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可行性报告范文

司法鉴定可行性报告范文第1篇

一、解热点，寻良策，让调研成为工作发展的“探路者”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在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同时，促成了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形成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利益成为激发社会热点的导火索，而且接连不断。司法行政工作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使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反映到部门工作中来。为此，我市司法行政调研工作，以与时俱进的姿态，把握时代脉搏，抓住热点，寻求突破。2003年，在中央1号文件公布实施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集中爆发。由于农业税费的减免，原来大量抛荒或转包的农田又被要回去，由此引发大量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而人民调解在这一波的矛盾纠纷中几乎无所作为。因为，大量纠纷当事人根本不走调解途径，而是选择越级上访，造成了案件的直线上升。在调研土地承包纠纷现状时，我们对松滋市和监利县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两县市情况差异较大。监利县的土地承包纠纷大量走上访救济渠道，导致很多纠纷积压，难以化解；而松滋市虽然纠纷也多，但有矛盾纠纷的疏导机制，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乡镇“警司联调室”，大量纠纷回流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而且能解决的都解决了。相同的情形，不同的结果，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原来这一年，松滋市公安局和司法局联合在该市3个较大的乡镇开展“警司联调”工作试点。“警司联调”成为当年化解矛盾纠纷最有效的形式之一。我们随之对“松滋现象”进行了初步调研，拟就了调查报告，并与市公安局联合出台文件，推广这一机制，并将这一工作进行了初步规范。可惜，这些举动力度不大。2004年初，我局对松滋市“警司联调”工作展开了大规模的专题调研和试点推广。后来，便产生了《整合力量、优势互补，松滋市创建“警司联调”工作体制》、《警司联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加强指导、规范运作，全力构筑“警司联调”工作新体制》等一批调研文章，这些文章通过不同途径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受到了《人民日报》、《××日报》等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报道。调研在力解热点的过程中，有效地起到了“探路者”的作用。

二、破难题，当参谋，让调研成为工作的“推进器”

我市的律师顾问团（组）工作酝酿于2003年，组建于2004年，成熟于2005年。在这一过程中，调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参谋助手作用。在此之前，各地仅有法律顾问团工作，没有律师顾问团（组），山东、吉林曾大面积推广过法律顾问团（组）工作。两者对比，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律师顾问团（组）工作起步的过程中，筹备组的同志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查阅了《司法部关于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若干规定》，外省法律顾问团工作的大量报道和经验材料，拟定了律师顾问团（组）设立的基本程序，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工作制度，如律师顾问团成员轮流坐班制度、接待接访制度、列席会议制度、案件讨论制度等等，为律师顾问团（组）的建立并成功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年底，刚刚组建不久、仅运行了几个月的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律师顾问组工作捷报频传，3个组的14名成员律师共各类案件4件，列席人大、政府、政协会议17次，提出法律意见书21件；参与下访与接访16次，举行听证会6次，参与庭审、实施个案监督6次，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火红的答卷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引来好评潮涌。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和省厅领导的批示，为这一工作的拓展延伸指明了方向。为此，2004、2005年，我局采取得力措施，将律师顾问团（组）工作向两极拓展。一极是在县市区大力推广人大、政府、政协律师顾问组，使之层级化、网络化；另一极是催生了领导干部个人公务律师制度的诞生，先后为市级领导配备个人公务律师22名，为领导个人的公务活动，如调研、下访、法律决策咨询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谋保障。

在律师顾问组工作从酝酿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调研紧紧跟随这一工作的发展轨迹，全系统先后撰写了30余篇调研文章，从不同阶段、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和推介了这一工作的发展历程。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我们发现调研工作至少发挥了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先期论证作用，提出可行性报告；二是参谋助手作用，搜集资料，提出基本设想；三是宣传作用，在电视、广播、报纸和内刊上编发了200余篇稿件，引导了舆论，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发展环境；四是拟定了推广计划，为我市律师顾问团（组）工作上下贯通与健康发展，发挥了普及与推介作用。

三、树典型，促创新，让调研成为工作发展的“折射镜”

发现典型、培育典型、规范典型是调研工作的主要功能之一。

自2003年发现松滋市“警司联调”的经验以后，我局调研工作就紧盯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方式不放，积极探索并推动新的载体和平台的构建。“警司联调”是一种在乡镇一级解决矛盾纠纷的很好的机制，但不会是唯一方式。2005年，我们在市综治委的指导下，着力在石首市推行“警司联调”工作新体制的同时，也对××区“三所联调”、公安县“跨界联调”、沙市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三种形式展开了深入研究。通过对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比较，认为其各有特点，各有千秋，都有其发展存在的丰厚土壤，只要我们采取措施，认真培育，切实加以规范，都能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作用，都能占有一席之地。为此，我们督促各地制定制度、完善管理办法、规范各种模式的运作。同时，相继在《××司法行政简报·调研专号》上刊载了市局副局长祝辉的文章——《“生态调解”的勃勃生机》、沙市区局局长管开炎的文章《司法所长在处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推介了各地工作深化的情况。省厅原厅长张坚在调研专号上批示：“如此研究工作的氛围是××市司法局工作不断创新的重要基础”。2006年底，我们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深受启发，提出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整合多种机制，聚合多方面力量，构筑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制的建议。这一想法的提出，恰逢两个极好的机遇，一是市综治委决定，在石首市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试点，探索在社会矛盾纠纷频发的背景下，构筑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司法所为主阵地，公安派出所、法庭、办、综治办为主力，综治委各成员单位为组成部门的社会“大调解”工作格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二是省厅决定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落实年”、“百日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这无疑为这一构想添柴加油。据此，我局决定，配合市综治委的这一动作，和综治办联合进行试点。在试点过程中，我局在石首市召开了司法行政系统参与“大调解”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先后两次组成专题调研组进行调研，在洪湖市召开了全市“大调解”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会上交流了17篇调研文章。以此次调研的成果为基础，加大了规范“大调解”的工作力度，出台了《关于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工作意见》、《××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制度》等文件，促进规范体系的建立健全。洪湖调研会的论文有5篇在省获一、二、三等奖。今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调查研究，我们确立了做强做大司法行政和法律服务事业的目标，提出了建设“五大体系”的构想，即：积极推进“大法治”体系、主动参与“大调解”体系、大力开展“大法援”体系、不断推进“大服务”体系、努力夯实“大基层”体系建设。配合“五大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拟定了扩大试点方案，要求各地至少办3个试点，摸索路径，为全面推广这一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出成效，显亮点，让调研成为工作绩效的“聚光点”

在司法行政的各项工作中，调研工作仿佛一粒沙子，其本身并不发光。但如果用好了、用活了，调研可能是一堆沙子，说不定还有一定的含金量，不仅可以发光，而且还能成为聚光点，让其他沙子也发光发热。

2004年以来，我局先后被省委政法委评为全省政法调研工作先进单位、两度被评为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调研工作先进单位、全市政法系统调研工作先进集体。4年来，我们共向省厅、市政法委呈报调研文章370余篇，被省厅采用68篇，其他媒体刊用130余篇，获奖70余篇，主要领导写的调研文章获得一等奖的就有4次，特别奖1次。先后有30余人获得表彰奖励。由于我局高度重视调研工作，注重发挥调研工作的多方面职能，不仅让其自身成为发光体，而且在调研的影响和作用下，让多项工作显示色彩，成为亮点，如律师参与、律师党建、学校法制副校长、“我与父母共学法”等，由于调研宣传功能的实际存在，使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成为了品牌。去年5月，省委中介机构党建工作调研组来我市调研律师党建工作，对我市律师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6月，省委组织部对我市律师参与涉法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对我市律师积极参与涉法涉诉工作的做法给予了很高评价。通过调研，形成了一大批有见解、有措施、有指导意义的调研成果。今年初，省厅进行了调研成果评奖，我局局长张钦撰写的《主体主力主角——司法行政部门在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副局长王先标撰写的《司法所在大调解中应把握的的几个问题》等8篇文章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司法鉴定管理科科长蒋习年撰写的关于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的文章《缺位·错位·越位》一文被多家刊物转载。今年6月，张钦同志撰写的《司法体制改革呼唤司法行政职能回归》一文，先后被省委政法委《法学动态》、省厅调研专号、《××司法》、《中国司法》刊载，在本系统内产生了较大反响，实现了我市调研工作的历史性突破。

