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开的合理控制

说到对司法公开的合理控制，易使人联想到某种专制主义色彩，似乎在积极主张司法公开背景下来讨论对司法公开的控制不合时宜。但从司法公开的实践来看却具合理性。随着司法公开力度的加大，各地各级法院都采取了多种措施大力推行阳光司法，如推行审判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上网、判后答疑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开透明的需求。但在司法公开实践上大步迈进的人民法院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怎样避免司法公开中媒体对司法的干扰？如何在司法公开中保护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权利？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当某种观念或制度被认为是正确后，人们对它的迷恋可以达到忘乎所以的程度，往往使我们的改革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频繁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司法公开不应进入这样的怪圈。尽管司法公开原则被现代各国的宪法或法律所确立，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司法公开并不是毫无限制地越公开越好，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诉讼中还存在其他一些价值准则需要维护。因此，在确保司法公开的前提下也需要对其合理限制。

一、现实动因：传媒与司法行为的冲突

在与传媒的沟通协调方面，人民法院正逐渐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将法院工作全方位向媒体公开，但传媒与司法行为之间的冲突仍不可避免，主要表现为：

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自由抨击与独立审判的冲突。独立审判是司法权得以有序运行的保障，基本要义在于不受外界干扰，不仅包括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也包括不受新闻媒体等的干扰。前者重在强调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能通过权力运行的手段干扰和影响司法，后者应该是指新闻媒体不能介入司法活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作用无需赘述，但若超越监督变成一种介入，进而主导司法活动，就需要理性对待了。传媒和司法各有各的运行规则和评价标准，这决定了两者对待同种事态不同的处理方式。传媒追求及时准确传播人们关注的信息，讲究看点；司法则需要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评判是非，讲求过程的规范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因此，在个案的公开上，传媒希望法院及时迅速公开，且公开越多越好，并以一种朴素的正义观念和同情弱者的心理发表评论；而司法的被动与谨慎使其在判决未作出之前不轻易发表意见，即使判决作出后也只是就判决本身来说明解决纠纷的合理性。当传媒的关注热情遭遇司法理性的沉默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当这种冲突在未审结案件中逐渐演化成对司法行为的批评时，法院或者法官就陷入了两难境地：按既定的法律评判就会被冠以司法不公；顺从舆论改变既定的司法行为则丧失了独立审判原则。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司法活动有时就显得很脆弱。

传媒对司法行为的倾向性解读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司法行为通过对个案的矫正影响着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如果对司法行为的解读存在倾向和误解，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彭宇案”便是个例子，似乎“老人摔倒反讹人”成为了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其实，迄今为止媒体报道的“老人摔倒反讹人”的事例也不过几例，但这种倾向性解读和过分渲染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使人们之间友善互助的基本道德受到毁灭性打击。

二、理论基础：基于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的考量

仅仅因为法院和法官遭受舆论压力，司法威信受损，就对司法公开进行控制是有失正当性的。司法公平最具正当性的理由是保证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公平受审的权利。

新闻自由的不可控性。新闻自由本质是一种表达性权利，对其进行限制不具有正当性。首先，因为传媒影响了司法行为而对其进行限制，或是要求新闻媒体作报道或评论前进行自我审查，会让传媒的监督功能流于形式；要求报道内容完全客观真实也不现实，这会弱化传媒的传播功能，并耗费巨大成本。其次，作为公众评论自由的体现，保护传媒报道自由的重要性大于其对司法活动影响的考虑。再次，从某种角度看，对个案的公开报道有助于法官抵制某些对审判活动的不正当干预。允许对案件公开报道也是维系司法本身独立运行的保障。最后，禁止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不具有现实性，对传统媒体特别是新兴媒体一一进行审查控制，技术上有难度，现实也不可能。

对当事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任何当事人都有权利获得公正的审判，这是对司法公开进行合理控制最根本的出发点。媒体报道司法活动在关注公正的同时，往往为增加看点更多披露案件细节，并根据普通人朴素的正义观念进行评判，在满足公众对司法活动知情权的同时极易导致谴责性舆论的形成，而这种谴责性舆论的蔓延最终会形成所谓民愤，从而进一步影响司法行为，这个过程中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被告人。其一，基于价值的多元化。民愤基于的正义与司法正义有时并不一致。并且，民愤有时只代表部分群体的正义，而这部分群体的正义并不必然代表多数人的正义。其二，这种导向性舆论激起的民愤与为图自身私利向司法机关施压在事实上难以区分。其三，由于我国司法运行体制的特殊性，一旦有“民愤”发生，或被权威媒体关注，来自权力机关和各级党政机关的压力必然使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受影响，这对法官“心证”的独立性产生威胁。如果没有经过审判程序就有了定论，如果审判屈从了“民愤”，这是对司法精神的亵渎，也是对被告人的不负责任。因此，从保证被告人获得公平正义的审判角度出发，司法公开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实施进路：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契合

就媒体与司法确立良性互动关系来说，通过限制一种权利来保护另一种权利本身就不具合理性。因此，通过限制新闻自由或是让司法屈从于媒体都不是协调两者冲突的良策。笔者认为，建立在当事人权利保护基础之上的司法公开才能体现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契合。

加快立法进程。没有法律制度的支撑，对司法公开的探索就会陷入合法性危机。特别对于司法公开的限制，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仅难于实现，还会引起误解。因此，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就必须在立法层面有所突破。目前对于司法公开进行限制的规定过于原则性，建议以法律或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对司法公开进行限制的原则、适用范围、程序等，使之成为可操作的规范性程序。

明确不予司法公开的范围。长期以来，司法公开的内容被理解为：凡是可以公开的皆可允许媒体报道、群众旁听。这样粗线条公开的结果并不好，应对不公开范围适度扩张并予细化。比如公开可能导致当事人权利受损的，有妨碍公共秩序的，可能对社会公共道德构成威胁的等，就不予公开。

明确由谁决定案件审理不予公开。我国对不公开审理案件的程序决定尚无明确规定，可借鉴域外经验作如下规定：一是赋予合议庭决定权。如果合议庭认为不宜公开的，在严格程序的保证下，可决定不予公开。二是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其意义在于，首先，司法公开起到宣传教育和监督功能，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其次，司法公开作为当事人从自身利益出发，追求司法公正的保障，又具私权性质。因此从尊重个人权利的角度出发，理应赋予当事人对司法公开的程序选择权。结合审判实际，目前可放宽当事人申请不公开的范围，如邻里纠纷案件、家事纠纷案件。案件受理时，针对公开后可能给当事人带来不利后果的案件，可提醒当事人可以请求不公开审理，或对部分程序申请不公开。

完善配套措施。一是对不予公开的案件必须要以严格的程序为保证，从不公开审理理由的认定标准，不公开审理的决定程序到司法公开的监督措施，都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以保证不公开事由不被滥用。二是制定合理的司法公开考评机制，从法院对司法公开采取措施，法官在案件审理中的表现，对当事人权利保护力度，当事人满意度调查等方面人手，对司法公开工作进行全方位考评。三是强化责任制。严格落实责任，对司法公开工作出现重大问题和考核不合格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作者：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