阁。可见，家长不要为孩子提供太多的现成玩具，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些需要动手动脑的玩具或材料，例如七巧板、积木、拆装和插拼玩具、橡皮泥等玩具和材料，还有水、沙、泥、土、石子、树枝、树叶等自然物，以及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这些玩具和材料没有固定的玩法，孩子需要探索研究才能玩出花样来，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由探索精神。

做宝宝探究活动的配角

探究活动是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需要孩

子具有不断追问的思维连贯性和克服困难、动手尝试的意志，有的孩子常常坚持不下去而中途放弃。孩子这时候不但需要家长的鼓励，还需要家长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让孩子把探究活动进行到底。例如孩子想用积木搭一座高楼，搭到一定高度以后，没有足够的合适木块充当“栋梁”了，拆了重新搭建，孩子又不乐意，于是有的孩子就放弃了，留下一座没有完工的“烂尾楼”。这时候家长就可以过来鼓励孩子：“工程没有完工就不干了，多浪费呀，我们想想办法吧。”接着家长启发孩子在家里找一找有没有木块的替代品，怎样保持高楼的平衡，还可以做什么“装饰”或者“装修”，支持孩子完成一个小建筑师的作品。

妈妈避免女性思维偏好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男性擅长理性思维，女性擅长形象思维，大多数孩子被妈妈教养的时间比较多，孩子的探索行为主要发生在动植物、风、光、水、沙土等自然现象领域，而大多数妈妈对社会现象感兴趣，不太喜欢探究自然现象。当孩子对一些自然科学现象感兴趣并求助妈妈的时候，有的妈妈却对此不以为然，有的妈妈甚至会对小虫子等动物和黑暗现象表现得过分紧张，这对孩子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暗示性。这样就不能给孩子提供及时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以至孩子坐失发展的机会，所以，妈妈要克服自己的不足，与孩子一起欣赏与研究瓶瓶罐罐和飞禽走兽，和他一起爱科学、“玩”科学、学科学，发展孩子主动探究的好习惯。

养成文明探究行为习惯

科学家范文第9篇

“野败”的欲望

中国人的主食来自于一种雌雄同蕊的植物，要取得杂交优势，最初需要在每25万个植株中找到雄性退化但雌蕊正常的一株。而今天，在中国4.4亿亩稻田中，杂交水稻面积已经超过了57%。这一切都始于1970年，11月，科研人员李必湖和冯克珊在南红农场的一处沼泽里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野稻，后命名为“野败”。李必湖的老师，40岁的袁隆平，在100倍的显微镜下确认这就是他已经寻找10年之久的目标。袁隆平先生抓住了这罕见的机会，从此念念不忘教会学校出身的母亲的一句话，“上帝不会给我们很多。”“野败”状甚丑陋，倒伏于地，即便在野稻这个日渐式微的种群中也是失败者，袁隆平却让它成了赢家。它借他之手传递了基因，成为杂交稻的第一个母本。又花费40年，假手极为重视粮食产量的历任中国政府，杂交稻完成了植物史上史诗性的扩张，而在未来几年中，有着10000年以上栽培史的常规稻，尽管营养价值更好，种植收益不差，却很难保住哪怕30%的种植面积。这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科技的故事。

“所以我们常说，袁老师的健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气。”

袁隆平本人恰如“野败”，崛起于低微之处，按昔日政治标准，他的母亲背景不佳，父亲又曾在政府任职，他本人不是党员，不是团员，曾只是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直到34岁才结婚—当年难免被怀疑雄蕊退化—又因为醉心于杂交稻培育，被同事看做“神经病”。他的科技知识也因时代限制而残缺不全，直到1957年才信服于遗传学说。是岁月砥砺让他成为科学天才，而非卓然天赋。

如今，袁隆平83岁，性格直率，回避粉饰，对崇高话语并不欣赏。当《人物》记者求证他是否为解决中国的饥饿问题而进行科学研究时，他迅速给出了否定答案。“肯定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思维，就是能搞个品种出来，让它增产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晓得吧？哪有那么多雄心壮志？”另一方面，他又将科研的激情升华为对国家的感情。他有老绅士气息，更有“新中国”的印记。“朴素的爱国主义”在他身上处处体现，即认为忠于国家乃是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国家也以国家的方式回报了袁隆平。他是现今中国最有地位的科学家，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科研领域，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他在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第4秒，穿着格子衬衫，神情严肃，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他是“杂交水稻之父”，是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级别副省级（享受正省级待遇）。以“隆平”命名的包括一条马路、一个高科技开发区、一所大学的学院、一家注册资本1.05亿的上市公司，以及一颗小行星。

在中国，即便没受过教育的人也懂得治乱循环中的粮荒因素。“民以食为天”是历史的焦虑。“用7%的土地，解决了20%的人口吃饭问题”是中国政府引以为豪的业绩，也是国家稳定的肯綮。由此引申出的说法是，中国解决粮食问题靠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袁隆平，一个是马寅初。袁隆平提高了水稻产量，马寅初减少了人口。国际关系中的不安全感也让粮食生产成为治国方略的重要一环。