最近，我们就“大法治”建设调研问题发文，把8月份确定为“调研月”，9月份召开研讨会，以推动“法治××”和“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

司法鉴定可行性报告范文第2篇

近些年来，在省司法厅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十七大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服务地方党委政府重大决策，服务司法行政业务发展，服务社会民生改善为宗旨，积极主动深化司法行政调研工作，克服就调研抓调研的思想，精心策划，认真部署，一年一至两个主题，力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凸显调研工作的多种功能，使我市司法行政调研工作逾越了建设队伍、健全机制的初级阶段，开始了在调研工作本体上的纵深推进，为促进司法行政工作又好又快地发展作出了努力，显现了成效：

一、解热点，寻良策，让调研成为工作发展的“探路者”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在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同时，促成了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形成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利益成为激发社会热点的导火索，而且接连不断。司法行政工作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使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反映到部门工作中来。为此，我市司法行政调研工作，以与时俱进的姿态，把握时代脉搏，抓住热点，寻求突破。20xx年，在中央1号文件公布实施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集中爆发。由于农业税费的减免，原来大量抛荒或转包的农田又被要回去，由此引发大量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而人民调解在这一波的矛盾纠纷中几乎无所作为。因为，大量纠纷当事人根本不走调解途径，而是选择越级上访，造成了案件的直线上升。在调研土地承包纠纷现状时，我们对松滋市和监利县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两县市情况差异较大。监利县的土地承包纠纷大量走上访救济渠道，导致很多纠纷积压，难以化解；而松滋市虽然纠纷也多，但有矛盾纠纷的疏导机制，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乡镇“警司联调室”，大量纠纷回流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而且能解决的都解决了。相同的情形，不同的结果，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原来这一年，松滋市公安局和司法局联合在该市3个较大的乡镇开展“警司联调”工作试点。“警司联调”成为当年化解矛盾纠纷最有效的形式之一。我们随之对“松滋现象”进行了初步调研，拟就了调查报告，并与市公安局联合出台文件，推广这一机制，并将这一工作进行了初步规范。可惜，这些举动力度不大。20xx年初，我局对松滋市“警司联调”工作展开了大规模的专题调研和试点推广。后来，便产生了《整合力量、优势互补，松滋市创建“警司联调”工作体制》、《警司联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加强指导、规范运作，全力构筑“警司联调”工作新体制》等一批调研文章，这些文章通过不同途径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受到了《人民日报》、《**日报》等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报道。调研在力解热点的过程中，有效地起到了“探路者”的作用。

二、破难题，当参谋，让调研成为工作的“推进器”

我市的律师顾问团（组）工作酝酿于20xx年，组建于20xx年，成熟于20xx年。在这一过程中，调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参谋助手作用。在此之前，各地仅有法律顾问团工作，没有律师顾问团（组），山东、吉林曾大面积推广过法律顾问团（组）工作。两者对比，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律师顾问团（组）工作起步的过程中，筹备组的同志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查阅了《司法部关于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若干规定》，外省法律顾问团工作的大量报道和经验材料，拟定了律师顾问团（组）设立的基本程序，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工作制度，如律师顾问团成员轮流坐班制度、接待接访制度、列席会议制度、案件讨论制度等等，为律师顾问团（组）的建立并成功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0xx年年底，刚刚组建不久、仅运行了几个月的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律师顾问组工作捷报频传，3个组的14名成员律师共各类案件4件，列席人大、政府、政协会议17次，提出法律意见书21件；参与下访与接访16次，举行听证会6次，参与庭审、实施个案监督6次，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火红的答卷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引来好评潮涌。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和省厅领导的批示，为这一工作的拓展延伸指明了方向。为此，20xx、20xx年，我局采取得力措施，将律师顾问团（组）工作向两极拓展。一极是在县市区大力推广人大、政府、政协律师顾问组，使之层级化、网络化；另一极是催生了领导干部个人公务律师制度的诞生，先后为市级领导配备个人公务律师22名，为领导个人的公务活动，如调研、下访、法律决策咨询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谋保障。

在律师顾问组工作从酝酿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调研紧紧跟随这一工作的发展轨迹，全系统先后撰写了30余篇调研文章，从不同阶段、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和推介了这一工作的发展历程。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我们发现调研工作至少发挥了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先期论证作用，提出可行性报告；二是参谋助手作用，搜集资料，提出基本设想；三是宣传作用，在电视、广播、报纸和内刊上编发 了200余篇稿件，引导了舆论，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发展环境；四是拟定了推广计划，为我市律师顾问团（组）工作上下贯通与健康发展，发挥了普及与推介作用。

三、树典型，促创新，让调研成为工作发展的“折射镜”

发现典型、培育典型、规范典型是调研工作的主要功能之一。

自20xx年发现松滋市“警司联调”的经验以后，我局调研工作就紧盯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方式不放，积极探索并推动新的载体和平台的构建。“警司联调”是一种在乡镇一级解决矛盾纠纷的很好的机制，但不会是唯一方式。20xx年，我们在市综治委的指导下，着力在石首市推行“警司联调”工作新体制的同时，也对**区“三所联调”、公安县“跨界联调”、沙市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三种形式展开了深入研究。通过对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比较，认为其各有特点，各有千秋，都有其发展存在的丰厚土壤，只要我们采取措施，认真培育，切实加以规范，都能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作用，都能占有一席之地。为此，我们督促各地制定制度、完善管理办法、规范各种模式的运作。同时，相继在《**司法行政简报·调研专号》上刊载了市局副局长祝辉的文章——《“生态调解”的勃勃生机》、沙市区局局长管开炎的文章《司法所长在处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推介了各地工作深化的情况。省厅原厅长张坚在调研专号上批示：“如此研究工作的氛围是**市司法局工作不断创新的重要基础”。20xx年底，我们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深受启发，提出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整合多种机制，聚合多方面力量，构筑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制的建议。这一想法的提出，恰逢两个极好的机遇，一是市综治委决定，在石首市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试点，探索在社会矛盾纠纷频发的背景下，构筑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司法所为主阵地，公安派出所、法庭、办、综治办为主力，综治委各成员单位为组成部门的社会“大调解”工作格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二是省厅决定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落实年”、“百日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这无疑为这一构想添柴加油。据此，我局决定，配合市综治委的这一动作，和综治办联合进行试点。在试点过程中，我局在石首市召开了司法行政系统参与“大调解”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先后两次组成专题调研组进行调研，在洪湖市召开了全市“大调解”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会上交流了17篇调研文章。以此次调研的成果为基础，加大了规范“大调解”的工作力度，出台了《关于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工作意见》、《**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制度》等文件，促进规范体系的建立健全。洪湖调研会的论文有5篇在省获一、二、三等奖。今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调查研究，我们确立了做强做大司法行政和法律服务事业的目标，提出了建设“五大体系”的构想，即：积极推进“大法治”体系、主动参与“大调解”体系、大力开展“大法援”体系、不断推进“大服务”体系、努力夯实“大基层”体系建设。配合“五大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拟定了扩大试点方案，要求各地至少办3个试点，摸索路径，为全面推广这一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出成效，显亮点，让调研成为工作绩效的“聚光点”

