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争夺中国奶源地

决定中国未来乳制品市场走势的是奶源地的归属，而决定我们能否喝上健康牛奶的，也是这些奶源地。

在北京工作的何小姐是一家外企的公关经理，平日里她喜欢在家自制咖啡。何小姐告诉《世界博览》记者，她在家中自制拿铁咖啡时，必须使用一些外国品牌的牛奶才可以打出醇香浓厚的泡沫，而用一些国产品牌的牛奶却打不出任何泡沫。

“能否打出泡沫”不是衡量牛奶优劣的硬性标准，但国内消费者更青睐国外品牌的牛奶和奶制品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要拜国内乳品丑闻频发“所赐”。当《世界博览》记者把“牛奶打出泡沫”的问题抛给雀巢公司质量保证部经理邸雪枫时，他笑着回答说：“别的品牌我没法评价，但我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是优质牛奶。”

据悉，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中国使用的是雀巢公司的牛奶；另一家国际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科斯塔，则选取生产成本更高、价格更贵的万得妙牌牛奶。无论是雀巢还是万得妙，其牛奶和奶制品的原料均来自中国国内的牧场，并没有时下一些品牌热衷的“澳洲牧场”、“进口奶源”的标签。生产万得妙牛奶的华夏畜牧公司位于河北省三河市，公司管理人员告诉《世界博览》记者，下一步他们的牛奶还会供给高端冰激凌品牌哈根达斯。

寻找“中国最好的牛奶”

华夏牧场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2003年，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邵祁把自己创办的软件公司Applied Semantics卖给业内巨头Google(谷歌)。这笔钱足以让他功成身退，享受生活，但父亲对他说：“是该回去的时候了!我们这一代回不去了，可你们必须回去做些事情。”

邵祁来到大陆，寻找可以当作事业的领域。当时国内的牛奶市场非常热闹，蒙牛公司提出的“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口号成为国内广告界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就在这时，华夏畜牧的前任董事长、同样来自台湾地区的曾旦找到邵祁，希望能和他合作养牛。

从高科技IT行业转到传统的畜牧业，这么大的转型能否适应?之后的半年里，邵祈在中国各地考察牛奶养殖业，他看到的是，国内的养牛散户们如何粗暴地对待奶牛：一些农户因为缺乏资金，只能放养，让牛到野外自己吃草或寻食，这样一来牛根本吃不饱；没有专门的牛棚，牛挤在泥坑里，一些牛甚至就睡在牛粪上。这样条件下的奶牛挤出来的奶，消费者怎能喝得放心?

他说那段时间自己根本不敢喝牛奶，因为中国99％的奶是这样来的。2004年，他决心同曾旦合作养牛，目标就是生产中国最好的牛奶。

7年后的今天，邵祁是怎么喝牛奶的?他现在最喜欢拿着自己的杯子，到华夏畜牧的冷罐旁，接一杯只经过冷藏和巴氏杀菌处理、没有任何添加物、没有经过任何复杂加工的鲜牛奶。他说这种牛奶最好，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很多，还夸张地说喝了这样的牛奶，自己的白头发都少了很多。

用IT产业经验管理牧场

在华夏畜牧的农场，《世界博览》记者见到的几位管理人员都来自台湾，而他们之前从事的全都是半导体制造业。“我们有很多创厂经验，我原来一直在东莞工作，”华夏畜牧的管理人员Lisa说道。记者不禁想到东莞那些动辄有数万工人的电子产品加工厂，那里的环境同这座牧场是如此不同。显然，他们希望能利用IT企业的管理模式改变人们印象中传统落后的农业和畜牧业。

“我原来有偏头痛，我觉得那是高科技落下的病，”Lisa说尽管只到牧场工作了不到半年，但治好了原来的很多老毛病，如今，她每天要在几百亩的牧场里走上好几圈。她指着白色的雨靴说：“我这个靴子进来前刚刚冲洗干净，沾满了泥巴和牛粪。”

另一位管理人员阮先生也来自台湾，到华夏畜牧工作不到两个月。他用“因缘际会”来解释自己为何要从一家高科技企业离开，来到这个距离北京市中心50多公里的牧场。阮先生觉得，养牛和做高科技企业没有太大区别，要成功，最需要强调的都是标准化。尽管畜牧业是传统产业，但华夏牧场不仅要管理人，还要管理牛。“相对于高科技企业，不得不说牧场的工作人员在学历上偏低，我们的任务就是指导他们，让他们按照规定和标准来工作。”华夏畜牧的管理通过了ISO认证，阮先生在工作中只要找到更好的方法，就马上把它写下来，今后照做。