这让提起“袁隆平”时，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被激起的那份独一无二的尊敬变得可以理解。袁隆平最初研究出杂交水稻的试验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前湖南将在世的重要人物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仅有一处，那是韶山冲故居，1961年。作为中国科学体制中的一员，袁隆平长久过着的不求金钱回报的生活闪耀着社会主义式的道德光辉，因此他受邀在主办的“公民道德论坛”上发言。

袁隆平对政治并不热情，描述自己是“逍遥派”。“我不懂政治。”他对《人物》记者说。他描述自己参加政协会议时的情形，为了请假，在自己担任组长时任命3个副组长，轮流坐庄。然而政治对他的热忱始终如一。自起，历任中国最高领导层都与袁打过面对面的交道，支持他的科研事业。

在回应“你们这个单位地位很超然”的说法时，袁隆平位于长沙东郊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这里就是有个名人，可以通天嘛。”恰如多年以前某位“领导身边工作人员”谈论着年迈的首长，“所以我们常说，袁老师的健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气。”

这种能够与最高层直接沟通的身份，有时也会让袁隆平陷入微妙的处境。他不得不用他83岁、长于科研的头脑，应对无时无刻不出现的科技领域之外的新状况。在不久前的5月，镉超标大米近乎毁灭性地打击了湖南—中国年产逾2500万吨的第一稻米大省—的名声。湖南省高层找到袁隆平，希望他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提高镉超标的标准。他们向袁隆平解释了理由，中国标准规定大米中镉含量不得超过0.2毫克/公斤，而日本的标准却较为宽松，0.4毫克。

袁隆平保持了年轻时“自由散漫”的个性，没有给出直接评价，以更具智慧的方式表示了拒绝。他告诉《人物》记者：“这是医学上面的问题，不懂，与我们农学没有关系，所以说我就不写了。”

只有在水稻相关领域，你才会发现他个性中积极直率的火焰仍旧在燃烧。这一点在6月4日上午位于长沙东郊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会议上流露出来。这天袁隆平主持会议，坐在面对门口的单人沙发上，客人们分坐两侧。他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富有活力，专注地听着每个人发言，有时也毫不客气地打断。寸头被染成了黑色，身体前倾而不是靠在椅背上，像是随时准备出发或战斗。

与会者包括省农业厅和袁的单位所在地芙蓉区的官员，但长沙市没有代表出席。这令袁隆平不太满意。他立刻让下属联系长沙市农业局副局长。电话接通后，下属刚刚结束客套，就被坐在一旁的袁隆平打断了，袁说：“袁老师让你现在就来一趟。”“袁老师让你现在就来一趟。”下属对着电话重复。半个小时后，副局长赶到了会客室。破绽被补上了，袁隆平点点头。10分钟后，他就站起身，“我们今天就开到这里吧。”说完，他快步离开会客室，没有客套或告别。

“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我要谨慎，特别谨慎，不能乱说（话）。”

时至今日，袁隆平会认为自己是个有权力的人吗？“I can’t catch your word。（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突然用英文回答，“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我要谨慎，特别谨慎，不能乱说（话）。”

世俗权力影响到他，但显然并非其兴趣所在。在显赫声望的包裹之下，袁隆平看上去仍旧是位普通的老人。因为常年下田，他皮肤晒得黝黑，棕色的斑点出现在眼角和颧骨上。《人物》记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坐在办公室三人沙发的一角，另外两个座位已经被书和杂志堆满。在安静而昏暗的周日下午，他看上去比人们想象的瘦小一些。岁月让他的身高从1米7缩小到了1米65。然而他的欲望始终不息：让杂交稻的产量更高，种群更强大。稻子的欲望与他的欲望已经浑然一体。他正在为推进一个宏伟得不可思议的项目而努力，“举国家之力将长沙打造为国际杂交水稻之都”，按照他的一个助手的说法，这将是个“撬动上万亿产业链”的规划。听上去，更像是他的个人威望与官方项目夸张风格的结合。这才是“野败”的欲望。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对粮食的忧虑也萦绕在袁隆平本人的记忆中。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都将袁隆平研究水稻的起因归结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饥荒。“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肚子饿起来真难受。”他对《人物》记者说，自己曾在路边、桥底、田埂上看见5具饿死的尸体，而那时自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总是手脚冰凉地钻进被窝，在梦里边吃扣肉边流口水。不过，袁更愿意将当时以及日后不断追求更优良的品种的行为归结为“好胜心”。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现在还很好胜，还想争取新的东西，我也不懂这个动力从哪里来。他们讲大道理，说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当然这个也有，但是我不是。我觉得这么一个内在的动力在那里，我一直在琢磨，还琢磨不出来。”

袁隆平吃过“乱说话”的亏。“”时期，提出必须抓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方面的工作，称为农业“八字宪法”。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本以为这是农业部提出的，就在闲谈时说起，八字宪法少了“不违农时”的“时”字。同事当时就反驳，八字宪法可是说的。“我吓了一跳。”袁隆平如今回忆。接下来，他补充了更错的一句，“不是学农的。”

