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家谈科普创作和科学普及传播

摘 要 国内科普创作不景气，科普作品缺乏精品、缺少读者的状况，已是近些年来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科普读物不好看？”“为什么现在青少年更多地喜欢读国外的科普和科幻作品？”“为什么科学家愿做科普的人很少？”“优秀科普作品的创作和传播需要怎样的环境和土壤？”随着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以我国科普出版史上堪称空前的强大创作、编审阵容编创出版，科学家和科学媒体工作者都在思考，在探讨。

关键词 科学家；科普创作；科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07-0239-03

筹备出版于1959年的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自上世纪60年代初与读者见面后，便开始成为我国最经典的科普读物，她影响了我国几代青少年的科学启蒙，堪称亿万国人成长岁月中的知识圣经。这套被称为普及科学第一读本的书，在其诞生以来的50多年中一版再版，累计发行量逾亿册，至今仍是国人印象中最熟悉的科普书。今年8月，18卷本、600余万字、7000余幅图片的16开本第六版全彩色图文本《十万个为什么》最新出炉。这套有115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编委，其中40多位院士还亲自撰稿，数十位中国第一流科学家担纲分卷主编和副主编（有媒体称这是一次“中国一线科学家的总动员”）；此外有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学科的科学家，包括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和科学松鼠会的数十名“松鼠 ”在内的一大批科普作家参与编写（作者多达768位），并且在征题、编排和装帧上都极富“好看”、“好玩”创意的新版《十万个为什么》， 一经在“第十届上海书展”期间与读者见面，便立即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获得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事实上，国内科普创作不景气，科普作品缺乏精品、缺少读者的状况，已是近些年来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很多科普读物不好看？”“为什么现在青少年更多地喜欢读国外的科普和科幻作品？”“为什么科学家愿做科普的人很少？”“优秀科普作品的创作和传播需要怎样的环境和土壤？”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以我国科普出版史上堪称空前的强大创作、编审阵容编创出版，正是对这些疑问进行的一次探索实践。第十届上海书展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总主编韩启德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出版座谈会。同时，中国科协主办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第一次走出北京，在上海举行主题为“科学家与科普创作”的第32期活动；关注和聚焦中国书业和读书界前沿思考的“书香中国”阅读论坛也第一次选择“科学”主题，邀请院士、科学家和科学媒体人共话“科学时空与阅读世界”，这一系列活动的展开，更使“科普读物”、“科普创作”与“科学传播”在书展前后成为抢眼的新闻热词。科普创作和出版能否藉此契机走出低迷状态，进入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科学家和科学媒体工作者都在思考，在探讨。

1科学家与科学普及与传播

“科学家的责任，是做好科学研究，力争达到最好水平。”在第32期“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现场，多位院士都谈到，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很重要，但科学家很难为此花很多时间。毕竟，科学家的首要责任是科学研究，主次不能颠倒。担任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主编的古生物学家周忠和院士说：“如果不是韩启德主席动员我们，还有这一品牌的吸引力，我恐怕还真没有时间做这个事。”

正如周忠和院士所说，“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做科普不是根本的办法，而是要靠兴趣”。事实上，一些自觉地热心投入科普的科学家，确实都是科普创作的兴趣爱好者，李大潜院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票友”。因为爱好，他们会在业余时间潜心“玩票”；又因为他们工作在科研第一线，所写作品不仅能将科研成果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楚准确、通俗易懂，而且总是传递着科学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信息，令人读来开阔视野，激发想象。因此汪品先院士说“最好的科普是有兴趣的科学家写的”，汤钊猷院士说“一流的科普作品，往往是一流的科学家所作”。阿西莫夫、卡尔 萨根等科学家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证。