在司法行政的各项工作中，调研工作仿佛一粒沙子，其本身并不发光。但如果用好了、用活了，调研可能是一堆沙子，说不定还有一定的含金量，不仅可以发光，而且还能成为聚光点，让其他沙子也发光发热。

20xx年以来，我局先后被省委政法委评为全省政法调研工作先进单位、两度被评为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调研工作先进单位、全市政法系统调研工作先进集体。4年来，我们共向省厅、市政法委呈报调研文章370余篇，被省厅采用68篇，其他媒体刊用130余篇，获奖70余篇，主要领导写的调研文章获得一等奖的就有4次，特别奖1次。先后有30余人获得表彰奖励。由于我局高度重视调研工作，注重发挥调研工作的多方面职能，不仅让其自身成为发光体，而且在调研的影响和作用下，让多项工作显示色彩，成为亮点，如律师参与、律师党建、学校法制副校长、“我与父母共学法”等，由于调研宣传功能的实际存在，使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成为了品牌。去年5月，省委中介机构党建工作调研组来我市调研律师党建工作，对我市律师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6月，省委组织部对我市律师参与涉法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对我市律师积极参与涉法涉诉工作的做法给予了很高评价。通过调研，形成了一大批有见解、有措施、有指导意义的调研成果。今年初，省厅进行了调研成果评奖，我局局长张钦撰写的《主体主力主角——司法行政部门在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副局长王先标撰写的《司法所在大调解中应把握的的几个问题》等8篇文章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司法鉴定管理科科长蒋习年撰写的关于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的文章《缺位·错位·越位》一文被多家刊物转载。今年6月，张钦同志撰写的《司法体制改革呼唤司法行政职能回归》一文，先后被省委政法委《法学动态》、省厅调研专号、《**司法》、《中国司法》刊载，在本系统内产生了较大反响，实现了我市调研工作的历史性突破。

最近，我们就“大法治”建设调研问题发文，把8月份确定为“调研月”，9月份召开研讨会，以推动“法治**”和“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

司法鉴定可行性报告范文第3篇

近些年来，在省司法厅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十七大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服务地方党委政府重大决策，服务司法行政业务发展，服务社会民生改善为宗旨，积极主动深化司法行政调研工作，克服就调研抓调研的思想，精心策划，认真部署，一年一至两个主题，力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凸显调研工作的多种功能，使我市司法行政调研工作逾越了建设队伍、健全机制的初级阶段，开始了在调研工作本体上的纵深推进，为促进司法行政工作又好又快地发展作出了努力，显现了成效：

一、解热点，寻良策，让调研成为工作发展的“探路者”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在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同时，促成了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形成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利益成为激发社会热点的导火索，而且接连不断。司法行政工作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使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反映到部门工作中来。为此，我市司法行政调研工作，以与时俱进的姿态，把握时代脉搏，抓住热点，寻求突破。20*年，在中央1号文件公布实施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集中爆发。由于农业税费的减免，原来大量抛荒或转包的农田又被要回去，由此引发大量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而人民调解在这一波的矛盾纠纷中几乎无所作为。因为，大量纠纷当事人根本不走调解途径，而是选择越级上访，造成了案件的直线上升。在调研土地承包纠纷现状时，我们对松滋市和监利县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两县市情况差异较大。监利县的土地承包纠纷大量走上访救济渠道，导致很多纠纷积压，难以化解；而松滋市虽然纠纷也多，但有矛盾纠纷的疏导机制，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乡镇“警司联调室”，大量纠纷回流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而且能解决的都解决了。相同的情形，不同的结果，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原来这一年，松滋市公安局和司法局联合在该市3个较大的乡镇开展“警司联调”工作试点。“警司联调”成为当年化解矛盾纠纷最有效的形式之一。我们随之对“松滋现象”进行了初步调研，拟就了调查报告，并与市公安局联合出台文件，推广这一机制，并将这一工作进行了初步规范。可惜，这些举动力度不大。20*年初，我局对松滋市“警司联调”工作展开了大规模的专题调研和试点推广。后来，便产生了《整合力量、优势互补，松滋市创建“警司联调”工作体制》、《警司联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加强指导、规范运作，全力构筑“警司联调”工作新体制》等一批调研文章，这些文章通过不同途径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受到了《人民日报》、《*日报》等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报道。调研在力解热点的过程中，有效地起到了“探路者”的作用。

二、破难题，当参谋，让调研成为工作的“推进器”

我市的律师顾问团（组）工作酝酿于20*年，组建于20*年，成熟于20*年。在这一过程中，调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参谋助手作用。在此之前，各地仅有法律顾问团工作，没有律师顾问团（组），山东、*曾大面积推广过法律顾问团（组）工作。两者对比，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律师顾问团（组）工作起步的过程中，筹备组的同志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查阅了《司法部关于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若干规定》，外省法律顾问团工作的大量报道和经验材料，拟定了律师顾问团（组）设立的基本程序，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工作制度，如律师顾问团成员轮流坐班制度、接待接访制度、列席会议制度、案件讨论制度等等，为律师顾问团（组）的建立并成功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0*年年底，刚刚组建不久、仅运行了几个月的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律师顾问组工作捷报频传，3个组的14名成员律师共各类案件4件，列席人大、政府、政协会议17次，提出法律意见书21件；参与下访与接访16次，举行听证会6次，参与庭审、实施个案监督6次，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火红的答卷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引来好评潮涌。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和省厅领导的批示，为这一工作的拓展延伸指明了方向。为此，20*、20*年，我局采取得力措施，将律师顾问团（组）工作向两极拓展。一极是在县市区大力推广人大、政府、政协律师顾问组，使之层级化、网络化；另一极是催生了领导干部个人公务律师制度的诞生，先后为市级领导配备个人公务律师22名，为领导个人的公务活动，如调研、下访、法律决策咨询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谋保障。

在律师顾问组工作从酝酿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调研紧紧跟随这一工作的发展轨迹，全系统先后撰写了30余篇调研文章，从不同阶段、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和推介了这一工作的发展历程。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我们发现调研工作至少发挥了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先期论证作用，提出可行性报告；二是参谋助手作用，搜集资料，提出基本设想；三是宣传作用，在电视、广播、报纸和内刊上编发了200余篇稿件，引导了舆论，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发展环境；四是拟定了推广计划，为我市律师顾问团（组）工作上下贯通与健康发展，发挥了普及与推介作用。

三、树典型，促创新，让调研成为工作发展的“折射镜”