几年后的“”中，他遇到了常见的危险，无心之语成了罪证。所幸在他的个人档案里，一时的当权者发现了国家科委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他的杂交水稻研究的来函，他因而免于劫难。同时期，赵九章、叶渚沛、张宗燧、邓叔群等著名科学家先后受到迫害致死。

袁隆平科研事业的早期，对一位农学家来说是最坏的时代。当时，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流，否认“基因”存在，相信通过嫁接或胚接，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品种的可塑性物质可以进行交流，从而创造新品种。而在欧美，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认为遗传性状由基因决定，已被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袁隆平在西南农学院上学时的老师管相桓教遗传学，崇尚孟德尔，曾经批评米丘林的学说，称其“只见量变，不见质变，最后什么都没有”。“反右”时期他被打成，“”初期便被迫自杀。

在李森科思想的指导下，袁隆平试图将番茄嫁接给马铃薯，将月光花嫁接给红薯，“搞了之后，西瓜结在南瓜藤上面，长了一个瓜，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怪模怪样的，拿到教室里面给同学们看，大家嘻嘻哈哈大笑”。即便是这样的种植成果，也无法持续。直到1957年，袁隆平偶然在《参考消息》上读到DNA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研究获诺贝尔奖，才恍然大悟。

袁不敢公开表示反抗，只能用《人民日报》掩护摩派的《遗传学》，偷偷看。1960年起，他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那时的作物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有杂种优势的现象普遍持否定态度。因为水稻自花授粉，雌雄蕊长在同一朵颖花中，每朵花只结一粒种子，而且花粉保持活力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很多专家认为水稻没有杂交优势，即便有杂交优势，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种子生产。

袁隆平在稻田里找到一棵天然杂交稻，穗子大、籽粒饱满。既然有天然杂交稻，袁隆平由此猜测，那么自然界一定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水稻，它只能依靠外来花粉授精结实，可能产生杂种优势。他推算了一下，如果用它做种子，水稻产量就会上千斤。而那时即便水稻高产也不过五六百斤。为此，他在稻田里拿着放大镜、弓着腰，翻检14万多个稻穗，从中仅仅寻找出一株特殊的雄性不育株。

就在袁隆平苦苦摸索的同时，1963年，美国人Henry Beachell在印度尼西亚完成了杂交稻的初次培育。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方法，而袁隆平在基本思想和技术上的劣势显而易见。这种培育并不属于今日所言之“高科技”范畴——基因工程才算得上——与传统的科学方法一样，它是一种枯燥的概率利用和无休止的试错行为，也像早年的科学故事一样需要偶尔的灵光一现。

这是一段在科技上屡败屡战、难见希望的旅程，环境上也颇多掣肘。“”初期，袁隆平在试验田里播种了一批从广东带回的种子。可秧苗长出后的一天夜里，有人却偷偷拔光了所有的秧苗。

“我们每天到田里看秧苗，像带小孩一样，看着好高兴的。结果一下没有了，被人拔掉了！我当时脑壳一片空白。”在口述自传里，袁隆平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袁隆平得以成为日后的国民科学家的顽强特质此时显露出来，他四处去找，在一口井里看到水面上漂浮着5根秧苗。他跳了进去，井有两丈多深，他仅仅能捞几根出来。后来使用了抽水机，但井底的秧苗早就全部沤烂了。

像历史上的杰出科学家一样，袁隆平有着非凡的耐心。如今已是一名制片人的陆小惠曾在1970年代下乡，劳动地点就在湖南省农科院园艺所，与袁隆平所在的研究所比邻而居。那时的袁隆平默默无闻，沉默寡言，每天闷在稻田里看秧苗。“他是农科院最出名的神经病嘛！”陆小惠说，“人们不理解他就到了这个程度。大家说他，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你不去搞，专门搞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

直到1964年袁隆平才与昔日的学生邓则结婚。早在1950年代，他与农校对门一所中学的化学教师谈了3年恋爱。但那时谈恋爱要讲出身、讲成分。两人出身都不好，女教师决定分手。

在“”中，袁隆平始终有意识地远离政治。他向《人物》记者回忆道：“我们到云南、广东、海南去搞研究，我在人家的单位，我不管他们两派斗争，我们可以专心致志地研究我们的杂交稻，他们在单位里面天天参加什么，你斗他，他斗我，反而没有时间，革命派、保守派或者什么都好，不妨碍我们就很好。”

如今，他毫不避讳地评论当年的政治环境，激烈地批评“”：“每次运动，知识分子就倒掉一回，倒掉一回，又倒一回。像老舍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还跳湖自杀，像傅雷这样的音乐家要剃光头。对知识分子这么残酷，真是浩劫！”对于“”的主要责任人，他的批评也直言不讳。

当年的安江农校教员不断进行试验，却始终不能让杂交稻不育株的第二代每一株都保持不育，这意味着试验尚无意义。直到1970年11月，情况才发生改变。这个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海南岛发现“野败”，以及出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由此而始，天道对袁隆平的酬谢从未停止。

