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与马克主义阐述

李约瑟在学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形象

虽然马克思主义对李约瑟的影响未能引起学者们的特别兴趣，但是李约瑟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情感是人所共知的。在许多学者眼中，李约瑟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eHobsbawm）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据我所知，李约瑟虽然从没有加入共产党或者与共产党保持特别亲密的联系，但是李约瑟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4］（P19～20）。霍布斯鲍姆认为，李约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比他周围英明的左派分子都表现得更加激进。他曾劝导霍尔丹选择未来的社会主义唯物主义，使霍尔丹不久后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他曾用“欣喜如狂”的话语来评论韦伯的《苏联共产主义》。这一切都表现出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澳大利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者海伦娜•希恩（Helena　Sheehan）在其《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中，详细介绍了李约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希恩认为，李约瑟早期在生物学与物理化学领域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使他在“政治上转向社会主义，科学哲学中转向辩证唯物主义”［5］（P331）。希恩还认为，李约瑟虽然没有完全遵守贝尔纳主义的所有原理，但是，李约瑟还是坚持科学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科学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李约瑟酷爱宗教，也信仰宗教，但是李约瑟能把科学、宗教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较为得当。李约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历史中介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综合体。矛盾的解决不可能在天国中实现，只能在人世间找到正确答案，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探寻宇宙发展、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方面的重要意义。李约瑟还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那些最具有争议问题的解答，因为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带进了自然领域，揭开了辩证过程的真实本质。李约瑟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足以大胆的宣称，唯物辩证法本身发生在进化的自然中，这是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即它发生在我们有关自然的思考中，是因为我们和我们的思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P219）辩证唯物主义给李约瑟解决了许多问题，如机械论与活力论之间的争论、李森科事件、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及对马赫（Ernst　Mach）、勒罗伊（Le　Roy）、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琼斯（Jeans）和爱丁顿（Eddington）制定的各种科学哲学的批判等。希恩最后总结到，李约瑟就是想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基础上把科学、哲学、宗教、艺术、历史、伦理和政治等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看到人的真正位置。“李约瑟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就此而言，是应该受到尊敬的，而且理所当然的受到尊敬”［5］（P336）。美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加里•沃斯基（Gary　Werskey）在其《有形学院》中，把李约瑟与贝尔纳（J．D．Bernal）相提并论，称两位均是具有社会理想的科学家［7］（P67）。沃斯基对李约瑟的早期社会生活做了一番梳理。沃斯基认为，李约瑟深受贝尔纳的影响，对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哲学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李约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的拥护与贝尔纳致力于认可苏联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是相匹配的。虽然他们在和性情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是他们那些潜在的相似性却更加令人注意。特别是受到第二次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苏联代表团的影响，李约瑟与贝尔纳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加入到科学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据沃斯基介绍，在会前，李约瑟在他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出版了一部对胚胎学发展的历史性探究———《化学胚胎学》。

而令人吃惊的是，这项工作只不过是对科学史的“内在论”概念的分析，与那些伟大人物所推动知识进步的一种记录没什么两样。会后，李约瑟很快就否定了这一方法，相信“科学史的进一步研究将帮助我们为伟大的胚胎学家去做那些如同赫森为牛顿做了非常漂亮的事情一样”［7］（P147）。而贝尔纳也同样如此，他把这次会议回忆成是“对科学史进行一次重新评估的起点”［7］（P147）。所以，李约瑟随后《胚胎学史》的出版以及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都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影响。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原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秘书和李约瑟的私人助理格雷戈里•勃鲁（Gregory　Blue），在其许多文章中都提到李约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勃鲁认为，“李约瑟在他漫长的生涯中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而又永久的关系。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一些问题和观点是促成他通往科学和技术史研究的路径，也是促成他通往前现代中国社会与文明研究的路径”［8］（P195）。不过，李约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有些扑朔迷离的，因为他对科学的研究工作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读本的演说，而是“对于科学———技术变化（或不变）的令人满意的解释需要对于‘内部的’或认知的因素和‘外部的’或社会的因素进行精微的探讨和综合，还需要对两者的关联加以分析”［9］（P520～521）。李约瑟的工作就是要把科学研究的“内在论”与“外在论”完美地结合起来，达到一种新的综合。这种综合生动地展现了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与社会视角———科学的社会决定因素（外在论），同时又呼应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视角———科学自身的逻辑发展过程（内在论）。针对上述情况，勃鲁教授把李约瑟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或称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李约瑟既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又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些距离，所以把他的马克思主义描述成一种异端的变种是恰如其分的。但是这样的描述并没有影响李约瑟的马克思主义形象，勃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李约瑟知识素养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他不朽的历史学识就不可能被人们所理解”［8］（P214）。那么，在他的一生中又不能把他仅仅局限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应该称作是一位综合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对于李约瑟而言，是他发现有用的、协调的几种理论模式之一，他对进步思想的主张、还原论的反对、人类经验连续性的理念以及追求世界统一、综合的发展模式都是他生命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日本著名学者中山茂也认为李约瑟是“属于20年代的‘战后’马克思主义之列，这些人是从思想意识和浪漫主义精神上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由于对不景气的30年代的政策和运动抱有现实主义态度”，李约瑟的思想包含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成分［10］。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学史家吉里斯皮（Charles　C．Gillispie）也同样认为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影响。他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仅是一部中国科学史，而且还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科学史”。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历史状况的解释都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塑造的”［11］（P173）。

