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预测偏差的相关研究评述

摘要　情感预测是预测将来的情绪状态。情感预测时会表现出各种偏差，例如免疫性忽略、聚焦错觉和共情鸿沟。本文从认知－验自我理论和心理模拟的角度对情感预测偏差的原因进行了整合，对情感预测偏差的个体差异和矫正进行了分析。情感预测的未来研究方向应该从心理一行为机制、进化机制和脑机制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情感预测；偏差；认知－体验自我理论；心理模拟

分类号　B842.6

1　引言

人类的心理活动并不仅限于当前的刺激或情境，它还能够追溯过去的经历，预测事件的走向，并制定相应的计划和对策，研究者把这种能力称为心理时间旅行(suddendorf&Corballis，2007；白文，王美芳，阎秀梅，2009)。在预期未来方面，人们并非只着眼事件本身，事件所负载的情绪意义同样在考虑之列。这种对未来情绪感受的预测即所谓的情感预测(affective forecasting)(Wilson&Gilbert，2003)，也有学者称之为情绪预测(emotional prediction)、品味(taste)或偏好(preference)预测(Loewenstein&Angner，2003)。尽管所用的概念不同，但都指向同一种心理现象，即对未来感受的设想和预测，因此本文采用现在广为接受的情感预测统一代指。

最初的情感预测研究源于决策领域，因为决策通常包含了对未来偏好的预计，即预期情绪(anticipated emotion)会在决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Loewenstein&Lerner，2003)。最近，研究者把这种预期情绪和先行情绪(anticipatory emotion)进行了区分(Baumgartner,Pieters，&Bagozzi，2008)。先行情绪指的是由于对未来事件的展望而现在所体验到的情绪(如，希望、害怕等)；而预期情绪则指的是如果未来某一事件发生或者不发生，我们预计会体验到的情绪反应(如，预期性后悔等)，它是情感预测活动的对象。

情感预测和期望(expectancy)在概念上有所不同。期望是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指向未来的信念(Roese&Sherman，2007)，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描述，例如，可能性(1ikelihood)、自信度(confidence)、抽象度(abstractness)等；而情感预测通常不涉及这些，它只是基于一种假设(assumptmn)，即在心理模拟未来某起事件已经发生或者不会发生，并以此为基础来预测情绪反应。在研究方法上，情感预测与期望研究也不尽相同。情感预测大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测量方法，运用被试问设计或混合设计(Loewenstein & Schkade，1999)。被试问设计能消除预测和体验两次测量之间的同化和对比效应，而(混合设计中的)被试内设计则可以检验预测误差之间的相关，从而能考察预测的准确性：而期望研究大多采用被试内设计，重在考察期望证实与否的效应。但是，即便是被试内设计两者也有区别。在有关期望的研究中，被试在作出情感体验判断时，期望是高度通达的(Forster & Liberman，2007)，从而能左右后继的判断；而在大部分有关情感预测的研究中，事件之前的预测和之后的体验这两次测量之间的间隔已足够长，预期情绪对随后的实际情绪体验很难施加影响。有的研究为了更细致地探索预期情绪和实际体验情绪之间的关系，也采用纵向或追踪研究(Dnnri，Wilson，&Gilbert，2003)。

通常，人类会认为能对自己未来的偏好和情感反应作出准确的预测，许多理论也以此为前提假设；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却描绘了另外一种图景，即我们在预测情感时常常犯各种各样的偏差(wilson&Gilbert，2003)。本文接下来首先介绍了情感预测偏差类型及其原因，之后对情感预测偏差的个体差异进行了探讨，最后结合情感预测偏差的来源给出了改善的方法。