华对粮食增产问题十分关注。华是袁的恩人，他清楚袁的价值，尊敬与重用袁，而袁也因华的信任而获得更多的机会。意识到，“一些人囿于认识的局限和世俗的眼光，对袁隆平这样一个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及其杂交水稻研究，还抱有种种成见，袁隆平面临着仅仅靠他们自身努力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在1970年的湖南省农业科技大会上，华把袁请到主席台，坐到他的身边，“很明显，这是在一个重要场合，公开表示对他的认可和支持。”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对袁隆平的科研工作给予配合。

袁隆平开始逆转他的比赛。197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中断了杂交水稻研究，原因是“很难解决有关的技术问题”。到了1973年—也就是开始进行杂交稻相关研究的13年后—袁隆平收获了“野败”的后代，几万株稻子，全都不育。研究走向成功。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又做出了在南方13个省（市）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的决定，这项成果得以从试验转化为大面积推广。次年，中国迎来多事之秋，逝世、唐山大地震、逝世，国家政治环境即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一年全国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官方数据称，增产幅度在20%以上。

在1980年代“科学的春天”里，袁隆平的声望地位与他的杂交稻的产量比翼齐飞。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的著作《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曾记录了全世界40位反饥饿斗士，袁隆平是其一。帕尔伯格写道：经过长期国内动乱和敌视西方的漫长岁月之后，中国终于对美国敞开了大门。1980年，美国福特基金会收到了中国科学院邀请，同意他们派一个小组来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5名农业知识渊博的能人被列入了小组名单。使他们惊叹不已的是，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种植杂交水稻。

稻田成为了展示国家实力的场所。“在中国，很多东西都是跟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一家种子企业的创始人刘石说。

袁隆平对始终怀有感恩之情。多年以来，出现在袁面前的国家领导人已不在少数，袁偶尔笑谈起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等人对他的嘉勉、给予的生日祝贺、特批的资金，等等。“每次总理来了，我就打报告，要点经费。”袁隆平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说。他还记得，前总理当面就批准了他的经费申请，1000万。“（后来）那秘书讲，你们也没了解情况，昨天晚上研究是可以支持3000万，你们怎么打个1000万的报告呢？”他拍拍腿笑起来，“哎哟，有意思得很！”这般时候，他都表现得像个偶入庙堂的山野之人。但对给了他第一次和最重要支持的国家领导人，袁隆平的记忆清晰如昨。2008年，他表达了忠义感念之情，在《袁隆平院士访谈录》出版前，特意请写序。在序中说，“我认为袁隆平从事的杂交水稻研究，是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和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性研究之一。”赞扬了袁隆平锲而不舍的精神，并引述说，“也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们做出什么品种，一大半都是老爷子的功劳。”

大家长

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不只是“通天的人”和最高领导者，还是“大家长”。袁隆平说，研究中心的人、财、事，都是他管，数目具体到3万元以上的开支都要由他签字才能执行。《人物》记者采访的那天，他刚签了一笔50多万元的空调费用。“这么多啊。”他嘟囔了一句，签了字。

51岁的邓启云是袁的学生，一位优秀而谦和的育种家，在袁隆平的主持下，他选育出了亩产超过900公斤的Y两优2号—他之前的作品Y两优1号的照片就挂在袁隆平的会客室里。Y两优1号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超过4000万亩，据称是2010年开始全国每年推广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在邓启云看来，袁的重大作用在于方向性把握和技术指导。中心里有人因此将袁称为“总设计师”。

邓启云记得，在1990年前后，他们正在开发新品种两系杂交水稻，但最初技术不稳定，几万亩制种事实上已经全部报废，可因为从表面看不出任何异常，以至于这些种子被分散到好几个省的20万亩地中，导致大面积减产。

袁隆平和他的团队还在寻找原因，外省的两系稻已经下马了。在湖南省内，反对两系稻的既有学者，也有行政领导。湖南省“两系办”（如今随着研究升级已经更名为“超级稻办”）来到中心开会，全场几乎只有袁隆平坚持。他很平静地说，“两系杂交稻是新事物，新事物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正常，不能一棍子打死。”

低估今天的袁隆平和低估过去的农校教员一样是个错误。袁没有过时，两年内他就找出了“病因”，随后大大提高了制种稳定性。邓启云说，“我们做出什么品种，一大半都是老爷子的功劳。”

袁隆平又有一个新头衔：旗帜。因为袁的名望，研究中心的待遇相当不错。国家领导人前来视察并带来数额不菲的经费，已是可预期行为。“这个研究领域就像个江湖，袁老师就像是武林盟主，许多省份都有研究杂交水稻的机构，同行们出现矛盾，需要袁老师出面来摆平。”袁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国家有课题经费什么的，当然也会先考虑袁老师。他是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所标志的中国农业科技体系，许久以来也面临着诸多质疑。中国农科院的研究员佟屏亚曾写过一篇文章议论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他提到，在农学界，重大科研项目向“官学两栖”人员倾斜是长久以来的弊病。他对《人物》记者表示：“我们的体制，就连研究所的组织结构，都是当年从苏联学来的。农业科研实行‘项目’管理制，基本上由科研院所行政一把手（院长、校长、所长等）掌控，按官位分配科研资源和奖励，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