发现典型、培育典型、规范典型是调研工作的主要功能之一。

自20*年发现松滋市“警司联调”的经验以后，我局调研工作就紧盯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方式不放，积极探索并推动新的载体和平台的构建。“警司联调”是一种在乡镇一级解决矛盾纠纷的很好的机制，但不会是唯一方式。20*年，我们在市综治委的指导下，着力在石首市推行“警司联调”工作新体制的同时，也对*区“三所联调”、公安县“跨界联调”、沙市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三种形式展开了深入研究。通过对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比较，认为其各有特点，各有千秋，都有其发展存在的丰厚土壤，只要我们采取措施，认真培育，切实加以规范，都能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作用，都能占有一席之地。为此，我们督促各地制定制度、完善管理办法、规范各种模式的运作。同时，相继在《*司法行政简报·调研专号》上刊载了市局副局长祝辉的文章——《“生态调解”的勃勃生机》、沙市区局局长管开炎的文章《司法所长在处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推介了各地工作深化的情况。省厅原厅长张坚在调研专号上批示：“如此研究工作的氛围是*市司法局工作不断创新的重要基础”。20*年底，我们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深受启发，提出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整合多种机制，聚合多方面力量，构筑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制的建议。这一想法的提出，恰逢两个极好的机遇，一是市综治委决定，在石首市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试点，探索在社会矛盾纠纷频发的背景下，构筑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司法所为主阵地，公安派出所、法庭、办、综治办为主力，综治委各成员单位为组成部门的社会“大调解”工作格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二是省厅决定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落实年”、“百日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这无疑为这一构想添柴加油。据此，我局决定，配合市综治委的这一动作，和综治办联合进行试点。在试点过程中，我局在石首市召开了司法行政系统参与“大调解”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先后两次组成专题调研组进行调研，在洪湖市召开了全市“大调解”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会上交流了17篇调研文章。以此次调研的成果为基础，加大了规范“大调解”的工作力度，出台了《关于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工作意见》、《*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制度》等文件，促进规范体系的建立健全。洪湖调研会的论文有5篇在省获一、二、三等奖。今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调查研究，我们确立了做强做大司法行政和法律服务事业的目标，提出了建设“五大体系”的构想，即：积极推进“大法治”体系、主动参与“大调解”体系、大力开展“大法援”体系、不断推进“大服务”体系、努力夯实“大基层”体系建设。配合“五大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拟定了扩大试点方案，要求各地至少办3个试点，摸索路径，为全面推广这一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出成效，显亮点，让调研成为工作绩效的“聚光点”

在司法行政的各项工作中，调研工作仿佛一粒沙子，其本身并不发光。但如果用好了、用活了，调研可能是一堆沙子，说不定还有一定的含金量，不仅可以发光，而且还能成为聚光点，让其他沙子也发光发热。

20*年以来，我局先后被省委政法委评为全省政法调研工作先进单位、两度被评为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调研工作先进单位、全市政法系统调研工作先进集体。4年来，我们共向省厅、市政法委呈报调研文章370余篇，被省厅采用68篇，其他媒体刊用130余篇，获奖70余篇，主要领导写的调研文章获得一等奖的就有4次，特别奖1次。先后有30余人获得表彰奖励。由于我局高度重视调研工作，注重发挥调研工作的多方面职能，不仅让其自身成为发光体，而且在调研的影响和作用下，让多项工作显示色彩，成为亮点，如律师参与、律师党建、学校法制副校长、“我与父母共学法”等，由于调研宣传功能的实际存在，使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成为了品牌。去年5月，省委中介机构党建工作调研组来我市调研律师党建工作，对我市律师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6月，省委组织部对我市律师参与涉法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对我市律师积极参与涉法涉诉工作的做法给予了很高评价。通过调研，形成了一大批有见解、有措施、有指导意义的调研成果。今年初，省厅进行了调研成果评奖，我局局长张钦撰写的《主体*主力*主角——司法行政部门在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副局长王先标撰写的《司法所在大调解中应把握的的几个问题》等8篇文章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司法鉴定管理科科长蒋习年撰写的关于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的文章《缺位·错位·越位》一文被多家刊物转载。今年6月，张钦同志撰写的《司法体制改革呼唤司法行政职能回归》一文，先后被省委政法委《法学动态》、省厅调研专号、《*司法》、《中国司法》刊载，在本系统内产生了较大反响，实现了我市调研工作的历史性突破。

最近，我们就“大法治”建设调研问题发文，把8月份确定为“调研月”，9月份召开研讨会，以推动“法治*”和“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

司法鉴定可行性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高等学校; 科技企业;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近年来,我国高校产业尤其是高校科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迅猛,成长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生力军,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大多数高校科技企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但规模相对较小、业绩尚不稳定,直接上市融资能力不足,加之有形资产占有量较少,传统的可抵押物缺乏,又导致其银行贷款困难。然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极具潜力的资产,其巨大的担保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也正以一种创新的融资方式成为高校科技企业破解融资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高校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可行性

《民法通则》中,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者将其财产移交由债权人占有,以其作为债权担保的担保方式。质押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两类,知识产权质押属于权利质押,一般包括商标权质押、专利权质押、著作权(含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质押等几种形式。高校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条件已经具备,其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我国《担保法》第75条第(3)款明确规定了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质押。国务院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第17条要求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权利质押业务试点。银监会的《关于商业银行改善和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第10条也要求商业银行“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经国家有关部门评估的高新技术企业,还可以试办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二)相关的配套服务体系已逐步建立

2006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了首批18家单位为“国家专利技术展示交易中心”,搭建了知识产权交易的专业化服务平台。继2001年《无形资产评估准则》颁布后,200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和财政部联合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评估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步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内已逐步建立起一些专业化的评估机构,培养了一支专业化的评估队伍。

(三)高校科技企业丰富的知识产权储量

截至2006年,我国的储蓄率已高达46%,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本储量充裕。然而迅猛发展的高校科技企业却因其研发活动所形成的大多是高度专用性资产,甚至多为无形资产,无法满足银行贷款的抵押要求而往往申贷无门导致资金紧张,步履维艰。与高校科技企业土地、不动产等传统的抵押物严重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巨大的知识产权拥有量。据统计,2000年以来,全球专利申请的年增长率为3%至5%,而我国专利申请年增长率是20%,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截至2007年底,我国受理的专利申请总量突破400万件,商标注册申请总量突破560万件。这其中,具有巨大创造潜能和创新意识的高校更是收获颇丰:目前高校的专利申请量已占全国总量的11.7%;在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全国高校共获得国家三大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164项,占授奖总数的64.8%,尤其是国家技术发明奖,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科技成果获奖比例高达81.1%,且3项一等奖均为高校获得。依托于高校母体这片储量大、品位高的知识产权富矿区,高校科技企业极为丰富的知识产权拥有量为其申办质押贷款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我国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99年国家开发银行首次利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对大唐集团的TD-SCDMA项目(由我国提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并获得国际认可的通信系统标准)进行融资支持,有效解决了企业的资金瓶颈问题;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以专利权质押组合个人信用无限责任担保和应收账款质押的形式获得了200万元的贷款;2006年10月,交行北京分行与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连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资和信担保有限公司等共同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金融产品――“展业通”,截至2007年6月8日,在短短7个月内,贷款余额已突破亿元人民币,有力地支持了贷款中小企业的发展。

然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在我国的历史不长,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作为一种创新的融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受到不甚完备的法规制度、尚不成熟的产权交易市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风险较大、问题较多,以致于对该项业务的实践与探索还远未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真正能够利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数甚少。随着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比重的逐步提高,在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高校科技企业利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融资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为充分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方面的巨大优势和潜力,有效畅通其质押贷款的融资渠道,有关方面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这项具有创新意义的贷款业务的全面发展。

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推进措施

(一)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建议人民银行、银监会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有关部门牵头制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信贷指引、操作规则及实施细则,确定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权质押登记的适当性、质押权益公示的构成、质押权益所覆盖的具体资产、实际权利人的权益归属等问题,加强立法的衔接配套,增强可操作性。

针对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实践中有关许可使用权转让、担保权益的实现等适用法律条文的遗漏和缺陷,立法机关应及时修订补充。