2　情感预测的偏差、

尽管人类拥有情感预测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常常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偏差。Wilson和Gilbert(2003)把情感预测分解成四个成分：(1)对未来感受效价的预测；(2)对具体情绪的预测；(3)对情绪强度的预测；(4)对情绪持续时间的预测。情感预测的准确性在这四个成分上的表现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人们对未来事件所诱发的情绪效价能够作出准确的预测(Wilson，Wheatley，Kurtz，Dunn，&Gilbert，2004)。在预测不同情境中的具体情绪时，也具有相对的准确性(Robinson&Clore，2001)，之所以说具有相对的准确性是因为预测复杂情境中(比如，毕业离校情景)的情绪表现时很难保证其准确性，从而出现错误预测的情形(Larsen，McGraw，&Cacioppo，2001；刘宏燕，胡治国，彭聃龄，2008)。

至于对未来情绪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预测，人类理性有限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大量的研究表明人们常常会高估他们对未来事件情绪反应的强度(如，Gilbert，Morewedge，Risen，&Wilson，2004)和持续时间(Gilbert，Pinel，Wilson，Blumberg，&Wheatley，1998；Wilson，Wheatley,Meyers，Gilbert，&Axsom，2000)。Giant，Driver-Linn和Wilson(2002)把这种高估情绪反应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偏差合称为影响偏差(impact bias)。影响偏差表现在消极事件上，也表现在积极事件上。例如，人们会高估失恋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高估考试成绩不理想对自己的打击，同时也会高估考试成绩理想所带来的喜悦程度。这种影响偏差不只表现在对自己情感的预测上；类似地，人们在对他人做出情感预测时也会犯同样的影响偏差，即高估未来事件对他人情绪体验的影响(Pollmann&Finkenauer，2009)。最近的一项研究(Eastwick，Finkel，Krishnamurti，&Loewenstein，2008)揭示了情感预测偏差的时间进程，人们之所以会误入影响偏差是因为他们高估了事件所引发的最初情绪强度，而不是因为低估了情绪随时间衰减的速率。

在情感预测中，人们通常会表现出影响偏差，不过有时也会低估某些情境的情绪效力(Koo，Algoe，Wilson，&Gilbert，2008)。例如，Dunn，Biesanz，Human和Hnn(2007)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低估与陌生人交往中积极自我呈现(self presentation)所导致的情感高涨。对于未受到吸烟线索唤醒的吸烟者来说，他们会低估受到吸烟线索唤醒时渴望吸烟的程度(sayette，Loewenstein，

Griffin，&Black，2008)。

3　情感预测偏差的原因

早期的研究在确认情感预测偏差的同时，也探讨了其来源(Wilson&Gilbert，2003；梁哲，李纾，李岩梅，刘长江，2007)，这些来源主要可以归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免疫性忽视(immune neglect)，即在情感预测时未能考虑那些促使人们从负性情绪状态下恢复过来的心理机制，如合理化、享乐适应等(Gilbert et al.，1998；Wilson&Gilbert，2008)：第二，聚焦错觉(focalism)，即在预测未来的情绪时，只关注中心事件的影响力，而忽视了与之伴随的偶然事件的影响(schkade&Kahneman，1998；Wilson et al.，2000)；第三，共情鸿沟(empathy gap)，所谓同情鸿沟指的是当人们处于“冷”(未唤醒)状态下时，难以预测他们处于“热”(唤醒)状态时的感受和行为(Loewenstein & Schkade，1999；Van Boven & Loewenstein，2005)。这些努力加深了我们对情感预测及其偏差的理解，但是，这些解释分别只考虑了偏差来源的某一个方面。最新的研究显示这些偏差来源可以得到整合(Dunn，Forrin，& Ashton-James，2008；Gilben & Wilson，2009)。从人格系统的角度来说，预期情绪和实际情绪之间存在分离，产生预期情绪和实际情绪的基础不同可能是导致情感预测偏差的主要原因(Dunn et al.，2008)；而就情感预测本身来说，我们在预测未来情绪时所采用的策略，即心理模拟也会导致预测的扭曲(Gilbert&Wilson，2009)。下面将从这两个方面来论述情感预测偏差的成因。

3.1认知一体验自我理论

Dunn等人(2008)采用Epstein(1994，1998，2003)所提出的认知一体验自我理论(cogmfive.experiential self theory，CEST)进行了最初的整合尝试。所谓认知一体验自我理论指的是一种人格的整合理论，这个理论假定人类通过两个独立存在又交互作用的信息加工系统来理解外界和自身，即意识的理性系统和前意识的体验系统。它们以平行的方式进行操作。