华夏畜牧的挤奶工和饲养员大部分来自周边的燕郊、三河农村，总共200多名员工里，80％来自本地。挤奶工大都是周边的农村妇女，每个月在工厂里可以赚2000多元。

2004年，邵祁和曾旦的牧场买了第一批180头新西兰荷斯坦奶牛，因为全部从国外进口，比国内一般牧场里的奶牛要贵很多。Lisa介绍说折合下来，每头牛大概要4万元人民币。到底一头牛成本几何，实际就连华夏畜牧的工作人员都说不清楚，一是当时牧场刚刚建成，各方面都要花钱；二是我国对进口动物的检疫非常严格，奶牛运到国内后要先在海关处养上两个月，观察是否携带传染病。可海关是不会养牛的，难免要死去一些。

好在华夏畜牧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批新生的小牛犊，这不仅让前期的投入物有所值，而且让邵祁开始放心――这个生意可以做。当《世界博览》记者来到华夏畜牧时，这里已经有7000多头奶牛，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牧场之一。未来，华夏畜牧计划在三河市养10万头牛，并在十年之内扩张到35万头的存栏规模。

由于头一天下过暴雨，奶牛们只能留在牛棚里吹风扇。就在牛棚外面，有一片一亩多大的空地，被称为“奶牛运动场”，是奶牛舒展筋骨撒欢的地方。但在炎热的夏季，太过泥泞的地面对牛的健康不利，也可能弄脏奶牛的，牛棚里的奶牛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运动场的空地发呆。

奶牛头顶上是巨大的风扇，其中几个是从荷兰进口的，“是亚洲最大的风扇。”牛棚一角，一头黑色的奶牛在一个巨大的毛刷上蹭着身体，一脸轻松惬意。“它是这个牛棚的牛王，”Lisa指着它说。“奶牛不都是母牛吗，也有牛王?”Lisa解释道：“牛是很聪明、很社会化的动物，喜欢群居，当然要有一个领袖。它们会‘顶哞’，赢了的那只就是牛王。只有它先在那间‘按摩室’里享受完，别的牛才能进去。”

当记者一行来到牛棚外面时，这些动物们齐刷刷地扭过头来，黑色的眸子里充满了好奇。这里的牛和人很亲近，它们认识每一位员工，看到工作人员走近就会围上来，有些员工甚至特意不敢和它们表现得太亲近，因为那样它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人身上，而不愿去挤奶。不过工人们也有绝招：挤奶时，把“牛王”赶去挤奶大厅，其他的牛就会乖乖地跟着走。

每头奶牛耳朵上都有一个标签，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项圈，那是无线电子识别器。这些高科技设备是华夏畜牧能发展到今天的秘密所在。

牧场里的美国“外教”

华夏畜牧的合作伙伴包括美国谷物协会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强大的技术支持让华夏畜牧可以精准地管理每一头奶牛。每头牛每天的产奶量、产奶品质、健康史、喂食情况和配种情况都记录在脖子上的识别器里。一旦一头牛的产奶量出现波动，马上会被电子管理系统识别出来，兽医就会及时对它进行检查和治疗。

美国康奈尔大学会定期派兽医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到牧场来实习，他们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治疗手段和理念。“前一阵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来我们这里进行培训，介绍了治疗牛乳腺炎的几种新方法，”Lisa介绍说，全世界华人中通过美国认证的大动物哺乳类博士仅有三位，其中两位在华夏畜牧工作，已故董事长曾旦的儿子Alex就是其中之一。

在建立牧场之初，华夏畜牧连饲料搅拌机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牛合也是在美国请专人设计的，一直到今天，华夏畜牧使用的苜蓿依然从美国进口。在需要配种时，华夏畜牧陡用进口的冷冻，这些经过高科技分离处理，生下母牛的比例高达90％以上。不论是高科技的电子芯片和可追溯式的牛奶生产，还是从高科技企业中借鉴过来的精准管理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高科技最重要的手段是可以复制。”邵祁说，华夏畜牧的高投入，就是为了证明在中国也可以生产高品质的牛奶，而且这种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因为他和员工们精准记录了所有的数据。