随着科学的社会化发展，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不再只是科学家的事，许多科学研究的立项和持续推进，都需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被誉为“嫦娥之父”的著名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对此深有感促。他说他以前并不认为科普创作和传播是科学家的责任，但是做了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后，就感受到了做好科普的重要性和责任。因为探月工程立项之初，社会公众对之不了解、不理解，有很多疑惑。例如“中国还有很多地球上的事情没干好或干不了，为什么现在要选择去探测月球？探月工程要花费多少钱？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多大意义？是不是有利于我们的创新？、、、、、、来自社会四面八方的众多质疑，对欧阳院士触动很大，他由此感到自己有责任向社会各阶层做科学普及和传播。这些年来，他积极投身科学传播，不辞辛劳到各地做科普演讲，参与“嫦娥书系”的创作出版，与人合作撰写《再造一个地球》等科普图书。在做科普的过程中，他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些青年朋友因此立志要从事深空探测事业。他说自己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激励，深刻感受到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对科学最大的支持，而自己也一定要为纳税人负责，为改变和提高他们的未来生活而努力。欧阳院士坦言，自己从中得到的最大启发是：“科学传播是与科学家做研究工作同样重要的事，是科学家不应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2重要的是传播科学精神

“科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科学普及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知识的普及，最重要的，是普及科学精神。”陈佳洱院士说：“科学的本质是坚持真理，探索自然，科普要把握好这一本质，这是很重要的事。”然而，全面正确地把握科普取向并不是容易的事。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院士就提到：“我们的科普长时间停留在知识的层面，看重物质财富的创造，追求功利的结果，而在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推动社会向更高的精神层面发展，促使人的全面发展上却少有作为。比如国内现在有很多设施豪华、费用高昂的科技馆，小孩子们在里面玩得非常高兴，但是对他们有启发、引导思考的内容很少。在里面就是玩科学的玩具，没有想问题，没有什么进步。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就从提问出发，让你去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科普中要强调的一方面。普及科学精神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提升民族精神文化层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现在科普普遍重结果、轻启发的状况必须改变，对暂时不产生物质结果，但有利于激发好奇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科普要鼓励。要结合社会热点，从问题出发，引导人们去疑问，去思考。”

汪品先院士则指出：“科学普及实在是文化层面的事。现在中国的科学投入和SCI都提高了很多了，但是文化上却呈向下的状态，这是很可悲的。要抽去向坏的根子，除了科学有用的一面，科普一定要讲科学有趣、有意思的一面；要知道“是什么”，更重要的还要提倡问“为什么”。提问、质疑本身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对此弘扬不够。”汪品先院士说，这也是东方文化的缺陷。他举例一位中国学者在东京讲学的故事说，演讲厅里听众坐得满满的，但最后一个提问的都没有，学者问主办方，“今天讲得很糟糕吗？怎么没有提问”，主办方回答说，日本人是懂礼貌的，如果问题问得太难了，会让讲者没有面子，问得太浅了，又显得提问者没有面子，所以就不问了。“我觉得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孩子开始，让他们喜欢问问题。重要的是要问‘为什么’，科学的关键是怀疑精神，把这种科学精神传导给大家，才是科普的方向。

从事古生物研究的周忠和院士也说到，他经常被国人问起“研究古生物有什么用？”在国外就没有人提这种问题，因为在那里，探索未知，追求真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解过去是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古生物研究就是要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要撰写生命史书，重建生命之树。周忠和院士认为，中国国民科学素养的低缺，与中国长期的集权、专制统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文化崇尚权威，讲究君臣父子，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说，怀疑、提问、证伪是科学的精神，那么我们正相反。同时，近100多年来，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而非科学，并且以技术来理解科学，导致功利主义盛行。因此，今天的科学普及，应该更多的传播非功利主义、非唯上、非形式主义的科学精神。他认为，这是比科普创作更为重要的。

3科普是一门专业，需要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组织

中国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这正在成为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共识。因此，尽管做科普与做科研在时间上难免有所矛盾，但近些年来，感受到做科普对做科研有促进，乐意做科普的科学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担任着上海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的褚君浩院士认为，科学家做研究工作就有责任把这方面研究的前沿信息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大众，所以科普应该是科学工作的一部分。如果能在国家立项的科学研究项目中，明确有该项研究的科普传播任务和经费，并且列入考评、验收行列，将可对科学传播和科普创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指出：“单靠科学家是不够的，一定要重视培养专门从事科普的人才，尤其是要从青年开始培养。” 他还举例说，“爱因斯坦当年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就是和英菲尔德一起写的。爱因斯坦是科学家，英菲尔德是科普作家，结合起来效果就非常好。”