根据Epstein(2003)的论述，情感是体验系统的标志。但是情感预测却更有可能取决于理性系统的高级认知能力。这样一来，在对情感作出预测时，人们就须借助理性系统来理解体验系统。但是这种理解是不彻底的，从而为情感预测偏差的产生留下了余地。正如下文所述，理性系统和体验系统之间的核心差异能够解释看似无关的情感预测误差的来源。

首先，理性系统和体验系统之间最为重要的差异之一在于前者更为注重分析，而后者更强调整体性。这种核心差异为情感预测和情绪体验提供了基础。当人们在对未来事件作出情感预测时，他们通常采用分析的思维方式，把事件从背景噪音中分离出来，表现为聚焦错觉或者聚焦化(Schkade & Kahneman，1998；Wilson et al.，2000)。人们在预测未来情绪反应时，不仅会忽视背景事件的影响，类似地，人们也会忽视事件的时间维度。例如，Gilbert，Gill和Wilson(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被试首先会对未来事件进行无时间的表征，接下来才会考虑事件的时间点，校正最初对无时间表征的反应；但是，实际的情绪体验则源于对事件更为整体性的反应，往往会把背景因素考虑进去。

其次，理性系统是由逻辑驱动的，而体验系统则是由情绪驱动的。也就是说，理性系统能更好地加工非情感的、概念的信息，如事实和数字等：而体验系统能更好地处理情感信息。因此，理性系统多采用冷静、均衡的视角看待所发生的事件；相应地，体验系统对同样的事件则会采用动机化的视角。Gilbert等人(1998)的研究表明预测者之所以会犯影响偏差就在于他们忽视了“心理免疫系统”(即，免疫性忽视)的效力。按照CEST的阐述，如果理性系统冷静地设想即将要发生的事件，而没有把体验系统享乐取向的动机性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免疫性忽视就会发生。不仅如此，人们还会忽视当前机体(visceral)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所谓的共情鸿沟(Loewenstein & Schkade，1999；Van Boven&Loewenstein，2005)。

第三，如前所述，理性系统和体验系统分别对不同类型的输入信息作出反应。它们对抽象信息的不同敏感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了造成了情感预测和实际情感体验之间的分离。Dunn和Ashton-James(2008)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高估他们对大规模灾难情绪反应的强度。如果灾难中有数千人而不是仅有少数几人丧生，被试往往估计自己的情绪会更悲伤，但是实际的情绪体验则是被试会表现出情绪性数目(emotional innumeracy)，即对死亡人数不敏感。也就是说，并不是随着受难人数的增加我们所体验到的情绪就越悲伤。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Dunn等人从Epstein所提出的认知体验自我理论出发对情感预测偏差进行了合理地整合，他们把偏差归咎于理性系统和体验系统之间的差异。然而，就如Epstein在理论中所强调的，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也就是说，不管是预测未来的情绪还是直接对情境作出情绪反应，这两个系统必然都会参与其中。Dunn等人并没有说明系统间的交互作用在产生偏差中的作用。此外，如果跳出Epstein的双重理论，我们似乎也可以从其他学者所提出的双重理论来整合这些有关情感预测偏差的实证结果(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Frankish&Evans，2009)。而且，最近的研究也显示双重系统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例如，这些双重系统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似乎并不明确(Frank，Cohen，&Sanfey，2009)。因此，对情感预测偏差根源的分析仍须要进一步的研究。

3.2心理模拟

除了Dunn等人(2008)从人格信息加工双系统的角度对情感预测偏差的来源进行整合之外，Gilbert和Wilson(2007，2009)还从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Dunning，2007)的视角对这些偏差的来源进行了概括。人类在作出情感预测时，首先对未来的事件进行心理模拟，然后再以此为基础预测对这些模拟的情绪反应(Gilbert&Wilson，2007)。但是这种策略却受到两种限制，模拟的内容以及模拟的背景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对未来事件的情绪反应。Gilbert和Wilson(2007，2009)认为内容的不一致和背景的不一致造成了情感预测偏差的两大直接来源。