绝大部分普通科研人员难以寻找到这类资源。2012年，邓启云在袁支持下“跳海”了。他离开了研究中心和事业编制，在一家新成立的种业科技公司任首席科学家。“政府只看得到少数的精英，看不到底下的科研人员。”邓启云说。

另外一些争议则更为直接。一位育种家说，现在都把袁隆平称作“杂交水稻之父”，但那是多人协作的成果，他是代表。另外一位如今在湖南省一家种企任高层、不愿透露姓名的育种家说，当时袁是第一负责人，所以奖就挂在他名下，“觉得不公平，但也没法改变，国家特等发明奖都已经给他了。”

早在1960年代，研究员罗孝和就是袁隆平的助手。此前，罗主持育成的品种在美国认证专利，根据中心规定，他每年可以按比例拿到数百万的个人奖励及团队研究经费。去年中心召开了表彰大会，还奖励给他个人200多万。

但去年夏天，罗孝和认为根据规定，团队可以申请研究经费。他打了一份报告，引用了“中心奖励办法第六条第1项”，以证明自己的团队还可获得101.2万人民币。他甚至做好了金额分配计划，其中，作为主持人的袁隆平和他可分别获得30万元，其他团队成员获1万元至8万元不等。

罗孝和没想到，袁隆平发了脾气。“你要研究费干什么？”他生气地撕掉这份报告，意味着此事不必再提。

罗孝和把问题归结为个性，而非观念。“袁老师认为我夺了他的权。”这位76岁的研究员回忆往事，评论说，“他还是有点毛的思想，要吃大锅饭，每人一份。”

早在十几年前，刚刚留学归国的刘石，帮助美国大型生物科技企业孟山都打开了中国市场。他曾与孟山都高层聊起食品工业在中国的地位。对方说，实际上美国从五六十年代就解决了农民温饱和生产效率等问题，农业人口只占极小部分。这种说法令刘石感到吃惊，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对粮食的重视跟发达国家不一样。”

在刘石看来，在美国，一个培育应用品种的科学家可以在企业获得丰厚的年薪，而在中国，政府常常以另外一种方式回报科学家。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身份属于体制，成果属于国家，即便研究机构进行资本化运作——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隆平高科是一家上市企业，袁本人持股5%—也只是新时代的补充激励手段之一。这种体系就像杂交稻极为发达的根系，根深蒂固。

袁隆平自豪于“有个权威机构评估我的身价是1008个亿”，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那是个大包袱”。他曾辞去隆平高科的董事。“我嫌麻烦，我不是做生意的人。”他说，“我根本没干这个事情。”

在这一态度面前，资本的力量也会自惭形秽。不久前，一位著名的福建企业家找到袁的生活秘书戴牛松。企业家提出，想用10个亿“收购袁隆平的研究中心”。戴牛松觉得这是异想天开，“开玩笑啊，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说，那怎么行，这是国家的单位，我们是国家的人！”戴说。最后，商人希望能见见袁隆平，合张影，聊5分钟。这个要求被满足了，在那5分钟内，这个企业家再没有提收购的话题。

“那怎么行，这是国家的单位，我们是国家的人！”

袁隆平更多地从科技角度考虑问题。他曾两次做过“禾下乘凉梦”，梦到超高产杂交稻植株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像扫帚一般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太阳当空晒，他坐在那稻穗下遮荫乘凉。他希望自己就能培育出“大树一般的水稻”。另一个梦想更加宏大：杂交稻能覆盖全球，“如果推广到全世界一半种上杂交稻，增产粮食是1.5亿吨，可以多养活4亿到5亿人。”

植株的高度和光合作用的数值，将使这个梦想变为现实，这是袁隆平一生的信仰，他仍旧为此工作。他每天早上9点左右到达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仍旧在田地里感受到一生中一再感受到的无上愉悦。他仍旧野心勃勃。他用道德要求工作人员，“说句老实话，谁如果献身农业，却想成为百万富翁，或者地位很高的什么官，是不可能的。”他希望科技人员下田劳作，“培育新品种是应用科学，书本上、电脑里种不出水稻！”

他也面临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邓启云—研究中心里最出色的科学家最终离开了。“您要是不高兴，我就一辈子跟着您。”请袁隆平在报告上签字时，邓启云对袁隆平说。

坐在办公桌后的袁抬头看了他一眼，将签好名的报告递还给他。邓后来说，“我很感激他，他的胸怀是非常博大的。”

公共政策

2011年，“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给袁隆平发出了公开信，信中他说自己是袁的粉丝，但令人意外地，他希望袁先生“有生之年放弃杂交水稻的研究，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李的观点是，如果农民种植常规水稻，可收取种子留待下年再种；但杂交水稻的种子只能种一季，农民不得不一直向种业公司购买种子。长此以往，农民将慢慢失去购买种子时的议价权。

增产涉及的基因很多，通过人工杂交把优点稳定地传递给后代，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两难之间，政府选择了优先解决前者。这是萦绕在中国超过60年的问题，是要农民利益，还是要粮食产量？是靠市场，还是靠政府？是给予自由，还是给予调控？