李约瑟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机缘

李约瑟第一次接触工人阶级是他12岁那年和父亲在法国的一次旅行。在皮卡迪一个叫厄（Eu）的中转小站误了火车，被一位好心的法国铁路工人收留在家，并得到热情的招待。李约瑟一直记得这件事，他说：“我还记得他邀请我们到他简陋的家中的情形，我们成了那里最受欢迎的人。”［12］（P13）事情虽小，但是事情中工人所体现的宽广胸怀却是伟大的，这为李约瑟日后产生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同情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爱尔兰诺普顿昂德尔公学读书期间，他经常去彼得巴勒火车站，与工人阶级打交道，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李约瑟第一次听到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位昂德尔公学的朋友弗兰克•钱伯斯在他的家中讲述俄国共产党是“好样的”，坚信无产阶级是未来世界的必然之路。李约瑟听后非常惊喜，并与他的父亲和朋友们谈论了这场革命。“这场革命给学生时代的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后来对苏维埃科学发生兴趣，并写过一些介绍性的作品”［3］（P4）。李约瑟第一次与有第一手无产阶级生活经历的马克思主义者接触是1925年。那一年，李约瑟与刚刚结婚一年的青年生化学家多萝西•莫伊尔去不列塔尼的罗斯科夫海洋生物试验站度浪漫之旅。在那里结识了波兰工人家庭出身的同路人路易斯•拉普金，并与他保持长久联系。拉普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给李约瑟原本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来一些条理。李约瑟关于科学和政治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关于宗教的概念同样也有了变化”［13］（P108）。1926年英国工人大罢工失败后，李约瑟“成为一位极左倾的人士”，“几乎是一名激进分子”［12］（P29）。李约瑟第一次亲身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带来的震撼是1931年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据沃斯基介绍，在这次大会开幕的前一个星期，李约瑟就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很深刻的了解。“不仅是因为苏联科学研究特别巨大的投资，而是鉴于苏联哲学的三个方面：一是辩证法能够满意地弄清两派哲理生物学之间复杂的论争；二是应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解释为什么现代科学偏会发生在那个时候和那个地区；最后一点———李约瑟在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是在苏联辩证法本身被认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自然发展必然产生愈来愈复杂的社会组织水平，直至包括共产主义在内。俄国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因素，每一个都被李约瑟迅速地吸收、同化在他那演变和扩张中的世界观里面。”［13］（P109）在这次大会上李约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和苏联科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李约瑟在1977年第15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还回忆说：“主要轰动会议的是不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苏联代表团，领队的不是别人，正是布哈林本人。代表团至少由12人组成，我清楚地记得，在他们每个代表发言到20分钟时，辛格在主席台上用一种有趣的手段就是不断敲着一个很大的船形钟来试图阻止俄国人的发言，而他们的发言也的确是值得听取的。引起最大反响的，是赫森的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俄国人对未能充分阐明他们的观点而感到恼火，就把所有的论文都由那时在伦敦的一家苏联书籍出版社出版，《处于十字路口的科学》这本书的影响，可能远远比他们自己即使有充分时间发言所产生的效果要大得多。”［14］李约瑟受这次大会苏联代表团的影响，开始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动机付诸于实际了。李约瑟第一次进行马克思主义活动就是在1931年的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之后。那年正值英国政党大选，李约瑟以工党身份开始在工党剑桥大学支部和剑桥地方支部积极活动。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大批工人失业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李约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于是参加了各种政治活动。比如，李约瑟与贝尔纳以及左派科学研究人员在1933年建立“剑桥科学家反战小组”，在全国各地恢复“科学工作者协会”组织和活动，参加剑桥工会联合会，担任由工党斯塔夫•克里普斯爵士领导的核心小组“社会主义同盟”的支部主席等［13］（P108～109）。据文思淼介绍，“李约瑟深受共产主义者、晶体学家贝尔纳的影响，并且加入了索利•左克曼爵士创办的著名的科学冷餐会俱乐部———托兹与奎兹俱乐部。换言之，从各方面来讲，李约瑟都是个左翼人士，他的信誉从来不用怀疑”［12］（P30）。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李约瑟毫不犹豫地参与并满腔热情地支持共和派的事业。李约瑟虽然没有亲临战场，但他还是做出了各种实际行动。比如，为靠近剑桥附近的帕皮斯福特村的一个巴斯克儿童难民营争取福利，为共和派设计野战救护车，为英国共产党设立的康福德———麦克洛林基金会捐资等［12］（P31）。李约瑟的这些活动，充分地表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品质和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李约瑟第一次把目光转向东方社会是在1937年。在剑桥与三位中国留学生，特别是鲁桂珍的接触，使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生产部等机构的资助，作为一名“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成员，代表英国皇家学会来中国进行科学文化交流，其目的是为了鼓舞和振奋中国科学家在抗战艰苦环境下的士气和战斗精神。英国文化委员会是一种“非外交、非政治、非盈利的组织”［15］（P63）。所以，李约瑟是代表着科学中立者的身份圆了他期盼已久的中国梦。李约瑟来到中国后，一方面在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界工作，一方面在进行中国科学文化的研究。李约瑟的这一系列活动不仅得到众多中国科学家和学者的支持，而且得到中国政界的关注。由于李约瑟第一次来华活动都在国统区，所以李约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为不可能外显出来。但是，李约瑟始终保持着一种马克思主义风范———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着。这在李约瑟的言语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李约瑟在华西大体育馆向东西文化学会作演讲时就指出：“人类的社会发展逐日地趋近于产生一个大同的社会。但是它的组织尚未实现。假如我们向这一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四海一家’的时代就不会很远了。科学应当作为未来世界的预测，同时也为全世界科学家所共享。纳粹否定人类的共同享有，是绝对错误的。