积极探索研究涵盖生物和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先进能源、资源环境、航空航天等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的法律状况,拓展商业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多种形式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给予法律支持。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界定知识产权的界限,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修订惩处知识产权侵权及质押贷款违约行为的法律法规,加大司法惩处力度,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完善审判体制,设置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简化执行程序,一旦出质人违约不能如期归还借款,质押权利人就可以方便快捷地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裁决,对质押物同时或有选择地行使各种权利或救济措施以解决知识产权质押的实现及法律保护问题。

(二)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配套服务支撑体系

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相关主管部门应精心组织由知识产权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各行业或商界代表,资产评估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员组成的评估小组加强评估课题研究,规范知识产权评估的准则性文件并分别制定商标、专利、著作权等各类知识产权具体细化的评估标准和方法,提高评估公信度。

我国目前不同的知识产权出质分属不同的登记机关,譬如商标专用权、专利权和著作权的登记机关就分别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中国知识产权局和国家版权局,从而导致其登记流程、期限和费用也各不相同。为降低质权设立成本,提高质押融资的效率,应尽快统一知识产权的登记机关、登记流程和收费标准。尤为重要的是登记机关应建立明确的优先权规则,以质权出质登记时间的先后确定质押权益的优先顺位,先登记者先受偿。知识产权的登记系统应采用备案或公示登记制,规定标准化的公示格式和内容要素以实现登记记录的电算化,方便信息检索和查询。

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介服务体系,规范执业资质管理,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全面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提高质权纠纷处置能力,加大侵权打击力度。逐步建立管理规范、交易活跃、秩序良好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体系,畅通质权处置通道,保障质押权人的利益。

(三)加强风险管理,防范和控制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

1.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风险管理

与人们所熟知的传统质押物不同,知识产权一般为知识及智力创新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也较高,而且往往稳定性较差。譬如目前法律框架下的一些知识产权如专利权等均规定了有效期限,随着科技进步、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具有更高效能、更新设计理念的新技术的出现,会使原专利迅速贬值,在到期之前早早地就丧失了其经济价值。一项知识产权还可能会因为不使用、未付续展费而失效或受制于强制许可。这样,知识产权本身的特殊属性,加之我国目前尚无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估体系和方法,评估机构不甚专业,执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作为质押权人的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匮乏、质押贷款的经验不足等诸多因素均会导致知识产权质押的现时内在价值难以准确衡量,而质权实现时的未来价值、预期现金流则更加难以确定。

因此,为防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前期风险,承办此类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在人民银行的风险提示和窗口指导下,经过市场调研与分析,严格筛选贷款项目,进行价值评估,出具可行性报告后进入审贷程序。这其中,评估知识产权的价值以确定其可质押性是防范风险、保障质押权利人利益之关键。

首先,知识产权质押权利的确定性取决于:贷款的债务人是否确实为质押产权的所有者;该项产权是否拥有共同所有人;对该项权利的申请有无第三方异议;该项权利是否已登记并受到法律保护;法律保护的类别和年限;权利的有效性以及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等。

其次,可采用收益还原法,通过估算被质押知识产权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其质押价值:第一步,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被质押知识产权价值的历史业绩、现行结构和相关因素,然后判断并评价其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可靠性以及实际利用后的预期经济价值和社会贡献。第二步,在同时满足获利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遵守经济寿命和法定寿命孰短的原则确定其折现期限。最后,通过估算目标知识产权的预期风险报酬率适当确定其价值评估中的资本转化率(预期收益率),然后将目标知识产权所产生的预期收益转化为质押评估值。

2.知识产权质押期限内以及处置中的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对企业质押的知识产权进行价值评估、决定发放贷款后应妥善保管作为质押物的知识产权证书及其他证明文件以防被盗用或重复质押。在质押贷款期限内对于被质押的知识产权应积极跟踪、密切关注,实施动态监测:一方面防范出质人违规转让或许可除质权人以外的其他人使用业已质押的知识产权,导致质权价值下降损害放贷人利益;一方面当某些被质押的知识产权因技术进步而自然贬值时,贷款银行可要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否则可与其协议变卖(拍卖)出质的知识产权以提前收回债权。

对于盗版、假冒等损害质权人利益的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应明确知识产权界限,严厉打击,提高违法者的侵权成本,有效遏制滥用知识产权的现象,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建立和完善司法鉴定、专家证人、技术调查等诉讼制度,加大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和刑事司法机关受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力度,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贷款银行也应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预警应急、维权和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应对涉及质押产权的侵权行为和法律诉讼。

培育并完善规范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推动产权交易,增强知识产权的流动性,建立通畅的产权处置通道,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使作为质权的知识产权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转让、许可、拍卖变现以快速化解产权质押的处置风险。

【参考文献】

[1] 王兵.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校企合作的实践和理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95.

[2] 张平.信贷融资的新途径――知识产权质押[J].商场现代化,2007,(519):365-366.

[3] 卢志英.专利权质押融资现状分析[J].中国发明与专利,2007,(6):45-47.

[4] 秦亚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有关问题的探讨[J].华北金融,2006,(12):27-35.

司法鉴定可行性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区域立法；委托起草；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协调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056?07

起草工作是立法活动的关键程序之一。有学者将法案起草视为立法准备阶段的一个环节，其理由之一是“鉴于立法规划与法案起草前后相继的关系”。[1]本文则将法案起草作为区域立法确立阶段的第一个环节，它的基本功能是形成区域立法文本的原初内容。区域立法案起草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起草方式不同，文本的内容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并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区域立法活动。根据区域立法的特点，本文主张区域立法采取委托起草的方式，即由区域内各地方立法机关共同委托一个特定的主体或组织，来负责起草工作。这样不仅有助于获得较高质量的文本草案，还可以对区域立法文本的内容进行有效协调，从而保证区域立法的正常开展。故在本文中，委托起草不仅作为一种区域立法文本起草机制，还作为一项协调机制而存在。

一、区域立法草案的起草方式

立法过程中的起草内容究竟是什么，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是指立法项目可行性报告的提出，法律、法规（草案）起草提纲和草案的拟订，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及其送审报告等活动的总称。”[2]（207）依据此观点，要起草的内容包括四部分：立法项目可行性报告、起草提纲、草案和送审报告。有学者则将法律起草和法案起草加以区分，认为法律起草“是指享有法律起草权力的立法主体或接受委托的起草组织，按照立法规划所确定的立法项目，进行某个规范性法律文件草案的拟订活动。”而法案起草“是指有立法提案权的机关、组织和人员或受委托的主体，将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动）议的法案形诸于文字的活动。”[3]周旺生教授则从法案的构成角度，指出法案起草可有三种含义，分别是：①主案的起草，即对提交审议的立法提 （动）议的起草；②附案的起草，即通常所说的法律草案起草、法规草案起草和规章草案起草；③由主案和附案结合而成的完整的法案的起草。并且他还指出：“通常所说的法案起草，主要就是指法的草案起 草。”[4]（318）本文赞同周旺生教授的观点，认为区域立法草案的起草就是指用于区域立法职权主体审议和表决，并最终适用于区域社会的规范性文本的起草。

我国地方立法的起草一般由享有地方立法提案权的主体负责，但具体的起草工作则可以由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以地方政府规章的起草为例，实践中具体起草工作一般由政府法制机构，或者法制机构组织有关部门联合，或者法制机构委托其他社会组织等来负责完成。建立在区域内地方立法权合作基础上的区域立法，其文本内容的起草显然也要以此为依托。但鉴于区域立法的合作属性，尤其是参与者众多的特点，采取一般的地方立法起草方式恐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收稿日期：2012?11?06；修回日期：2013?04?12

基金项目：2012年度大连市社科院一般项目“大连市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立法支持模式研究”（2012dlskyb066）；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区域合作背景下地方联合立法研究”（11YJA820072）

作者简介：陈光（1982?），男，山东莱州人，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立法学， 法律社会学.