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李昌平表示杂交水稻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并不仅仅是市场的作用，还有政治原因。各地政府对杂交稻都给予支持与补贴，有些地方，农民购买政府指定的杂交水稻种子，可获原价20%的补贴，有些地方甚至能达到50%。在1990年前后，李在湖北省任乡党委书记，而那时上级单位在农村考察的标准之一就是杂交稻的推广情况。

科学与公共政策总是相关的。1982年，世界粮食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曾邀请袁隆平前往水稻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袁隆平出场时，他介绍袁是“杂交水稻之父”。此后，这个头衔开始伴随袁隆平。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斯瓦米纳森说，“我很高兴地发现，袁在科学和政治上同样活跃。科学与公共政策协作，会使农业进步增效。”

袁隆平本人不亲近政治，但也看重政治—并非公共政策，而是国际间安全。他认为自己倾注一生心血的水稻，不仅仅是农业或是科学问题，还关系到国家安危。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粮食安全问题始终要警钟长鸣。中国这么多人口，粮食一出问题，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

这样的观点也有其反对者。粮食安全与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某些地方发生粮食减产，只要信息充分披露，民众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政府动用储备粮进行救援，甚至可以进口粮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先生证明了，“政治开明的国家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而闭关锁国、政治黑暗的国家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爱国主义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人格，国家都不爱你爱什么东西？”

经济学家茅于轼也是反对者之一。茅曾撰文称：“粮食不存在危机……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如果我们不注意保护粮食市场，以为只要鼓励农民多种粮就能有饭吃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经过三年灾荒的中国人最清楚耕地和饥荒的关系。那时候，所有可以种粮的地方，马路边上，球场上（灾荒时没有人打球，有一点力气都用来种粮了） ，公园里，花坛上，花盆里，统统都种上了粮食……到底中国是粮食太多还是太少，事实再清楚不过了。”

面对这些反对观点，袁隆平的信念依然坚定。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茅“很有意思，很多观点很奇特”。“民以食为天，粮食储备必须得到保障，不要寄希望于从国外买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家正好借此控制你。”

面对《人物》记者，袁隆平显得情绪有些激动，“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受了那么多欺负，最后还是没有变成亡国奴。爱国主义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人格，懂了吧，最基本的人格！你国家都不爱你爱什么东西？日本人来的时候，好多汉奸，卖国求荣，小的时候就教育我们，最可耻的是卖国求荣的，最可耻的东西！”

人们能要求一位1930年出生的科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做些什么呢？为了改变“谷贱伤农”的状况，袁隆平曾做出他的努力，只不过他的路径是求助于市场上的有形之手。他曾连续几年在全国两会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他去年干脆在两会时说：“我看国家对石油进行补贴，这个很奇怪啊，开小车的都是有钱人，你还给他补贴什么呢？要补贴就补贴穷人，就补贴农民嘛。”

袁隆平不相信农民利益正因他的杰出研究而受损。“杂交稻对农民有利。”他曾说。他仍旧信仰更多的粮食，更大的稻子，更美好的未来。“我有一个更大的希望，是将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解脱出来，农民越少越好，农民多了，小康不起来。”他的人生蓝图早已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如果拥有两个要素，A、艰苦的科学研究，B、政府的支持，那么难题终将得到解决，即便在这个复杂的世界。

发改委给袁隆平做出的回复带有拒绝名望颇隆者的特色，委婉而语焉不详，“实施起来难度大”。“反正是我认为难度不大，他认为难度大，那有什么办法？”袁隆平皱皱眉头，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在李森科与孟山都之间

长久以来，国务院元旦过后的当年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专门提到如何发展民族种业的问题，将之上升为战略高度。中国种业发展状况并不乐观，有8700多家种业公司，“小多杂乱”，而国外的种子公司势头强劲，比如在蔬菜种子市场的占有率就达到90%。袁隆平对此说，“这个种子，原来讲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载体，现在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芯片。”

时代正在改变。杂交稻培育，这种传统育种技术，受到了基因技术的挑战。理论而言，其黄金年代已经过去。杂交技术是利用遗传规律，转基因则是更改遗传信息，两者比较，恰如电扇之于空调。袁本人的一个儿子，也是农学家，就正在研究转基因技术，试图为水稻接入一段玉米基因。

种业已经进入了市场与理论研究共同决胜的年代，而这两者，决非袁隆平、他的团队乃至中国农学界的强项。市场劣势存在已久。在日本，越光稻米不断创造着大米营养价值和口感的“世界纪录”。水稻杂交优势的遗传基础研究，则是由康奈尔大学的坦克斯利（Steven Tanksley）实验室做出的，坦克斯利本人因此得以与袁隆平分享拥有极高国际名誉的沃尔夫农业奖。

任何人都只能在时代划定的区域内选择的路线上前进，袁隆平则是一位李森科与孟山都之间的科学家。

李森科是前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也是斯大林的宠儿，1948年，经斯大林批准，李森科宣布，“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从此，高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李森科曾在一次演说中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争。随后，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本职工作，秘密警察逮捕了许多反对的科学家，其中有人最终因营养不良在监狱里死去。