奶牛耳朵上的标签分为绿色、黄色和橙色，工作人员解释说，绿色是进口的奶牛品种，而黄色和橙色是华夏畜牧自己培育的。养牛是一个非线性扩张的生意――奶牛只有产下小牛后才能挤奶，这就意味着，生产牛奶的同时，牛群规模会呈倍数地增长。规模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在挤奶车间外，一辆冷罐车正在装载鲜奶。华夏畜牧生产的牛奶，大部分被蒙牛、伊利等业内巨头买走，用于制造特仑苏一类的高端牛奶产品。

虽然有整整100头牛，但挤奶车间却异常干净。十位挤奶工熟练地给牛的擦洗消毒，然后把挤奶器放在上。近距离观察更觉得这些奶牛身材如此高大，同行的同事甚至惊叹：“简直像河马一样壮实!”

这里的牛每天挤奶三次，一头牛一天可以产35公斤鲜奶。而在散户家里，一头牛一般只能产20多公斤。“我们的目标是50公斤，”Lisa说，牛吃得好，心情好，自然产奶多，美国有些牧场就能实现日产奶50公斤。而华夏畜牧前期的高投入，就是通过这每头牛多产的10公斤优质牛奶收回的。

带着牛体温的牛奶，在挤奶器中迅速冷却到4℃，然后用最简单的巴氏杀菌法(加热到62～65℃，保持30秒)处理，之后一直保持低温冷藏。尽管巴氏杀菌法要求从生产到消费全程冷链，保存时间短，成本也高，但这种处理方法比国内流行的常温奶(用超过130℃的温度瞬间加温杀灭细菌)能保留更多的营养物质，特别是免疫球蛋白。

对于好牛奶的定义，邵祁的观念很简单，那就是无添加。华夏畜牧尽管拥有最精确的管理，但对产下来的牛奶，却坚持使用最简单的处理办法。

邵祁和华夏畜牧的员工坚信自己的饲养方法是最好的，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用自己的工作改变中国整个奶业的现状。华夏畜牧近日还在北京举行了学术研讨会，邀请美国著名的兽医同中国同行交流，近几年，华夏畜牧也一直在同美国谷物协会合作，为中国的小型畜牧企业提供培训。

小养牛场让位房地产

中国现在有1000万头奶牛，只有25万头生活在大牧场里。对一些中小牧场来说，他们并不是不想扩大生产，而是有心无力。

在保定市郊，《世界博览》记者走访了一家畜牧场，这里有100多头奶牛，已经属于河北地区中等偏大的牧场。牧场的硬件设施并不差，牧场主肖先生说自己原来曾经给三鹿供奶，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他把奶卖给伊利。他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生产的牛奶质量绝对没问题，“出问题的都是那些散户。”

但他一脸愁容地说：“我这个牛奶厂，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并不是质量问题，也不是没有销路，而是因为位置――华夏畜牧考虑到市场，选择在北京周边建厂；而保定这家牧场，则因为离城市太近而将遭到灭顶之灾。

“国家政策对畜牧业有税收减免优惠，”肖先生无奈地说，“地方政府从我们这儿赚不到什么钱，我家这块地已经被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了，要是找不到新地方，我这100头牛到哪里去养?难道要和那些散户一样，到山里去放牛吗?”

目前，像华夏畜牧那样的大规模养殖毕竟是少数，“公司+农户”是中国乳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模式。花旗集团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牛奶总量的57％来自不足20头奶牛的养牛场，而奶牛达到1000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仅占总量的7％。相比之下，美国将近一半的牛奶来自大型养牛场。这种状况很长时间都不太可能发生显著改变。

于是，一些跨国乳品企业便开始在中国自己寻找奶源，在这方面，世界最大的食品公司雀巢行动最早，他们与中国奶牛养殖户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年前。“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小型养殖场会带来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雀巢大中华区执行总裁罗兰德・迪克维特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华夏牧场和雀巢的合作农户都足以证明，中国本土拥有优质的奶源，而后者在20多年的轨迹中，创造了公司、农户、政府多赢的发展模式。

雀巢“双城记”