3.2.1内容不一致误差

就内容来说，事件有时并不如我们所模拟或设想的那样发展，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在预测时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Dunning，2007)。所以模拟的内容常常和最终的结果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就构成了情感预测偏差的来源之一。

首先，模拟不具代表性。当我们模拟未来事件时，通常会检索记忆中与之相似的事件。理想的情况是，我们提取相似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记忆。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通常会提取那些最易获得的记忆，而这些最易获得的记忆往往不具有代表性(Morewedge，GHbert，&Wilson，2005)。例如，我们往往基于有关事件中最糟糕的那一起来预测我们将有的感受。有关顶峰一末尾规则(peak-end rule)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于过去情感事件的评价往往取决于两个时刻，即在经历情感事件时所达到的最大情绪强度以及在事件末尾时所体验到的情绪感受，而情感事件所持续的时间则基本上被忽视(Kahneman，2000)。当对事件的模拟建立在这样有偏的记忆之上时，对事件的预测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了。

其次，模拟本质化。我们对未来事件的模拟通常只包含了事件的本质性特征，即出现聚焦错觉，而忽视了与事件相伴随的偶然特征。在模拟中我们只对事件的本质特征作出了情绪反应，而实际的情绪体验却是本质特征和偶然特征加权总和的结果。例如，Kahneman等人(Kahneman，Krueger，Schkade，Schwarz，&Stone，2006)的研究显示人们在预测时往往夸大收入、婚姻、福利等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而且这种对偶然特征的忽视在对远端事件的预测时表现得更为明显(Trope & Liberman，2003)。模拟的本质化倾向不仅受到我们有关本质特征想法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通达性也会加剧这种倾向，某个事件的本质特征越容易在头脑中浮现，影响偏差就倾向于越严重(Sanna&Sehwarz，2004；Keller&Bless，2009)。

第三，模拟起始化。人们在对事件的模拟中不仅会忽视偶然细节，而且倾向于强调事件的初始时刻。Dunn和Ashton-James(见，Gilbert&Wilson，2009)的研究表明人们似乎是通过事件的开始部分来表征未来的事件的。这种对事件早期时刻强调的结果会导致对适应过程的忽视，例如，免疫性忽视(Wilson&Gilbert，2008)。人们在对未来的情感作出预测时，并没有把这种适应考虑在内(Wilson，Centerbar，Kermer，&Gilbert，2005)。大量的研究显示，健康被试会高估自己处于不健康时悲观的程度(Riis，Loewenstein，Baron，Jepson，&FagerIin，2005)，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至少能部分的适应负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影响(Oswald &Powdthavee，2008)。

第四，模拟具有比较性。在对未来的事件进行模拟时，我们往往采用比较的方式，而在实际的情绪体验中则不是。Novemsky和Ratner(2003)研究指出人们通常持有一种有关对比的常人理论(lay theory)，即较差的先前经历反而会让他们在随后的事件中享受到更大的享乐体验，因此人们在对未来的享乐体验作出预测时会高估不同对象之间的差异。例如，被试在预测不同口味的糖豆所产生的享乐体验时，夸大了糖豆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对比效应。而在实际的体验中，糖豆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所预想的那么大。有关区别偏差(disfincfion bias)的研究(Hsee&Zhang，2004)也指出模拟具有比较的特点。即情感预测通常在联合评价的模式中作出的，此时预测者面临多个选项，因而会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细微的定量差异上；而情感体验则处在单一评价模式中，此时体验者通常只面对已选择的那个选项，差异就不会那么凸显了。