李森科作为一个范例，证明科学也可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政治之手操弄。李森科的学说是苏联意识形态的一个构成部分，恰如错误的生物学理论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只有中国科学从李森科学说中解放出来之后，袁隆平才迎来了他漫长而灿烂的科学生涯，而在这生涯的尾端，未来投下了疑问—杂交稻何时沦为过渡性的研究—孟山都的影子则挥之不去。

“都是想扣我的。但我一到那里呢，我就要赢。”

孟山都是美国农业企业巨头（本刊稍后几页《种子地球》一文中有介绍），它代表了转基因技术咄咄逼人的势头。这项存在争议的技术，如果仅仅考虑技术，毋庸置疑是生物学的未来之光。而袁隆平为之一生悬命的水稻，已经于2002年宣布破解全部基因图谱，中国科学家还希望在2020年之前完成水稻全部功能基因鉴定，这意味着更高产更富营养的转基因稻米迟早将诞生。

袁隆平的黄金岁月，并不奇怪，停留在1980年代。那处于李森科时代与转基因时代的中间。中国笼罩在令人欣喜的新气象与新希望之中，知识分子从卑微的地位中重新抬头，袁隆平恰逢其时。

就在袁的会议室里，一幅巨大的、用金色画框裱起的相片挂在墙壁上，饱满的籽粒缀满连片金黄的稻穗，“就像瀑布一样”，袁隆平喜欢这样形容。那是他目前最得意的作品之一，2011年测得亩产超过900公斤，创造了世界水稻史上大面积亩产的最高纪录。

在生命的后半程，袁隆平生活在中心大院之中。从办公楼走到他的住处只需要两三分钟。那是一座别致的中式小院，大门外的一间房子里常有保安驻守。

他戒掉了抽了大半辈子的烟，有时候做梦又抽烟，在梦中他感到后悔，醒来后心里还是很高兴。“还有想抽烟的，在那引诱我呢。”他略带些不屑地说，“想还是想抽，但是我坚决不抽。”

袁隆平仍旧“好胜”，并从不掩饰这一点。他的秘书辛业芸说，大家都尽量避免在袁隆平面前提起“老”字，如果有人提起了，他会说自己是“80后”，“资深帅哥”。

他如此着迷于产量，以至于几乎就在创造纪录的同时，他已经宣布自己准备攻克下一个纪录——亩产1000公斤。

面对杂交稻的口感不好的质疑，袁隆平也做出了有些孩子气的反击。邓启云告诉《人物》记者，2009年的一天中午，袁隆平突然打电话给邓启云，让他给从外地来中心的客人煮些杂交稻米吃。他想要向外界证明，杂交稻的米质极好。邓启云笑称，为此，他整整煮了一年饭。

袁喜欢对抗性运动，6月3日下午，他参加了中心组织的一场气排球比赛。他穿着浅蓝色T恤，米色长裤，在场上，他不大走跳，站在原处接球，笑呵呵地。扣不到球也不生气，有时还调皮地踢上一脚。一节比赛过后，21比19，他的队伍赢了，围观的人们响起掌声。他走下场来坐在观众席。“啊呀！”“好球！”“Stupid！”他的眼睛简直离不开排球，比场上队员还紧张。

“别人都不好意思跟您打，我觉得。他们都不敢赢您。”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主持人调侃。

“不是，他们都很想赢我的。”袁隆平将身体向前倾，认真地辩驳，“都是想扣我的。但我一到那里呢，我就要赢。”

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听力慢慢下降，当他开心地大笑起来时，风箱般的嘶嘶声会出现在笑声的尽头。但是你不能低估他。他的成就是不朽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改变了那么大面积的植被景观，增产了那么多稻米。

今年3月份的两会上，袁隆平提出了那个提案，“国际杂交水稻之都”。很快，国务院总理就作出了批示。6月5日，农业部派人来长沙调研，研究此项目的可行性。

在会场上，农业部来的人委婉地质疑了袁的方案，他称：“……在做出这样的概念性规划后，会提出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说这个规划说建立一个国际稻米交易中心，这概念就错了。中国的米是以自给为主的，它不会进行国际交易的，对吧？即便是湖南产的米也基本满足自给，交易的额都没有，建一个交易中心，有生意吗？”

袁面无表情，他并没有与反对者针锋相对，只是表示：“我是同意，把它浓缩浓缩。”但在私下，袁的助手向《人物》记者表露了他们的决心：“如果国家不来做，就湖南自己来做，反正袁老师提出了想法，我们就一定要做到底。”

“上帝给我们的不会很多”，袁隆平一直擅用上苍的赐予。当被《人物》记者问起是否考虑退休时，袁隆平回答还没有这个打算，“在菲律宾有个老中医给我看过，他说我身体很好，能活到98岁。我还有15年可以工作。”这又将是属于他的15年，不是吗？那么在天命昭然之前，让一切阻碍，统统见鬼去吧。

科学家范文第10篇

今年九月，这个老头因为进入名人堂重新回到球迷的视线里。但在先前多年积极争取却未能得到入选机会后，在彻底告别NBA的篮球生活后，这位在执教生涯里一直特立独行、与主流观点差距甚远的“疯狂科学家”却对此不太感冒了，但谁都知道他内心里非常渴望这份荣誉。