夏季的东北地区白昼很长，凌晨三点就已经天亮。这对于哈尔滨周边的奶牛养殖户们是件好事――拂晓时分，奶农便会开着农用车、载着奶桶来到雀巢公司建立的牛奶收集站。桶里装着依然温热的鲜奶，接下来，在仓库大小的奶站中，这些鲜奶要接受一连串的快速检测。奶站的检测技术似乎与周边简陋的环境并不搭调：有关牛奶数量和质量的各项数据被迅速输入到奶农的智能卡上；手持扫描仪数秒就可检测出牛奶的纯度。

一旦检测过关，奶农就把桶里的牛奶倒进一个大金属槽里。接着，牛奶被直接输送到停在外面的卡车上，运输车将直接驶回工厂。作为收集环节的最后一环，卡车上安装了GPS导航系统，可随时监测运输的位置和动向。

在这样的控制下，牛奶从牛的挤出到运送至工厂，只需几个小时，几乎全程都在这家跨国公司的眼皮底下进行。

养殖户王洪成的养殖场里有近590头奶牛，其中超过200头正在产奶期。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农田中，他的砖瓦房格外显眼。王洪成与雀巢公司的合作已超过10年，在他的养殖场里，牛棚、挤奶房、饲料处理库、质量检测室一应俱全。他的养殖场每天可产奶5400公斤，雀巢公司给他的收购价是每公斤2.8元～3.9元不等，依据原料奶的质量而定。丰厚的收入让这个东北农民雇了10多个工人。“本地也有其

他品牌的奶企找过我，但我还一直和雀巢公司合作，外国公司非常讲理，说什么都能做到。”

王洪成的养殖场距离雀巢设在双城市的奶粉厂不远，因而可以享受运输上的便利。在双城市周边，像王洪成一样为雀巢公司提供原料奶的养殖户有1.2万户；在全中国，为雀巢供奶的农户共有2.05万人，雀巢在中国东部省份建立的164家奶站负责对他们供应的牛奶进行收集和检测。

提及雀巢，国人首先联想到的恐怕会是咖啡。实际上，这家世界最大的食品公司在中国生产奶制品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1867年，瑞士人亨利・雀巢发明了一种婴儿奶麦粉，在母亲不能提供足够母乳的情况下供婴儿食用。在当时的瑞士，新生儿中的1／5会因食物和营养不足死亡。罐装奶麦粉可以算得上现代奶粉的雏形，它的出现也让雀巢公司大获成功，如今雀巢已经在81个国家建立了工厂，2010年其销售额的19％来自奶产品。

改革开放伊始，雀巢便进入中国市场。1990年，这家跨国食品巨头将自己在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厂选在了黑龙江省双城市――北纬45度、东经125度，理论上的优质奶源地。自此，雀巢公司与当地的养牛户开始了20年的合作，也将这座不大的东北城市烙上了深刻的雀巢印记。

雀巢双城工厂的管理人员介绍说，他们的奶粉厂一直是双城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上世纪90年代甚至占到了全市收入的90％以上，近些年来由于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多元化发展，雀巢在财政收入中比重才有所下降，但仍能占到50％。

作为一家进驻当地、依靠当地资源的外国企业，雀巢与双城市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新任市委书记鲁志民已经多次来到雀巢的工厂，并一再表示全力支持工厂的扩建计划，要把雀巢一直留在双城。

“咱们一起干才能发财!”

与雀巢保持良好关系的，还有合作的养殖户。

在这座拥有83万人口、以农业作为经济支柱的城市中，外国专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想要找到他们，或者直奔雀巢工厂，或者来到郊区的奶牛养殖场。瑞士人罗伯特・艾哈德从2002年开始便来到双城，他的身份是雀巢公司在中国的鲜奶采购和农业服务专家，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向奶农传授各种养殖技术，并与那些为奶农提供便利的部门打交道，例如为奶农提供贷款担保，为他们从银行那里弄到低息贷款，帮助其扩大规模。“在中国8年多的时间里，我大多时间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和奶农在一起。”

令他感触颇深的是雀巢与奶农的合作模式能够“双赢”，让当地奶农的收益比从事其他农业的农民更高。王洪成是艾哈德合作的第一批客户，艾哈德还记得开始时王洪成的热情并不高，他冲进屋里把躺在床上的王洪成拽起来，喊道：“咱们一起干才能发财!”如今，王洪成年净收入能够达到1 50万元，属于雀巢产业链中上等规模的养殖户。艾哈德目睹了与自己合作的奶农收入增加并将养殖场扩大提升的过程，他表示自己对中国奶制品行业的未来很有信心，尽管三聚氰胺事件一度让本无关联的雀巢奶制品销量下滑。