需要在现有的起草方式基础上寻求一种更为适宜的起草方式。

当前，区域立法起草可供选择的方式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区域内参加合作的各地方立法机关分别进行起草，然后通过某种方式对各草案文本的内容进行协调，形成一个统一的草案文本。二是征得其他各方同意后，由区域内某一地方立法机关负责起草工作，至于该负责机关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完成起草工作，完全由其自己决定。三是由区域内各地方立法机关共同委托某一社会组织或学术团体，来负责和完成区域立法文本的起草。在接受委托的组织的选择上，可以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来确定。四是由区域内参与合作的各地方立法机关共同决定，联合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小组或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区域立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待起草工作完成后，该小组或委员会即宣告解散。应该说，这四种起草方式各有其利弊。

第一种起草方式虽然尊重了参与合作的各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意志，使其可以通过文本的内容来充分表达各自对于区域立法的诉求和态度。但是这种分别起草的方式不仅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会影响到区域立法的效率。因为各自在起草过程中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这些资源如果集中到一起使用，各地方立法机关就可以少投入一些。不仅如此，一旦分别起草的区域立法文本草案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形成统一的文本过程中还需再投入一些资源，来协调各方的意见和立场。这在降低立法效率的同时，还无法保障最终形成一个一致认可的文本草案。

第二种起草方式虽然可以避免像第一种方式那样的资源重复投入，但由某一地方立法机关负责起草，该机关有可能在起草过程中过多地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并将之反映在草案文本中，这就增加了接下来各方就文本内容进行协调的难度。而且这种起草方式相对封闭，许多问题不是在起草过程中解决，而是留到起草结束分别送审时或各自表决前来协商解决。这可能导致各方因协商不充分而使最终的送审文本缺乏足够的科学性或合理性，或者各方忙于文本内容的协调而怠于向各自的立法机关提请审议和表决。

第三种方式是近些年来地方立法积极探索和实践的一种起草方式。当然，早在1998年，重庆市人大就曾将《重庆市司法鉴定条例》的起草委托给西南政法学院。此后，该市的物业管理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条例和行政程序条例等6部法规草案稿，都适用这种起草方式。上海市则从2004年开始首次将立法课题向社会公开招标，通过媒体、网络等向全国公开“发包”5项立法课题的研究和文本起草。2006年，第二批招标的课题除公开招标外，还开始采取定向议标等其他形式进行发包。对于公开招标起草方式的民主意义，有学者给予了赞扬，认为它“从公权力源头体现了民 主”。[5]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公开起草的方式虽然有利于吸纳科研组织或学术团体的智力成果，同时参与起草的专家们在理论上比较成熟，在利益关涉方面也比较超脱一些，但实践中这种方式也面临着许多障碍，其主要表现就是他们对社会实际情况及相关信息了解不够、把握不足，所起草的法案文本常存在脱离现实之弊。

相比较而言，第四种起草方式则较为合理。由于起草者分别来自参与合作的各地方立法机关，这可以从起草伊始就为各地方立法机关的合作，尤其是就如何确定区域立法草案内容的协调提供了可能，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公开性稍有欠缺。

针对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区域立法起草可采取一种特殊形式的委托起草方式。委托起草法案在西方国家是一种非常盛行的立法起草方式，它是指“立法主体或立法起草机关，委托有关机构、组织或人员，担当和完成拟提交有关主体审议的规范性法文件的任务”。[4]（331）而本文所谓的委托起草，是指由区域内参与合作的各地方立法机关共同决定，联合成立一个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接受各地方立法机关的共同委托，专门从事区域立法起草工作。其特殊性表现在起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一般而言，接受委托的主体多为非官方的社会组织，或为大专院校，或为科研机构，或为由知名学者领导的学术团队等。但组成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参与立法合作的各地方人大或其常委会各自委派的代表人员，以一人为宜；二是相应的各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各自委派的工作人员，以一人为宜；三是通过公开招标或定向议标等方式确定的科研组织或学术团体。且此三类人员尤其是前两类组成人员应该有着一定的立法起草工作经验。

虽然任何社会主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就某项尚未制定的规范性法文件加以起草，甚至将其所起草的草案文本交由有关立法机关，作为该主体的立法建议稿或者以此影响立法活动，但是立法起草权并非任何社会主体都可享有并行使的。立法起草权作为立法权的权能之一，它与立法决策权、立法审议权、立法表决权和立法解释权等都属于立法机关的立法权范畴。因此，只有享有立法起草权的主体所起草的草案文本才可以进入正式的立法程序中，经由立法机关的审议和表决，然后公布施行。依本文建议所成立的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中虽然有地方立法机关所委派的人员，但是它作为一个组织并不享有立法起草权，也即如果没有各地方立法机关的共同委托授权，即使它起草了区域立法草案文本，也并不必然为各地方立法机关所采用。故该委员会成立并有效运作的一个基本要件是区域立法职权主体的共同委托授权。这种起草方式也反映了立法权行使方式的灵活性。立法机关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或立法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行使各种立法权能。其中，有些权能如立法决策权和审议权只能由立法机关自己行使，而有些权能如立法起草权则可以委托不享有立法权的其他社会主体来行使。学者于兆波在讨论立法决策权和立法起草权时曾指出：“由立法决策权与立法起草权的法治定位我们可推论出：应使立法决策权回归于有权主体，使立法起草权对外开放。”[6]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的成立和运转恰好反映了立法起草权的开放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作为民意机关的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政府法制机构和社会公众；二是起草向社会公众充分开放，既有具备特殊知识构成的公众作为委员会成员而参与，其他公众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参与，表达意见和建议。

区域立法起草采取这种方式，避免了因立法资源的重复投入而造成的浪费，有助于提高区域立法起草的效率和质量。起草过程中，区域立法职权主体之间，以及职权主体与参与主体之间亦可借助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协调相互间的行为和关系，尤其是可以对区域立法文本的内容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和协调。

二、委托起草机制之于区域立法文本

内容的协调意义

委托起草机制在完成所承担的区域立法文本起草任务的同时，还作为一项重要的协调机制而存在。起草委员会组成人员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在起草过程中三类主体相互配合，共同行动。这意味着区域立法职权主体之间、区域立法职权主体内部之间，以及区域立法职权主体与参与主体之间的行为协调。在起草过程中及之后，来自地方权力机关的代表与来自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会就该如何将所起草的文本草案进行提交进行协调，根据文本的内容、缓急程度等，来确定和统一最终的审议机关，这是委托起草机制协调区域立法程序的表现。当然，委托起草机制的协调功能主要体现在区域立法文本内容的确立方面。

起草区域立法文本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政策融合与政策转换的关键过程，而政策的协调是区域立法内容协调的前提之一。区域合作与发展最初发端于政策，区域内各地方政府为了改变发展方式或基于合作发展的需要，相互间进行联络，就合作进行交流和磋商，而合作的最初表现是签订各类省（市）际协议，在这些协议中确定合作的目的、领域、方式，以及相互间所要承担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政策性契约，并不具有刚性约束力。随着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深入，如何将这些政策性契约转换为立法性文件，使各方在合作中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获得刚性效力，从而更好地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深入，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因此，区域立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将区域合作政策法律化的过程，而区域立法文本草案的起草过程则是实现政策融合与转换的关键环节。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安·赛德曼等也曾指出：“不论是谁撰写法律的详细条款，他便必然不仅仅是传达者，而且是决定政策实施内容的参与者。”[7]