由于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如此深入，在这里我们必须深思以上几点，当我们试图建造一个新世界的时候。”［15］（P93）李约瑟虽然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一个字，但是李约瑟的字里行间都在流露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历史事实在证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时刻都在交织着，具有亲身体验的李约瑟更加明白政治对于科学的重要性。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给李约瑟带来无比欣慰，李约瑟称赞道：“自从中国采取了共产主义之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哲学思想第一次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超越了两种伟大的历史文明的界限，而从一个广大的社会机体转移到另一个广大的社会机体。对于这样伟大的历史变革，一切都必须从头认识。”［16］（P23～24）面对西方人士对新中国的攻击，李约瑟在《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一文中指出，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都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了解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才能使一个非中国文化的人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理解中国现代所发生的变化。李约瑟认为，作为一名科学家就应该具有科学的世界观，负有公众特殊的责任。研究一下亚洲民族的复兴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对实现世界和平，将现代科学技术普及到全人类是有很大帮助的。为此，李约瑟在《为和平的科学》期刊上撰文，评论朝鲜战争局势，传达科学家在社会政治问题中的作用和态度。李约瑟为维护中国政府所参与的政治事件并不仅此而已。1950年，李约瑟亲自给《泰晤士报》写信，抨击美国对朝战争，表达对朝鲜人民的深切同情。1955年，是李约瑟的帮助和斡旋，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1969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导致的珍宝岛，李约瑟又给《泰晤士报》写信，表达对中国政府政治立场的支持。同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之际，李约瑟发表了《人类的长征》贺文，赞扬新中国在科学、经济和文教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讴歌了的领导能力。正如沃斯基评价的那样，“缔造的新中国在东方燃起了另一支火炬，树立了不但可以为人民、并且可以由人民（迥异于科学界的特权阶层）促进科学的榜样”［13］（P105）。有关李约瑟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事例都充分证明了李约瑟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一贯赞许和支持。李约瑟对中国的深厚情谊与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熏陶和苏联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李约瑟后半生的马克思主义特征没有明确地彰显出来，但是从他的实际活动已经证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承诺是始终如一的。李约瑟虽然没有自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比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值得去尊敬。

作者：袁泽民 王凤祥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