雀巢双城工厂总经理贺爱德介绍，从1998年开始，雀巢投入很大的精力和资金帮助奶农提高质量意识，策略是帮助农民获得生产优质奶所需的知识和方法，持续为他们提供卫生和饲料安全方面的免费培训。截止2010年，共有8，1万人次参加了双城雀巢提供的2000多次培训。

对于雀巢公司的培训工作，奶农们开始时持怀疑态度，毕竟他们以养牛产奶为营生，之前或多或少有了些养殖经验，也与其他厂商打过交道。艾哈德曾将一个养殖户的奶牛拉到收奶站，发现这头奶牛的指甲很长，似乎从来没有修剪过。于是，他当着所有农户的面给奶牛修蹄，并喂给奶牛更好的青贮饲料(玉米杆打碎后的发酵物)。几次演示下来，这户奶农的原奶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其他养殖户也随之开始重视奶牛的饲养方法。

在雀巢双城工厂的一个角落，圈养着十多头正在产奶的中国品种的黑白花奶牛，刚出生不久、走路还晃荡的小牛在场子里来回走动。这里是一座微型养殖场，从奶牛的出生、喂养、产奶、修蹄到饲料青贮的制作，无所不包。负责培训课程的李经理说，隔几天就会迎来一批农户来上课，他们很渴望新技术的普及和经验的相互交流，“上课过程很轻松，说说笑笑，临走时抓一把雀巢的糖果，或者拿点零食。我们和他们关系很好。”据悉，雀巢双城工厂每年在养殖户培训上的投入超过70万元。

奶源地是未来竞争的筹码

从2008年开始，三聚氰胺丑闻的阴云持续笼罩在中国奶制品行业的头顶，至今未能消散。许多国产品牌受到波及，而那些标明产地在国外、拥有优质奶源的国际品牌受到消费者的追捧。

这让一些中国奶制品商有了全新的思路：从国外进口原料或直接让海外制造商为其贴牌生产。“海外奶源”、“国外制造”似乎成中国奶制品重获消费者信赖的标签。

应该说，雀巢公司自控奶源的做法有些反常规，但颇有先见之明。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食品公司对供应链实施更直接的控制已然成了一种趋势：百事公司为了生产旗下品牌的薯片，在中国种植土豆；南非啤酒品牌米勒则在非洲种植用于酿造啤酒的大麦。显然，此举的目的是确保供应和质量，并消除价格方面的波动。牛奶由于保质期很短，其原料质量的控制难度相应就会更大。目前，几乎没有其他国外食品公司在中国能建成如此复杂的供应链。

2010年4月，卫生部了“生乳”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一时间争议四起，这一标准被媒体称为“历史新低”、“一夜倒退25年”。

素有“中国奶业第一炮筒”之称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在业内会议上炮轰该标准为“全球最差，是全球乳业的耻辱”，并称“中国生乳标准被个别生产常温奶的大企业绑架”；随后，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也发表了类似表态：中国生乳标准几乎是全世界最差，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标准不可能生产出一个非常高级的产品，

“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最终，迫于各方压力郭本恒收回了自己的说法。

而最终遭受损失的将是消费者和整个行业。就在一些国内品牌纷纷以国外奶源地、进口优质为卖点时，5月21日，全球最大的乳品集团，新西兰恒天然乳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表示，计划5年内在中国新建五六家牧场。

外国食品公司的“大动作”，是因为中国的牛奶消费市场正变得越来越庞大――全球牛奶消费量有超过50％的增长来自中国，奶制品公司扩大生产也就意味着对鲜奶的需求攀升。

雀巢的双城工厂每年大约可生产7万吨成品奶制品，需要39万吨鲜奶。目前，雀巢正计划扩建这家工厂，到今年年底，质监部门员工将比2008年增加一倍。雀巢质量保证部的负责人邸雪枫对《世界博览》记者说，卫生部今年4月颁布的生乳标准只是最低标准，他们会按照自己的质量要求生产，“国际和国内生产的品质保证是一致的。”

后起的乳品公司正清楚地意识到，眼下将是市场格局被打乱和重新争夺的良好时机，在未来的中国乳制品市场，质量将成为最重要的竞争筹码，而奶源地事关重大，需要精心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