3.2.2背景不一致误差

准确的情感预测不仅需要所预测的内容与实际发生的相一致，而且还要求预测时的背景因素与实际体验时的背景因素相一致。这是因为我们的情绪预测不仅是对预测内容的反应，而且也受到预测时背景因素的影响。背景因素分为外部的情境和内部的动机性状态。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外部情境甚至于一些微小的情境变化都会对人的心理的和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Ross & Nisbett，1991)。当预测和体验所处的外部情境不一致时，情感预测往往会出现偏差。

动机性状态包括基本驱力(如，饥饿、干渴和性唤醒等)、心境、情绪等(Loewenstein，1996)。它对情感预测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情鸿沟(Loewenstein&Schkade，1999)很形象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在Van Boven和Loewenstein(2003)的研究中，实验者要求被试想象迷失在森林里他们受口渴还是饥饿的困扰更大一些，相比于将要运动的被试，刚运动完的被试更有可能高估自己受口渴的困扰。此外，对采用反思朝向(reflective orientation)的个体来说，较之思虑朝向(ruminative orientation)的个体，在处于坏心境下的时候，他们会对事物做出更积极的预测以达到改善心境的目的(Buehler，McFailand，Spyropoulos，&Lam，2007)。当有个人目标的卷入时，个体也会做出更为极端的情感预测，即预测成功会使自己更快乐，失败会使自己更难过(Greitemeyer，2009)。

从心理模拟的角度来看，情感预测偏差的出现源于所采用的策略。这种内部视角(inside view)(Dunning，2007)的不足为情感预测的改善提出了一条可行的策略，即采用外部的视角(见下文，Gilbert，Killingsworth，Eyre，&Wilson，2009)。在Gilbert和Wilson(2009)看来，情感预测偏差部分地源于所模拟内容出现了偏差，但是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我们对模拟的情绪反应与对现实的情绪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就策略而言的整合只是提出了模拟未来所遵循的原则，并没有说明其过程机制。

上述两种整合加深了我们对情感预测的理解，不论是人格的双系统(Dunn et al.，2008)还是心理模拟(Gilbert&Wilson，2009)都把已有的研究纳入了一个系统的框架。然而，从分析的水平来看，Duma等人着眼于人格整体似乎更为根本，而且从这个视角也就不难理解人们在情感预测偏差上的个体差异。不过，Gilbert和Wilson(2009)的理论框架则更能为情感预测偏差的矫正提供借鉴。下面将就这两个议题展开论述。

4　情感预测偏差的个体差异

尽管人类在情感预测时会出现一些偏差，如

高估、低估甚至错误地估计了在某些情绪唤起情境下自己或他人所体验到的情感。但是，是否会有一些人能更为准确地进行情感预测呢?既有的研究发现了个体差异。Wilson，Gilbert和Salthouse(引自Wilson&Gilbert，2003)探讨了年龄对情感预测的影响，当受访者被问及他们预计自己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从情绪事件中恢复过来时，研究结果显示，60岁以上的人预测他们能更快的从情绪事件中恢复过来，而20～60岁的被试则认为自己需要更长的时间。尽管这一研究只测量了所预测的情绪，并没有对实际的情绪体验进行施测，因此无法确认谁更能准确地作出情感预测，但是这表明年龄对情感预测是有影响的。最近的～项研究(Nielsen，Knutson&Carstensen，2008)系统地考察了年龄的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老年被试比年轻被试作出了更为准确的情感预测，尤其是对损失相关的事件，老年被试准确地预计到了自己的情绪反应模式。Duma等人(2007)认为情绪智力对情感预测有重要影响，因为它内在地包含了对情绪的理解和管理。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具有较高情绪智力的个体更为准确地预测了他们在情绪唤醒情境下的情感反应。另外，Lam及其同事(Lam，Buehler，McFailand，Ross，&Cheung，2005)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情感预测上表现出文化差异，相对于西方人而言，东方人更不易于出现焦点化倾向，所以他们对未来情感的预测更为温和，从而不会出现影响偏差；尽管如此，东方人在情感预测的准确性上并不比西方人更为准确。情感预测的个体差异不仅体现在这些人格和文化因素上，而且个体所采用的策略也会影响预测的结果。例如，由于人们在预测负性事件时并没有顾及应对(coping)在情绪恢复上的作用，那些采用情绪加工策略的个体比采用情绪回避策略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影响偏差(Hoerge~Quirky，Lucas，&Cair,2009)。类似地，如果个体采用回测(backcasting)(即个体先设想自己未来一段时间的情绪状况，然后再考虑事件对自己情绪的享乐影响)的策略，那么他们所作出的情感预测比采用通常策略(即直接考虑事件对自己情绪的享乐影响)的个体也要更为极端(Ebert，Gilbert，&Wilson.2009)。