欧阳自远院士也说，他的科普著作《再造一个地球》，也是合作的结晶。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写，出版社给他推荐了一位有专业基础，又有很强的文字表现能力的青年学生，“我把有关的故事都给她讲了，她执笔来写，结果书出版后反响很好，是一次很成功的合作。”

寻求多种方法进行专门科普人才的培养，并建议在高校开设科普专业，是很多院士都提到的一个问题。对此，主持第32期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的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回应说，从2012年开始，中国科协和教育部联合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6所985高校开设了科普专业硕士研究生班，现在有150名硕士研究生正在培养中。他们今后将成为科学传媒人才，科普教育人才，科普教、展具产品的创作人才，是科普的组织者和展现者，而非专门培养科普作家。

确实，优秀的科普作家不是靠专业培养出来的。积极有效的科学普及需要科普作家，还需要各方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著名数学家李大潜院士表示，现在从事科学普及传播的主要是专业的科普工作者和一部分科学家，这两类人各有不同的特点，都应该得到鼓励。对于科普工作者，我们要使他们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和工作水平，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好这项工作，而且要让他比做博士、做教授更有前途。对于科学家，我们则要适当地组织，让他们能在做好专业研究的同时，腾出一定的时间来做写科普书、进行科普演讲这样的工作。他认为，上课就是科普能力的体现，科协等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大学教师做一些科普的工作，其中有人可能可以成为很好的科普工作者。“把这两部分人的工作做好的话，我们的科普工作是大有希望的。”

4科普是一门艺术，需要文理兼融、不断创新

“书香中国”阅读论坛一直是上海书展的重要活动之一。今年书展的论坛主题是“科学时空与阅读世界”。陈佳洱、欧阳自远、周忠和、李淼、姬十三和严峰等中科院院士、著名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科学媒体人应邀来到现场，座谈科普创作与阅读的话题。论坛开始时，面对锦沧文华大酒店会议大厅里稀稀落落的听众席，论坛主持人，东方卫视的骆新连连感慨：相比前几届以文学艺术阅读为主题的论坛听众之热情踊跃，今天的现场显示出科学二字在阅读面前遭遇的尴尬。

为什么在科學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趋深入，已重新构建了人類溝通、旅行、生活和工作方式的今天，科普读物在我国却仍然遭遇冷落？陈佳洱院士认为，要将科学的本质和原理浅显地表达出来，是要求很高的一件事，科普读物要写得吸引人难度颇大，很不容易。面对记者“为什么现在的幼少儿、青少年都喜欢国外的科普作品而极少读中国科普作品”的提问时，褚君浩院士说他也想问，为什么自己的孙子喜欢看的、玩得也都是国外的科普读物、视频和游戏，国产科普作品为什么不吸引孩子们？主编以引进法国版权科普文章为主要内容的《新发现》杂志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指出：“科学写作是很难的事，而中国教育的文理分科造成的文理分化，甚至文理对立的状况很严重，以至文理双方分别称呼对方为“文傻”、“科呆”，这在国外是少有的。”不能不说，这确实是影响我国科普创作、尤其是优秀作品产生的一大障碍。

在做大量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创作出版有《超弦史话》、《越弱越暗越美丽》等科普著作，热爱音乐与诗歌，最近开始写科幻作品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无疑是一位优秀的科普作家。他在一篇博文中这样说：“写作和研究一样，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说话谁都会，网上写几句也一样，但这些都不是写作。写作，一种是简单地写出语言之美的写作，更多的时候，写作是一种表达和交流，文字承载的是大脑中复杂的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的结果。所以，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要求的创造性一点也不亚于科学研究。” 在论坛上他还提到，“科学传播是一门艺术，要通俗但不简单，要有趣但不煽情，是严谨准确基础上的深入浅出、生动有趣。”

事实上，科普创作不只是写书，还包括动漫、展览、影视等等很多形式。随着时代的前行，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今后受众对科普的内容和形式必然会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文理兼容，不断创新，已经是提升科普能力建设不容疏忽的重点内容之一。

5网络环境下，科普如何面对“大师”及其形形的谣言

“地球是否真会毁灭？”“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对于网上经常出现“王林大师”之类的人物和现代科学还无法证伪的问题，科学家和科学媒体人怎么看待？

