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形成的原因探究

【摘 要】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农民工的产生既有政策导向产生的原因，也受“三农”现实处境的客观因素左右。

【关键词】当代农民工；政策影响；现实处境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乡村工业、城镇非公有制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为广大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的转移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因此，农村开始出现大量劳动力向农业和农村之外转移的现象，他们构成了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农民工群体或阶层。

所谓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到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亿，且每年以600万-800万的速度增长。从本质上看，农民工是工人的一部分，其同工人一样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以工资为收入来源进行生产劳动。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人。其形成既有党和国家政策的原因，又有“三农”自身现实的原因。

一、政策原因

（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的流动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前，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被束缚在农村，难以产生流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宣告化运动的终结，集体劳动对人们的束缚得到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领导人的错误决策，长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决策，围绕着绝对的、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得以纠正，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农村土地承包，农民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支配权大大提高，农民可以将土地转手承包给别人，而自己与土地相脱离。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终结则使得农村政治对人的束缚得以解放，这就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条件。

（二）发展中心的转移产生的城市吸引力

随着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的提出并在深圳加以实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相继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发展，引进外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迅速扩大，我国经济摆脱了原来的封闭半封闭状态，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国外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落户这些地区，这就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出现大量的用工需求。农村中敢闯敢干的青壮年抓住机遇纷纷下海，涌入到沿海建设之中。为了加快中国发展，邓小平在1988年创造性的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在两个大局的引领下，东部沿海优先发展得到全国的理解和支持，沿海的发展蒸蒸日上，也使得更多的农村青壮年流入东部沿海城市之中。

（三）户籍制度松动为人口流动提供便利

长期僵化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和调整，特别是十六大以后，国家取消了城市对外来农民工，农业人口的设限的多种票证制度和收费制度，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渠道更加宽松。自此，城镇化步伐加快。到2007年，全国城镇化率达44.9%，城镇人口为59379万人。与1978年城镇人口17245万相比，纯增421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53万人。在这部分城镇人口中，约有60%～70%是从农村人口中转移出来的，其中尤以18岁-45岁的青壮年为主，他们到城市就成了农民工。

二、现实原因

改革初期，农民成为最早从市场化改革中获益的群体，但以后随着改革中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和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资源向中心和体制内的少数利益群体聚积，农民又逐渐成为利益相对受损者；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的“二元”特征更加凸显：一面是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繁荣富裕的城市社会；一方面是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相对贫困、市场越来略萎缩的农村社会。

（一）农村生产力低下

当今世界生产力迅猛发展，一方面，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继续完成的历史性任务，我们还要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尽管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等重要论断，但科学技术只是普遍运用于工业和信息化等高科技领域，科学技术未在农村得到普及，农村的生产力依然低下。在城乡差距拉大的现实情况下，许多农民无奈之下选择了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二）城乡与地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总体上实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很不平衡是指进入小康的人口在全国分布是不平衡的。基本小康的数据基本是由城市水平填补的农村空缺得来的，实际农村远低于这个水平。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大，又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就业面临着城乡双重压力，总量与结构相互困扰，新生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互相交织的严峻形势。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带有全局影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金融危机后，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从农民工的地域来源来看，多集中在云南、四川、河南、湖北、甘肃等地处我国中西部地区或者某些省市的边缘地区。这些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多山地或荒漠，不利于大规模的农业化耕作，且产量低下。同时，这些地方发展滞后，交通不便，更加剧了地方的贫困，阻碍着地方的发展。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开发力度，但由于自然环境的难以克服以及长期拉大的地域差距，国家的投入难以满足这些地区发展的要求。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村与城市及东部沿海的差距并未缩小，农民更愿意去城市或沿海城市打工。

（三）“三农”地位定位不准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虽然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涉及面广泛、种类齐全，但是，从社会矛盾形成部位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形成多集中在与基础民生或民众切身物质利益直接相关的部位。尽管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但是长期以来，三农问题都遭到政策性的忽略，农业地位每况愈下。1952年，农林牧副渔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50.5%农业所占比重1978年28.2%，2000年15.1%，2007年，11.3%。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基，将我国“三农”困境形象地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充分反映了“三农”的尴尬处境。虽然近几年国家开始重视三农问题，但形势不容乐观。农村和农业的窘境，直接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现实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农民自身转变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总体发展相适应，已达到和谐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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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娟娟，女，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现为洛阳师范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