有关个体差异的研究进一步设定了情感预测现象的界限，它为我们深入理解该现象的心理过程提供了参照。不论从年龄这样外显的变量，还是情绪智力、思维方式以及应对策略等内部的变量上，调节因素的存在表明情感预测偏差的普遍性和变异性，然而这种变异性在多大程度上修正着它的普遍性还需要深入的探讨。不过这也为情感预测偏差的矫正提供了可循之法，即通过第三变量来间接地提高情感预测的准确性。

5　情感预测偏差的矫正

研究者在确认情感预测偏差的同时也在试图寻找一些改善人们情感预测的干预措施。从心理模拟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例如，通过对过去典型事件的回忆(Morewedge et al.，2005)、去焦点化(Lam et al.，2005；Ayton，Pott，Elwakili，2007)、使预测和体验时的背景因素相一致等。此外，Igon(2004)通过启动改变人们有关情感进程的常人理论(1ay theory)来改善人们的情感预测，常人理论或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常被看成一般的知识结构，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看到臭氧水平下降的被试比看到臭氧水平稳定的被试在预测情感时表现出更少的持续性偏差，即认为自己的情感消退的更迅速。有时这些常人理论甚至会逆转持续性偏差。例如，人们在预测车身上有划痕的情绪后果时会低估它的情绪影响力，而实际上我们对划痕的情绪反应要持久的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们通常会认为对车身划痕这样的小事无需介怀(Wood&Bettman，2007)。除了改变个人的内部心理变量，我们还可以通过向个体提供额外信息的方法来达到改善情感预测准确性的目的。比如，在被试对未来的事件作出情感预测的时候，如果让他们知道同伴在过去对这件事情的情绪反应，那么他们就会作出更为准确的预测(Gilbertet al.，2009)。

如果从认知一体验自我理论来看，要改善情感预测就须处理好理性系统和体验系统之间的关系。首先，在预测情感时，我们可以对理性系统加以干扰使其作用最小，而只让体验系统发挥功能。有关无意识思维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策略的可行性(Dijksterhuis&Nordgren，2006；庞捷敏，原献学，李建升，2007)。有意识思维指的是个体着手某一任务时能够意识觉察到的认知和／或情感过程；而无意识思维指的是个体处理某一任务时发生在意识觉察之外的认知和／或情感过程。意识思维和无意识思维之间的关键区分在于注意。通过分心作业，个体会将理性系统置之度外，转而更加依赖体验系统对未来的情绪作出预测，达到提高情感预测准确性的目的。其次，除了排除理性系统的作用，我们还可以加大对体验系统的关注。在对未来的事件作出有关情绪的预测时，我们当下也有先行体验情绪(cohen，Pham，&Andrade，2008)。当预测体验情绪和先行体验情绪发生分离时，如果能把这两种情绪都加以考虑，那么所作出的情感预测将更加切合实际。Rawn和Dunn(见Dunn et al.，2008)考察了上述可能性。在她们的研究中，首先给节食者和非节食者呈现巧克力饼干，在呈现的那一刻，两名研究助手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评定了每个被试的面部表情，从而对被试的先行体验情绪进行了测量。接下来要求被试对享用这些饼干的感受作出预测，从而提供了预测体验情绪的测量。最后被试实际食用这些饼干并报告他们的真实感受。对于节食者而言，他们所体验到这两种情绪是相冲突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上述设想，节食者的先行体验情绪能更好地预测他们的实际体验。因此，如果人们在作出情感预测时将先行体验情绪纳入考虑，他们作出的情感预测会更准确。