面对听众和主持人的发问，欧阳院士根据地球的发展演变规律以及地球和太阳的关系，说明当地球内部的能量消耗殆尽的时候，地球就会死亡，但那将是在距今45-50亿年以后的事，根本不必为之恐慌。李淼研究员表示：在人类个体有限的生命存在中，会遇到很多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对待未知应有的科学态度是要好奇，要疑问，要求证。当无法百分百证实时，不能将问题一棍子打死，而要允许存疑。严锋主编说，国外现在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问题研究的越来越多，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等都有文章发表，是科学对世界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的探索，《新发现》就做过一次“寻找信仰分子”的专题介绍。对科学、非科学、伪科学三者如何定义，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周忠和院士则说到：成熟的社会一定是多样性的、宽容的，信仰和想象都是有自由的。

科学本身有很多未知，应该允许存疑，允许探究。当然，探究必须遵守法规，管理必须有规则。”对于那些与信仰、与探究自然毫不相干，而是打着信仰和科学之名义裝神弄鬼、欺人騙财的“大师”及其作为，人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识别，而这与人的科学文化素养息息相关。现在我国公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普遍较低，在世界上排位靠后，也是伪科学、“大师”、谣言得以趁虚而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弘扬科学精神，切实提高我国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刻不容缓。

中国的网络科学传播近几年来是世界领先的，科学松鼠会发起人、果壳网CEO姬十三就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和推进者，对新媒体环境下科学传播最有体会。如果说过去的科学普及往往一次面对几十人、几百人，那么今天在网络环境下，科学普及的传播是一下子面对几千、几万、几千万人，传播手段先进快捷了，谣言传播也跟着轰轰烈烈起来了。姬十三说，“这就是今天的问题！

在新媒体时代，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断章取义地单写出来，被极端化、娱乐化地到处传播，也就更易于传谣而难以辟谣。” 面对这样的挑战，在新媒体时代，传播什么，为谁传播，如何不失真地有效传播，让科学战胜非科学、伪科学，已成为科学普及传播急需要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在网络上谣言传播远比理性的科学传播占优势？为什么真大师往往默默无闻而伪大师到处盛行？嘉宾们回答这一提问说：作假的东西没有底线，可以尽情发挥和表演，因此看似总比真的更有趣、更精彩、更吸引人。正所谓“谣言比真相更精彩”，这也正是科学普及传播的难点。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技巧也就显得尤為重要。目前，科普不仅要借助熱點、借助感情和娛樂等元素進行生动有趣的传播，更要细分读者群体，满足青少年、社会公众、公务员、领导干部以及艺术人文工作者等等社会各层次特定人群的不同需求。对此，欧阳院士身体力行，做过积极的尝试——為了适应不同受眾具体情况，他就同一个内容的演讲稿作了三十八种不同形式的演讲，产生了很好的普及效果。著名科普作家、天文学家卞毓麟，在论坛现场的听众席上举手，回答关于“我们当下的科普写作应该就高还是就低”的提问时说的一席话，更赢得了全场掌声。

他说： “一百多年前，著名的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就有一条座右铭，‘科学知识应该大众化而不应该庸俗化’。前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也说过，‘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乏味的叙述’。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欣赏科学，科普如何培养和提高欣赏科学的能力？借用朱自清先生对文学作品最高境界的定义，就是‘不分雅俗、唯有共赏。’我们的科普创作和传播就应该朝着这个方面努力。”

而欧阳自远院士讲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带回月球之石之后，曾经引起美国国内社会上外长达40年的真假之辩，而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始终不予回应，而是踏踏实实地积累研究结果，直到最近，研究积累达到了足以回答所有疑问的程度，他们才做出了回应，让科学事实战胜了长达40年的谣传，由此成就了一次历时最长的航天科普运动的故事，也使大家对如何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科学普及传播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要求也显得越来越迫切，可以说，科学普及在我国的重要性正日趋显现。“以前还从来没有过那么多院士同时来谈科学普及和传播问题的。但是光靠大师奉献对做好科普工作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说：“目前我们的科普氛围还远不够好，政策还不配套。但从去年开始，国家已经开始在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

我们也许有理由相信，我国的科学普及正在开始进入黄金时代，科普创作及其出版传播的繁荣值得期待。