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中，那些来自区域内各地方的代表们，他们对于本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和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政策，以及所参与签订的区域性协议，相比较于一般的工作人员或社会公众，要更为熟悉。受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占有、主要负责人的认知、所要合作的领域和方式、利益分配方案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各地方政府都同意参与区域立法合作，但是他们在合作中所采取的政策立场是不同的，有的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有的则可能相对消极些。这些多少都会反映在区域立法委员会来自人大或政府的代表的意识或行为中。而在接受委托后，该委员会便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和运作，它的目的是拟定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文本草案。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各代表便会将自己所代表的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以及立法合作中的政策方针进行汇总，并使之尽可能地在草案文本中相容，以转换为立法语言和法律条款。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立法委托起草不仅在协调草案文本的内容，而且还在协调各地方政府之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立法的政策，以及政策和立法的关系。

政策的协调相比较于立法条款内容的协调尚属容易，毕竟在区域合作和立法合作方面，各地方都有着一个基本的共识，成立这样一个起草委员会也是建立在各方共同认可和委托的基础上，即使各地方在合作政策上有些许差异或分歧，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的正常运转。除了存在合作共识之外，在多数情况下即使出现了分歧，委员会中来自各地方的代表在相互交流或磋商后，也会主动协调其所在机关的意见和立场，以保证区域立法起草工作不至于在一开始便因为政策分歧而夭亡。

委托起草最主要的协调功能体现在区域立法草案文本内容的确立过程中，即怎样更好地使草案反映并融合各地方立法机关的意见和建议，为后面的分别审议能够获得一致通过最大限度地扫除障碍。拟订区域立法草案文本的内容是起草委员会的核心任务，也是区域立法起草的核心环节。在正式拟订草案文本的内容之前、之中以及之后，起草委员会成员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将自己所代表的地方立法机关的意见和建议传达给具体负责的起草执笔者。根据本文的设计，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接受区域内各地方立法机关的共同委托，负责起草工作。但具体执笔完成草案文本的结构设计、内容撰写的则是区域立法委员会中的第三类成员——通过公开招标或定向议标等方式确定的科研组织或学术团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量保证起草主体的中立性和起草内容的公正性。立法是一个利益博弈过程，区域立法同样是参与合作的各地方之间利益争夺基础上的合作。区域立法中的利益博弈与争夺贯穿立法活动的全过程，起草阶段更是各方较量的关键环节之一，对于草案内容如何起草的争论可以具体到各个条款，因为每个具体的条款都可能影响到合作各方的利益分配。

委托起草过程中，一方面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由来自各地方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组成。这意味着在委员会内部及起草过程中，各代表或工作人员可以充分表达和反映各地方的利益主张、立法诉求，以及对草案内容或条款的具体要求，同时也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这为区域立法草案文本内容的协调提供了可能。因为一旦各方在草案内容上发生了分歧，就可以立即通过磋商或调解等方式来化解分歧，达成一致意见或立场。这类似于地方立法实践中时常被采用的多方参与的联合起草方式，如上海市地方立法起草中的“三结合”机制。所谓“三结合”机制，指的是起草一个法规通常是由人大专门委员会、市法制办和市政府共同参与。对此，有学者指出：“单独依靠人大进行法规起草并非最佳选择，因为人大对某一领域的了解不是很充分，最有发言权的是在第一线工作的政府部门，他们的感受也最直接。法规起草不管是以政府名义还是以市人大名义提出，实际都少不了政府部门的参与。”[8]（133）实际上，这种起草方式已经为一些地方立法性文件所明文规定。如《拉萨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市人民政府组织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时，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参加有关的调研论证活动。”可见，权力机关代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区域立法起草工作的制度设计，并非全无法律依据。对于联合起草方式，有学者论述道：“它克服了自主起草的不足，从立法的起点就为不同利益群体打造了一个公平合理的博弈平台，开启了通向良法之路。”[9]的确如此，区域立法委托起草方式吸收了联合起草的优点，它有利于各地方立法机关，无论是权力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可以提前就草案文本的内容进行协调确定，以减少后面审议和表决等环节中的意见分歧。

另一方面，区域立法草案的具体起草由区域立法委员会中的科研组织或学术团体来执笔，而来自权力机关的代表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只能对此发表意见和建议，来影响前者的起草内容的选择或有关条款的确定。如果没有第三类成员的存在，单纯由前两类成员组成的区域立法委员会，很有可能会因为各方在某些内容或条款上的分歧过大，争论不休，导致起草工作停滞不前。第三类成员的存在，不但可以独立进行具体内容的拟订，还可以根据区域立法的宗旨或目的，从更高的层面来综合考虑与平衡各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关系，确定立法草案的内容。这种起草方式吸收自近年来地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委托起草，此委托起草不同于本文所谓的区域立法委托起草，它是指地方立法机关通过招标或定向议标等方式将某项法案的起草（主要是内容拟订）工作，委托给学术机构、专家学者或科研院所等的一种起草方式。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寻求立法者的中立。许多学者对此种起草方式表示赞同，认为起草者中立折射出民主立法的价值取向，原因在于：“起草者中立的目的正是最大限度地寻求立法公正原则，在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诉求中，保持中立，平衡不同的价值，以期达到对多元价值的平等对待和平等保障，以体现平等保护的价值趋向。”[10]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法律本身就不是价值中立的，不存在所谓的立法者中立之说，并且只要充分征求并反映公民的意见，把好草案修改关和审议关，就可以“不要起草者的‘中立’，也是能够做到立法的所谓‘中立’的。”[11]其实这两种观点所持的视角不同，但都意识到了相同的问题，即立法应该公正。

笔者认为，从实然的角度讲，立法起草权应该尽量避免交由与该项立法有着密切利害关系的主体来负责，区域立法本身便是相互间有着利益关联的地方立法机关之间的合作行为。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或者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他们进行立法合作，但他们也会因利益的争夺和利益关系的分配而发生争执，因为他们对于区域立法而言，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为了避免立法起草权因掌握在其中某个或某几个立法机关手中，而影响最终草案内容的公正性，有必要将其分离出来，交由一个相对中立的、利益无涉的主体来行使。

这样，通过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内部成员构成的设定，可以较好地实现区域立法起草过程中草案文本内容的协调问题。该委员会既为参与合作的各地方立法机关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政策立场、相互间进行沟通和协调提供了平台，也可以尽可能地保证草案文本内容从维护合作的大局出发，公正地安排和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当然，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接受委托后，其内部该遵循怎样的运作规则，以保障其自身的有效运转也非常重要。尤其需要定位好其中三类主体各自的角色，及相互间的关系，比如前两类成员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观点，以及对第三类成员施加合理的影响，又该如何充分尊重第三类成员起草文本的权威性，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区域立法委托起草机制之于区域立法内容的协调意义。

三、委托起草的实施步骤及相关要求

周旺生教授曾将我国法案起草过程划分为10个基本步骤，即“（1）作出法案起草的决策。（2）确定起草机关。（3）组织起草班子。（4）明确立法意图。（5）进行调查研究。（6）搭架子和拟出法案提纲。（7）正式起草法案。（8）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和协调论证。（9）反复审查和修改。（10）形成法案正式稿。”[12]地方立法实践中的起草都基本遵循这种步骤，区域立法的起草也要以此为基础。但是，由于区域立法起草采取委托起草的方式，故在实施过程中有着自己的特点，它主要包括以下6个步骤：