尼尔森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62年，他在选秀大会首轮第19顺位被芝加哥和风队选中，直到2010年4月取代威尔肯斯成为了联盟历史上胜场数（1335场）最多的教练，近半个世纪时间，他成为NBA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他始终在参与着、改变着NBA的历史，在其中经历着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楚。

作为球员和主教练他一共参与了3767场常规赛和季后赛，这是前无古人的纪录，后来人也很难超越。

作为球员，他是凯尔特人取得五次总冠军的重要一员。作为教练，他的球队在13个赛季中曾取得至少50胜的战绩，并18次进军季后赛。尼尔森分别在1983，1985，1992年三次获得最佳教练，只有帕特·莱利拥有同样的殊荣。在1976到1987年间执教雄鹿时曾取得七次分区冠军、三次得分榜前五、六次失分榜前五。在勇士队和小牛队时期，他因为重进攻轻防守的跑轰战术而出名。

不论是他独创的还是改造的，那些经典的战术也随着他的离开而离开了：跑轰，进攻拖延，控球前锋，疯狂单打，砍鲨战术。还有他一手创造的经典与遗憾的比赛，所有因他而起的混乱和金钱争端，所有他的怪癖与个性，所有他时好时坏的选秀史……

或许在尼尔森的执教生涯中，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在于，他具备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在成为雄鹿主帅前，尼尔森本有机会成为凯尔特人的主帅，但他竟然拒绝了“红衣主教”奥尔巴赫的邀请，选择了雄鹿。尼尔森坦言，他非常享受将一支烂队打造为一支强队的过程。不过，也正是因为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执教资质一般的球队，他作为教练从来没有率队得到过一次冠军。

“没能带领球队夺取过冠军是我自找的。”老尼尔森说，“我喜欢执教那些处在底层的球队并使他们出现转机，我很享受将那些原本不那么吸引人的球队打造成充满吸引力的，尽管我会有所损失，但我还是很享受其中。”

这些自我揭示和否定，展现出老尼尔森对名誉随性的态度。他同时并不愿意全盘接受外界对他“改革专家”的定位。比如对“跑轰大师”的头衔，老尼尔森表示，自己并不只擅长一种风格的篮球，“如果我手下拥有出色的大个子球员，我也可以打阵地战。”

无人否定这位老人的伟大。不过，在以上他对篮球界的告别陈词中，依旧鲜明地展现了这位特立独行的老人，对正统观点背道而驰的做派。

“科学家”感言

“从我22岁起我就进入了NBA，我人生几乎有50年的时间是在NBA度过，执教生涯中你会经历各种起伏，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记得我所经历过的那些黑暗时刻。失利的时候也会眼泪横飞，但我已经不记得了，现在我只记得那些积极面。”

“你能想象到用你的一生来做你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并且还赚了一大笔钱吗？太难以置信了。就像你喜欢吃冰淇淋，结果连着吃了50年冰淇淋。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我是真的没想过，自己会入选名人堂。因为我之前已经四次被拒绝，所以我也不再想这事儿了。我认为杰里·斯隆帮了我，他在几年前入选名人堂的时候同样没拿到总冠军。我想这也许为我入选名人堂打开了大门。（前雄鹿队和勇士队老板）吉姆·菲茨杰拉德特别希望我能够入选名人堂。他一直都让比利·金为我递交所有申请进入名人堂所需要的资料和数据。在菲茨杰拉德六月离世之后，我最终进入了名人堂，而他却未能如愿（进入名人堂）。”

“在我做球员时，我被湖人队裁了，那时我没找到球队，然后凯尔特人联系了我，给了我一个试训的机会，接着我在那里打了11年，还夺得了五个冠军。我的人生一直就是这样。事实上，在球队里，他们让我担任替补，我是一个场均只有25分钟出场时间的球员。我只是一个很一般的家伙。能在一支伟大的球队待那么长时间，真的很幸运。”

“令我最自得的是，我去一支球队执教，那时他们还不怎么样；但是等我离开时，他们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好了。这是最能让我觉得快乐的事情了。”

“每次听到人们谈论这个话题（尼尔森式篮球）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很好笑，我真的不需要什么正确的定义。我觉得，只有当一支球队配置不够好的时候，才会选择去打这种篮球，又或者说球队里的后卫和前锋都很棒，但就是没有一个出色的大个子。我的革新并不是盲目的，如果我的球队够好，大个子够优秀，我才不会选择打快。我当初在雄鹿执教的时候，我们拥有鲍勃·莱纳打内线，所以我们就不会打快。我不会一门心思地只想让球队打快速风格，如果我们有好的内线，当然要让球从内打起。无论如何，我都会耐住性子，等到莱纳落好位，然后才开始进攻，我可不会催促他们。顺便说一句，当时我所执教的雄鹿，应该是我带过最好的球队。”

“西德尼·蒙克利夫、诺维茨基、纳什、穆林、蒂姆·哈达威以及里奇蒙德。他们应该是我带过的最好的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