情感预测偏差是普遍存在的，不过从上文中可知，我们的确可以提高情感预测的准确性。然而就像进化论者所辩称的那样，人类认知上的偏差能通向适应性的决策和判断(Haselton&Funder，2006)。因此这种干预的合理性还需要现实的检验，似乎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愈准确愈好。这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6　小结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近些年有关情感预测偏差的研究。从这些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情感预测偏差的研究涉及到了多个方面，既有对预测偏差的确认及其原因的探讨，也涉及对其调节、影响因素的考察。所有这些都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然而既有的研究并没有揭示出情感预测的全貌，有关情感预测的许多议题仍需要深化。未来的研究可循

着下面几个思路来开展。

第一，虽然已有的研究已经确认了多种人格变量在情感预测中的调节作用，如情绪智力，应对风格等，但是毫无疑问，仍有许多调节变量在发挥着潜在的作用，如认知需要(Petty，Brifiol，Loersch，&McCaslin，2009)。对潜在变量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情感预测的实质及其过程，而且也有助于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提高人们情感预测的准确性，进而改善人们的判断和行为。

第二，情绪对人类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Baumeister，Vohs，DeWall，&Zhang，2007)。作为情感预测结果的预期体验情绪(anticipated emotion)毫无疑问会指导人们的行为。预期情绪对决策(Rick&Loewenstein，2008)以及人际关系都会产生影响(Dunn&Laham，2006)。同样地，先行体验情绪对人类行为也有重要的影响(Dunn，Dalgleish，&Lawrence，2006)。但是预期体验情绪和先行体验情绪各自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例如，后者更多的受到不确定性影响，而前者则不是。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另外，就预期情绪本身来说，我们可能对一个事件作出两种情感预测，比如，设想购买了某件物品会产生享乐体验，而克服购买的欲望却会产生自豪的体验，这样一来在指导未来的行为时，就可能造成双趋冲突(Maclnnis&Patrick，2006)。探索这些不一致或者冲突在何种背景下某一方居于主导地位来支配行为，或者双方交互作用来共同决定行为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第三，情感预测不仅会塑造人们的行为，同时也会左右我们对客体或事件的判断和评价。例如，Patrick等人(Patrick，Maclnnis，&Park，2007)的研究表明只有当实际体验的情感比所预测的更糟时，它们才会影响我们对产品的评价。不过这一研究只集中于对效价的考察，并没有把不同的情绪分别对待。近来有关情绪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日渐强调具体情绪作用的特异性(cohen et al.，2008；Zeelenberg，Nelissen，Breugelmans，&Pieters，2008)。因此，有关具体的预测情绪对评价和判断的影响还需探讨。

第四，鉴于情感预测偏差的普遍性，有学者开始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审视人类情感预测的现象(Dunn & Laham，2006)。例如，对未来负性情感的高估可以驱动个体规避这些结果，对未来积极情感的高估可以提高人们的坚持和努力，但是高估负性情感也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恐惧和担忧。进化心理学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领域特异性的假设。以往的研究多探讨个人生活事件中的情感预测偏差。如果从领域特异性的假设出发，这种预测偏差能否推广至其他领域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主题。最近，B6hm和Pfister(2008)考察了人们环境风险知觉中的情感预测现象，他们的结果显示人们能够准确预测臭氧损耗的情绪后果。这种不一致是否就验证了进化心理学中领域特异性的观点还有待研究。

第五，最近对预测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在有关情绪事件的预测中更多地考察了先行体验情绪的作用(D’Argembeau，Xue，Lu，Van der Linden，&Bechara，2008；Knutson&Greer，2008)，很少涉及预期体验情绪，因为产生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情绪，往往伴随着先行体验情绪，从而造成两者的混淆，难以分离。随着认知神经科学中理论和方法的革新，有关预期体验情绪的研究将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综上所述，尽管情感预测在人类的生活中寻常可见，但是我们对它还有许多尚待解答的问题，有关情感预测的研究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