第一步，作出起草决策。起草决策权属于立法决策权的范畴，它只能由区域立法职权主体，也即区域内参与立法合作的各地方立法机关享有和行使。作出起草决策的主要依据是区域立法起草论证报告。区域立法起草论证发生在区域立法准备阶段，它是由专门成立的区域立法起草论证委员会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针对区域立法规划所确立的立法项目的立法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等问题，所实施的相关论证工作，其目的是为起草决策的作出提供参考和依据。区域立法职权主体根据论证参照论证报告提供的意见，就哪一立法项目可以正式启动起草程序作出决策。

第二步，成立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并接受起草委托。组成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的三类成员中，第一类是由各地方人大常委会各自委派一名代表，此代表应主要从人大法律委员会或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产生，并且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从事立法工作的经验。第二类是各地方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各自委派的一名工作人员，此人同样应该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立法工作经验。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中这两类成员的人数视参与立法合作的地方立法机关的数目而定。以长三角区域立法为例，如果参与合作的是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那么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中前两类成员的数量便为6人。虽然对于某一项区域立法的起草而言，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性组织，但是前两类成员则是可以相对固定的，即他们可以多次或固定参与不同的区域立法项目的立法起草工作，成为不同的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中的人员。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中的第三类成员，可以由区域立法职权主体通过公开向社会招标或者定向议标等方式来选择确定，其人数视该类成员的工作需要而定。并且，第三类成员是有偿参与到区域立法起草工作中来的，其报酬和费用支出应该由区域立法职权主体负担。

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的三类成员确定后，应该从前两类成员中推选一名委员会主任和一至两名副主任，负责该委员会正常运转过程中的协调工作。由于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并非一个官方机构，它并不当然地享有区域立法起草权。因此，委员会成立后，区域立法职权主体应该通过共同委任的方式，授权其负责区域立法草案文本的起草工作。对于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所完成的法案文本，前者应当按照正规的地方立法程序予以审议和表决，或者依法进行其他处理。此外，为了明确三类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分工，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规定不同的成员哪些行为是可以的，哪些是被禁止的，尤其是要确保第三类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第三步，搜集与整理相关立法信息，拟订起草方案。立法不是单纯的理论活动，立法起草要建立在大量的信息资料基础上。区域立法起草中的立法信息及其搜集方式主要包括：①区域内各地方立法机关对于区域立法及起草的意见和建议。这是区域立法起草必须首先予以考虑和搜集的信息，并且要在草案文本中予以体现。此类信息主要由委员会内来自各地方立法机关的代表和工作人员提供。他们负责将所在的地方立法机关的利益诉求和立法建议等基本信息以书面的形式提供给起草委员会，供负责起草的第三类成员参照。②社会公众关于区域立法起草的意见和建议。起草过程离不开公众参与，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也是重要的立法信息之一。地方立法实践中较为重视此类信息的收集，如《海南省制定与批准地方性法规条例》第八条规定：“起草地方性法规案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对涉及较多数公民切身利益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单位应当征询有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众代表的意见；对涉及专门技术或者其他专业性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单位应当听取有关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必要时，可以召开论证会论证。”这同样适用于区域立法的起草。③其他有关信息或资料。根据立法项目的内容和起草的需要，有的不仅要搜集国内的资料，还要搜集国外的资料；有的不仅要对现实的立法信息进行整理，还要查阅和整理有关的历史资料或立法信息。

在有关立法信息和资料搜集到一定程度后，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就应该在此基础上拟订起草方案，即所谓的搭架子和拟出法规草案提纲。具体而言，“搭架子就是精心构思出法规草案从哪几方面写，写几大部分，每个大部分里又写哪几个小部分或小层次，整个法规草案的基本原则、精神或总的论点是什么；各个大部分的原则、精神或论点是什么；拟提纲就是把经过构思搭成的框架勾画出来。”[8]（59）

第四步，拟定区域立法草案文本的初稿。在作好上述起草准备工作后，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认为基本问题已经搞清楚，就可以开始起草条文。执笔工作由委员会中的第三类成员负责，而具体的草案内容的撰写既可以由一个人根据集体讨论的意见执笔，也可以由几个人分工起草其中的某一部分或某几个部分。由此起草出来的草案文本，一般称为“内部试拟稿”。内部试拟稿经过第三类成员集体讨论，并作相应修改后，可以改为“试拟稿”，然后再供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人员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和建议，对试拟稿作进一步的改进，并经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集体讨论同意后，改为“征求意见稿”或“讨论稿”，再公开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对于起草过程中可能涉及的有关管理体制、方针政策等内容的立法规定，如果有关地方立法机关没有明确指示，或者相关省（市）际协议中未作约定的，起草委员会应该分别报请各地方立法机关给予明确的书面决定或指示，以作为立法的依据。

区域立法草案的起草，除了要做到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语言简洁和准确之外，起草者还要遵循这样几个原则：①法制统一原则。这是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草案文本内容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不得与上位法的有关规定相冲突，同时还要注意与同位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的协调。特别要指出的是，草案的起草在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的同时，还应避免搞区域地方保护主义。②突出区域特色。也即起草应该从本区域的地理环境、风俗文化、经济发展特点和区域资源优势等出发，因地制宜地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使立法草案内容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正如王春业教授在论述区域行政立法应体现区域特色时所指出的那样：“体现区域特色才能体现区域行政立法的灵魂，才能充分发挥区域法制的各项功能，协调区域独特的经济关系，解决区域特殊的经济问题。”[13]至于区域特色的把握，这应该在前面搜集和整理立法信息过程中予以完成，同时还要参照区域内所签订的各项合作协议等。③融合各方意见和建议。区域立法是区域合作的表现和保障，所起草的文本内容应该体现参与合作各方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才符合各方合作的目的，才能继续推动合作的进行。至于各地方立法机关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通过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前两类主体来反映。此外，社会公众的合理意见和建议也应该予以吸收。④注重立法的可操作性。文本的具体起草者应该立足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实际，增强各项具体条文或规定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在权利、义务和责任等主要条款的表述上要简洁、明晰，减少或避免倡导性、宣示性和口号性色彩较浓的条款。

第五步，将征求意见稿予以公布，公开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并依此再进行修改和协调。法案起草过程中，“征求意见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将征求意见稿或讨论稿印发有关方面征求意见，一种是召开有关方面座谈会。需要征求意见的对象，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关部门；二是下级部门；三是法律专家和有关方面的专家、群众。”[14]在将草案文本送交有关方面或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应该明确一个合理的时间段。当收到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后，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应当及时进行整理、分类，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汇总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对草案文本的内容进行相应的修改，直至最终的确定。当然，征求意见阶段乃至整个起草阶段都应有明确的时间要求，除非有特殊情况并经法定程序认可，不得无故延长起草的时间。

第六步，形成区域立法草案文本正式稿，并附上送审报告和有关材料。在结束意见征求环节，并对草案内容进行相应的修改后，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应通过全体会议的方式，正式表决通过该草案文本。然后再根据立法惯例、草案内容和有关要求，写出区域立法草案的送审报告，与正式的草案文本附在一起，并由区域立法起草委员会全体成员共同签名，以待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分别送交各地方立法机关审查。此外，送审稿还应附有其他有关资料，如与立法有关的重要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关调研报告和考察报告等。

区域立法的起草看似一个非常流畅的过程，其实不然。每一部区域立法的起草，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或障碍。尤其在具体的草案文本起草的时候，正如李培传教授描述的那样：“起草人员往往会出现‘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思路上会出现‘颠来倒去’，经常是陷入苦思冥想，笔若悬冰状态。即使如此，也常常出现，数易其稿后，对草案稿本也并不觉得满意。”[2]（220）总之，区域立法起草是一个非常谨慎和不易的过程。值得欣慰的是，借助区域立法委托起草机制，可以较好地协调区域立法文本的内容，从源头上来保障和提升区域立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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